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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直到49岁才真正踏入仕途，那么，49岁之前的左宗棠都做了些什么？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光焰万丈的人物，政敌李鸿章称之为“破天荒相公”，晚辈梁启超誉之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评价之高可谓登峰造极。尤其令人惊诧的是，这位军政奇才直到49岁才真正踏入仕途，成为军事将领和独当一面的统帅，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转战东南，平定西北，收复新疆，论赫赫战功，晚清时期无人可以望其项背；在政坛上，左宗棠也是步步莲花，从封疆大吏到军机大臣，拜东阁大学士，封二等恪靖侯，如此光鲜的履历竟然全是他在生命末段20余年间完成的，确实堪称人间奇迹。这种特例就不免会勾起人们的好奇：49岁之前，左宗棠在干嘛？他在做上门女婿、塾师和幕僚，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行动、阅读和思考，种种磨炼皆为修行。他到底是如何积健为雄的？这个问题特别值得探究。
1812年冬，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东乡左家塅，祖父左人锦是穷秀才，以耕读为本，以授徒为业，父亲左观澜也是穷秀才，长年坐馆，教书育人，两袖清风，一怀明月。
1832年，左宗棠与二哥左宗植一道参加湖南乡试，联袂中举，宗棠是第18名，宗植是第一名（解元）。嗣后，南城灯火，北道风霜，这位长沙城南书院的高才生先后三赴春闱。换成别人，考过三番，早已被“烤得焦糊”，但左宗棠神完气足，索性将八股制艺抛在脑后，拣选出一些经世致用的名著来，潜心研读，宛如春蚕，胃口大开，钻进兵书、农书、医书和有关漕运、河务、盐政、舆地的簿籍中，“饕餮无餍”。在他看来，唯有这些实学才是硬道理。
湘贤名宦贺长龄、贺熙龄兄弟阅人无数，得其交口极赞的人少之又少，他们都将左宗棠视为不可多得的国士。贺熙龄主持长沙城南书院讲席时，左宗棠是其门下弟子，两人亦师亦友，情谊牢固。1839年，贺熙龄离湘赴京，船至九江，赏月忆旧，赋七律一首，《舟中怀左季高》，诗前有小序：“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知子莫若父，识徒亦莫若师，左宗棠大材巢檗，贺熙龄青睐有加。
1842年夏天，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订 《南京条约》，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奇耻大辱的开端。左宗棠正当而立之年，一介布衣，心忧国运，赋 《感事诗》四首，有句“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主战之意不可遏止。他还撰成军事方略六篇，“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对付英国侵略军的战守机宜尽在其中，无奈朝廷中主和派占据了绝对上风，其策无处可投，其言无人肯听，对此左宗棠只能徒唤奈何。
在外人看来，左宗棠真是淡定到了出奇的程度，亲友不堪其忧，他却沉得住气，读书破万卷，坐馆课孩童。他的学生是已故两江总督陶澍的儿子陶桄，这位弟子还是他未来的女婿。当初，左宗棠与陶澍结缘纯属偶然。1837年，两江总督陶澍请假回乡扫墓，途经醴陵。其时，左宗棠在渌江书院任山长。陶公过境，总督驻节，县令是东道主，派人精心布置馆舍，左宗棠受其请托，撰写楹联。陶澍抵达住地，下轿伊始，不免有些疲惫，但这副楹联令他倦意全消，眼前一亮：“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此联对仗工整，气势非凡，妙就妙在将陶澍受道光皇帝特赏、蒙圣上赐书“印心”二字的快意事无痕纳入。陶澍激赏久之，立刻召见了年轻的山长，“纵论古今，至于达旦”。一年后，左宗棠第三次进京参加会试，落第后乘船南下，绕道江宁，谒见陶澍，欢叙之余，彼此相约结为儿女亲家。1839年，陶澍病逝于江宁，左宗棠受恩师贺熙龄重托，赴安化小淹收陶澍之子陶桄为徒。陶家的藏书汗牛充栋，陶澍的奏疏是政界出色的范本，左宗棠在此潜心清修，“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左公心高气傲，至此格外谦虚，多读有用之书，宏其蕴蓄，为异日展布预先做好知识储备。
“买山而隐，为苟全之计”，“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左宗棠并非口头说说、笔头写写而已。从29岁到37岁，左宗棠在安化陶家坐馆8年，每年束脩能得200两白银，家中用度多方撙节，几年的积蓄足以让左宗棠了却一桩心愿。1843年，左宗棠相中湘阴县东乡的柳庄，购入70亩土地，建成小型庄园，“略以古农法之便于今者行之”，“日与庸人缘陇亩”，植桑栽茶种稻谷，还喂了猪，养了鱼，鸡鸭成群结队，“别有一段乐意”。1852年，左宗棠为左氏家庙撰写新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在不惑之年，他仍以耕读为本，认为“良农胜过贵仕”，“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
左宗棠以耕读为本，受益良深，其荦荦大端有四：一，知稼穑之劳苦，晓民生之艰难，日后他做封疆大吏，重民命、惜民力均出于自觉；二，以实学指导实践，以实践验证实学，力戒空疏，务求切实；三，收放自如，进退有据，进则能兼济天下，退则能独善其身；四，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经世致用，有根有源。由此可见，左宗棠大器晚成，绝非偶然。
1848年，林则徐结束了遣戍新疆的苦难岁月，恢复官职，就任云贵总督。当时，贵州安顺知府胡林翼向林则徐力荐左宗棠，称赞他“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话说得满满实实，林则徐或许有点将信将疑。不巧的是，那年左宗棠的孤侄要结婚，而且他听从恩师贺熙龄的安排，接受了陶（澍） 家私塾的聘约，不可食言，因此未能成行。翌年冬天，林则徐告病还乡，途经长沙，泊舟江畔，派人送信到湘阴柳庄，邀约左宗棠前来一晤。“是晚乱流而西，维舟岳麓山下”，“江风吹浪，柁樓竟夕有声”。左宗棠的心情非常激动，精神也有些紧张，登舟过板之际，不慎踏空，顿时沦为落汤鸡，当众出糗，好不尴尬。林则徐打趣道：“此为君之见面礼乎？”左宗棠不乏急智，很会解嘲，于是应声而答：“他人敬公，五体投地；晚生敬公，五体投水！”两人相视而笑。左宗棠更衣后，被引至客座，刚烫好的黄酒正好暖身。当时，林则徐64岁，左宗棠38岁；林则徐是封疆大吏，左宗棠是草野书生，但年龄、地位的悬殊丝毫也未妨碍两位忘年之交的竟夕畅谈。他们臧否人物，剖析时势，许多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的智者之言，包含崖略，字字句句如同重锤实锤，敲打着左宗棠的心坎。 这次见面，两人“宴谈达曙，无所不及”，林则徐验证了胡林翼鉴人的眼光不虚，左宗棠确实是只可得一、不可求双的命世奇才。于是他郑重其事，将自己在新疆境内收集的地图资料悉数赠送给左宗棠。20多年后，左宗棠挥师绝域，成竹在胸，即得林公昔日之助。
尽管左宗棠与林则徐仅有一面之缘，仅得一夕之晤，但他受到林公的影响既深且广。他在陕甘总督任上，采取的政策是“不论汉回，只论良莠”，即脱胎于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采取的“良则虽回必保，莠则虽汉必诛”的政策。他治理西北，禁种罂粟 （称之为“妖卉”），禁运鸦片，也是秉承了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宗旨。他在新疆指挥军队兴修水利、开凿坎儿井、种桑、种稻，都是遵从林则徐多年前的建议。1850年冬，林则徐病逝于赴桂“救火”的途中。左宗棠骤闻噩耗，失声痛哭，撰挽联寄达哀思。国家有难，栋梁先折，左宗棠对此痛心疾首。
直到暮岁，左宗棠仍以早年登江舟拜晤林则徐，且得到后者的赏识为平生“第一荣幸事”。林则徐赠给他的那副亲笔对联，他一直视为瑰宝，上联为“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下联为“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此联原为大才子袁枚集句而成，闻者无不讥诮他吹嘘太过，作者只好急卷深藏。林则徐手录此联，赠给一位蛰伏草野的晚辈，可见其激赏之情排山倒海。左宗棠一生行迹遍及江南塞北，总以此联随身携带，悬挂于斋壁之上、帐幕之中，怀人的同时，借以励志。须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具备的爱国情怀，左宗棠也完全具备。
乱世以避难为急务。1850年秋，左宗棠举家避乱，他在湘阴与长沙交界的东山，找到一个名为白水洞的地方，此处山高林密，人迹罕至，适宜藏身。1851年，朝廷屡下恩诏，搜罗遗贤，特开孝廉方正科，郭嵩焘和本地士绅均推荐左宗棠应试，但他婉言谢绝。同庚好友胡林翼更是来信反复劝导，国难孔亟，何以安家？眼下盗贼蜂起，江南不靖，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之秋，不可坐失时机。湖南巡抚张亮基信任胡林翼的举荐，尚在上任途中，即卑辞厚礼，派遣使者赶赴白水洞，敦请左宗棠火速出山。王柏心是左宗棠的知己，也敦劝好友出山。良朋好友的劝告尽可当成耳边风，但“保境安民”四字如施魔法，足以令左宗棠动情起兴。他毅然出山，辅佐巡抚张亮基，坚守省会，挽救湖南。幕僚并非官场的正途出身，由官员自聘，属于高参性质。左宗棠做师爷，主要目的并非谋食，他志存高远，光辉榜样乃是王杰、陈宏谋、林则徐这样的大能臣、大忠臣，但他没想到，做幕僚，受锤炼，居然长达8年。
左宗棠与张亮基的精诚合作既舒心又高效。1852年，太平军悍将、西王萧朝贵率领精锐士卒围攻长沙，一度打开缺口，但城中守军竭力堵防，危城得以保全。张亮基抚湘，时间不足半年，听从左宗棠的良谋，获取江忠源的死力，在惊涛骇浪中保住了省城，实乃大功一件。张亮基在湖南刚刚站稳脚跟，才干了4个月，就调署湖广总督，左宗棠随之前往武昌，仍旧专主戎幕。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湖北巡抚崇纶暗中倾轧，张亮基不安其位，9个月后，朝廷调任他为山东巡抚，于是左宗棠辞去幕职，重返湘阴。“湘上农人”静气十足，决定隐居藏身，“拟长为农夫没世”，这可是暴殄天物的节奏。湖南巡抚骆秉章招贤纳士的诚意丝毫不逊于张亮基，为了聘请左宗棠担任他的师爷，主意想尽，办法用尽，也未能如愿以偿。
左宗棠在山中一住就是半年，归隐之意已决。他借了一笔数额不菲的银钱，建造白水洞的住所，为了还清欠债，他打算卖掉柳庄的田宅。白水洞的居住环境不算理想，但新组的民团不错，盗贼不敢来讨便宜，左宗棠感觉满意。好友江忠源已擢任安徽巡抚，写信来邀左宗棠佐理军务，左公婉言谢绝。曾国藩想募勇三千，委托左宗棠训练，与江忠源会师，左公也没接茬。原因显然是他的悲观心态在起缓释作用：“贼势方张，而有讨贼之责，有封疆之寄者，无过人之才，天下事盖不知所届也！”
1854年，太平军节节取胜，湖南东境承压，北境失守，形势危急。骆秉章的耐心耗尽，急智抬头，他派遣兵丁拘捕左宗棠的爱婿陶桄，扬言要治其抗捐抗税之罪。左宗棠迫不得已，前往抚署捞人，不存想巡抚骆秉章倒屣相迎，击掌大笑道：“陶文毅公的佳儿、左季高的令坦，无缘无故就蹲班房，吃牢饭，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骆秉章棋高一着，左宗棠堕其阱里，入其觳中，不但不恼怒，反倒是对骆秉章骤生好感。这年二月，太平军攻占湘阴县城，白水洞不再是安身之地，于是左宗棠将家人送往湘潭安置。“念时事益棘”，他再作冯婦，专主湖南戎幕。
左宗棠辅佐骆秉章，共计5年零9个月，出满勤，效全力，“惟我知公，亦惟公知我”才是关键，又岂是庸夫俗子瞎猜的“性喜弄权”这么简单？起初，骆秉章并不像张亮基那样信任左宗棠。一年后，骆公心中有数，于是彻底放手，“但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骆秉章倚重左宗棠，甚至超过了前任张亮基。僚属向骆秉章汇报工作，他会问一句“季高先生云何”，意思不难明白，凡事左宗棠认可就行，他只管签名用印。骆秉章放心让左宗棠主持湖南全省的军政要务，左宗棠毫不谦虚，也毫不含糊，这位“影子省长”用权如用刀，既敢做，又敢当，各色人事，该撤的撤，该裁的裁，该清盘的清盘，该登账的登账。有人啧啧称奇，戏称他为“左都御史”。依照清朝官制，各地从一品的总督均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摆明了，戏称者是在夸赞 （也可能是在嘲弄） 左宗棠手中掌握的权力比骆老爷子还要大。
左宗棠代骆秉章巡抚草拟奏章，写好了，也不管夜半更深，风冷霜重，硬是去把饱享齐人之福的骆秉章从小老婆暖暖和和的被窝里“揪”出来，让他奇文共欣赏。妙就妙在后者不但不生气，还拍案叫绝，跟着起哄，搬出窖藏美酒，与左宗棠一醉方休。骆秉章平日喜欢与姬妾饮宴作乐，事无巨细，均委托给这位铁笔师爷，任由他全权定夺。左宗棠弄权过瘾之余，还要嘲弄自己可爱的老板，说什么：“公犹傀儡，无线以牵之，何能动耳？”够损的了，骆老板却一笑置之。你说奇怪不奇怪，对这位目高于顶的大傲哥，骆秉章能放下架子，陪他一块儿疯，一块儿狂，他以国士待左宗棠，左宗棠也以国士报之。单凭这一点，我就觉得晚清的官场还有几分勃勃生气。 多年后，左宗棠已封侯拜相，闲来无事且喝茶，与一位朋友月旦本朝人物，他问道：“我和骆文忠公相比如何？”朋友笑道：“依鄙人看来，骆公更为高明。”左宗棠愿闻其详，对方说：“骆公幕府中有你大力辅佐，你的幕府中却见不到这种狂放不羁的天才。由此可见，你不如他。”左公闻言，掀髯大笑。单论雅量，左公确实远不及骆公。
咸丰年间，湖南以大局为重，出力出钱，流血流泪，义声著称于遐迩。彼时之窘况，左宗棠以“三空四尽”“千难万苦”八字形容到位。他不畏难，肯任事，与同僚苦苦经营，纵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亦要无中生有。由于巡抚骆秉章聚拢了人心、人气，高参左宗棠多谋善断，大将王鑫能征善剿，众志成城，终于扭转了先期那种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的困局，将湖南这个不可替代的“采血区”建设成为照应面最为宽广的后方，湘军给东南主战场的粮饷接济得以源源不断。
咸丰年间，左宗棠主持湖南戎幕，不仅“虑事太密，论事太尽”，而且大胆用权，锐意办差，在湖南官场中，他轻而易举地得罪了那些不法之徒。永州总兵樊燮由于贪纵 （多吃空饷、私役兵丁）落职，他恼羞成怒，跑到武昌，向湖广总督官文告状。官文是满籍庸官，执政、治军、御敌三方面都无过人之处，但他娴习官场登龙术，深得两宫皇太后的欢心。骆秉章鄙视官文的为人，公事上常给他钉子碰，尤其是下令把湘军名将王鑫从湖北调回湖南，令官文恼怒不已，怀恨在心，专等下手的题材。官文受理樊燮案，盘算着拿办“恶幕”左宗棠的同时，顺便收拾湘抚骆秉章。这是个一石二鸟的恶计。
1859年，左宗棠受到樊燮案的负面影响，愤而辞去幕职。他自知得罪的人多，彼辈来势汹汹。樊燮仗着封疆大吏官文为他撑腰出头，而骆秉章已经年满67岁，咯血旧疾复发，请假调理，由于官文掣肘太多，去志益决。左公以进京赴试，当作抽身而退的借口。1860年正月，左宗棠从长沙启程，三月初抵达湖北襄樊，受阻于大雪。胡林翼派人日夜兼程，送信给左宗棠，劝他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去京城自投罗网，赶紧回驾，待上谕下达，再确定何去何从。
同年闰三月，曾国藩驻军于安徽宿松，派人持其亲笔信，迎接正在湖北英山逗留的左宗棠去湘军大本营共商大计。这次聚会，除了曾国藩和左宗棠，还有李瀚章、李鸿章、曾国荃、李元度等人。四月十日，胡林翼拨冗而至，曾、左、胡三人历史性地聚首在一起。我翻阅曾国藩日记，宿松之会有迹可寻，“畅谈”“熟商”之类的字眼反复出现，他们相处之轻松愉快实属难得，简直不像是置身于胜负未卜的战局当中。
恰在宿松聚会期间，曾国藩接获上谕，大意是：左宗棠熟悉湖南的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现在东南局势吃紧，是令左宗棠留在湖南办理团练，还是直接调到湘军效力？咸丰皇帝如此垂询，足见“天心大转”，众人都为左宗棠感到高兴。一块石头落了地，一块心病断了根，左宗棠不再重弹“回柳庄隐居”的老调，“屏迹山林，不问世事”的八字方针也该抛之脑后了。曾国藩趁热打铁，向咸丰皇帝奏陈：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现在急需人才，无论委派何种差使，只要能让他安心任事，必将感激图报。胡林翼的奏折更有“技术含量”，先夸赞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继而为他脱罪，“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然后建议咸丰皇帝令左宗棠在湖南募勇6000人，以为赣浙皖三省之后援。曾国藩、胡林翼的保荐起了关键作用，金陵大营溃败也起了辅助作用，好钢撂在一旁，钝刀岂能锋利？咸丰皇帝遂坚定了起用左宗棠的决心，立刻颁下谕旨，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职衔襄办军务，协助新拜两江总督曾国藩剿贼。至此，樊燮案宣告撤销。
樊燮案不算什么大案、要案，但它轰动了湘鄂两省，惊动了咸丰皇帝。官文视左宗棠为务必铲除的“恶幕”，强加“莠政”“乱政”的罪名，用心可谓毒辣。所幸左宗棠福大命大，得朋友和贵人竭力保全，这才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据胡思敬 《国闻备乘》 所记，樊燮案发酵期间，胡林翼以三千金结交朝中权贵，为左宗棠“拆弹”。据清代作家刘声木 《苌楚斋随笔五笔左宗棠赏三品京堂前后事》 所载，当时，郭嵩焘初点翰林，陕西刚好出土了一座青铜盂鼎，由京城琉璃厂某古董店标售，左宗棠密嘱郭嵩焘以400两白银购得，转赠给贪爱古董的侍读学士潘祖荫，请后者设法挽救。于是潘祖荫火线驰援，亲撰 《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才可用疏》，其中核心语句“左宗棠在湖南，关系事势甚大，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传播甚广，直传得域内皆知，天下共闻。咸丰皇帝求才似渴，爱才如命，御笔一挥，就赦免了这位湖南抚署的王牌师爷。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容易。当年，胡林翼、郭嵩燾、骆秉章均央求名士高心夔向朝中第一权臣肃顺为之疏通，节骨眼上，所幸王闿运也在北京，与高心夔一样，同为肃顺府中红人，由他俩出面充当说客，应该是八九不离十。肃顺的谋虑则更为周全，他是内臣，不宜先开口，此时若有皇上信任的人保荐左宗棠，他去敲打边鼓，方可收获奇效。于是大家依照肃顺圈定的脚本分别演出，才有了后面的“戏码”和“桥段”。潘祖荫着实卖劲，也非常给力，他把左宗棠运筹帷幄的本事夸上了天，“不得不为国家惜此人才”的表态也恰到好处，那句含有两个“不可一日无”的广告词更使左宗棠身价激增。其实，此前宗稷辰御史就上奏举荐过左宗棠，称他“不求荣利，迹甚微而功甚伟，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林翼诸人”。一位师爷的命运牵系了那么多大佬名角的注意力，你说他牛不牛？
据赵烈文的 《能静居日记》 所记，樊燮案能够顺利销案，曾国藩乃是最关键的着力点，朝廷派出钦使钱宝琛调查此案，钱宝琛是曾国藩的门生，到了南方，曾国藩嘱咐他为左宗棠妥善解决此道难题。“左既罢事，气渐折，又佩帅德，遂修敬先达之礼。”左宗棠经此一劫，对曾国藩的恩德还是非常感激和敬佩的，昔日的盛气也收敛了不少。
祸福相倚，大丈夫谁不经历五灾八难？数年幕府生涯，既是左宗棠的磨刀期，也是他的发皇期，他已练就军政各方面的解牛功夫，堪称游刃有余。实力无疑是最好的本钱，再加上人脉，简直就是如虎添翼，立功立名固然靠得着，解困解危同样靠得住。
樊燮案是小劫数，是大变数，此后不久，中国近代史上最牛的师爷左宗棠奉命练成楚军，成为出柙的猛虎，那些奸人和丑类很难再制住他的威风。
（选自《同舟共进》2018年第5期）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光焰万丈的人物，政敌李鸿章称之为“破天荒相公”，晚辈梁启超誉之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评价之高可谓登峰造极。尤其令人惊诧的是，这位军政奇才直到49岁才真正踏入仕途，成为军事将领和独当一面的统帅，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转战东南，平定西北，收复新疆，论赫赫战功，晚清时期无人可以望其项背；在政坛上，左宗棠也是步步莲花，从封疆大吏到军机大臣，拜东阁大学士，封二等恪靖侯，如此光鲜的履历竟然全是他在生命末段20余年间完成的，确实堪称人间奇迹。这种特例就不免会勾起人们的好奇：49岁之前，左宗棠在干嘛？他在做上门女婿、塾师和幕僚，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行动、阅读和思考，种种磨炼皆为修行。他到底是如何积健为雄的？这个问题特别值得探究。
耕读本色是书生
1812年冬，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东乡左家塅，祖父左人锦是穷秀才，以耕读为本，以授徒为业，父亲左观澜也是穷秀才，长年坐馆，教书育人，两袖清风，一怀明月。
1832年，左宗棠与二哥左宗植一道参加湖南乡试，联袂中举，宗棠是第18名，宗植是第一名（解元）。嗣后，南城灯火，北道风霜，这位长沙城南书院的高才生先后三赴春闱。换成别人，考过三番，早已被“烤得焦糊”，但左宗棠神完气足，索性将八股制艺抛在脑后，拣选出一些经世致用的名著来，潜心研读，宛如春蚕，胃口大开，钻进兵书、农书、医书和有关漕运、河务、盐政、舆地的簿籍中，“饕餮无餍”。在他看来，唯有这些实学才是硬道理。
湘贤名宦贺长龄、贺熙龄兄弟阅人无数，得其交口极赞的人少之又少，他们都将左宗棠视为不可多得的国士。贺熙龄主持长沙城南书院讲席时，左宗棠是其门下弟子，两人亦师亦友，情谊牢固。1839年，贺熙龄离湘赴京，船至九江，赏月忆旧，赋七律一首，《舟中怀左季高》，诗前有小序：“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知子莫若父，识徒亦莫若师，左宗棠大材巢檗，贺熙龄青睐有加。
1842年夏天，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订 《南京条约》，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奇耻大辱的开端。左宗棠正当而立之年，一介布衣，心忧国运，赋 《感事诗》四首，有句“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主战之意不可遏止。他还撰成军事方略六篇，“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对付英国侵略军的战守机宜尽在其中，无奈朝廷中主和派占据了绝对上风，其策无处可投，其言无人肯听，对此左宗棠只能徒唤奈何。
在外人看来，左宗棠真是淡定到了出奇的程度，亲友不堪其忧，他却沉得住气，读书破万卷，坐馆课孩童。他的学生是已故两江总督陶澍的儿子陶桄，这位弟子还是他未来的女婿。当初，左宗棠与陶澍结缘纯属偶然。1837年，两江总督陶澍请假回乡扫墓，途经醴陵。其时，左宗棠在渌江书院任山长。陶公过境，总督驻节，县令是东道主，派人精心布置馆舍，左宗棠受其请托，撰写楹联。陶澍抵达住地，下轿伊始，不免有些疲惫，但这副楹联令他倦意全消，眼前一亮：“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此联对仗工整，气势非凡，妙就妙在将陶澍受道光皇帝特赏、蒙圣上赐书“印心”二字的快意事无痕纳入。陶澍激赏久之，立刻召见了年轻的山长，“纵论古今，至于达旦”。一年后，左宗棠第三次进京参加会试，落第后乘船南下，绕道江宁，谒见陶澍，欢叙之余，彼此相约结为儿女亲家。1839年，陶澍病逝于江宁，左宗棠受恩师贺熙龄重托，赴安化小淹收陶澍之子陶桄为徒。陶家的藏书汗牛充栋，陶澍的奏疏是政界出色的范本，左宗棠在此潜心清修，“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左公心高气傲，至此格外谦虚，多读有用之书，宏其蕴蓄，为异日展布预先做好知识储备。
“买山而隐，为苟全之计”，“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左宗棠并非口头说说、笔头写写而已。从29岁到37岁，左宗棠在安化陶家坐馆8年，每年束脩能得200两白银，家中用度多方撙节，几年的积蓄足以让左宗棠了却一桩心愿。1843年，左宗棠相中湘阴县东乡的柳庄，购入70亩土地，建成小型庄园，“略以古农法之便于今者行之”，“日与庸人缘陇亩”，植桑栽茶种稻谷，还喂了猪，养了鱼，鸡鸭成群结队，“别有一段乐意”。1852年，左宗棠为左氏家庙撰写新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在不惑之年，他仍以耕读为本，认为“良农胜过贵仕”，“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
左宗棠以耕读为本，受益良深，其荦荦大端有四：一，知稼穑之劳苦，晓民生之艰难，日后他做封疆大吏，重民命、惜民力均出于自觉；二，以实学指导实践，以实践验证实学，力戒空疏，务求切实；三，收放自如，进退有据，进则能兼济天下，退则能独善其身；四，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经世致用，有根有源。由此可见，左宗棠大器晚成，绝非偶然。
与林则徐江舟夜晤
1848年，林则徐结束了遣戍新疆的苦难岁月，恢复官职，就任云贵总督。当时，贵州安顺知府胡林翼向林则徐力荐左宗棠，称赞他“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话说得满满实实，林则徐或许有点将信将疑。不巧的是，那年左宗棠的孤侄要结婚，而且他听从恩师贺熙龄的安排，接受了陶（澍） 家私塾的聘约，不可食言，因此未能成行。翌年冬天，林则徐告病还乡，途经长沙，泊舟江畔，派人送信到湘阴柳庄，邀约左宗棠前来一晤。“是晚乱流而西，维舟岳麓山下”，“江风吹浪，柁樓竟夕有声”。左宗棠的心情非常激动，精神也有些紧张，登舟过板之际，不慎踏空，顿时沦为落汤鸡，当众出糗，好不尴尬。林则徐打趣道：“此为君之见面礼乎？”左宗棠不乏急智，很会解嘲，于是应声而答：“他人敬公，五体投地；晚生敬公，五体投水！”两人相视而笑。左宗棠更衣后，被引至客座，刚烫好的黄酒正好暖身。当时，林则徐64岁，左宗棠38岁；林则徐是封疆大吏，左宗棠是草野书生，但年龄、地位的悬殊丝毫也未妨碍两位忘年之交的竟夕畅谈。他们臧否人物，剖析时势，许多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的智者之言，包含崖略，字字句句如同重锤实锤，敲打着左宗棠的心坎。 这次见面，两人“宴谈达曙，无所不及”，林则徐验证了胡林翼鉴人的眼光不虚，左宗棠确实是只可得一、不可求双的命世奇才。于是他郑重其事，将自己在新疆境内收集的地图资料悉数赠送给左宗棠。20多年后，左宗棠挥师绝域，成竹在胸，即得林公昔日之助。
尽管左宗棠与林则徐仅有一面之缘，仅得一夕之晤，但他受到林公的影响既深且广。他在陕甘总督任上，采取的政策是“不论汉回，只论良莠”，即脱胎于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采取的“良则虽回必保，莠则虽汉必诛”的政策。他治理西北，禁种罂粟 （称之为“妖卉”），禁运鸦片，也是秉承了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宗旨。他在新疆指挥军队兴修水利、开凿坎儿井、种桑、种稻，都是遵从林则徐多年前的建议。1850年冬，林则徐病逝于赴桂“救火”的途中。左宗棠骤闻噩耗，失声痛哭，撰挽联寄达哀思。国家有难，栋梁先折，左宗棠对此痛心疾首。
直到暮岁，左宗棠仍以早年登江舟拜晤林则徐，且得到后者的赏识为平生“第一荣幸事”。林则徐赠给他的那副亲笔对联，他一直视为瑰宝，上联为“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下联为“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此联原为大才子袁枚集句而成，闻者无不讥诮他吹嘘太过，作者只好急卷深藏。林则徐手录此联，赠给一位蛰伏草野的晚辈，可见其激赏之情排山倒海。左宗棠一生行迹遍及江南塞北，总以此联随身携带，悬挂于斋壁之上、帐幕之中，怀人的同时，借以励志。须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具备的爱国情怀，左宗棠也完全具备。
王牌师爷
乱世以避难为急务。1850年秋，左宗棠举家避乱，他在湘阴与长沙交界的东山，找到一个名为白水洞的地方，此处山高林密，人迹罕至，适宜藏身。1851年，朝廷屡下恩诏，搜罗遗贤，特开孝廉方正科，郭嵩焘和本地士绅均推荐左宗棠应试，但他婉言谢绝。同庚好友胡林翼更是来信反复劝导，国难孔亟，何以安家？眼下盗贼蜂起，江南不靖，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之秋，不可坐失时机。湖南巡抚张亮基信任胡林翼的举荐，尚在上任途中，即卑辞厚礼，派遣使者赶赴白水洞，敦请左宗棠火速出山。王柏心是左宗棠的知己，也敦劝好友出山。良朋好友的劝告尽可当成耳边风，但“保境安民”四字如施魔法，足以令左宗棠动情起兴。他毅然出山，辅佐巡抚张亮基，坚守省会，挽救湖南。幕僚并非官场的正途出身，由官员自聘，属于高参性质。左宗棠做师爷，主要目的并非谋食，他志存高远，光辉榜样乃是王杰、陈宏谋、林则徐这样的大能臣、大忠臣，但他没想到，做幕僚，受锤炼，居然长达8年。
左宗棠与张亮基的精诚合作既舒心又高效。1852年，太平军悍将、西王萧朝贵率领精锐士卒围攻长沙，一度打开缺口，但城中守军竭力堵防，危城得以保全。张亮基抚湘，时间不足半年，听从左宗棠的良谋，获取江忠源的死力，在惊涛骇浪中保住了省城，实乃大功一件。张亮基在湖南刚刚站稳脚跟，才干了4个月，就调署湖广总督，左宗棠随之前往武昌，仍旧专主戎幕。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湖北巡抚崇纶暗中倾轧，张亮基不安其位，9个月后，朝廷调任他为山东巡抚，于是左宗棠辞去幕职，重返湘阴。“湘上农人”静气十足，决定隐居藏身，“拟长为农夫没世”，这可是暴殄天物的节奏。湖南巡抚骆秉章招贤纳士的诚意丝毫不逊于张亮基，为了聘请左宗棠担任他的师爷，主意想尽，办法用尽，也未能如愿以偿。
左宗棠在山中一住就是半年，归隐之意已决。他借了一笔数额不菲的银钱，建造白水洞的住所，为了还清欠债，他打算卖掉柳庄的田宅。白水洞的居住环境不算理想，但新组的民团不错，盗贼不敢来讨便宜，左宗棠感觉满意。好友江忠源已擢任安徽巡抚，写信来邀左宗棠佐理军务，左公婉言谢绝。曾国藩想募勇三千，委托左宗棠训练，与江忠源会师，左公也没接茬。原因显然是他的悲观心态在起缓释作用：“贼势方张，而有讨贼之责，有封疆之寄者，无过人之才，天下事盖不知所届也！”
1854年，太平军节节取胜，湖南东境承压，北境失守，形势危急。骆秉章的耐心耗尽，急智抬头，他派遣兵丁拘捕左宗棠的爱婿陶桄，扬言要治其抗捐抗税之罪。左宗棠迫不得已，前往抚署捞人，不存想巡抚骆秉章倒屣相迎，击掌大笑道：“陶文毅公的佳儿、左季高的令坦，无缘无故就蹲班房，吃牢饭，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骆秉章棋高一着，左宗棠堕其阱里，入其觳中，不但不恼怒，反倒是对骆秉章骤生好感。这年二月，太平军攻占湘阴县城，白水洞不再是安身之地，于是左宗棠将家人送往湘潭安置。“念时事益棘”，他再作冯婦，专主湖南戎幕。
左宗棠辅佐骆秉章，共计5年零9个月，出满勤，效全力，“惟我知公，亦惟公知我”才是关键，又岂是庸夫俗子瞎猜的“性喜弄权”这么简单？起初，骆秉章并不像张亮基那样信任左宗棠。一年后，骆公心中有数，于是彻底放手，“但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骆秉章倚重左宗棠，甚至超过了前任张亮基。僚属向骆秉章汇报工作，他会问一句“季高先生云何”，意思不难明白，凡事左宗棠认可就行，他只管签名用印。骆秉章放心让左宗棠主持湖南全省的军政要务，左宗棠毫不谦虚，也毫不含糊，这位“影子省长”用权如用刀，既敢做，又敢当，各色人事，该撤的撤，该裁的裁，该清盘的清盘，该登账的登账。有人啧啧称奇，戏称他为“左都御史”。依照清朝官制，各地从一品的总督均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摆明了，戏称者是在夸赞 （也可能是在嘲弄） 左宗棠手中掌握的权力比骆老爷子还要大。
左宗棠代骆秉章巡抚草拟奏章，写好了，也不管夜半更深，风冷霜重，硬是去把饱享齐人之福的骆秉章从小老婆暖暖和和的被窝里“揪”出来，让他奇文共欣赏。妙就妙在后者不但不生气，还拍案叫绝，跟着起哄，搬出窖藏美酒，与左宗棠一醉方休。骆秉章平日喜欢与姬妾饮宴作乐，事无巨细，均委托给这位铁笔师爷，任由他全权定夺。左宗棠弄权过瘾之余，还要嘲弄自己可爱的老板，说什么：“公犹傀儡，无线以牵之，何能动耳？”够损的了，骆老板却一笑置之。你说奇怪不奇怪，对这位目高于顶的大傲哥，骆秉章能放下架子，陪他一块儿疯，一块儿狂，他以国士待左宗棠，左宗棠也以国士报之。单凭这一点，我就觉得晚清的官场还有几分勃勃生气。 多年后，左宗棠已封侯拜相，闲来无事且喝茶，与一位朋友月旦本朝人物，他问道：“我和骆文忠公相比如何？”朋友笑道：“依鄙人看来，骆公更为高明。”左宗棠愿闻其详，对方说：“骆公幕府中有你大力辅佐，你的幕府中却见不到这种狂放不羁的天才。由此可见，你不如他。”左公闻言，掀髯大笑。单论雅量，左公确实远不及骆公。
咸丰年间，湖南以大局为重，出力出钱，流血流泪，义声著称于遐迩。彼时之窘况，左宗棠以“三空四尽”“千难万苦”八字形容到位。他不畏难，肯任事，与同僚苦苦经营，纵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亦要无中生有。由于巡抚骆秉章聚拢了人心、人气，高参左宗棠多谋善断，大将王鑫能征善剿，众志成城，终于扭转了先期那种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的困局，将湖南这个不可替代的“采血区”建设成为照应面最为宽广的后方，湘军给东南主战场的粮饷接济得以源源不断。
樊燮案：左宗棠因祸得福
咸丰年间，左宗棠主持湖南戎幕，不仅“虑事太密，论事太尽”，而且大胆用权，锐意办差，在湖南官场中，他轻而易举地得罪了那些不法之徒。永州总兵樊燮由于贪纵 （多吃空饷、私役兵丁）落职，他恼羞成怒，跑到武昌，向湖广总督官文告状。官文是满籍庸官，执政、治军、御敌三方面都无过人之处，但他娴习官场登龙术，深得两宫皇太后的欢心。骆秉章鄙视官文的为人，公事上常给他钉子碰，尤其是下令把湘军名将王鑫从湖北调回湖南，令官文恼怒不已，怀恨在心，专等下手的题材。官文受理樊燮案，盘算着拿办“恶幕”左宗棠的同时，顺便收拾湘抚骆秉章。这是个一石二鸟的恶计。
1859年，左宗棠受到樊燮案的负面影响，愤而辞去幕职。他自知得罪的人多，彼辈来势汹汹。樊燮仗着封疆大吏官文为他撑腰出头，而骆秉章已经年满67岁，咯血旧疾复发，请假调理，由于官文掣肘太多，去志益决。左公以进京赴试，当作抽身而退的借口。1860年正月，左宗棠从长沙启程，三月初抵达湖北襄樊，受阻于大雪。胡林翼派人日夜兼程，送信给左宗棠，劝他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去京城自投罗网，赶紧回驾，待上谕下达，再确定何去何从。
同年闰三月，曾国藩驻军于安徽宿松，派人持其亲笔信，迎接正在湖北英山逗留的左宗棠去湘军大本营共商大计。这次聚会，除了曾国藩和左宗棠，还有李瀚章、李鸿章、曾国荃、李元度等人。四月十日，胡林翼拨冗而至，曾、左、胡三人历史性地聚首在一起。我翻阅曾国藩日记，宿松之会有迹可寻，“畅谈”“熟商”之类的字眼反复出现，他们相处之轻松愉快实属难得，简直不像是置身于胜负未卜的战局当中。
恰在宿松聚会期间，曾国藩接获上谕，大意是：左宗棠熟悉湖南的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现在东南局势吃紧，是令左宗棠留在湖南办理团练，还是直接调到湘军效力？咸丰皇帝如此垂询，足见“天心大转”，众人都为左宗棠感到高兴。一块石头落了地，一块心病断了根，左宗棠不再重弹“回柳庄隐居”的老调，“屏迹山林，不问世事”的八字方针也该抛之脑后了。曾国藩趁热打铁，向咸丰皇帝奏陈：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现在急需人才，无论委派何种差使，只要能让他安心任事，必将感激图报。胡林翼的奏折更有“技术含量”，先夸赞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继而为他脱罪，“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然后建议咸丰皇帝令左宗棠在湖南募勇6000人，以为赣浙皖三省之后援。曾国藩、胡林翼的保荐起了关键作用，金陵大营溃败也起了辅助作用，好钢撂在一旁，钝刀岂能锋利？咸丰皇帝遂坚定了起用左宗棠的决心，立刻颁下谕旨，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职衔襄办军务，协助新拜两江总督曾国藩剿贼。至此，樊燮案宣告撤销。
樊燮案不算什么大案、要案，但它轰动了湘鄂两省，惊动了咸丰皇帝。官文视左宗棠为务必铲除的“恶幕”，强加“莠政”“乱政”的罪名，用心可谓毒辣。所幸左宗棠福大命大，得朋友和贵人竭力保全，这才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据胡思敬 《国闻备乘》 所记，樊燮案发酵期间，胡林翼以三千金结交朝中权贵，为左宗棠“拆弹”。据清代作家刘声木 《苌楚斋随笔五笔左宗棠赏三品京堂前后事》 所载，当时，郭嵩焘初点翰林，陕西刚好出土了一座青铜盂鼎，由京城琉璃厂某古董店标售，左宗棠密嘱郭嵩焘以400两白银购得，转赠给贪爱古董的侍读学士潘祖荫，请后者设法挽救。于是潘祖荫火线驰援，亲撰 《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才可用疏》，其中核心语句“左宗棠在湖南，关系事势甚大，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传播甚广，直传得域内皆知，天下共闻。咸丰皇帝求才似渴，爱才如命，御笔一挥，就赦免了这位湖南抚署的王牌师爷。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容易。当年，胡林翼、郭嵩燾、骆秉章均央求名士高心夔向朝中第一权臣肃顺为之疏通，节骨眼上，所幸王闿运也在北京，与高心夔一样，同为肃顺府中红人，由他俩出面充当说客，应该是八九不离十。肃顺的谋虑则更为周全，他是内臣，不宜先开口，此时若有皇上信任的人保荐左宗棠，他去敲打边鼓，方可收获奇效。于是大家依照肃顺圈定的脚本分别演出，才有了后面的“戏码”和“桥段”。潘祖荫着实卖劲，也非常给力，他把左宗棠运筹帷幄的本事夸上了天，“不得不为国家惜此人才”的表态也恰到好处，那句含有两个“不可一日无”的广告词更使左宗棠身价激增。其实，此前宗稷辰御史就上奏举荐过左宗棠，称他“不求荣利，迹甚微而功甚伟，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林翼诸人”。一位师爷的命运牵系了那么多大佬名角的注意力，你说他牛不牛？
据赵烈文的 《能静居日记》 所记，樊燮案能够顺利销案，曾国藩乃是最关键的着力点，朝廷派出钦使钱宝琛调查此案，钱宝琛是曾国藩的门生，到了南方，曾国藩嘱咐他为左宗棠妥善解决此道难题。“左既罢事，气渐折，又佩帅德，遂修敬先达之礼。”左宗棠经此一劫，对曾国藩的恩德还是非常感激和敬佩的，昔日的盛气也收敛了不少。
祸福相倚，大丈夫谁不经历五灾八难？数年幕府生涯，既是左宗棠的磨刀期，也是他的发皇期，他已练就军政各方面的解牛功夫，堪称游刃有余。实力无疑是最好的本钱，再加上人脉，简直就是如虎添翼，立功立名固然靠得着，解困解危同样靠得住。
樊燮案是小劫数，是大变数，此后不久，中国近代史上最牛的师爷左宗棠奉命练成楚军，成为出柙的猛虎，那些奸人和丑类很难再制住他的威风。
（选自《同舟共进》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