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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了全面贯彻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各个敌后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边区政府建设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成为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榜样。
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
的演变与发展
陕甘宁边区跨陕西、甘肃、宁夏3省的各一部分，它的前身是陕甘宁苏区。边区在抗日时期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由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演变、发展而来。革命前的陕甘宁边区，人口稀少、地瘠民贫，在政治上是军阀、地主割据，是当时中国最为黑暗落后的区域之一。1932年后共产党在这里相继创建了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在政治上实行了苏维埃工农代表会议民主制，普遍地组织和武装了人民。从此，边区人民开始见到了光明。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苏维埃区域，从此，这里便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所在地，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为着统一西北苏维埃运动，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经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遂于是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将原有之陕甘、陕北两苏区，连同新发展的苏区，重新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陕甘宁省和关中特区、神府特区等5个行政区域，统一于西北办事处领导之下。同时还设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和指挥西北的革命武装。
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为了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在政权问题上，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936年5月5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随着英美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加剧，蒋介石在这个会上，根据其主子的旨意，对日态度有所改变。中共中央估计到了蒋介石这一变化，适时地决定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代替过去“抗日反蒋”的口号。为了统一全党的策略思想，9月1日，中共中央即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并致书国民党，再次呼吁“应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并表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进一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向国民党蒋介石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政权问题上，主动提出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改苏维埃民主制度为议会民主制度，把苏维埃民主政府改为“陕甘宁特区政府”，并愿受国民政府的指导。这是中共为了实现国共合作所采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步骤。同年5月，全边区的选民70％以上参加了选举，选出了各级代表和议员，组织了各级的代表会和区、县及边区三级的议会，并由代表及议会选举了各级行政长官，呈请国民政府正式委任边区政府主席和行政委员。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前往庐山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国民党方面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国民政府的组成部分。9月6日，中共中央改西北办事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1939年春，陕甘宁边区议会也根据国民政府所颁布的省参议会条例，正式改为陕甘宁特区参议会。红色区域改称为“边区”，为团结抗日铺平了道路。随后，陕甘宁边区相继召开了各级参议会，建立了各级参议会机构，选举了各级政府，它不仅是包括各党派、各阶级的边区全体人民的民意机关，而且是全边区人民管理自己的政治最高权力机关，它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反映了边区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权最好的组织形式：三三制原则
1940年3月，为了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明确地提出了在各抗日民族根据地普遍地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原则。指示规定：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它在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后来中共边区中央局即将这一原则写进《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三三制原则”的提出，首先是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推行全国政治的民主化，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其次是为了更好地争取中间阶级；再次“三三制原则”也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种政策。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在这次全会上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会后还陆续发布了一些反共、防共的秘密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等。国民党集团以其反动方针为指导，指使其党大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他们除调兵遣将加派主力部队封锁抗日民主堡垒——陕甘宁边区外，还不断加紧在我各抗日战争根据地制造摩擦，特别是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博山、深县、确山、平江等惨案。
1939年冬至1940年3月，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达到高峰，悍然发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时，蒋介石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加紧法西斯独裁统治，广大人民没有人身居住的自由，随时可能被非法逮捕、秘密刑讯、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人民的参政权力完全被剥夺；而各抗日党派则被视为“奸党”、“异党”，没有合法的地位。鉴于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顽固坚持其一党专政的反动政策，使广大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不能发挥出来，造成了抗日战争的危机。为了坚持抗战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揭露国民党的宪政骗局，推动全国的政治民主化，中共中央于1940年3月，在政权建设上提出“三三制原则”。 陕甘宁边区在政权建设中，不仅建立了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民意机关，还建立了有效率的、廉洁奉公的抗日民主政府，同时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精兵简政”政策。
“精兵简政”最初是当时边区参议员、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等，在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期间，向大会送交的“精兵简政”、“言行一致”的提案中提出的，提案说：“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象。”毛泽东同志看到这个提案后非常重视，把提案一字一句的抄在笔记本上，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第二届参议会经过民主讨论通过了这个提案，并决定“交政府坚决执行”。接着，中共中央于同年12月发出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1942年9月7日，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专门写了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边区政府自二届一次参议会后，把“精兵简政”当成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成立了专门的整编委员会，制定了整编方案。1942年春夏，边区政府进行了两次精简。1943年3月，边区政府又公布了《简政实施纲要》，指出简政是“精兵简政”政策在政权工作方面的贯彻，使政权工作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与反官僚主义的目的。“精兵简政”的结果：使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把党、政、军机关脱离生产的人员大约压缩了一半左右，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还树立了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要实行“廉洁政治和俸以养廉”的原则。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可是工作中却能表现出自己是群众模范。1941年前，津贴标准为：边区议长、常驻议员、政府主席、政府委员、各厅厅长等每月5元，分区专员4元，县长每月2.5元，一般工作人员为1元到1.5元。每天粮食1斤4两（小米），菜钱4分，县政府每月办公费平均在20至30元之间。
“三三制原则”，对根据地当时渡过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为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
基本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边区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实行参议会民主制，以贯彻“三三制原则”为中心，把边区建成了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给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树立了榜样，对各个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起了指导和推动作用。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在政权建设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一，必须提出反映各阶层人民利益的、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的施政方针与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不是徒具形式，而是真正成为一切抗日人们的政权，党必须制定并实行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的纲领和政策。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正是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在抗日时期的具体运用。
第二，必须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建立和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尊重并充分发挥民意机关的作用。民主就是由人民当家做主，国家的事、人民的事，要由人民自己来议，自己来管，发挥各阶层人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边区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的各级参议会，不是单纯的议事机关，不是像资产阶级议会一样的清谈馆，而是边区人民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机关。边区人民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各级参议会，真正享受当家做主，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这样，更加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
第三，必须加强党对政权工作的组织领导。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曾说，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一靠路线和政策的正确，二靠党员的模范作用，党必须派出在政治上、工作能力上、同群众关系上、统一战线工作上的优秀党员，参加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通过他们的模范工作去影响和团结党外人士，贯彻执行党所提出的纲领和各项政策。
第四，必须尊重党外人士，善于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使他们在工作中有职有权。在争取党外人士参加政权的工作中，还要同时照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不偏顾一方面，才能完满地建立“三三制”的统一战线政权。
第五，必须不断克服党内的“左”、“右”两种错误思想倾向。边区在实行“三三制”的过程中，共产党在内在认识上、在具体执行上，存在着“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主要表现是：一部分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存在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不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错误倾向，对正确贯彻执行“三三制”政权建设都极为有害。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以及边区党的组织，从各方面教育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重要性，使他们懂得：“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力。”
第六，必须重视经济建设工作，把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边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使各阶层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民主和自由。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他们迫切地要求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指引下，边区政府颁布了租佃条例，普遍地开展了减租运动，并实行优待移民，鼓励开荒，提倡互助合作，奖励劳动英雄，以及发放贷款和投资扶助公私农工业生产与合作事业等各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不仅克服了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达到了生产自给，并且部分地达到了丰衣足食。
正是由于我党在实现政治民主的同时，又抓紧了生产建设，使边区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当家做主，而且在经济生活上也逐步地得到改善，从而更加激发了他们的抗日热情和生产的积极性，使“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更加巩固。同时，从人民群众中不断涌流出来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也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并不是一切都是很完善的，民主和法治建设等就还不够完备，但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它为我们提供了团结各阶层人民，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政权建设的初步的但也是比较系统的经验，并培养了一批政权工作的干部，这是极为宝贵的。
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
的演变与发展
陕甘宁边区跨陕西、甘肃、宁夏3省的各一部分，它的前身是陕甘宁苏区。边区在抗日时期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由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演变、发展而来。革命前的陕甘宁边区，人口稀少、地瘠民贫，在政治上是军阀、地主割据，是当时中国最为黑暗落后的区域之一。1932年后共产党在这里相继创建了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在政治上实行了苏维埃工农代表会议民主制，普遍地组织和武装了人民。从此，边区人民开始见到了光明。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苏维埃区域，从此，这里便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所在地，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为着统一西北苏维埃运动，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经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遂于是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将原有之陕甘、陕北两苏区，连同新发展的苏区，重新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陕甘宁省和关中特区、神府特区等5个行政区域，统一于西北办事处领导之下。同时还设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和指挥西北的革命武装。
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为了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在政权问题上，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936年5月5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随着英美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加剧，蒋介石在这个会上，根据其主子的旨意，对日态度有所改变。中共中央估计到了蒋介石这一变化，适时地决定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代替过去“抗日反蒋”的口号。为了统一全党的策略思想，9月1日，中共中央即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并致书国民党，再次呼吁“应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并表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进一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向国民党蒋介石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政权问题上，主动提出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改苏维埃民主制度为议会民主制度，把苏维埃民主政府改为“陕甘宁特区政府”，并愿受国民政府的指导。这是中共为了实现国共合作所采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步骤。同年5月，全边区的选民70％以上参加了选举，选出了各级代表和议员，组织了各级的代表会和区、县及边区三级的议会，并由代表及议会选举了各级行政长官，呈请国民政府正式委任边区政府主席和行政委员。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前往庐山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国民党方面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国民政府的组成部分。9月6日，中共中央改西北办事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1939年春，陕甘宁边区议会也根据国民政府所颁布的省参议会条例，正式改为陕甘宁特区参议会。红色区域改称为“边区”，为团结抗日铺平了道路。随后，陕甘宁边区相继召开了各级参议会，建立了各级参议会机构，选举了各级政府，它不仅是包括各党派、各阶级的边区全体人民的民意机关，而且是全边区人民管理自己的政治最高权力机关，它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反映了边区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权最好的组织形式：三三制原则
1940年3月，为了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明确地提出了在各抗日民族根据地普遍地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原则。指示规定：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它在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后来中共边区中央局即将这一原则写进《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三三制原则”的提出，首先是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推行全国政治的民主化，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其次是为了更好地争取中间阶级；再次“三三制原则”也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种政策。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在这次全会上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会后还陆续发布了一些反共、防共的秘密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等。国民党集团以其反动方针为指导，指使其党大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他们除调兵遣将加派主力部队封锁抗日民主堡垒——陕甘宁边区外，还不断加紧在我各抗日战争根据地制造摩擦，特别是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博山、深县、确山、平江等惨案。
1939年冬至1940年3月，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达到高峰，悍然发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时，蒋介石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加紧法西斯独裁统治，广大人民没有人身居住的自由，随时可能被非法逮捕、秘密刑讯、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人民的参政权力完全被剥夺；而各抗日党派则被视为“奸党”、“异党”，没有合法的地位。鉴于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顽固坚持其一党专政的反动政策，使广大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不能发挥出来，造成了抗日战争的危机。为了坚持抗战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揭露国民党的宪政骗局，推动全国的政治民主化，中共中央于1940年3月，在政权建设上提出“三三制原则”。 陕甘宁边区在政权建设中，不仅建立了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民意机关，还建立了有效率的、廉洁奉公的抗日民主政府，同时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精兵简政”政策。
“精兵简政”最初是当时边区参议员、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等，在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期间，向大会送交的“精兵简政”、“言行一致”的提案中提出的，提案说：“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象。”毛泽东同志看到这个提案后非常重视，把提案一字一句的抄在笔记本上，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第二届参议会经过民主讨论通过了这个提案，并决定“交政府坚决执行”。接着，中共中央于同年12月发出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1942年9月7日，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专门写了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边区政府自二届一次参议会后，把“精兵简政”当成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成立了专门的整编委员会，制定了整编方案。1942年春夏，边区政府进行了两次精简。1943年3月，边区政府又公布了《简政实施纲要》，指出简政是“精兵简政”政策在政权工作方面的贯彻，使政权工作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与反官僚主义的目的。“精兵简政”的结果：使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把党、政、军机关脱离生产的人员大约压缩了一半左右，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还树立了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要实行“廉洁政治和俸以养廉”的原则。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可是工作中却能表现出自己是群众模范。1941年前，津贴标准为：边区议长、常驻议员、政府主席、政府委员、各厅厅长等每月5元，分区专员4元，县长每月2.5元，一般工作人员为1元到1.5元。每天粮食1斤4两（小米），菜钱4分，县政府每月办公费平均在20至30元之间。
“三三制原则”，对根据地当时渡过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为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
基本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边区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实行参议会民主制，以贯彻“三三制原则”为中心，把边区建成了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给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树立了榜样，对各个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起了指导和推动作用。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在政权建设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一，必须提出反映各阶层人民利益的、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的施政方针与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不是徒具形式，而是真正成为一切抗日人们的政权，党必须制定并实行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的纲领和政策。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正是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在抗日时期的具体运用。
第二，必须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建立和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尊重并充分发挥民意机关的作用。民主就是由人民当家做主，国家的事、人民的事，要由人民自己来议，自己来管，发挥各阶层人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边区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的各级参议会，不是单纯的议事机关，不是像资产阶级议会一样的清谈馆，而是边区人民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机关。边区人民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各级参议会，真正享受当家做主，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这样，更加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
第三，必须加强党对政权工作的组织领导。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曾说，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一靠路线和政策的正确，二靠党员的模范作用，党必须派出在政治上、工作能力上、同群众关系上、统一战线工作上的优秀党员，参加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通过他们的模范工作去影响和团结党外人士，贯彻执行党所提出的纲领和各项政策。
第四，必须尊重党外人士，善于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使他们在工作中有职有权。在争取党外人士参加政权的工作中，还要同时照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不偏顾一方面，才能完满地建立“三三制”的统一战线政权。
第五，必须不断克服党内的“左”、“右”两种错误思想倾向。边区在实行“三三制”的过程中，共产党在内在认识上、在具体执行上，存在着“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主要表现是：一部分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存在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不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错误倾向，对正确贯彻执行“三三制”政权建设都极为有害。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以及边区党的组织，从各方面教育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重要性，使他们懂得：“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力。”
第六，必须重视经济建设工作，把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边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使各阶层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民主和自由。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他们迫切地要求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指引下，边区政府颁布了租佃条例，普遍地开展了减租运动，并实行优待移民，鼓励开荒，提倡互助合作，奖励劳动英雄，以及发放贷款和投资扶助公私农工业生产与合作事业等各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不仅克服了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达到了生产自给，并且部分地达到了丰衣足食。
正是由于我党在实现政治民主的同时，又抓紧了生产建设，使边区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当家做主，而且在经济生活上也逐步地得到改善，从而更加激发了他们的抗日热情和生产的积极性，使“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更加巩固。同时，从人民群众中不断涌流出来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也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并不是一切都是很完善的，民主和法治建设等就还不够完备，但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它为我们提供了团结各阶层人民，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政权建设的初步的但也是比较系统的经验，并培养了一批政权工作的干部，这是极为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