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俄罗斯诗人叶赛宁说：“我回到故乡即胜利。”古人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精英回乡的历史，就是文化传播的历史，也是一代代人寻找灵魂皈依的历史。
　　士大夫们的告老还乡：回到故乡即是胜利
　　代表人物：刘墉、于慎行
　　文官告老还乡，武官解甲归田。古代士人或宦海一生，或戎马倥偬，最后的归宿还是在故乡。所谓叶落归根，回乡即为善终，也是很多人一生追求的最后归宿。
　　古之为士者，对乡村世界是极尽关注的，那时候的乡村不仅有生员、秀才和员外，官员们老了，也还要告老还乡。古代中国，因一人而带动乡里，促进文明进步的例子数不胜数。告老还乡的士人，带回来的是先进的文化，他们也大都身体力行，福泽乡里，换官员的身份为乡绅，教育子侄，锄强扶弱，成为一时美谈。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刘墉岁至垂年即上奏皇上，请求告老还乡，获得恩准后，雇用小毛驴，直奔山东老家的情形深入人心。
　　明代万历皇帝的老师、“文学为一时之冠”的于慎行，自小在济南平阴洪范池畔长大。23岁中进士，致仕18年，三次罢官，倒有22年赋闲在家，最长的一次长达17年。
　　宦游在外，洪范池水随时流淌在他心中，他忍不住赋诗抒发怀乡之念：“树动三秋色，泉飞万壑音。”而每次离京回乡，他以耕读田园、优游山水、潜心著述为己事，每天看着门前的狼溪河水陶冶情操，乐而忘忧。于是就写诗：“向来多远梦，从此闭重关。不似终南路，依栖慕世间。”文学大家走到哪儿，哪儿自然就成了文学中心，京城同僚及四方官员过济南者，无不造庐请谒。
　　东流泉因和于氏家族的特殊关系而备受于慎行喜爱。东流泉是洪范池泉群中涌水量最大的一泉，于慎行的外公、明代中丞刘隅曾在此建书院，所以又名“书院泉”。
　　平阴名士，于家独占其半。明代各大族，很少有像他们一样，人才辈出有如汩汩清泉，自然喷涌而不枯竭。
　　而今，洪范池所在的洪范池镇，因其幽静的小镇风貌、嵯峨的起伏小丘、纯净的空气、清泠的泉水而广受欢迎。到乡下去，到泉水里去，到心灵的深处去，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向往。洪范池依然兀自流淌，一如于阁老在时的样子。
　　罗庸的《鸭池十讲》，讲到为士之道，士大夫“实在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在“礼崩乐坏”的东周时期，所谓王官失守，学在私门，有心的士大夫们以在野之身，积极做文化运动，孔夫子便是一例。战国时，士大夫学商人模样，“挟策求售，曳裾王门”，读书人商业化的结果，造成了游士之风。两汉四百年，特别是东汉，“读书人以居乡教授作处士为荣，东汉的气节，在士的历史上造成了空前的好榜样”。直至两宋，理学家们于讲学之余，也致力于乡村建设，如朱子家礼、吕氏公约之类。
　　文人告老还乡，便进入了另一种境界。朱元璋特别担心退休高官回家后作威作福，派人去一位致仕尚书家暗访，在田间差人看到一个老头插秧，问：“某某老爷家怎么走？”这老头站起来说：“我就是。”
　　外省人孔德成的家族史：重建乌托邦
　　代表人物：苏轼、孔德成
　　家族和地域紧密结合，离开了地域，家族的繁衍便失去了根基。比如临沂王氏、龙口丁氏，以明清时期为例，山东三代以上科举入仕的大家族有两百多个，其中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颇有影响的大家族也有数十家。
　　离开了某一地域的某个家族，会是什么样子呢？
　　与古代精英返乡交相辉映的，是当时特有的贬戍文化，来自于文化发达地区的文人，对落后地区而言，无异于福音。典型的例子是苏东坡。
　　远离中原的海岛上，竟然留下了两处因苏东坡而起的历史文化纪念胜地——海口五公祠和儋州东坡书院，而且都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在全国是罕见的。
　　苏轼在儋州开辟学府，自编讲义，自讲诗书，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的饱学之士。史书记载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中举人者姜唐佐和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符确，就是苏轼精心培养的得意弟子，苏轼获赦北归后，他的弟子连续不断的考上了功名，有宋一代，海南历史共出十二位进士，使“蛮荒之地”放射出文化人才的曙光。
　　海南岛成了苏东坡老家年的故乡，也是他的精神得到皈依的地方。
　　同样离开故乡的孔氏家族，则有着另一种文化属性。1920年，孔德成出生于孔府。他出生前的三个月，父亲孔令贻去世。当孔德成出生消息传出后，“衍圣公”确定后继有人，曲阜全城鸣放鞭炮庆祝，北洋政府也鸣放礼炮十三响。还未满百日的孔德成，继承“衍圣公”的世袭爵位。自此孔氏族人，无论长幼辈分，得以“公爷”称之，并得大礼参拜。
　　1948—1949年，蒋介石兵败大陆后，运走了一大批黄金及文物古董，还特意运走了三个人。如今，文物和古董都收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供人参观，而那像“传国玉玺”一样重要的人中，有一个便是孔德成。他承袭着两千余年孔子的血脉，被蒋介石视为“国之重宝”。
　　“三孔”在抗日战争期间仍雄风淋漓，但却在文革时期倒下了。而在台湾每年举行祭孔仪式，越来越讲究，颇有春秋古风。
　　从乡村建设运动到“上山下乡”：改造农村的世纪之困
　　代表人物：梁漱溟、晏阳初、中国知青
　　乡村建设问题是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它曾数度沉浮，但每次浮现，都是对不同政治力量和知识力量在社会改造能力方面的检视。在对现代性的苦苦追寻中，它一直是中国无法破解的一个难题。
　　费正清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专辟一节“乡村建设运动”来书写民国时期这一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此书把当时的乡村建设实践分为六个类型：西方影响型（晏阳初）和本土型（村治派，梁漱溟，陶行知在南京建立的晓庄师范），教育型（晏阳初，陶行知）和军事型（彭禹廷在河南镇平县建立的地方防卫政体），平民型（晏阳初，陶行知）和官府型（例如由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支持的浙江兰溪和江苏江宁两个实验县）。 　　虽然晏阳初开始一直宣称他的乡村建设与政治无涉，但最后不得不承认，“事实的情势使我们也不能不钻入政治”；梁漱溟也说过他的“两大难处”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如果乡村建设继续保持它在政治态度上的“模糊”，如果它不走向“政治解决”，它最后必然面临夭折的命运。
　　梁漱溟先后在冯玉祥、韩复榘的支持下在河南、山东推选乡村建设实验。1932年底，国民政府召集全国内政会议，通过县政改革案和地方自治改革案等。由于梁氏在山东邹平、菏泽两县的试验取得相当成效，山东省政府将这两县作为实验区。
　　在政府的支持下，这两县的“实验”较前顺利，然而日本全面侵华却使乡村建设突然中断。当时中国面临的严酷现实，使乡村建设确难实现，但蕴含其中的洞见，却依然值得重视、珍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从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中叶的十几年中，农村的普及教育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回乡知青的人数因此猛增。他们一部分来自县镇一级中学，更多的则来自遍地开花的农村中学。“文革”10年中，下乡的城镇知青共有1400余万，回乡知青的人数则数倍于此。
　　延伸阅读
　　农耕文明的熟人关系——乡党、家谱是怎样消失的？
　　古代中国皇权不下县，乡党们的社会关系不由官府直接干预，而由乡党中进过贡院、考过功名，或做过官等有知识、操行、人格背景的“斯文人”主导：乡村有红白喜事，他们必须儒雅地站在村口，面带发自内心的微笑，打躬作揖迎送贵宾；祭祀时带领宗亲，抑扬顿挫、语速徐缓地念着祭文；若乡党有诉（讼），则端坐祠堂中央，闭目、一言不发，听完双方痛诉后大喝一声：“你们都是不孝子孙，如何面对列祖列宗？”
　　史学家徐中约认为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后，“以往传统社会中充当统治精英和主干的士绅阶层，现在被摧毁了”。
　　学者熊培云在《一个村庄的中国》中认为，乡绅这个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体制内权力与中国社会基层的“连接器”、“缓冲带”；梁漱溟说，近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乡村的破坏史。而乡村的破坏史，也是一部“乡党消亡史”。
　　如今，教育成了一项投资，好不容易逃出了乡村，成本尚未收回，谁还愿意再回去呢？于是，一代代乡村士子们继续在掏空乡村，那“成己成物，立己立人”的承担精神，早已弃之如敝屣。
　　学者刘福春曾这样阐述故乡的“乡”：在今天，我们已经没有田园，没有家乡了，尤其像我们这代人，到了退休后，希望告老还乡，但我们都回不去了，于是繁体字“鄉”中就少了一个教书郎，变成了今天的“乡”字，其实失去的何止是教书郎，我们还失去了门前的小河和美丽的少女，我们在失去乡村的美好和诗意。
　　至于家谱经年不修，一些民间家族记载中断，国史补缺不足，已经不再为人关注了，在现代人眼里，反正有了国家户政部门，家族的年庚簿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