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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邸，又可称为潜龙邸，是皇帝即位前或者太子尚未即位时的住所。清代仅有四位皇帝拥有潜邸，即康熙、雍正、光绪和宣统，潜邸分别为福佑寺、雍亲王府（即现雍和宫）、醇亲王府南府和醇亲王府北府。新帝登基后，其原本居住的住所升为潜邸，由于是龙兴之处，一般不再让他人居住，通常改为寺庙或者祭祀场所，可见皇家对潜邸的重视程度。而在仅有的四座潜邸中，福佑寺和雍亲王府先后改为喇嘛庙，成为藏传佛教的办事机构，这与藏传佛教在清朝的特殊地位和政治作用密不可分。
潜邸由来已久，北宋时欧阳修的《代人辞官状》中就有“属潜邸之署官，首膺表擢”的记载。潜邸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其象征意义上，皇子在自己开牙建府的过程中会伴有自己的臣属，这些潜邸旧臣跟随皇帝的时间最长，是皇帝的亲信，在皇子正式继位后更加容易荣升高位，以巩固皇权。清代最为人所知的潜邸旧臣之一就是后来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在登基后不久，雍正帝胤禛就任用年羹尧之兄年希尧升任广东巡抚，胡凤翚为江苏织造，傅鼐就任内务府总管，雍亲王府时的旧人普遍有所擢升。因此，潜邸不仅具有尊贵的象征性，还有政治意义。藏传佛教格鲁派又称作黄教，是15世纪初由宗喀巴大师创立的，其通过对藏传佛教一些理论学说的改良，赢得了大批教众，成功成为当时藏传佛教的主流，在蒙藏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引起了清廷的重视。为了更好地管理蒙藏地区，清朝对格鲁派采取了扶持政策，利用格鲁派在蒙藏地区广泛的影响力和政治力量来达到安抚蒙藏诸部、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清朝中前期的两座潜邸，即康熙潜邸和雍正潜邸先后被改做喇嘛庙，这与当时的民族政策不可分割。
一、潜邸概况
福佑寺是康熙登基前的避痘之所，由于清朝统治者入关前居住在较为寒冷的关外地区，气候不适于天花的生长，满人大多没有得过天花，故而入关后男女老幼因天花而死者无数。清朝统治者对于天花的肆虐迅速采取了一定的预防措施，最为常用的三种就是避痘、祈神和种痘，顾名思义，避痘就是将未得天花的人和生痘者隔离开，有效地预防天花的传染。福佑寺在西华门北街，始建于清顺治年间，坐北朝南，福佑寺前后有三进，第一进主要有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山门共有三间，饰以黄色琉璃瓦，前后建有专供帝王使用的御路，东西各有一座精美的木牌楼，东面写有“佛光普照”“圣德永垂”，西面则书“泽流九有”“慈育群生”，门正南面建有185米长的照壁，钟鼓楼、天王殿和山门一样用黄色琉璃瓦歇山顶。第二进主要由本寺的主建筑大雄宝殿和配殿组成，大雄宝殿共五间，东西配殿三间。第三进有后殿五间，伴有东西耳房，殿中供奉“圣祖仁皇帝大成功德佛牌”牌位。
雍正初年，雍正帝曾经想将这处住所封给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但弘历未曾迁入，他在登基后将其改为喇嘛庙，由理藩院入册管理，交予达赖喇嘛掌管，设格隆喇嘛12名，班第喇嘛若干名。格隆本来是一种戒名，受戒者在25岁左右，只有受过格隆戒，才能称为正式喇嘛，“格隆即比丘，受戒喇嘛，为各僧职喇嘛的随从，是主要的诵经者”。班第和格隆一样，也是戒名，班第一般指普通僧人，再升一级受过格隆戒才可成为喇嘛;另一种说法是，班第属职衔，是上层喇嘛的徒众，其职务是在寺内外诵经。民国初年，福佑寺成為九世班禅的驻北平办事处。福佑寺一直保持着同格鲁派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此同时，它还是清代的第一座潜邸，前后经过多次修葺，保存至今。
雍亲王府始建于康熙年间，曾经作为康熙第四子胤禛的府邸，胤禛是在康熙三十七年封的贝勒，所以府邸先是贝勒府，又在康熙四十八年晋封了雍亲王，贝勒府也就随之升为亲王府，为了同爵位规格相匹配，府邸也进行了扩建。雍正即位后，将雍亲王府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黄教寺院，另一部分作为行宫，雍正三年行宫失火，于是改上院为“雍和宫”，雍正帝驾崩后，曾停柩雍和宫。乾隆时期，雍和宫正式改为喇嘛庙，并赐名“噶丹敬恰林”，从藏语翻译过来就是“兜率壮丽洲”。雍和宫坐北朝南，共有七进院落，主要由天王殿、雍和宫殿、永佑殿、法轮殿、万福阁五座大殿组成，雍和宫殿作为正殿，相当于普通寺庙内的大雄宝殿。而法轮殿的殿顶及天窗顶所建的鎏金宝塔具有明显的藏族风格，殿内供奉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法轮殿的西侧是乾隆帝为了迎接六世班禅而建立的戒台楼。寺内还有御碑亭，安放着乾隆御撰的《喇嘛说》。
和福佑寺相比，雍和宫的殿宇更多，在藏传佛教尤其是黄教的传播中也具有更强烈的意义。在乾隆皇帝的促成下，章嘉活佛在雍和宫主持建立了四学殿，传授佛学知识、天文历算和藏医药学，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僧众。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亲自来到承德向乾隆皇帝祝寿，在法轮殿西，万福殿前建班禅、戒台二楼，六世班禅曾多次在戒台楼上为僧人受戒或讲解经书。雍和宫除了在宗教文化的传播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外，还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雍和宫内设有“中正殿管理喇嘛念经处”“总管驻京喇嘛印务处”，分别对行政和宗教两方面进行管理。“中正殿管理喇嘛念经处”直属于理藩院，管理喇嘛念经与办造佛像，主要官员由皇室和大臣组成，负责雍和宫的行政事务。“总管驻京喇嘛印务处”的职责是管理北京、热河、五台山等地的喇嘛和寺院的各项事宜以及雍和宫的宗教事务，担任主要官员的是各级喇嘛。
醇亲王府前后出了两位皇帝，分别是光绪帝载湉和宣统帝溥仪，醇王府南府位于太平湖，原是荣亲王永琪的府邸，咸丰九年封与奕譞，成为醇郡王府，后来又升为醇亲王府。光绪帝即位后，醇亲王府按照规定不可再居住，前半部分作为祠堂，后半部分则作为潜邸，醇亲王府搬至什刹海原成亲王府，即醇亲王北府。溥仪入承大统后，醇亲王载沣成为摄政王，按照规定北府也应成为潜邸，宣统元年开始修建摄政王府，斥银接近二百万两，整个工程极尽豪奢。然而，王府还未竣工就迎来了辛亥革命，工程难以为继，载沣也依然居住在原醇亲王府中。
二、潜邸与清朝宗教政策
福佑寺和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寺院，都形成于乾隆时期，这一时期对于藏传佛教的重视与扶植，是与清中前期的宗教政策密不可分的。清初，由于格鲁派经过一系列的宗教改革措施，受到了蒙藏佛教信徒的拥护，在蒙藏地区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影响力不仅限于僧侣，也得到了普通民众的认同。藏蒙区域对黄教的信奉，遭到了朝廷的忌惮，清政府认为“蒙古惑于喇嘛”“蒙古惟信喇嘛”，可见清政府在开始时对藏传佛教并不推崇。
清前期采取着以德抑武的怀柔性政策，崇奉黄教就是其中一种拉拢蒙古地区的手段，并且清政府很快认识到达赖和班禅在黄教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中外黄教，总司二人”。顺治十年，正式册封五世达赖罗桑加措为达赖喇嘛，承认其政治和宗教地位，康熙五十二年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这不仅有利于拉近蒙藏地区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将格鲁派置于清朝的管理体制之下，进而通过对格鲁派的控制达到管理蒙藏地区的目的。
三、结语
福佑寺和雍和宫作为宗教场所的政治意义在当时远高于文化意义，尤其是乾隆五十七年初设立“金瓶掣签”制度，乾隆帝提出“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之名，贮于雍和宫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内，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之札萨克达喇嘛等公同签掣，或得真传，以息纷競”，可以看出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重视。这一系列行为对于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有利有弊的，一方面清廷对藏传佛教的管辖有助于维护社会安宁和国家稳定，对佛教的尊崇和重视也笼络了蒙藏人民的民心，并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艺术文化的交流。但另一方面，这种推崇使得大量的社会劳动力流向了寺庙，格鲁派寺院占据了大量的财富，寺院任意消耗农产品，侧面减少了国家的税收，削减了国家的权力。
潜邸由来已久，北宋时欧阳修的《代人辞官状》中就有“属潜邸之署官，首膺表擢”的记载。潜邸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其象征意义上，皇子在自己开牙建府的过程中会伴有自己的臣属，这些潜邸旧臣跟随皇帝的时间最长，是皇帝的亲信，在皇子正式继位后更加容易荣升高位，以巩固皇权。清代最为人所知的潜邸旧臣之一就是后来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在登基后不久，雍正帝胤禛就任用年羹尧之兄年希尧升任广东巡抚，胡凤翚为江苏织造，傅鼐就任内务府总管，雍亲王府时的旧人普遍有所擢升。因此，潜邸不仅具有尊贵的象征性，还有政治意义。藏传佛教格鲁派又称作黄教，是15世纪初由宗喀巴大师创立的，其通过对藏传佛教一些理论学说的改良，赢得了大批教众，成功成为当时藏传佛教的主流，在蒙藏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引起了清廷的重视。为了更好地管理蒙藏地区，清朝对格鲁派采取了扶持政策，利用格鲁派在蒙藏地区广泛的影响力和政治力量来达到安抚蒙藏诸部、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清朝中前期的两座潜邸，即康熙潜邸和雍正潜邸先后被改做喇嘛庙，这与当时的民族政策不可分割。
一、潜邸概况
福佑寺是康熙登基前的避痘之所，由于清朝统治者入关前居住在较为寒冷的关外地区，气候不适于天花的生长，满人大多没有得过天花，故而入关后男女老幼因天花而死者无数。清朝统治者对于天花的肆虐迅速采取了一定的预防措施，最为常用的三种就是避痘、祈神和种痘，顾名思义，避痘就是将未得天花的人和生痘者隔离开，有效地预防天花的传染。福佑寺在西华门北街，始建于清顺治年间，坐北朝南，福佑寺前后有三进，第一进主要有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山门共有三间，饰以黄色琉璃瓦，前后建有专供帝王使用的御路，东西各有一座精美的木牌楼，东面写有“佛光普照”“圣德永垂”，西面则书“泽流九有”“慈育群生”，门正南面建有185米长的照壁，钟鼓楼、天王殿和山门一样用黄色琉璃瓦歇山顶。第二进主要由本寺的主建筑大雄宝殿和配殿组成，大雄宝殿共五间，东西配殿三间。第三进有后殿五间，伴有东西耳房，殿中供奉“圣祖仁皇帝大成功德佛牌”牌位。
雍正初年，雍正帝曾经想将这处住所封给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但弘历未曾迁入，他在登基后将其改为喇嘛庙，由理藩院入册管理，交予达赖喇嘛掌管，设格隆喇嘛12名，班第喇嘛若干名。格隆本来是一种戒名，受戒者在25岁左右，只有受过格隆戒，才能称为正式喇嘛，“格隆即比丘，受戒喇嘛，为各僧职喇嘛的随从，是主要的诵经者”。班第和格隆一样，也是戒名，班第一般指普通僧人，再升一级受过格隆戒才可成为喇嘛;另一种说法是，班第属职衔，是上层喇嘛的徒众，其职务是在寺内外诵经。民国初年，福佑寺成為九世班禅的驻北平办事处。福佑寺一直保持着同格鲁派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此同时，它还是清代的第一座潜邸，前后经过多次修葺，保存至今。
雍亲王府始建于康熙年间，曾经作为康熙第四子胤禛的府邸，胤禛是在康熙三十七年封的贝勒，所以府邸先是贝勒府，又在康熙四十八年晋封了雍亲王，贝勒府也就随之升为亲王府，为了同爵位规格相匹配，府邸也进行了扩建。雍正即位后，将雍亲王府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黄教寺院，另一部分作为行宫，雍正三年行宫失火，于是改上院为“雍和宫”，雍正帝驾崩后，曾停柩雍和宫。乾隆时期，雍和宫正式改为喇嘛庙，并赐名“噶丹敬恰林”，从藏语翻译过来就是“兜率壮丽洲”。雍和宫坐北朝南，共有七进院落，主要由天王殿、雍和宫殿、永佑殿、法轮殿、万福阁五座大殿组成，雍和宫殿作为正殿，相当于普通寺庙内的大雄宝殿。而法轮殿的殿顶及天窗顶所建的鎏金宝塔具有明显的藏族风格，殿内供奉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法轮殿的西侧是乾隆帝为了迎接六世班禅而建立的戒台楼。寺内还有御碑亭，安放着乾隆御撰的《喇嘛说》。
和福佑寺相比，雍和宫的殿宇更多，在藏传佛教尤其是黄教的传播中也具有更强烈的意义。在乾隆皇帝的促成下，章嘉活佛在雍和宫主持建立了四学殿，传授佛学知识、天文历算和藏医药学，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僧众。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亲自来到承德向乾隆皇帝祝寿，在法轮殿西，万福殿前建班禅、戒台二楼，六世班禅曾多次在戒台楼上为僧人受戒或讲解经书。雍和宫除了在宗教文化的传播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外，还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雍和宫内设有“中正殿管理喇嘛念经处”“总管驻京喇嘛印务处”，分别对行政和宗教两方面进行管理。“中正殿管理喇嘛念经处”直属于理藩院，管理喇嘛念经与办造佛像，主要官员由皇室和大臣组成，负责雍和宫的行政事务。“总管驻京喇嘛印务处”的职责是管理北京、热河、五台山等地的喇嘛和寺院的各项事宜以及雍和宫的宗教事务，担任主要官员的是各级喇嘛。
醇亲王府前后出了两位皇帝，分别是光绪帝载湉和宣统帝溥仪，醇王府南府位于太平湖，原是荣亲王永琪的府邸，咸丰九年封与奕譞，成为醇郡王府，后来又升为醇亲王府。光绪帝即位后，醇亲王府按照规定不可再居住，前半部分作为祠堂，后半部分则作为潜邸，醇亲王府搬至什刹海原成亲王府，即醇亲王北府。溥仪入承大统后，醇亲王载沣成为摄政王，按照规定北府也应成为潜邸，宣统元年开始修建摄政王府，斥银接近二百万两，整个工程极尽豪奢。然而，王府还未竣工就迎来了辛亥革命，工程难以为继，载沣也依然居住在原醇亲王府中。
二、潜邸与清朝宗教政策
福佑寺和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寺院，都形成于乾隆时期，这一时期对于藏传佛教的重视与扶植，是与清中前期的宗教政策密不可分的。清初，由于格鲁派经过一系列的宗教改革措施，受到了蒙藏佛教信徒的拥护，在蒙藏地区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影响力不仅限于僧侣，也得到了普通民众的认同。藏蒙区域对黄教的信奉，遭到了朝廷的忌惮，清政府认为“蒙古惑于喇嘛”“蒙古惟信喇嘛”，可见清政府在开始时对藏传佛教并不推崇。
清前期采取着以德抑武的怀柔性政策，崇奉黄教就是其中一种拉拢蒙古地区的手段，并且清政府很快认识到达赖和班禅在黄教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中外黄教，总司二人”。顺治十年，正式册封五世达赖罗桑加措为达赖喇嘛，承认其政治和宗教地位，康熙五十二年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这不仅有利于拉近蒙藏地区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将格鲁派置于清朝的管理体制之下，进而通过对格鲁派的控制达到管理蒙藏地区的目的。
三、结语
福佑寺和雍和宫作为宗教场所的政治意义在当时远高于文化意义，尤其是乾隆五十七年初设立“金瓶掣签”制度，乾隆帝提出“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之名，贮于雍和宫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内，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之札萨克达喇嘛等公同签掣，或得真传，以息纷競”，可以看出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重视。这一系列行为对于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有利有弊的，一方面清廷对藏传佛教的管辖有助于维护社会安宁和国家稳定，对佛教的尊崇和重视也笼络了蒙藏人民的民心，并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艺术文化的交流。但另一方面，这种推崇使得大量的社会劳动力流向了寺庙，格鲁派寺院占据了大量的财富，寺院任意消耗农产品，侧面减少了国家的税收，削减了国家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