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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战报,突然拍桌而起
1941年2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在位于山东沂蒙山区腹地的沂南县中共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纵队指挥部驻地,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刚从中共山东分局开完会回到师部,一份近日所辖部队的战斗详报以及每次战斗中的指战员伤亡名单,就被师部参谋人员摆在了他的案头。
罗荣桓顾不上喝口水,就伏在案头迫不及待地一页页翻阅起来。
忽然,罗荣桓的双目在一份名叫《重坊战斗》的战报上停留了下来。在这之前,他是知道这次战斗的,也知道指挥员是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副旅长张仁初,此战不仅夺回了郯城重镇重坊,还给日伪军以大量杀伤,是一场难得的胜仗。不过,他对这一仗的详细经过以及部队伤亡情况还不太清楚,就仔细研究起了战报。
看着看着,罗荣桓的眉头逐渐拧在了一起,特别是看到最后的阵亡指战员名单后,他腾地站了起来,重重地把报告拍在了桌子上,然后向旁边的师部参谋人员吩咐道:“张仁初的部队正在休整,他没有在作战一线,通知他马上来见我……”
师部参谋人员从罗荣桓铁青的脸色以及他的语气中,已经觉察出什么,一点也不敢耽搁,匆忙把电话打给了教二旅……
张仁初,190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18岁就在家乡参加游击队,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时期,他参加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多次杀敌负伤,但从不喊一声苦和累,其豪爽的性格和勇猛的战斗力使得战士们都十分敬佩他。1936年在陕北“直罗镇战役”中,敌人来势汹汹,战士们久攻不下,张仁初气得直跺脚,把衣服一扒,光着膀子拎着大刀就冲进了敌群,左劈右砍,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终于战胜了敌人。
1939年3月1日,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副团长的张仁初,跟随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进入山东。1939年5月上旬,日伪军8000余人兵分九路开进泰西一一五师活动地区进行“扫荡”。5月10日深夜,罗荣桓在东汶宁支队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不在师部,代师长陈光率部同敌人周旋时,被敌人发觉,致使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中共鲁西区党委、泰西特委及津浦支队共3000余人,被包围在肥城东南陆房一带。此时,已是六八六团团长的张仁初,奉命占据了陆房西侧的肥猪山等高地,阻击日军进攻。5月11日,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对肥猪山等高地发起全线进攻。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张仁初带领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最危险的时候,张仁初将团部的指挥权交给政委刘西元,自己紧攥大刀同前线的战士一起杀向日军。敌人这天对六八六团阵地的9次冲锋都被打退了。当日深夜,六八六团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从敌人包围圈的缝隙中突出了重围,但也付出了损失360余人的重大代价。战后,罗荣桓对张仁初和六八六团敢打硬拼的战斗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同志们都说,陆房战斗中张仁初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只有“疯子”才干得出来,从此,“张疯子”的外号便流传开来。
此后,在一次讨伐顽军王学礼的战斗中,一一五师缴获了一匹名叫“花斑豹”的优良战马。罗荣桓指示将“花斑豹”配属给张仁初,作为对他指挥果断、作战有功的奖赏。自此,“花斑豹”这匹宝马良驹载着这位勇猛的战将驰骋在山东抗日战场,屡建奇功。1940年,在鲁南天宝山根据地反“扫荡”时,几个日军士兵驾着汽车突围逃跑,张仁初飞身跨上“花斑豹”紧追不舍,手握两把匣子枪左右开弓,车上的敌人一个个中弹掉下车来,最后,就连驾车的司机也被张仁初骑马追上后一枪干掉。
在这一次的重坊战斗中,张仁初和他的“花斑豹”有更加出色的表现,打了一场大胜仗,正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这时,忽然接到了师部罗荣桓政委召见的通知,张仁初简单安排一下后,跨上“花斑豹”就朝师部风驰电掣般飞奔而去。一路上,他都在猜想罗荣桓是何等的高兴,又会如何表扬自己了。
到了师部大门口,张仁初把马缰绳往站岗的门卫手中一递,就直奔院内。恰巧,罗荣桓正在院内散步,张仁初大老远地就高喊一声:“政委!”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令张仁初万万没想到的是,罗荣桓一见他来了,丝毫不见他一路想象中的春风满面,而是板着脸,既没让他进屋,也不给他让座,劈头就问:
“张仁初,你这次在重坊打了个大胜仗,到现在兴致还挺高啊,你是准备来领赏的吧?”
“政委,我……”张仁初一下愣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他虽然是个“直筒子”,这时候也明显感觉到气氛不对。
“我告诉你,我这里没有功给你,也没有赏给你。大伙都喊你‘张疯子’,我看你是真疯了……”罗荣桓一向稳重和蔼,此时却怒容满面。面对盛怒之下的罗荣桓,张仁初愕然不知所措,但他清楚罗荣桓的愤怒一定来自重坊战斗,一定是他在这次战斗中捅了什么“大娄子”。于是,重坊战斗的一幕幕场景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马跃坦克”,触动心头“最软的那一块”
1941年2月初,刚由抱犊崮山区率部挺进鲁东南郯(城)马(头)地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副旅长张仁初,在获悉日军近日抽调郯城、马头和重坊的兵力,分进合击我苏鲁边境抗日武装力量,后方兵力空虚的情报后,决定率领教二旅四团和鲁南专署警卫连,长途奔袭重坊,拔掉敌人的重坊据点,以策应我军在苏北的反“扫荡”斗争,开辟鲁东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2月6日,张仁初和四团团长蔡正国、政委吴岱等人研究制订了作战行动方案。当晚部队由临沭县李家庄(今属郯城县)出发,一夜急行军45公里,拂晓时赶到重坊。重坊是一个位于沂河岸边、有着千余人家的大集镇,地势北高南低。敌人在镇内设有炮楼、据点,筑有6尺高的围墙。墙外设有鹿砦、外壕。以薄明的晨曦作掩护,担任主攻的四团三营在营长卢崇正的率领下,悄悄地通过了敌人的外壕工事,占据了冲锋的位置。借着爆破寨墙扬起的烟雾,三营冲进围墙。到上午10点左右,歼敌近百人,八路军胜利攻克重坊。
2月8日,驻郯城和马头日军100余人、伪军300余人,在7辆坦克掩护下,分3路突袭重坊。四团与敌激战至黄昏,再次将敌人擊退。这天下午,由张仁初亲自带队在重坊外围胡集一带担任阻击任务的教导二旅一部,与从新安镇方向前来增援的数百名日伪军也接上了火。 混战中,敌人的好几辆坦克一字排开,后面跟着黑压压的日伪军步兵冲了上来。张仁初杀得性起,甩掉棉袄,光着膀子,旋风般地跨上“花斑豹”,然后一手持枪,一手持刀,大吼一声:“共产党员跟我来!”迎着弹雨火海就冲了上去。指战员们在张仁初的带领下,奋勇争先杀向敌阵。经浴血苦战,炸毁日军坦克一辆,毙敌百余,终于将敌人击退。
重坊战斗取得了毙敌300余名、击毁坦克1辆的重大胜利,日军“奔袭合击”的阴谋遭到了失败。当地群众闻此大胜,无不欢呼振奋,我军在临郯一带的声威大大提高。但是,此战中我军也有100多名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营级干部2名、连长5名、排长14名,他们几乎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优秀指战员,并且大部分都是在胡集一带跟随张仁初向敌军坦克阵营发起反冲锋时,牺牲于敌人坦克炮火之下的。
战后休整时,旅里的“笔杆子”及时将重坊战斗的详情报给了师部,并在报告中将张仁初亲自指挥并参加的胡集反冲锋之战描绘得十分详尽。张仁初没有觉察出什么不妥,昔日他率六八六团血战陆房时虽然也损失了不少人马,不照样得到罗荣桓等师首长的肯定了么?
张仁初做梦也想不到的是,罗荣桓正是看了报告中张仁初“马跃坦克”的神勇才大光其火的。因为在整个抗战时期,我军的装备实力远远落后于日军,除非万不得已,是非常忌讳同日军打阵地战的,而这次张仁初不仅同日军打起阵地战,竟还拿指战员的血肉之躯往敌人的坦克上硬撞!一一五师的指战员虽说多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但毕竟没有三头六臂,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出现重大伤亡自然不可避免。
一一五师的全体指战员都知道,普通干部士兵一直是罗荣桓心头“最软的那一块”,他自走上革命道路特别是政工领导岗位后,一直告诫属下一定要善待部队的每一个干部战士,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他是这么说的,更是带头身体力行。
早在1927年,罗荣桓在井冈山任连党代表的时候,冬天临近,他却还穿着单衣,直到全连100多号战士都穿上了棉衣,他才去领自己的一份。1928年起,连队的主要干部都有一匹马,不管是行军还是作战,罗荣桓的那匹马不是驮着连里的伤员病号,就是骑着实在走不动路了的“红小鬼”。后来他当了营、纵队党代表,军政委和军团政治部主任,除了指挥作战需要,还是很少骑马,而是和大家一起走路。长征途中,罗荣桓的那头骡子大部分时间驮着的都是伤病员。
罗荣桓对待战士像亲人,最集中的体现是珍惜他们的生命,尽量在战斗中减少指战员们的伤亡。他常说:“乡亲们把孩子交给了我们,我们就应该把乡亲们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对他们负责,对每一个鲜活的生命负责。”打仗当然会有流血牺牲,但每次战斗前,他总是弄清敌情,做到知己知彼,然后精心策划,精心组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搞蛮干硬拼的冒险主义,始终稳操胜券;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多多消灭敌人,好好保存自己。特别是在陆房突围战后,罗荣桓一想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永远消失了,他就心如刀割,一连好多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在以后多次召开的会议上,他一边表扬一些指战员的敢打硬拼精神,一边反复告诫指挥员要吸取陆房突围的教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因此,罗荣桓在战报中看到张仁初“马跃坦克”的鲁莽表现、并且牺牲了那么多“老红军”时,不由勃然大怒,这才有了亲招张仁初过来“问罪”的一幕。
见微知著,加强整军开创山东抗战新局面
“那么多好同志都因为你牺牲了,他们大多是经历过长征的红军骨干啊!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却被你组织的滥打滥冲给轻易地葬送了!你还我的干部来,还我的战士来……”这时候的罗荣桓,眼睛里不仅有怒火,张仁初甚至还看到他眼镜片后面闪烁着的泪光。
“政委,我……我……错了……可打仗哪有不牺牲的啊,陆房突围时我们的损失比这还多,您不一样表扬了我们?”直到这时,张仁初终于明白罗荣桓震怒的根源所在,为了平息一下他的怒火,他只好先摆出一个“认错”的态度,但骨子里的“天不怕地不怕”脾性,又不会让他轻易“认输”,随后又为自己进行了“辩解”。
“是的,打仗不可能没有牺牲。但我们做指挥员的,每次开战之前和战斗之中,头脑中应该始终绷紧‘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根弦,在‘消灭敌人’的前提下,力求做到能不牺牲的就不牺牲,能少牺牲的就不多牺牲。”罗荣桓见张仁初已经初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火气消了些,就命人搬来两张板凳,与张仁初一块坐下。他平缓了一下语气,继续说道:“陆房突围同这次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那次我们已经陷入重围,如果我们还不拼命,如果没有那么多同志的英勇牺牲,就不会有我们3000有生力量的安全突围。而这次,你除了同敌人打阵地战,除了带头冒险向敌人的坦克阵地发起反冲锋,难道就不能通过运动战、游击战打击敌人了吗?这次取胜纯粹是侥幸,你想过失败带来的严重后果了吗?毛泽东同志早在《论持久战》中就告诫过我们,鉴于敌强我弱,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主要和重要的斗争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而不以阵地战。师部对中央的这一主张说过多次了,难道你都忘了吗?”
“我当时一看到日军的猖狂劲儿就来气,头脑一热,满脑子就只剩下‘冲’和‘杀’了……”张仁初脸一红,挠了挠后脑勺,不好意思地说,“军人敢冲敢杀也是好事啊,中央和您平时不也经常教育部队一定要有敢打必胜、不怕牺牲的精神吗?”
“说得好,革命军人是应该有血性的!”罗荣桓一直是我军的政工“专家”,非常重视同时也很善于做干部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工作中从不以势压人,而是通过耐心细致地摆事实、讲道理,切实做到以理服人:“敢于牺牲的确是我们革命军人应该具备的重要品质,没有这种品质,我们就不会在井冈山立住脚,不会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会取得平型关等一次次对日作战的胜利,将来也更不会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但是,革命军人的敢于牺牲并不等同于可以无谓牺牲。这就要求我们干革命不能单凭一股冲劲,打仗也不能只靠勇敢。只管打得过瘾,动不动就硬拼,革命的本钱早早被拼光,我们以后还靠谁赶走侵略者?是靠七八十岁的老人上战场,還是让两三岁的娃娃来扛枪?再说,人民把千辛万苦养大的好儿子交给我们,如果随随便便就让他们牺牲掉,我们将来如何向人民交代!” “政委,您说得对,我错了……”张仁初低下了头,再也找不出辩解之词了,心情十分沉痛地说,“想想我为了逞一时之快,白白牺牲了那么多好同志,真是愚不可及,我请求处分!”
“处分你有什么用?好好地记住这次血的教训吧!”随后,罗荣桓又向张仁初了解了前线部队的情况,嘱咐了当前亟须注意的问题后,就让他回部队去了。
张仁初走后,罗荣桓陷入了沉思:抗战以来,一一五师一些指挥员仍然习惯于像过去同国民党军队打仗时那样猛打猛冲,在同装备优良的日军作战时,这样的打法时常造成部队很大的伤亡。张仁初“马跃坦克”这件事看起来虽然不大,无谓牺牲的指战员也不是很多,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则不堪设想。
为此,4月24日,罗荣桓在一一五师司令部研究整军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具体条件不同了。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的经验,不是全部都可以适用于今天的。”然后,他列举并剖析了重坊战斗等一些事例,重点谈了他的應对之策。
不久,一一五师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加强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的整军活动。罗荣桓特别提出,各级都要加强对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的组织领导,对教育和训练要当作战斗任务来完成;掀起干部继续深入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部重要著作、提高指挥和战术素养的热潮,培养大批灵敏勇敢、有高度战术素养的指挥员;同时加强战士的军事技术教育,如射击、刺杀、投弹、近迫作业和防空、防毒,对付敌坦克、装甲车、炮兵,以及夜战、伏击、袭击的训练;加强体力锻炼,加强各种徒手、器械体操及障碍竞走的训练。
自8月1日起,一一五师在蛟龙汪村连续3天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军政检阅大会,进行了射击、投弹等军事项目的比赛和政治测验。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一一五师的整军活动取得很大成绩,各级指挥员都明确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战斗员也都提高了军事技术水平,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歼敌人数不断增多,而部队的不必要伤亡开始明显减少。1941年1至7月平均每月伤亡790余人,到1942年,每月平均伤亡已经下降到290余人。
1943年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胜利的曙光。1944年春,已担任山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人的罗荣桓,命令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展开主动攻势作战。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军民已累计歼灭日伪军60万人,控制了全省境内的津浦、胶济、陇海铁路,收复了除济南、青岛等少数几个较大城市之外的全省90%以上的土地。
张仁初一生都没有忘记罗荣桓同他的那次“谈话”。以后每次提起那次“马跃坦克”换来的“胜仗”,他总是悔恨地叹道:“唉,罗政委说得对,我真是个疯子!”从此,他每次打仗之前总要仔细想一想,如何既能消灭敌人又能保存自己,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1955年,张仁初被授予中将军衔。(题图为罗荣桓在山东)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