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文化的思想与翻译息息相关。不过,从翻译研究"自立山头"成为学科以来,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也演变甚巨。起初,文化被视为"铁板一块"的整体,与语言使用有着共同的时空外延——人们认为语言具有反映特定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功能。然而,不同语言在给事物命名上的对等性减少了文化间的差异,人们原本预期这种差异可能会阻碍意义的传播。在后殖民主义那里,这种看待文化的语言学路径被代之以将人类因素包括在内的路径。翻译往往是身处不对称关系的合伙人之间的一种信托活动,这在以往已经显而易见。借鉴人类学的翻译实践批判,翻译的源文化与目标文化之间的支配关系得到了揭示。这种翻译的文化转向,要求有一种尊重不同身份的差异伦理。人们曾在殖民化的背景下,从相距遥远的时间和文化中考察翻译实践,后来又将其置于与当代社会相近的背景里加以考察。随后翻译研究又开始借鉴社会学模型,把重心放在特定社会内部及全球层面的行动主体、机构及翻译活动背后的利益之上。在这种社会描述研究的前沿,传播社会学使将翻译得散乱无章的成分重新整合起来成为可能。包括新技术、全球化、冲突和移民在内的许多因素造成文化间中介的形式和媒介多样化,需要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过去的主导范式,即西方的翻译研究,如今正在从其他文化吸纳新知,这意味着对自身的概念和模型的某种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