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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过去我们重发展，觉得环境就像不能舀水的北斗七星一样。但失去越多，大家越渴求生态文明，希望天更蓝、水更清、山更青、空气更清新。
来自蜜蜂的启示
云南是我国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位于云南省德钦县境内的白马雪山，那里有高山针叶林，还有可爱的滇金丝猴。当地的农民贫穷，靠上山砍树卖钱维持生计。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公益环保组织成立一个喜马拉雅山蜂蜜项目，免费送给农民蜂箱，教他们养蜜蜂，然后再回购蜂蜜，让农民的收益高于砍树的收益。同时，几家养蜜蜂的村民也让其他农民越来越规范地使用化肥农药，否则滥用农药会毒死蜜蜂，养蜂人会不开心。
“这件事给我的启发是，一个好的机制，可以让利益相关者都成为赢家，这样的环保公益才是可持续的。”阿拉善SEE副会长王积刚告诉《经济》记者，环保公益项目有四个要素：当地人、公益机构、专业人士、政府。组织好上述要素，会形成良性循环。现在农民主动买蜂箱，还自发地维护环境。因为他们意识到，生态被破坏了，养蜂会受损失。令人欣喜的是，以蜂蜜项目为起始点，当地还开展了金沙江土著鱼类、滇金丝猴栖息巡护，以及保护绿孔雀等项目。“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同时，它也是一件专业的事情，不能靠蛮干或行政指令一蹴而就地解决。”
让环保更有希望
邓梦璇对此感触颇深。十年前，她离开电视台，成为一名环保公益组织的志愿者。
“原来一接到老百姓的举报电话，我们就赶到现场。”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总干事邓梦璇告诉《经济》记者，由于企业排污，污染了环境，当地居民与政府和企业沟通不畅，彼此缺失信任，导致了很多恶性群体事件。“它们有一个共性——企业在建厂前就埋下了一颗地雷。”
邓梦璇对记者解释，企业在某地建厂前，需要先做环评，同时对核心区域的居民做问卷调查。不仅要将环评公示贴在电线杆上，还要召开信息公开听证会。目的是让居民了解工厂生产是否会影响环境。“由于问卷容易造假，往往从这一环节开始，就埋下隐患。等到五六年后，老百姓发现自己种的菜、养的鱼死了，社会矛盾瞬间被激发出来了。”
“那时，我们常常处于救火状态。当地居民和企业、政府因为环境污染问题不停地吵架。环保组织就像缓冲剂一样，让他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解决问题。”让邓梦璇记忆最深的是，她身怀六甲时，还在污染的河道开展調研工作。
“现在环境公益组织更具主动性。”邓梦璇笑道。“一方面，我们会告诉当地的老百姓如何与企业、政府理性沟通，让居民成为环境监督员，提升监督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会聘请专家为有环境风险隐患的企业提出升级改造建议，同时引导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积极沟通，鼓励企业开放环保应急演练，并邀请当地居民参加。”
此外，各地方的环保局有不少污染投诉量，但由于很多投诉目标不清晰、证据不足，导致投诉无效。“我们也会教老百姓如何完善证据链条，比如，提供照片、视频，并持续监督。让执法人员抓到现行，更有利于处理污染投诉。”邓梦璇说道。
让环保诉讼警示后人
“我们有一些环境管理理念很先进。比如，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环保法》，它将‘破坏生态’行为纳入环境公益诉讼范围。”而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就是典型的案例。
此案的四被告——谢某、倪某、郑某、李某，先后非法占用林地共28.33亩，造成林地原有植被严重破坏。2015年10月29日，南平市中级法院对他们的判决是：5个月内清除矿山工棚、机械设备、石料和弃石，恢复被破坏的28.33亩林地功能，在林地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3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和环境功能损失费共计237万元。“生态功能被破坏应该被经济量化，谁破坏了环境，就要承担补偿费用。”邓梦璇如是说。
被誉为环境维权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教授帮助污染受害者维权已经坚持18年，他所领导的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已经帮助700多起污染受害者的案件向法院提起诉讼，一些案件的胜诉让他看到了环境维权的希望。
譬如，江苏石梁河水库97户农民维权的案件，诉讼的结果使他们获得560多万元的污染损害赔偿，北京的182位居民状告北京市规划委，成功地阻止了在居民稠密区建设动物实验房的建设项目等。
最近一个成功的案例是福建闽侯青口镇青圃岭村394位村民诉福建省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垃圾焚烧的案件。经过5年的诉讼，终于使法院认定了被告福建省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污染事实的存在，并判决赔偿村民各类农作物损失、人身伤害等共计600多万元。同时也促使被告公司加强环保，防治环境污染。这起诉讼案件不仅维护了受害人的合法环境权益，也保护当地的环境。
“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环境污染诉讼案。”王灿发告诉记者，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一家化工厂的化工废物，堆放在非法占用的数百亩农民的土地上，不仅造成土壤污染，也导致周围的农作物受到污染危害。村民在王灿发所在中心律师的帮助下进行诉讼，案子经过了十多年，到现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如果企业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它肯定会更加肆无忌惮地继续污染。”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公众参与环境诉讼，对促进企业改进生产方式，减少污染物排放，有很大的作用。
“然而，在我国环境诉讼案件有四难，起诉难、取证难、判决难、执行难。”王灿发认为，以后环境案件的判决会越来越多，但执行难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对于环境恢复和治理的判决，执行起来就更难。比如，地下水污染的修复，可能十年都难以完成，而且代价巨大。
基于这些困难，王灿发建议，应当专门探索环境案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对环境案件的执行持续跟踪。“比如，由法院、政府部门、环保社会组织共同对环境修复判决的执行进行监督，效果会更好。” 提高环境违法成本
企业污染了环境，老百姓和当地政府却成了企业外部成本的买单者。邓梦璇认为，它应该转回内部，企业应当建立一个环境风险控制体系，而它执行到位与否，取决于企业高管的环境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转变。”王积刚表示，过去企业做环保更多的是履行社会责任，而今成了风险控制。现在有前瞻性的银行不愿意贷款给在环保上有瑕疵的企业。“过去看似可有可无，在新的环保规则下，它成了企业的一种竞争优势或劣势。”
邓梦璇认同王积刚的观点并表示，未来金融机构和环保组织大有可为。“今后我们不仅要通过绿色金融给企业设限，还应提倡可持续金融，让每一笔贷款都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可持续金融不仅要淘汰落后产能，更重要的是给污染企业改过自新的机会，帮助他们通过技术升级，转变成环境友好型企业。
“我们也鼓励企业进行信息公开，比如通过微信公众号、官网进行信息披露，这些都可以减少外界对企业的猜疑，减少不良影响。”邓梦璇说。
新《环保法》明确提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中国人民大學环境学院教授李岩告诉《经济》记者，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涉及两方面，包括政府要求企业强制性公开和企业主动向社会公开更多的环境改善信息。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是让更多的人监督企业环境信息，也意味着增加了企业的违法成本。
“未来企业信息公开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比如，信息公开到何种程度，不公开哪些信息会被处罚等，都需要一系列标准化动作。”邓梦璇如是表示。
让绿色消费带动绿色生产
十九大报告首次将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作为一个系统提出来。但李岩认为，我们运用绿色消费来影响生产还远远不够。
绿色消费意味着在满足消费的过程中为环境付出代价。当经济水平不高时，绿色消费难成体系。2016年，李岩给联合国环境署做了一个项目，她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中国消费者已经有绿色消费意识。超过46%的人愿意支付5%以内的额外成本来购买绿色产品。而不愿意为绿色产品额外支付成本的消费者只占7%左右。
绿色消费会带动绿色生产至关重要。首先，它意味着消费者购买的绿色产品对环境影响小。其次，它会促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这是运用市场机制和消费者力量，让企业更好地绿色生产，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制度的约束。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经济》记者，他希望公众也能关注到企业信息公开的数据。最终让消费者也成为推动企业绿色生产的动力源，从而引导越来越多的供应商自发地绿色生产。
绿色废弃不容忽视
瑞典学者提出“生产者责任延伸”，既企业生产者不仅对生产过程负责，同时对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负责。国内普遍接受该理念，但在落地时还要因地制宜。
以门窗节能为例，王积刚告诉记者，如果产品本身是节能的，还应考虑它在生产环节中是否节能减排。一般而言，铝材本身无污染，但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用铬进行表面处理，使得生产环节存在污染。当环保标准提高以后，企业在采购的过程中，可以采购无铬工艺生产的门窗，避免生产过程中出现铬污染。
多年前，李岩去考察佳能打印机，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佳能打印机的生产商想要降低物流成本，由于打印机箱子的高度与集装箱运输车不匹配，导致无法充分利用运输车的空间。这家企业就根据车的高度重新设计打印机包装箱，最大限度利用运输车的空间。再如，近期京东发布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表示他们把胶带变窄，纸箱设计牢固，无需多角度缠胶带。这些都是生产者环保责任延伸不同的体现。
在现实情况下，谁能承担环境责任，谁就来承担。比如，使用空调时，此时使用者来负担环境责任，而非生产者。生产者责任延伸除了促进生产者改变生产方式、销售方式外，李岩建议以经济方式来承担环境责任。当汽车报废时，消费者通过交税的方式来承担环境责任。
“不过，目前消费者没有约束力和动力节能减排，垃圾分类最为典型。”李岩告诉记者，北京市的垃圾分类不理想，它跟消费者的行为密切相关。同企业一样，消费者的行为也需要通过政策来约束、激励。现在居民交给市政的卫生费不是按照垃圾计量测算。也就是说，不是生活垃圾越少，交钱越少。居民可能觉得钱已经交了，分类意识不强。再者，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导致垃圾分类不理想。因此，绿色消费也需要政策做约束、激励。
环保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无论是生产、消费还是废弃，我们都无理由再恣意破坏环境和生态。以绿色为底线，从每一件小事做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来自蜜蜂的启示
云南是我国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位于云南省德钦县境内的白马雪山，那里有高山针叶林，还有可爱的滇金丝猴。当地的农民贫穷，靠上山砍树卖钱维持生计。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公益环保组织成立一个喜马拉雅山蜂蜜项目，免费送给农民蜂箱，教他们养蜜蜂，然后再回购蜂蜜，让农民的收益高于砍树的收益。同时，几家养蜜蜂的村民也让其他农民越来越规范地使用化肥农药，否则滥用农药会毒死蜜蜂，养蜂人会不开心。
“这件事给我的启发是，一个好的机制，可以让利益相关者都成为赢家，这样的环保公益才是可持续的。”阿拉善SEE副会长王积刚告诉《经济》记者，环保公益项目有四个要素：当地人、公益机构、专业人士、政府。组织好上述要素，会形成良性循环。现在农民主动买蜂箱，还自发地维护环境。因为他们意识到，生态被破坏了，养蜂会受损失。令人欣喜的是，以蜂蜜项目为起始点，当地还开展了金沙江土著鱼类、滇金丝猴栖息巡护，以及保护绿孔雀等项目。“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同时，它也是一件专业的事情，不能靠蛮干或行政指令一蹴而就地解决。”
让环保更有希望
邓梦璇对此感触颇深。十年前，她离开电视台，成为一名环保公益组织的志愿者。
“原来一接到老百姓的举报电话，我们就赶到现场。”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总干事邓梦璇告诉《经济》记者，由于企业排污，污染了环境，当地居民与政府和企业沟通不畅，彼此缺失信任，导致了很多恶性群体事件。“它们有一个共性——企业在建厂前就埋下了一颗地雷。”
邓梦璇对记者解释，企业在某地建厂前，需要先做环评，同时对核心区域的居民做问卷调查。不仅要将环评公示贴在电线杆上，还要召开信息公开听证会。目的是让居民了解工厂生产是否会影响环境。“由于问卷容易造假，往往从这一环节开始，就埋下隐患。等到五六年后，老百姓发现自己种的菜、养的鱼死了，社会矛盾瞬间被激发出来了。”
“那时，我们常常处于救火状态。当地居民和企业、政府因为环境污染问题不停地吵架。环保组织就像缓冲剂一样，让他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解决问题。”让邓梦璇记忆最深的是，她身怀六甲时，还在污染的河道开展調研工作。
“现在环境公益组织更具主动性。”邓梦璇笑道。“一方面，我们会告诉当地的老百姓如何与企业、政府理性沟通，让居民成为环境监督员，提升监督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会聘请专家为有环境风险隐患的企业提出升级改造建议，同时引导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积极沟通，鼓励企业开放环保应急演练，并邀请当地居民参加。”
此外，各地方的环保局有不少污染投诉量，但由于很多投诉目标不清晰、证据不足，导致投诉无效。“我们也会教老百姓如何完善证据链条，比如，提供照片、视频，并持续监督。让执法人员抓到现行，更有利于处理污染投诉。”邓梦璇说道。
让环保诉讼警示后人
“我们有一些环境管理理念很先进。比如，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环保法》，它将‘破坏生态’行为纳入环境公益诉讼范围。”而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就是典型的案例。
此案的四被告——谢某、倪某、郑某、李某，先后非法占用林地共28.33亩，造成林地原有植被严重破坏。2015年10月29日，南平市中级法院对他们的判决是：5个月内清除矿山工棚、机械设备、石料和弃石，恢复被破坏的28.33亩林地功能，在林地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3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和环境功能损失费共计237万元。“生态功能被破坏应该被经济量化，谁破坏了环境，就要承担补偿费用。”邓梦璇如是说。
被誉为环境维权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教授帮助污染受害者维权已经坚持18年，他所领导的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已经帮助700多起污染受害者的案件向法院提起诉讼，一些案件的胜诉让他看到了环境维权的希望。
譬如，江苏石梁河水库97户农民维权的案件，诉讼的结果使他们获得560多万元的污染损害赔偿，北京的182位居民状告北京市规划委，成功地阻止了在居民稠密区建设动物实验房的建设项目等。
最近一个成功的案例是福建闽侯青口镇青圃岭村394位村民诉福建省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垃圾焚烧的案件。经过5年的诉讼，终于使法院认定了被告福建省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污染事实的存在，并判决赔偿村民各类农作物损失、人身伤害等共计600多万元。同时也促使被告公司加强环保，防治环境污染。这起诉讼案件不仅维护了受害人的合法环境权益，也保护当地的环境。
“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环境污染诉讼案。”王灿发告诉记者，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一家化工厂的化工废物，堆放在非法占用的数百亩农民的土地上，不仅造成土壤污染，也导致周围的农作物受到污染危害。村民在王灿发所在中心律师的帮助下进行诉讼，案子经过了十多年，到现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如果企业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它肯定会更加肆无忌惮地继续污染。”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公众参与环境诉讼，对促进企业改进生产方式，减少污染物排放，有很大的作用。
“然而，在我国环境诉讼案件有四难，起诉难、取证难、判决难、执行难。”王灿发认为，以后环境案件的判决会越来越多，但执行难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对于环境恢复和治理的判决，执行起来就更难。比如，地下水污染的修复，可能十年都难以完成，而且代价巨大。
基于这些困难，王灿发建议，应当专门探索环境案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对环境案件的执行持续跟踪。“比如，由法院、政府部门、环保社会组织共同对环境修复判决的执行进行监督，效果会更好。” 提高环境违法成本
企业污染了环境，老百姓和当地政府却成了企业外部成本的买单者。邓梦璇认为，它应该转回内部，企业应当建立一个环境风险控制体系，而它执行到位与否，取决于企业高管的环境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转变。”王积刚表示，过去企业做环保更多的是履行社会责任，而今成了风险控制。现在有前瞻性的银行不愿意贷款给在环保上有瑕疵的企业。“过去看似可有可无，在新的环保规则下，它成了企业的一种竞争优势或劣势。”
邓梦璇认同王积刚的观点并表示，未来金融机构和环保组织大有可为。“今后我们不仅要通过绿色金融给企业设限，还应提倡可持续金融，让每一笔贷款都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可持续金融不仅要淘汰落后产能，更重要的是给污染企业改过自新的机会，帮助他们通过技术升级，转变成环境友好型企业。
“我们也鼓励企业进行信息公开，比如通过微信公众号、官网进行信息披露，这些都可以减少外界对企业的猜疑，减少不良影响。”邓梦璇说。
新《环保法》明确提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中国人民大學环境学院教授李岩告诉《经济》记者，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涉及两方面，包括政府要求企业强制性公开和企业主动向社会公开更多的环境改善信息。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是让更多的人监督企业环境信息，也意味着增加了企业的违法成本。
“未来企业信息公开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比如，信息公开到何种程度，不公开哪些信息会被处罚等，都需要一系列标准化动作。”邓梦璇如是表示。
让绿色消费带动绿色生产
十九大报告首次将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作为一个系统提出来。但李岩认为，我们运用绿色消费来影响生产还远远不够。
绿色消费意味着在满足消费的过程中为环境付出代价。当经济水平不高时，绿色消费难成体系。2016年，李岩给联合国环境署做了一个项目，她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中国消费者已经有绿色消费意识。超过46%的人愿意支付5%以内的额外成本来购买绿色产品。而不愿意为绿色产品额外支付成本的消费者只占7%左右。
绿色消费会带动绿色生产至关重要。首先，它意味着消费者购买的绿色产品对环境影响小。其次，它会促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这是运用市场机制和消费者力量，让企业更好地绿色生产，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制度的约束。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经济》记者，他希望公众也能关注到企业信息公开的数据。最终让消费者也成为推动企业绿色生产的动力源，从而引导越来越多的供应商自发地绿色生产。
绿色废弃不容忽视
瑞典学者提出“生产者责任延伸”，既企业生产者不仅对生产过程负责，同时对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负责。国内普遍接受该理念，但在落地时还要因地制宜。
以门窗节能为例，王积刚告诉记者，如果产品本身是节能的，还应考虑它在生产环节中是否节能减排。一般而言，铝材本身无污染，但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用铬进行表面处理，使得生产环节存在污染。当环保标准提高以后，企业在采购的过程中，可以采购无铬工艺生产的门窗，避免生产过程中出现铬污染。
多年前，李岩去考察佳能打印机，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佳能打印机的生产商想要降低物流成本，由于打印机箱子的高度与集装箱运输车不匹配，导致无法充分利用运输车的空间。这家企业就根据车的高度重新设计打印机包装箱，最大限度利用运输车的空间。再如，近期京东发布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表示他们把胶带变窄，纸箱设计牢固，无需多角度缠胶带。这些都是生产者环保责任延伸不同的体现。
在现实情况下，谁能承担环境责任，谁就来承担。比如，使用空调时，此时使用者来负担环境责任，而非生产者。生产者责任延伸除了促进生产者改变生产方式、销售方式外，李岩建议以经济方式来承担环境责任。当汽车报废时，消费者通过交税的方式来承担环境责任。
“不过，目前消费者没有约束力和动力节能减排，垃圾分类最为典型。”李岩告诉记者，北京市的垃圾分类不理想，它跟消费者的行为密切相关。同企业一样，消费者的行为也需要通过政策来约束、激励。现在居民交给市政的卫生费不是按照垃圾计量测算。也就是说，不是生活垃圾越少，交钱越少。居民可能觉得钱已经交了，分类意识不强。再者，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导致垃圾分类不理想。因此，绿色消费也需要政策做约束、激励。
环保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无论是生产、消费还是废弃，我们都无理由再恣意破坏环境和生态。以绿色为底线，从每一件小事做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