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工作组"作为一个广泛出现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的重要现象和运作机制,在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表明,"工作组"总是围绕党中央的中心任务,在不断常规化的权力运作中,提升"政党-国家"的现代化治理水平."工作组"模式能够在实践层面联结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在理论层面回应有关国家治理能力的讨论,从而以一种治理模式形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机 构】
：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8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工作组"作为一个广泛出现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的重要现象和运作机制,在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表明,"工作组"总是围绕党中央的中心任务,在不断常规化的权力运作中,提升"政党-国家"的现代化治理水平."工作组"模式能够在实践层面联结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在理论层面回应有关国家治理能力的讨论,从而以一种治理模式形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其他文献
为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在未得中国同意的情形下,美苏英达成了牺牲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密约.中国曾通过多种渠道探听雅尔塔密约的内容.顾维钧通过和李海的私人关系,在赫尔利以私人身份向蒋介石通报之前,已经得悉密约的准确内容.在宋子文与美方商议对苏谈判方针的同时,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亦就中苏谈判的前期工作进行了多次谈话.在筹备即将进行的中苏谈判时,宋子文、顾维钧等曾密议以战后民族解放潮流的高涨阻止苏联对华主权的侵犯,顾维钧进而建议尽量拖延中苏谈判.美苏两国都在关注中国赴苏代表团人选,顾维钧在临近出发的时刻被排除在大名
自我意识是人在有同一性意识基础上形成的自我认知.对它的心理地理学研究属于心理地理学的个案研究,其目的和任务是要用类似于地理大发现的方法弄清自我意识的全部样式、构成、显现和作用方式,然后在心理地理学的构架下探讨它们在心理世界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心理样式的关系,揭示它们的结构论、运动论和动力学.自我意识是由所与性、反身性、自身性、自我中心性、心理的形态性、自反内容、主我-客我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有纵横结构、历时性演进和动力学资源的模式,其核心是主我和自反性觉知.
本文结合工作场所"性别红利"分析视角来考察信息技术应用对企业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信息技术与性别红利的互动如何影响企业分配的理论逻辑,进而利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平均而言,信息技术应用将对一般性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使得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不过,由于信息技术具有性别技能偏向性,相比于男性体力密集型技能,女性的认知社交技能更受偏爱,因而,随着企业内的女性占比提高,信息技术与女性技能的互补效应得到彰显,从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在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大规模以及出口企业中,信息技术与性别红利的
公共政策知识体系的根本功能在于解释政策与政策效能之间的关系.西方公共政策知识体系构建由于受到联邦制、地方分权制和任期制的约束,选择了以"政策过程"为研究对象、以"权力结构"为分析单位,建构了政策阶段论与反阶段论知识体系,主要用来理解和解释某一层级政府或某一个部门的政策形成的原因.这一知识体系虽然有相当好的理解力和解释力,但是不能完全理解和解释中国政策实践.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和干部体制等,政策体系完整,注重政策间关联,厘清政策关系成为中国公共政策解决实践问题的前提.因此,要理解和解释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多将网格化管理看作以管控为目标,依托于行政科层力量下沉到社区的一种带有极强刚性特征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认为网格化管理的直接后果在于导致了社区的行政化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板结化.但事实上,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方法,网格化不是一个封闭不变的模式和体系,自新世纪初产生以来即不断吸纳"组团服务""三社联动""三长制"等地方社会治理的创新经验,实现了网格化管理多重形态的转换.与初期重管控不同,网格化治理的实践者努力将社会服务、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等柔性治理元素纳入到网格化系统之中,
法律经验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亟待发展.法律经验研究的根本特点是: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法律的外部来研究法律.法律经验研究是不满足于规范研究而产生的,它将研究重心从书本的法律转向实际运作的法律.同时,在以经验作为论据这方面,它与法律经济学和比较法学等相关学科有着重要的差别.法律经验研究将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重要的知识,为法学与其它社会科学以及国际学术对话提供平台,并为形成法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创造契机.
作为法律研究的范式之一,法律的经验研究主要围绕法律的运行过程、法律的影响、法律与社会规范三类问题展开,运用宏观社会、微观社会、微观个体三种基本社会科学视角进行观察.法律的经验研究不仅可以解释问题,也可以围绕事实来解决问题:在立法论层面,经验研究可以转化为公共政策分析.在解释论层面,经验研究可以帮助形成证据事实,能够提升利益衡量和后果考量的准确程度.法律的经验研究不可能脱离规范来研究经验事实,因此,需要与规范研究进行分工合作,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等教义知识基础上迭代升级,在整体论基础上形成知识体系并追求理论
虽然法律体系本质上是个规范体系,但因为其中关于行为人、行为和行为后果的规定也往往来自对相关事实的观察和归纳,所以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事实体系.人类对事实的认知方法和能力制约着法律体系中事实和规范的整合程度.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法律体系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提升而日益变得更加科学,但仍因为人们对事实进行观察、归纳和推理的认知局限而未能消除法律体系中事实和规范的鸿沟.不过,正在发生的信息革命以及所带来的大数据研究方法将推动法学研究范式的革命,并由此可能演化出一种全新的、事实与规范高度融合的新型法律体系.
位于日本长崎的"军舰岛"曾是二战时期日本强征劳工的史鉴之地、记忆之所,是历史的"负遗产".通过媒介传播与变形,"军舰岛"的形象发生了多重变奏,它既是景观记忆——从人口麇集的岛屿变为著名的鬼城废墟;也是遗产记忆——以"日本明治时期工业遗产"身份转型为"世界文化遗产",发展为一种双重标准、遮掩晦涩的"黑色旅游";继而也是情感记忆——一部韩国同名电影《军舰岛》,以强烈的批判精神揭示了其强征劳工的黑暗历史,成为亚洲抗日电影的新标识.由于"负遗产"的多义性及其历史变化,"军舰岛"最终
农地新政是否能实现赋权于农的目标,是引发关注的议题.基于路径依赖理论,本文发现,旧制度下地方政府实施的"地权时空切割"机制仍可能延续于新政的实施环境下,制约农地新政的目标实现.与强调土地发展权国有化和民有论优势的观点不同,本文强调,农地新政是否能够有效推进,不取决于国有或民有的制度方案具有怎样的优势,而在于如何克服地方政府"地权时空切割"机制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只有在财税体制、土地管理体制等宏观层面上理顺央地关系,新政才可能激励地方政府赋权于民,才能进一步拓展国家回应农民诉求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