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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脱贫攻坚决战阶段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根据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十三五”期间转移趋势的分析，提出“十四五”期间促进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和具体措施。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和创新创业能力问题。
关键词：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十三五”转移趋势
一、現状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我国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截至2017年12月，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1.48%。2020年脱贫攻坚之年，重点在农村农民脱贫。没有农业为基础、农村的兴旺和农民的富裕，就无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流动与迁移的规模及社会影响也反映了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和质量，流动人口的大量出现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已处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人口流动更是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文的交流起着积极促进的作用。“十三五”以来，各地各部门坚持城乡统筹，着力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我国正加快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农业现代化全面发展。
东北地区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重工业基地，为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北地区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消费—就业—收入—消费”的良性、可持续的经济循环和“大中小企业与非正式就业并存”的经济结构。“十三五”期间，我国农业生产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遵循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律，推动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在中国新一轮东北振兴改革和“一带一路”东北亚区域合作背景下发生巨大变动。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还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除此以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有限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有助于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二、制约因素
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增加家庭收入、改善生活质量、改变农作方式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多种因素。叠加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认识到不安于现状就必须到传统农业以外的行业寻求更大发展。东北地区作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商品粮基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东北地区产业单一和长久以来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发展速度相对缓慢。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发布标志着新一轮东北振兴改革开始。相对于2017年的经济增速，仅辽宁提升至5.5%，吉林和黑龙江为3.0%和4.2%，分别下滑2.3和2.2个百分点。大量的研究尝试从不同视角对这种“断崖式下跌”加以解释。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对我国2020年第一季度各省（直辖市）经济增速进行对比，除湖北省外，黑龙江、辽宁和吉林三省的下滑幅度分别位列全国第2、3和7位，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速分别为-9.5%、-8.3%和-6.6%;而在工业产值和企业盈利情况方面也极其不利（详见表1）。
东北地区依据《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目标，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提高。东北地区经济体制改革或将因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受到阻滞。疫情的冲击使得中小企业和各类人员更倾向于往营商环境健全的区域流动。而东北地区尚处于产业转型和营商环境改革的攻坚阶段，与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在应对疫情的经济政策反应方面差异明显。疫情下经济发展模式的诊断效应或将导致东北地区的中小企业和各类人员（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经济发展环境优越的区域流出，从而对东北地区经济活力的提升造成不利影响。
此外，东北地区生育率持续走低也是经济发展间接表现的征兆之一。据统计，2019年东北三省的生育率也达到历史的新低点。其中，黑龙江出生率全国最低，仅有5.73‰，辽宁和吉林出生率分别为6.45‰和6.05‰。2020年全国离婚率排名中，东三省离婚率高居前三，吉林的离婚率更是高达71.5%，是全国平均数的两倍之多。低生育率是高离婚率的最直接表现之一。而超高的离婚率，反过来又进一步降低了东北百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人口是国家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人口增长才意味着市场规模扩大，从而形成资本的不断积累，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所以东北地区人口问题不解决，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三、转移趋势
近年来，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人数持续高位，不同地区转移人员范围从初期的仅限农村剩余劳动力扩大到如今城镇居民和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等多重群体。而这种人员转移的趋势也已经由过去传统的剩余劳动力外流演变成适龄劳动力外流和高端人才外流等多种局面。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从2013年开始，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常住人口持续7年净流出，人口净流出规模从2013年的0.79万扩大到2019年的33.17万，相当于7年间合计净流出了164万人。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若要实现科学合理的转移，应深度挖掘农业自身内部创新与农业技术改革主力军的作用，同时应发现并发挥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吸收作用。
《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指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88亿人，2018年农民工增速为0.6%。通过近10年整体数据可以看到，农民工总量在2008年为22542万人，到2018年达28836万人，增幅为27.9%，年均增加629.4万名农民工。每年新增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2010年和2011年达到高峰，分别为1245万人和1055万人，增速也分别达5.4%和4.4%。从2011年开始，总量增速放缓：2013年回落幅度最大，为1.5个百分点;至2018年年末增速降至0.6%，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2018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虽然比上年增加184万人，但是增量比上年减少297万人。农业可转移人口数量的递减是人口规律。从2012年起，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总量就开始下降。中国经济转型，就业人口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从低端转向高端。在这一过程中，年纪大且缺乏技术专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难度增加。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重点区域看，东部地区从2008年到2018年，除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增长外，其余东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减少趋势。而中部地区则从2008年到2018年增加1947万人，增幅47.4%。西部地区从2008年到2018年增加2148人万，增幅55.9%。东北地区2018年达905万人，增幅3%。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接近一半并呈逐年下降趋势。出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2008年到2018年增幅略低于总量增幅，2018年外出农村剩余劳动力中，跨省流动占比44%，省内流动占比为56%。2020～2021年全球疫情更是对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国、跨省和省内流动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保持26%的社会贡献率，那么城镇化进程就具有可持续性。按照此趋势的发展，到2030年即使城镇化进程减速，仍然会需要每年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从农村转向城市，以弥补城市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
四、趋势分析
（一）体制改革，打破禁锢
经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调整后，我国全面进入了发展经济的快车道。40多年前农村的发展和农民增收等多个方面未与城市发展落实平等的政策待遇，形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比明显。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户籍制度和就业体系的不断健全，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各种制约因素有所减弱。但在部分大中城市仍存在为保持城市居民就业率，对农村劳动力设置一定的限制，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这种制度对城市经济的发展造成劳动力短缺，也影响城市消费群体的扩大化。为此，在体制上，必须积极进行改革，破除户籍局限和身份限制，健全进城准入条件，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逐步实现人口的科学合理的迁移制度。
（二）强化职业培训，提升农民素质
东北地区属于国家农业发展的重点区域，习近平总书记自2016年至2020年曾三次来到这里，实地考察东北地区农业和经济的发展状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东北地区一定要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机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夯实农业基础地位，深化农村改革，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绿色农业。这一系列指示为东北地区的发展指明了前进道路。但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若实施迁移就業，必然涉及能否适应新的岗位，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自身往往与快速发展的经济不相匹配。人社部2020年6月1日正式印发实施《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明确两年内，每年面向广大农民工群体培训700万人次以上，统筹规划和实施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开展大规模、广覆盖和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随着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经济结构全面升级，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争事实。只有加强对农村劳动力专业技能的培训，根据当下市场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培训一些职业操作技能，培养一些适应未来市场需求的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才能在未来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三）创新创业能力的构建
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大量就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面临着直接和城镇原有劳动力乃至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进行竞争。而这一冲击波带给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是针对文化层次（大专以下）较低的劳动力。如今国内学历内卷化比较突出，部分大学生也不得不进入和自身学历不对等的就业领域。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目的地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国内很多地区的政府“十四五”规划中已经开始倡导农村劳动力从“劳动密集型”向当代的“知识创新型”转变，因为“十四五”期间所有的产业都在升级、劳动工具都在更新换代、劳动观念都在与时俱进，而更全新的聚变将直接使低效率的劳动岗位逐步销声匿迹。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新创业能力构建，扩大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返乡创业，做好相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势在必行。而这些则是我国“十四五”期间农村社会化进程的开始。
参考文献：
[1]景跃军.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z）：154-157.
[2]杨进，钟甫宁，陈志钢，等.农村劳动力价格、人口结构变化对粮食种植结构的影响[J].管理世界，2016，（1）：78-87.
[3]杨雪，魏洪英.就业稳定性与收入差异：影响东北三省劳动力外流的动因分析[J].人口学刊，2016，（6）：87-98.
[4]张迎春.东北地区劳动力外移的经济影响[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8-11.
[5]赵博.东北地区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业产出[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7，（5）：93-96.
[6]尹虹潘，刘渝林.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留守、进城与回流[J].中国人口科学，2016，（4）：26-36.
[7]高双，高月，陈立行.“有限剩余”阶段东北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路径研究[J].人口学刊，2017，（6）：103-112.
2020年度吉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东北地区农村转移劳动力在绿化就业技能培训机制中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0ZCY196）
（作者系松原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学历，研究方向：城镇园林绿化施工）
关键词：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十三五”转移趋势
一、現状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我国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截至2017年12月，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1.48%。2020年脱贫攻坚之年，重点在农村农民脱贫。没有农业为基础、农村的兴旺和农民的富裕，就无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流动与迁移的规模及社会影响也反映了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和质量，流动人口的大量出现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已处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人口流动更是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文的交流起着积极促进的作用。“十三五”以来，各地各部门坚持城乡统筹，着力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我国正加快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农业现代化全面发展。
东北地区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重工业基地，为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北地区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消费—就业—收入—消费”的良性、可持续的经济循环和“大中小企业与非正式就业并存”的经济结构。“十三五”期间，我国农业生产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遵循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律，推动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在中国新一轮东北振兴改革和“一带一路”东北亚区域合作背景下发生巨大变动。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还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除此以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有限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有助于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二、制约因素
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增加家庭收入、改善生活质量、改变农作方式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多种因素。叠加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认识到不安于现状就必须到传统农业以外的行业寻求更大发展。东北地区作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商品粮基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东北地区产业单一和长久以来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发展速度相对缓慢。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发布标志着新一轮东北振兴改革开始。相对于2017年的经济增速，仅辽宁提升至5.5%，吉林和黑龙江为3.0%和4.2%，分别下滑2.3和2.2个百分点。大量的研究尝试从不同视角对这种“断崖式下跌”加以解释。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对我国2020年第一季度各省（直辖市）经济增速进行对比，除湖北省外，黑龙江、辽宁和吉林三省的下滑幅度分别位列全国第2、3和7位，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速分别为-9.5%、-8.3%和-6.6%;而在工业产值和企业盈利情况方面也极其不利（详见表1）。
东北地区依据《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目标，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提高。东北地区经济体制改革或将因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受到阻滞。疫情的冲击使得中小企业和各类人员更倾向于往营商环境健全的区域流动。而东北地区尚处于产业转型和营商环境改革的攻坚阶段，与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在应对疫情的经济政策反应方面差异明显。疫情下经济发展模式的诊断效应或将导致东北地区的中小企业和各类人员（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经济发展环境优越的区域流出，从而对东北地区经济活力的提升造成不利影响。
此外，东北地区生育率持续走低也是经济发展间接表现的征兆之一。据统计，2019年东北三省的生育率也达到历史的新低点。其中，黑龙江出生率全国最低，仅有5.73‰，辽宁和吉林出生率分别为6.45‰和6.05‰。2020年全国离婚率排名中，东三省离婚率高居前三，吉林的离婚率更是高达71.5%，是全国平均数的两倍之多。低生育率是高离婚率的最直接表现之一。而超高的离婚率，反过来又进一步降低了东北百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人口是国家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人口增长才意味着市场规模扩大，从而形成资本的不断积累，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所以东北地区人口问题不解决，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三、转移趋势
近年来，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人数持续高位，不同地区转移人员范围从初期的仅限农村剩余劳动力扩大到如今城镇居民和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等多重群体。而这种人员转移的趋势也已经由过去传统的剩余劳动力外流演变成适龄劳动力外流和高端人才外流等多种局面。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从2013年开始，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常住人口持续7年净流出，人口净流出规模从2013年的0.79万扩大到2019年的33.17万，相当于7年间合计净流出了164万人。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若要实现科学合理的转移，应深度挖掘农业自身内部创新与农业技术改革主力军的作用，同时应发现并发挥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吸收作用。
《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指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88亿人，2018年农民工增速为0.6%。通过近10年整体数据可以看到，农民工总量在2008年为22542万人，到2018年达28836万人，增幅为27.9%，年均增加629.4万名农民工。每年新增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2010年和2011年达到高峰，分别为1245万人和1055万人，增速也分别达5.4%和4.4%。从2011年开始，总量增速放缓：2013年回落幅度最大，为1.5个百分点;至2018年年末增速降至0.6%，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2018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虽然比上年增加184万人，但是增量比上年减少297万人。农业可转移人口数量的递减是人口规律。从2012年起，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总量就开始下降。中国经济转型，就业人口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从低端转向高端。在这一过程中，年纪大且缺乏技术专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难度增加。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重点区域看，东部地区从2008年到2018年，除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增长外，其余东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减少趋势。而中部地区则从2008年到2018年增加1947万人，增幅47.4%。西部地区从2008年到2018年增加2148人万，增幅55.9%。东北地区2018年达905万人，增幅3%。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接近一半并呈逐年下降趋势。出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2008年到2018年增幅略低于总量增幅，2018年外出农村剩余劳动力中，跨省流动占比44%，省内流动占比为56%。2020～2021年全球疫情更是对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国、跨省和省内流动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保持26%的社会贡献率，那么城镇化进程就具有可持续性。按照此趋势的发展，到2030年即使城镇化进程减速，仍然会需要每年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从农村转向城市，以弥补城市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
四、趋势分析
（一）体制改革，打破禁锢
经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调整后，我国全面进入了发展经济的快车道。40多年前农村的发展和农民增收等多个方面未与城市发展落实平等的政策待遇，形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比明显。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户籍制度和就业体系的不断健全，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各种制约因素有所减弱。但在部分大中城市仍存在为保持城市居民就业率，对农村劳动力设置一定的限制，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这种制度对城市经济的发展造成劳动力短缺，也影响城市消费群体的扩大化。为此，在体制上，必须积极进行改革，破除户籍局限和身份限制，健全进城准入条件，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逐步实现人口的科学合理的迁移制度。
（二）强化职业培训，提升农民素质
东北地区属于国家农业发展的重点区域，习近平总书记自2016年至2020年曾三次来到这里，实地考察东北地区农业和经济的发展状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东北地区一定要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机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夯实农业基础地位，深化农村改革，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绿色农业。这一系列指示为东北地区的发展指明了前进道路。但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若实施迁移就業，必然涉及能否适应新的岗位，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自身往往与快速发展的经济不相匹配。人社部2020年6月1日正式印发实施《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明确两年内，每年面向广大农民工群体培训700万人次以上，统筹规划和实施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开展大规模、广覆盖和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随着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经济结构全面升级，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争事实。只有加强对农村劳动力专业技能的培训，根据当下市场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培训一些职业操作技能，培养一些适应未来市场需求的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才能在未来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三）创新创业能力的构建
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大量就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面临着直接和城镇原有劳动力乃至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进行竞争。而这一冲击波带给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是针对文化层次（大专以下）较低的劳动力。如今国内学历内卷化比较突出，部分大学生也不得不进入和自身学历不对等的就业领域。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目的地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国内很多地区的政府“十四五”规划中已经开始倡导农村劳动力从“劳动密集型”向当代的“知识创新型”转变，因为“十四五”期间所有的产业都在升级、劳动工具都在更新换代、劳动观念都在与时俱进，而更全新的聚变将直接使低效率的劳动岗位逐步销声匿迹。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新创业能力构建，扩大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返乡创业，做好相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势在必行。而这些则是我国“十四五”期间农村社会化进程的开始。
参考文献：
[1]景跃军.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z）：154-157.
[2]杨进，钟甫宁，陈志钢，等.农村劳动力价格、人口结构变化对粮食种植结构的影响[J].管理世界，2016，（1）：78-87.
[3]杨雪，魏洪英.就业稳定性与收入差异：影响东北三省劳动力外流的动因分析[J].人口学刊，2016，（6）：87-98.
[4]张迎春.东北地区劳动力外移的经济影响[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8-11.
[5]赵博.东北地区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业产出[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7，（5）：93-96.
[6]尹虹潘，刘渝林.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留守、进城与回流[J].中国人口科学，2016，（4）：26-36.
[7]高双，高月，陈立行.“有限剩余”阶段东北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路径研究[J].人口学刊，2017，（6）：103-112.
2020年度吉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东北地区农村转移劳动力在绿化就业技能培训机制中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0ZCY196）
（作者系松原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学历，研究方向：城镇园林绿化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