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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高学历精英在现实生活当中所遭遇的强烈的反差，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长期从事犯罪心理研究的李玫瑾教授倒不这么认为：“这只是一个借口，他们不快乐已经很久了”
王勇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林桥村的家，是一座青瓦灰墙的二层楼房，有着南方村居那种独门独户的格局，以及高挑清瘦的美。王勇家二楼的阳台正对几块四方的菜畦，向西望去能看得到宁静的河流和葱郁的树林。
记者来到这里已是3月上旬，因之前悲剧的发生，村民来附近走动少了，这里显得有些冷清。偶尔遇见两个过路的村民，寒暄两句就必会提起王勇来。1月30日发生的弑杀双亲事件，让这位本来就远近闻名的留美博士成为议论的焦点。
“内向、少言”，这几乎是林桥村村民对王勇的一致印象，除此之外，村民们还觉得，王勇与他们不是一类人，他几乎很少离开冰冷的书桌上，总是一副“知识分子”的样子，“少出门”，“有些忧郁”，“喜欢沉默”。至于惨案的发生，村民们“简直不敢相信”，觉得“不至于”或“没那个必要”，谁也猜不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长期从事犯罪心理研究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听了王勇的案例后，告诉记者：“他们（王勇这样的中国留学生）已经不快乐很久了。”
那些留学生暴力犯罪
留学生，一直被国人视为精英。在小说《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虽留学期间一事无成，但回国前还不忘弄一张美国克莱登大学的文凭充场面，可见留学带来的荣耀感。多少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远渡重洋，在异国完成学业，而后或加入国外的大公司定居国外，或取经归来在国内名企谋得好职位。大多数留学生都是如此，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而留学生的真实生活对国内的人来说，就像围城一样，始终隔着一堵墙。近几年来，间或发生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实施的暴力犯罪，引起了社会关注。
1991年的卢刚案是较早的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留学生暴力案，该案还引发大范围的有关中国教育的讨论。
卢刚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美国爱荷华大学的青年博士，他将学业和工作的不顺归咎于同门师弟林华的优秀和导师对自己的漠视。强烈的挫败感致使他失去理智，在将自己怀恨已久的“仇人”一一枪杀之后，卢刚举枪自杀，酿成6死1伤的惨案。
另外一件是尹湛杀人案。2001年8月2日，美国普渡大学生物系的博士生尹湛将两名韩国姐妹留学生杀死在她们的住所中。据尹湛称，他是因为骑车时差点被一辆汽车撞上，因此被激怒，从而尾随车主吴咏琼至家中将其杀害以泄愤，不巧由于车主的姐姐吴后琼也正好回家，于是尹湛一不做二不休，将她也一起杀害。
2009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攻读农业和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朱海洋持刀杀死中国留学生杨欣，并砍下头颅。2011年，留日学生汪晶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刺伤自己的母亲。2013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留美博士次永飞杀死自己的前女友……
中国留学生的犯罪虽然有着个体性的差异，但也形成了一定的群体特征。比如目标指向明确，大多是向熟人下手，一般不涉及公众，绝少是本着报复社会的心态实施犯罪的，不伤及无辜，因此很少爆炸、纵火、抢劫、强奸等类型的犯罪。如卢刚案中，卢刚辗转三地，其间遇到众多师生同学，但都没有进行滥杀。其次犯罪大多无预谋，除卢刚案外，留学精英的暴力犯罪大多具有突发性。
“入乡随俗”很重要
邗江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刚开始，只要在王勇面前提及“美国”二字，他就会发疯，有一次还将同监室的人打伤，王勇的暴力犯罪跟他在美国的经历不无关系。
美国肯塔基州某州立大学大众传媒专业的中国留学生苏珊告诉记者，在美国，一般的中国留学生都过得很正常，但如果是像王勇这样性格内向、比较孤僻的学生，的确是容易诱发精神上的疾病，个人的心态非常重要。“但凡是留学在外，都需要克服生活、学习和情感这三个方面带来的压力，挑战比在国内大。”苏珊说。
地域文化带来的排斥感是各方面压力的来源。拿美国来说，部分美国人对于外籍人在情感上并不认同。苏珊给记者举例说，她认识一名中国老师，在美国生活了10年，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她高兴地拉着美国朋友出去玩，美国朋友问她为何如此兴奋，她答，因为总统大选，我们可以放假。美国朋友则回了句，明明是我们的总统大选，关你们什么事？
苏珊表示，在国外生活，寻找归属感成为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为了寻找这种归属感，通常会加入某个圈子。然而，虽然美国很多学校都会有中国学生会之类的活动，但因为缺少交集，关系往往很难有所发展。“像王勇这般的理工科博士生，往往更加封闭，因为他们不仅要承受学业带来的巨大压力，还要承受经济压力和情感压力。”
“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琐碎且令人烦闷的事情，如果你性格孤僻、沉默、不擅长交流，还是建议不要来这边学习和生活。”苏珊认为“入乡随俗”非常重要，“要掌握话语权”，不断地训练自己提问、交流的本领，才容易得到老师和周围人认可。
“海归”光环不再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和留学监理服务网发布的《2014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显示，2000年中国留学回国人员为9121人，到2013年，留学回国人员达到了35.35万人。“海归”越来越多，精英光环不再，经历了异国他乡的艰苦打拼的日子，回国后还将面临着与国内毕业生一样残酷的生存竞争，对于有着高期待的留学生而言，情势不容乐观。
2011年，从英国华威大学硕士毕业回国的周阳（化名）求职失败后回到家乡。在接手父亲公司旗下的养殖中心之后，总觉得县城生活单调，多数时候都和朋友打麻将消遣时间。散局后，他将朋友一一送回家，然后一个人开着车在小城里慢慢转悠。
事实上，许多留学生回国后都更喜欢留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大城市，虽然竞争激烈，但转战二线城市多少会有点不甘心。
曾在某招聘会上提供现场心理咨询服务的李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100多家企业参加的留学生专场招聘会上，“海归”们最常问的一句话是：“花了这么多钱，耽误这么多时间，结果怎么会这样？”李智说：“别看都是海归，一点看不出什么优越感，反倒一个个眼泪汪汪的……大部分人不能接受高学费换不回高薪工作的现实。” 除了投入与回报不成比例的苦恼，“海归”还面临着文化上的再次冲击。大量“海归”在国外接受国外的文化环境已久，要重新适应国内的文化环境，需要时间。在这种冲击下，伴随着他们的往往是孤独、压抑、郁闷，在日常生活的人际交往中屡屡受挫。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关世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总结了海归面临的4种文化冲击：第一是“海归”在本土文化环境中原有社会角色的丧失；第二是归国后时过境迁等因素造成心境黯然，同时，原有的人际关系网发生了较大变化，给生活和工作带来不少困难；第三是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在异文化中形成的一些价值观和本土的传统观念相抵触；第四则是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产生了不必要的矛盾和误解。
这种影响对于高学历的在研究机构从事科研的“海归”而言最为明显，很容易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2009年9月17日，刚从美国芝加哥市返回中国的博士涂序新在浙江大学跳楼身亡，他在遗书中写道：“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得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感谢一些朋友事前的忠告。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
社会因素及性格缺陷导致留学生犯罪
总的来说，将自己的抑郁与愤懑发泄到别人身上，以犯罪作为纾解自己压力的留学生或“海归”，毕竟还是少数。据记者采访了解，概括地说，留学生暴力犯罪，是各种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同社会环境、职业特点以及他们自身的心理状态都有莫大的关系。
有人认为，留学成本与回报之间的失衡，导致部分留学生丧失了对知识的信仰，绝望感带来了对自我价值的否定，这是暴力犯罪产生的主要原因。虽然近年来国内外对精英人才的待遇不断提高，但相比获得知识所付出的金钱、精力，却很难尽如人意。尤其是对出身寒门的农家子弟来说，更是如此。
以王勇为例。他回国后参加同学聚会，和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同学相比，顿感失落，留美博士，孑然一身，本以为自己年薪30万元值得骄傲，但其实并不比其他同学高，毫无优越感可言。知识、学历并没给他带来相应的地位，和北大女孩相亲的失败，进一步加剧了内心的失落，自己引以为傲的资本无法达到自己的期许，决定以死结束失败的人生。
对于像王勇这样的留美博士而言，国内及国外的社会环境，往往对他们造成双重挤压。留学生所面对的压力比国内学生大。有数据显示，近四成的中国留学生“常常紧张”、两成的学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很紧张”。扬州留美博士王勇虽然在美国英特尔公司工作，但感觉压力重重，除了来自同事间交流的压力，工作上“怕出错，需要二十四小时待命”。
压力大，难以融入国外的环境，因此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学业上难以适应，久而久之必然产生挫败感，这对于在国内被视为宠儿的留学生来说，自然会产生巨大的落差，长久的寂寞和孤独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煎熬。
从主观上来讲，性格缺陷也是留学生暴力犯罪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实施暴力的留学生往往存在性格问题，而且环境的不适应往往进一步加剧了性格缺陷所导致的心理问题。
据曾与卢刚同住一室的爱荷华大学教育系博士生赤旭明回忆，卢刚天性中潜伏着一种可怕的“杀气”。赤旭明比卢刚大10岁，曾以长辈的口气告诫他不要在室内乱扔垃圾，结果卢刚“目露凶光”，卢刚在许多留学生眼里人品不好，“是一个攻击性很强、让人下不了台又十分自私的人。久而久之，几乎没有人愿意与他来往”。
在美国，王勇住在波特兰市的一栋单身公寓里，他几乎没有娱乐的消遣，周末一般在公寓自己的房间里看看物理专业书籍，或者摆弄计算机芯片。
这些性格上的缺陷无疑加剧了暴力的发生，而且在案发前，这些留学生都有明显的心理问题和反常的表现。卢刚生前有很长时间，经常一个人到酒吧里喝酒，借酒消愁；朱海洋事发前的举止“十分古怪，异乎寻常”；在施暴的前两周，次永飞把几乎所有脸书里的朋友从友人名单中删去了，在他的个人主页上，公开可见的两篇文章都是关于死亡的讨论。
如果他感觉快乐，这种事情就不会出现
有网友将此类“留学生暴力犯罪”比喻为玩一款游戏玩到不顺心处“删档重开”。因为输不起而断送自己的美好前途。李玫瑾告诉《方圆》记者，对待这个问题，应从观念和情感两方面进行分析。
“所谓观念，就是‘什么事情不能做’的底线。一般情况来讲，这个底线离这类留学生很远。我们知道，经常在生活中犯些小错误的人，常常被管教，被管教的过程，其实就是他在生活当中形成观念的过程。比如孩子跟别的同学打架，被父母管教后，他下次就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但我们所说的这类留学生，他们从小就是人们眼中的好学生，好的学生几乎是没有犯小错的机会的，相比而言，他们缺失了那段‘被管教’的经历。他们会想，犯罪这件事情离我这样的好学生是很远的，我是不可能做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的。这种情况下，一旦出了问题，往往也就是大事。”
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马特也认为，快节奏的当代生活使得更多的人产生或多或少的心理疾病，往往越是精英群体，越容易产生心理疾病。因为知识水平的高低与心理健康与否是两码事，这类人往往承受大于常人的期许，如果他们工作环境又单一，压力又大，极有可能钻牛角尖，或走向偏执，犯一些常人不会去犯的错。
至于情感方面，李玫瑾认为：“缺少快乐感，是现在留学生必须面对的问题。很多年轻人从小就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学习中，父母几乎跟他们没有太多私人的互动关系，这些孩子们唯一面对的就是书桌、课本，他们也没有太多的伙伴关系。这样的成长，这样小的一个认知范围，会导致他们一旦遇到生活中的某些烦扰，就会无法排解。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路，所以就以完结生命来‘解脱’。”
很多人说，留学生在现实生活当中所遭遇的强烈的反差，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李玫瑾倒不这么认为。“这只是一个借口，他们不快乐已经很久了。”李玫瑾说，“很多犯罪后的人都会给我讲一些犯罪的理由，我认为这些理由仅仅是他意识到的，事实上却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扬州博士王勇在国外这些年快乐的话，他是不会因为回家过年看到别人过得好这点事去自杀或杀父母的。”
也有观点将留学生犯罪归咎于中国当下的教育，认为中国当下的教育无疑是一种精英教育，中国的留学生无一不是在精英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的片面化和情感教育、通识教育的缺失，是他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暴力发生的重要原因。
李玫瑾却认为，所谓的中国精英教育，亦不应该是这类杀人者杀人的充分理由。“很多的精英都没有杀人。所以说，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杀人者的心理认知。如果他感觉快乐，他在情感方面正常，这种事情就不太会出现。”
王勇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林桥村的家，是一座青瓦灰墙的二层楼房，有着南方村居那种独门独户的格局，以及高挑清瘦的美。王勇家二楼的阳台正对几块四方的菜畦，向西望去能看得到宁静的河流和葱郁的树林。
记者来到这里已是3月上旬，因之前悲剧的发生，村民来附近走动少了，这里显得有些冷清。偶尔遇见两个过路的村民，寒暄两句就必会提起王勇来。1月30日发生的弑杀双亲事件，让这位本来就远近闻名的留美博士成为议论的焦点。
“内向、少言”，这几乎是林桥村村民对王勇的一致印象，除此之外，村民们还觉得，王勇与他们不是一类人，他几乎很少离开冰冷的书桌上，总是一副“知识分子”的样子，“少出门”，“有些忧郁”，“喜欢沉默”。至于惨案的发生，村民们“简直不敢相信”，觉得“不至于”或“没那个必要”，谁也猜不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长期从事犯罪心理研究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听了王勇的案例后，告诉记者：“他们（王勇这样的中国留学生）已经不快乐很久了。”
那些留学生暴力犯罪
留学生，一直被国人视为精英。在小说《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虽留学期间一事无成，但回国前还不忘弄一张美国克莱登大学的文凭充场面，可见留学带来的荣耀感。多少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远渡重洋，在异国完成学业，而后或加入国外的大公司定居国外，或取经归来在国内名企谋得好职位。大多数留学生都是如此，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而留学生的真实生活对国内的人来说，就像围城一样，始终隔着一堵墙。近几年来，间或发生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实施的暴力犯罪，引起了社会关注。
1991年的卢刚案是较早的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留学生暴力案，该案还引发大范围的有关中国教育的讨论。
卢刚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美国爱荷华大学的青年博士，他将学业和工作的不顺归咎于同门师弟林华的优秀和导师对自己的漠视。强烈的挫败感致使他失去理智，在将自己怀恨已久的“仇人”一一枪杀之后，卢刚举枪自杀，酿成6死1伤的惨案。
另外一件是尹湛杀人案。2001年8月2日，美国普渡大学生物系的博士生尹湛将两名韩国姐妹留学生杀死在她们的住所中。据尹湛称，他是因为骑车时差点被一辆汽车撞上，因此被激怒，从而尾随车主吴咏琼至家中将其杀害以泄愤，不巧由于车主的姐姐吴后琼也正好回家，于是尹湛一不做二不休，将她也一起杀害。
2009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攻读农业和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朱海洋持刀杀死中国留学生杨欣，并砍下头颅。2011年，留日学生汪晶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刺伤自己的母亲。2013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留美博士次永飞杀死自己的前女友……
中国留学生的犯罪虽然有着个体性的差异，但也形成了一定的群体特征。比如目标指向明确，大多是向熟人下手，一般不涉及公众，绝少是本着报复社会的心态实施犯罪的，不伤及无辜，因此很少爆炸、纵火、抢劫、强奸等类型的犯罪。如卢刚案中，卢刚辗转三地，其间遇到众多师生同学，但都没有进行滥杀。其次犯罪大多无预谋，除卢刚案外，留学精英的暴力犯罪大多具有突发性。
“入乡随俗”很重要
邗江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刚开始，只要在王勇面前提及“美国”二字，他就会发疯，有一次还将同监室的人打伤，王勇的暴力犯罪跟他在美国的经历不无关系。
美国肯塔基州某州立大学大众传媒专业的中国留学生苏珊告诉记者，在美国，一般的中国留学生都过得很正常，但如果是像王勇这样性格内向、比较孤僻的学生，的确是容易诱发精神上的疾病，个人的心态非常重要。“但凡是留学在外，都需要克服生活、学习和情感这三个方面带来的压力，挑战比在国内大。”苏珊说。
地域文化带来的排斥感是各方面压力的来源。拿美国来说，部分美国人对于外籍人在情感上并不认同。苏珊给记者举例说，她认识一名中国老师，在美国生活了10年，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她高兴地拉着美国朋友出去玩，美国朋友问她为何如此兴奋，她答，因为总统大选，我们可以放假。美国朋友则回了句，明明是我们的总统大选，关你们什么事？
苏珊表示，在国外生活，寻找归属感成为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为了寻找这种归属感，通常会加入某个圈子。然而，虽然美国很多学校都会有中国学生会之类的活动，但因为缺少交集，关系往往很难有所发展。“像王勇这般的理工科博士生，往往更加封闭，因为他们不仅要承受学业带来的巨大压力，还要承受经济压力和情感压力。”
“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琐碎且令人烦闷的事情，如果你性格孤僻、沉默、不擅长交流，还是建议不要来这边学习和生活。”苏珊认为“入乡随俗”非常重要，“要掌握话语权”，不断地训练自己提问、交流的本领，才容易得到老师和周围人认可。
“海归”光环不再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和留学监理服务网发布的《2014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显示，2000年中国留学回国人员为9121人，到2013年，留学回国人员达到了35.35万人。“海归”越来越多，精英光环不再，经历了异国他乡的艰苦打拼的日子，回国后还将面临着与国内毕业生一样残酷的生存竞争，对于有着高期待的留学生而言，情势不容乐观。
2011年，从英国华威大学硕士毕业回国的周阳（化名）求职失败后回到家乡。在接手父亲公司旗下的养殖中心之后，总觉得县城生活单调，多数时候都和朋友打麻将消遣时间。散局后，他将朋友一一送回家，然后一个人开着车在小城里慢慢转悠。
事实上，许多留学生回国后都更喜欢留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大城市，虽然竞争激烈，但转战二线城市多少会有点不甘心。
曾在某招聘会上提供现场心理咨询服务的李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100多家企业参加的留学生专场招聘会上，“海归”们最常问的一句话是：“花了这么多钱，耽误这么多时间，结果怎么会这样？”李智说：“别看都是海归，一点看不出什么优越感，反倒一个个眼泪汪汪的……大部分人不能接受高学费换不回高薪工作的现实。” 除了投入与回报不成比例的苦恼，“海归”还面临着文化上的再次冲击。大量“海归”在国外接受国外的文化环境已久，要重新适应国内的文化环境，需要时间。在这种冲击下，伴随着他们的往往是孤独、压抑、郁闷，在日常生活的人际交往中屡屡受挫。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关世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总结了海归面临的4种文化冲击：第一是“海归”在本土文化环境中原有社会角色的丧失；第二是归国后时过境迁等因素造成心境黯然，同时，原有的人际关系网发生了较大变化，给生活和工作带来不少困难；第三是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在异文化中形成的一些价值观和本土的传统观念相抵触；第四则是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产生了不必要的矛盾和误解。
这种影响对于高学历的在研究机构从事科研的“海归”而言最为明显，很容易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2009年9月17日，刚从美国芝加哥市返回中国的博士涂序新在浙江大学跳楼身亡，他在遗书中写道：“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得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感谢一些朋友事前的忠告。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
社会因素及性格缺陷导致留学生犯罪
总的来说，将自己的抑郁与愤懑发泄到别人身上，以犯罪作为纾解自己压力的留学生或“海归”，毕竟还是少数。据记者采访了解，概括地说，留学生暴力犯罪，是各种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同社会环境、职业特点以及他们自身的心理状态都有莫大的关系。
有人认为，留学成本与回报之间的失衡，导致部分留学生丧失了对知识的信仰，绝望感带来了对自我价值的否定，这是暴力犯罪产生的主要原因。虽然近年来国内外对精英人才的待遇不断提高，但相比获得知识所付出的金钱、精力，却很难尽如人意。尤其是对出身寒门的农家子弟来说，更是如此。
以王勇为例。他回国后参加同学聚会，和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同学相比，顿感失落，留美博士，孑然一身，本以为自己年薪30万元值得骄傲，但其实并不比其他同学高，毫无优越感可言。知识、学历并没给他带来相应的地位，和北大女孩相亲的失败，进一步加剧了内心的失落，自己引以为傲的资本无法达到自己的期许，决定以死结束失败的人生。
对于像王勇这样的留美博士而言，国内及国外的社会环境，往往对他们造成双重挤压。留学生所面对的压力比国内学生大。有数据显示，近四成的中国留学生“常常紧张”、两成的学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很紧张”。扬州留美博士王勇虽然在美国英特尔公司工作，但感觉压力重重，除了来自同事间交流的压力，工作上“怕出错，需要二十四小时待命”。
压力大，难以融入国外的环境，因此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学业上难以适应，久而久之必然产生挫败感，这对于在国内被视为宠儿的留学生来说，自然会产生巨大的落差，长久的寂寞和孤独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煎熬。
从主观上来讲，性格缺陷也是留学生暴力犯罪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实施暴力的留学生往往存在性格问题，而且环境的不适应往往进一步加剧了性格缺陷所导致的心理问题。
据曾与卢刚同住一室的爱荷华大学教育系博士生赤旭明回忆，卢刚天性中潜伏着一种可怕的“杀气”。赤旭明比卢刚大10岁，曾以长辈的口气告诫他不要在室内乱扔垃圾，结果卢刚“目露凶光”，卢刚在许多留学生眼里人品不好，“是一个攻击性很强、让人下不了台又十分自私的人。久而久之，几乎没有人愿意与他来往”。
在美国，王勇住在波特兰市的一栋单身公寓里，他几乎没有娱乐的消遣，周末一般在公寓自己的房间里看看物理专业书籍，或者摆弄计算机芯片。
这些性格上的缺陷无疑加剧了暴力的发生，而且在案发前，这些留学生都有明显的心理问题和反常的表现。卢刚生前有很长时间，经常一个人到酒吧里喝酒，借酒消愁；朱海洋事发前的举止“十分古怪，异乎寻常”；在施暴的前两周，次永飞把几乎所有脸书里的朋友从友人名单中删去了，在他的个人主页上，公开可见的两篇文章都是关于死亡的讨论。
如果他感觉快乐，这种事情就不会出现
有网友将此类“留学生暴力犯罪”比喻为玩一款游戏玩到不顺心处“删档重开”。因为输不起而断送自己的美好前途。李玫瑾告诉《方圆》记者，对待这个问题，应从观念和情感两方面进行分析。
“所谓观念，就是‘什么事情不能做’的底线。一般情况来讲，这个底线离这类留学生很远。我们知道，经常在生活中犯些小错误的人，常常被管教，被管教的过程，其实就是他在生活当中形成观念的过程。比如孩子跟别的同学打架，被父母管教后，他下次就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但我们所说的这类留学生，他们从小就是人们眼中的好学生，好的学生几乎是没有犯小错的机会的，相比而言，他们缺失了那段‘被管教’的经历。他们会想，犯罪这件事情离我这样的好学生是很远的，我是不可能做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的。这种情况下，一旦出了问题，往往也就是大事。”
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马特也认为，快节奏的当代生活使得更多的人产生或多或少的心理疾病，往往越是精英群体，越容易产生心理疾病。因为知识水平的高低与心理健康与否是两码事，这类人往往承受大于常人的期许，如果他们工作环境又单一，压力又大，极有可能钻牛角尖，或走向偏执，犯一些常人不会去犯的错。
至于情感方面，李玫瑾认为：“缺少快乐感，是现在留学生必须面对的问题。很多年轻人从小就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学习中，父母几乎跟他们没有太多私人的互动关系，这些孩子们唯一面对的就是书桌、课本，他们也没有太多的伙伴关系。这样的成长，这样小的一个认知范围，会导致他们一旦遇到生活中的某些烦扰，就会无法排解。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路，所以就以完结生命来‘解脱’。”
很多人说，留学生在现实生活当中所遭遇的强烈的反差，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李玫瑾倒不这么认为。“这只是一个借口，他们不快乐已经很久了。”李玫瑾说，“很多犯罪后的人都会给我讲一些犯罪的理由，我认为这些理由仅仅是他意识到的，事实上却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扬州博士王勇在国外这些年快乐的话，他是不会因为回家过年看到别人过得好这点事去自杀或杀父母的。”
也有观点将留学生犯罪归咎于中国当下的教育，认为中国当下的教育无疑是一种精英教育，中国的留学生无一不是在精英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的片面化和情感教育、通识教育的缺失，是他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暴力发生的重要原因。
李玫瑾却认为，所谓的中国精英教育，亦不应该是这类杀人者杀人的充分理由。“很多的精英都没有杀人。所以说，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杀人者的心理认知。如果他感觉快乐，他在情感方面正常，这种事情就不太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