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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是从老解放区跨入新中国的当代作家。他是在从事农村宣传员工作后，“转业”成为职业写作者的。他写小说，往往是因为“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因而称为“问题小说”。可见，赵树理的写作与政治宣传联系紧密，“而且要求速效”。然而，凭借对农村生活的深刻体验和杰出的提炼生活、讲故事才能，赵树理成为文学大师、晋土文学“山药蛋”派的开创者。
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保持了深耕大地的姿态。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社会的书写，是两次深入山西长治体验生活后的艺术创造，是作家文学建构才能全面、集中的显现。在这部作品中，他以如椽巨笔描绘点染，传达着对时代社会深刻的体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间罕见地洋溢着他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的诗意情怀。而正是这样的特质，成就了作家作品的经典意味。
一
赵树理有着非常明确的宣传意识，他的故事是讲给当时最迫切需要宣传教育的农民大众听的，他的小说文本是写给有一定识字水平的基层群众看的，因此，他用的是农民的土话，写的是农民的吃饭下地、家长里短，讲的是农民一听就心领神会的人物类型和生活段子，他的作品，真正把根扎在农民的土地里和心坎里了。
赵树理对农村社会的描写、对农民性格、心理的刻画，建立在他个性化的语言艺术之上，成功造就了“山药蛋”生活的艺术感染力。这种赵树理式的语言艺术，在《三里湾》中同样有着突出运用。他并非简单借用农民的语言外壳展开叙事，而是从农民的具体角色中发声，从其性格、心理的角度说话，话语背后，饱含了对山西农村特殊地域情韵的抒写，细细体味，作品中还有着对乡村世界文化意象的提炼与解析，这些都反映了赵树理作为一个文学家的主体精神和创造意识，并且构成了独具特质的美学内涵。
大众文学、民间表达，是赵树理文学世界最突出的外在特征。为了让所写的故事为农民爱看、爱听，他对民间说书、唱戏的技巧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运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线索明了、情节连贯、表述直接、富有趣味和悬念。赵树理的文字中充溢着浓重的说书人气质，特别是将传统的“扣子”技法运用得出神入化。
这些“扣子”是故事中多种矛盾的扭结点，或是诸多事件的聚焦点，扣住了人物或事件的关节，使故事集中，头绪明白，往往还能引出其他小故事，使小说富有悬念，起伏有致，引人入胜。展开“扣子”的过程，便是完成背景交代、人物塑造、情节发展、沖突解决的过程，如同是向读者“打开问号”，带着读者曲径通幽。可以说，设置“扣子”——展开“扣子”，是赵树理小说叙事结构最显著的特征，有时，围绕一个大“扣子”和几个小“扣子”，便构成一部小说的面貌。例如《小二黑结婚》，小说题目本身就是一个大“扣子”，其中又有“二诸葛”“小飞蛾”“恩典恩典”等一系列小“扣子”。解“扣子”的同时，也画出了人物的内心与外貌，介绍了事件中的各种关系，解读了故事的由来，导引了情节的发展。又如短篇小说《登记》中，赵树理巧妙地使用了“罗汉钱”这个“扣子”，不仅带出了“小飞蛾”母女两代人的故事，而且串联了情节，塑造了人物。当时，这篇为宣传《婚姻法》创作的小说，让罗汉钱的故事与“小飞蛾”的名字传遍城乡。由此可见其“扣子”技法多么引人入胜。这种讲故事的手法简洁、传神，体现了赵树理非凡的文学描写、概括才能，他因此堪称现当代文坛的短篇圣手。
在长篇小说《三里湾》中，赵树理独有的语言风格和高超的叙事技法一如既往，精彩纷呈，而与以往短篇写作不同的是，此间的文学世界变得宏大而厚重：叙述节奏慢了下来，笔触绵密起来，镜头深广开去，生活内涵与人物性格都更为丰满，并且，在说书人气质之外，表达了此前少有的抒情与浪漫。
二
小说《三里湾》所描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完成土地改革的广大农村，由“互助组”模式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迈进的崭新历史过程。在当时那样的历史阶段，推行农业生产合作化，不仅可以发挥土地集中和集体组织生产的优势，而且有利于对生产技术、生产条件进行统一改进，大大提升生产效能。对于这样一个必然的、社会阶段性进步的事件，小说家赵树理抓住了一个关键，即农民思想的跟进与改造，这反映了作家对时代社会的深刻洞察。虽然，作为社会现象的旧的剥削压迫已然消灭，但是，个人主义的发家梦，甚至追求富农式生活的旧思想，仍然存在于一些农民的意识中。因此，从深层次上讲，以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对旧思想的改造。尽管写的是这样一个严肃的事件，但作品描绘出的，是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三里湾。
赵树理“说书人”的方式没有变，仍然采用清晰直白的分章节讲述形式，如第一节的题目就是“从旗杆院说起”：“三里湾的村东南角上，有前后相连的两院房子，叫‘旗杆院’。‘旗杆’这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有些地方的年轻人，恐怕就没有赶上看见过……”，又如第四节题目是“这日子不能过了”，开场白就是：“想知道玉生为什么和他媳妇打起来，总得先知道这两个人是两个什么样的人……”，这便是赵树理继承中国文学传统叙事方式的“故事体小说”写法，严格按照时间关系，写出连贯、完整的情节。其中不少题目，具有吸引人阅读的“扣子”意味，如“奇怪的笔记”“拆不拆”“忌生人”“有翼革命”“还是分开好”等等，此外更有诸多小的“扣子”，包含在不同章节中。在这些看似与短篇小说一脉相承的表现手法之下，呈现的是更为深广的生活内容与思想内涵。
小说共分34节，时间范围只在一个月内，而前8节所讲的，全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沉浸其中，你会带着品尝大餐的喜悦，细细感受赵树理描绘出的生活：什么是石匠用的“钻尖子”？为什么不用铁匠打而是石匠自己打？打“钻尖子”用的“锭铁”又是个啥材料？打粮食场上用的碌碡磙又叫“场磙”，那么为啥要“洗场磙”？咋个“洗”法呢？文中说到“玉生成了村里个小‘能人’，模样儿长得又很漂亮……村里的年轻姑娘们，差不多都愿意得到像玉生这样的一个丈夫，袁小俊也是其中一个”，于是，小说便由袁小俊家里托人说媒，讲出了乡村里留下的旧风俗：“只要女方愿意，男方的话比较好说，况且小俊长得还好看，在社会上也没有表现过什么缺点……”袁小俊的妈妈外号“能不够”，她把做媳妇的“经验”总结成一套理论讲给女儿听：对家里人要尖，对外边人要圆；使刁哭闹的时候也不要真哭——最好是在夜里吹了灯以后装着哭；要是过年过节存了一些干粮的话，也可以装成生气的样子隔几天不吃饭…… 在赵树理笔下，人物、风俗、场景，甚至一个物件、一句土话，都关联着有趣的故事、特色的生活。在第3节里，支部书记王金生媳妇，与小姑子玉梅聊天发牢骚的一段话，便会让你看到三里湾村所有小院里的惯常生活：“三个孩子的鞋都透了，爹和你大哥的鞋也收不下秋来了！前几天整了两对大鞋底连一针也没有顾上纳，明天后天得上碾磨，要不然一割了谷，社里的牲口就要犁地，碾磨就得使人推了。说话秋凉了，大大小小都要换衣裳。白天做做饭，跟妈俩人在院里搓一搓大麻，捶一捶豆角种，拣一拣棉花，晒一晒菜……晚上这些小东西们又不早睡，跟他们争着抢着做一点儿针活儿抵不了什么事，等他们睡了还得熬夜！”
三
《三里湾》不仅人物数量众多，而且思想精神类型多样。有以金生、玉生、玉梅、灵芝为代表的，张扬着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创业激情的奋斗者；有以范登高、马多寿为代表的利己主义的落后者；还有以袁天成、马有翼为代表的中间分子，等等。小说中，先进思想的引领创造与落后思想的消极抵制构成了对立冲突。
对于先进人物和落后分子，赵树理的写法和表现程度并不相同。小说中的几个先进人物，是社会进步意志的反映，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具体化、形象化，闪耀着理想之光；对于落后人物，作家从他们的身世、性格、心理和人际关系中解读其思想，将他们置于矛盾冲突中解剖、观察，细致地展开他们思想改造、转化的过程。正因如此，这些落后者的形象较先进者更为丰满、生动。赵树理曾就此分析说，自己“对旧人旧事了解得深，对新人新事了解得浅，所以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
赵树理对所谓旧式人物的描写可谓画龙点睛、形神兼备。如对“马家院”的描写：“马多寿叫‘糊涂涂’，前边已经讲过了，他老婆叫‘常有理’，他的大儿子马有余叫‘铁算盘’，大儿媳叫‘惹不起’。有些人把这四个外号连起来念，好像三字经——‘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因为是土地相对较多、又精于算计的殷实人家，马多寿、马有余父子抱着“又有财产又有人”的生活向往，对三里湾的农业合作化道路有着较强的“离心力”。在这个院子里，落后的势力还有蛮横、自私的婆婆“常有理”和大媳妇“惹不起”，不过，进步的人物也不少，二儿子马有福是县干部，三儿子马有喜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有着“中学生”光环的四儿子马有翼，與三媳妇陈菊英都是共青团员。然而，现实中的马家院，落后势力显然更为强硬，马有翼因自身的软弱，一度屈从于父母落后思想的限制与支配，直至令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恋爱对象灵芝感到失望，终于放弃与他结合。三媳妇陈菊英在支持丈夫参加志愿军的事上着了婆婆的恨，于是正如她口中说出的那样，虽然婆婆和大媳妇“俩人似乎是一天不吵架也睡不着觉，可是欺负起我来，她们就又成一势了”，这种冲突升级，导致菊英提出与这个落后的家庭分离另过。
“马家院”之外，另有一个典型的落后代表——范登高，在“土改”初期开辟工作时，他曾担任支部书记，却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功劳，为自己分配了最好的田亩，逐渐专心于谋利生财，因此也得了个“翻得高”的外号。他虽身为党员、村长，却内心抵制扩社、修渠，与合作化事业离心离德，而他装着发家梦的精神世界也变得矛盾而扭曲。
小说恰恰是在充分展开这些带有“扣子”戏份、富于发展变化人物的过程中，展现了异常丰富的农村社会生活内容。
四
小说《三里湾》中，最大的“扣子”是“刀把地”问题。
这是三里湾位处上滩的一块形如“刀把”的耕地，是合作社开渠引水线路的必经之地。在入社土地连成片之后，通过修渠引水，可以把三里湾的滩地完全变成水地，同时也能让更多人看到合作化的实际利益，从而对扩大合作社工作形成促进。然而，“刀把地”的主人马多寿抵制扩社，不肯将这“刀把地”置换、折价作偿，或是出租给合作社，以此对“扩社”形成阻力。这样一来，同样抵制入社的范登高等人心里有了“依靠”、嘴上有了理由，而一些愿意入社的人也开始观望起来。在“刀把地”问题这个大“扣子”之下，还有一个个小“扣子”相关联，如一张分家的单据、范登高问题，以及灵芝与有翼、有翼与玉梅的关系问题等等。只有打开这些小“扣子”，才能最终破解大“扣子”。
扩社、修渠过程中先进思想对落后思想的促进与改造，是《三里湾》的情节主线，但这个过程具体蕴含在人物自身逻辑发展中，如范登高问题的解决，是他党员身份与落后于普通群众的思想、行为之间的矛盾由隐而显、直至公之于众，继而最终接受批评、反思的结果。而范登高问题的“扣子”解开，为马多寿问题、“刀把地”问题的解决形成了影响。不过，“刀把地”这个大“扣子”的解开，还是“马家院”受内、外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最终由引发其家庭内部关系变化的“一张分单”等事件促成。
在马家院，三儿媳菊英因受到不公待遇，决心分家另过，不再与这里的落后与欺负妥协后，党支部书记王金生等人想到了解决“刀把地”问题的办法——让菊英向公公马多寿要求分得那块“刀把地”，这样，随着菊英加入合作社，“刀把地”上开渠的阻碍便消除了。然而，料着了这一招的马多寿，也使出一招，他翻出土改时假意分家以避“地多”之嫌而拟就的一张单子，借口分单上已将“刀把地”分给二儿子马有福，‘名正言顺’地不能分给菊英。不过，在他意料之外的是，党支部给已任县委会互助合作办公室主任的马有福写信，就“刀把地”问题征求意见，结果，马有福表示把他分得的包括“刀把地”在内的土地全部捐给三里湾的生产合作社。这便是赵树理小说高妙传神之处——“刀把地”的问题最终还是由马家院自己人说话解决了。
对于马多寿这个旧式的人物，作品前后都有精彩的描写，而对于失去了“刀把地”的他，小说对其性格、心理又有精准刻画：村里因“刀把地”问题圆满解决，要给马家院送旗，女主人“常有理”说：“不要他们的旗！送来了给他们撕了！”马多寿说：“算了算了！那样一来，土地也没有了，光荣也没有了！”当马多寿算计明白——入社后土地分红加劳力工分，高出了不入社情况的收入，便又发了话：“要光荣就更光荣些，入社！” 可以说，认识了马多寿，也就在更深层面上认识了三里湾。
赵树理在看似简单的叙事中，完成了对重大时代变化的描写。其间显现了他高超的小说艺术：将冲突、矛盾的解决过程，归于生活内在的逻辑，归于人物本身的性格逻辑和心理逻辑。
五
农民的语言和视角，农村的生活内容，民间说书人的口吻——这些是赵树理文学世界的外在风貌。而在这乡土模样之下，藏着他的内在气质。这种气质，发自他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的诗意情怀。
研究者认为，与当时写农村生活的其他小说相比，赵树理小说没有那么多的理想化色彩。不止如此，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鲜有抒情的文字也是事实。而在《三里湾》中，他以特有的方式表现了这些内容。
在小说34节篇幅中，第12节至15描写副区长张信陪同专署农业科何科长，实地察看三里湾的生产建设。用四个章节叙述一个情节，这对于向来惜墨如金，讲求情节起伏、叙述流畅的赵树理来说，的确是少有的例外，就《三里湾》整体叙述节奏而言，也无疑构成特殊的存在。在这部分文字中，作家用最细腻的笔墨、最有耐心的动情讲述，描绘了三里湾的地理、物产、风情，表现了田园收割之忙碌，井台小憩之热闹，呈现了社会主义劳动的幸福场景。
登上“青龙背”俯瞰山川田舍，展望乡村巨变，《三里湾》的讲述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这些貌似平静的文字里，蕴含着喜悦的激情，显现着诗情画意。
在题为“三张画”的第25节，重点描写了“现在的三里湾”之外的另两张，渲染的是三里湾农民内心世界的理想之光。如在“明年的三里湾”一幅中，开渠引水之景跃然在目：“画的是个初秋景色：浓绿色的庄稼长得正旺，有一条大水渠从上滩的中间斜通到村边，又通过黄沙沟口的一座桥梁沿着下滩的山根向南去。上滩北部——刀把上往南，三十亩往北——的渠上架着七个水车戽水……不论上滩下滩，庄稼缝里都稀稀落落露出几个拨水的人。”
又如“社會主义时期的三里湾”：“离滩地不高的山腰里有通南彻北的一条公路从村后边穿过，路上走着汽车，路旁立着电线杆……下滩的麦子地里有收割机正在收麦，上滩有锄草器正在锄草……”
读着这些文字，你能体会到作家与三里湾完全水乳交融了。他与其中的所有人物都在兴奋着，憧憬着。是的，我们从这里读到了赵树理的散文诗，读着这些文字，我们会觉得与作家赵树理贴得更近了。他用《三里湾》告诉我们：理想照亮生活。
这是赵树理“说书人”表象之下的诗意。这是《三里湾》朴实的华丽。
责任编辑 杨睿姝
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保持了深耕大地的姿态。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社会的书写，是两次深入山西长治体验生活后的艺术创造，是作家文学建构才能全面、集中的显现。在这部作品中，他以如椽巨笔描绘点染，传达着对时代社会深刻的体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间罕见地洋溢着他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的诗意情怀。而正是这样的特质，成就了作家作品的经典意味。
一
赵树理有着非常明确的宣传意识，他的故事是讲给当时最迫切需要宣传教育的农民大众听的，他的小说文本是写给有一定识字水平的基层群众看的，因此，他用的是农民的土话，写的是农民的吃饭下地、家长里短，讲的是农民一听就心领神会的人物类型和生活段子，他的作品，真正把根扎在农民的土地里和心坎里了。
赵树理对农村社会的描写、对农民性格、心理的刻画，建立在他个性化的语言艺术之上，成功造就了“山药蛋”生活的艺术感染力。这种赵树理式的语言艺术，在《三里湾》中同样有着突出运用。他并非简单借用农民的语言外壳展开叙事，而是从农民的具体角色中发声，从其性格、心理的角度说话，话语背后，饱含了对山西农村特殊地域情韵的抒写，细细体味，作品中还有着对乡村世界文化意象的提炼与解析，这些都反映了赵树理作为一个文学家的主体精神和创造意识，并且构成了独具特质的美学内涵。
大众文学、民间表达，是赵树理文学世界最突出的外在特征。为了让所写的故事为农民爱看、爱听，他对民间说书、唱戏的技巧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运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线索明了、情节连贯、表述直接、富有趣味和悬念。赵树理的文字中充溢着浓重的说书人气质，特别是将传统的“扣子”技法运用得出神入化。
这些“扣子”是故事中多种矛盾的扭结点，或是诸多事件的聚焦点，扣住了人物或事件的关节，使故事集中，头绪明白，往往还能引出其他小故事，使小说富有悬念，起伏有致，引人入胜。展开“扣子”的过程，便是完成背景交代、人物塑造、情节发展、沖突解决的过程，如同是向读者“打开问号”，带着读者曲径通幽。可以说，设置“扣子”——展开“扣子”，是赵树理小说叙事结构最显著的特征，有时，围绕一个大“扣子”和几个小“扣子”，便构成一部小说的面貌。例如《小二黑结婚》，小说题目本身就是一个大“扣子”，其中又有“二诸葛”“小飞蛾”“恩典恩典”等一系列小“扣子”。解“扣子”的同时，也画出了人物的内心与外貌，介绍了事件中的各种关系，解读了故事的由来，导引了情节的发展。又如短篇小说《登记》中，赵树理巧妙地使用了“罗汉钱”这个“扣子”，不仅带出了“小飞蛾”母女两代人的故事，而且串联了情节，塑造了人物。当时，这篇为宣传《婚姻法》创作的小说，让罗汉钱的故事与“小飞蛾”的名字传遍城乡。由此可见其“扣子”技法多么引人入胜。这种讲故事的手法简洁、传神，体现了赵树理非凡的文学描写、概括才能，他因此堪称现当代文坛的短篇圣手。
在长篇小说《三里湾》中，赵树理独有的语言风格和高超的叙事技法一如既往，精彩纷呈，而与以往短篇写作不同的是，此间的文学世界变得宏大而厚重：叙述节奏慢了下来，笔触绵密起来，镜头深广开去，生活内涵与人物性格都更为丰满，并且，在说书人气质之外，表达了此前少有的抒情与浪漫。
二
小说《三里湾》所描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完成土地改革的广大农村，由“互助组”模式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迈进的崭新历史过程。在当时那样的历史阶段，推行农业生产合作化，不仅可以发挥土地集中和集体组织生产的优势，而且有利于对生产技术、生产条件进行统一改进，大大提升生产效能。对于这样一个必然的、社会阶段性进步的事件，小说家赵树理抓住了一个关键，即农民思想的跟进与改造，这反映了作家对时代社会的深刻洞察。虽然，作为社会现象的旧的剥削压迫已然消灭，但是，个人主义的发家梦，甚至追求富农式生活的旧思想，仍然存在于一些农民的意识中。因此，从深层次上讲，以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对旧思想的改造。尽管写的是这样一个严肃的事件，但作品描绘出的，是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三里湾。
赵树理“说书人”的方式没有变，仍然采用清晰直白的分章节讲述形式，如第一节的题目就是“从旗杆院说起”：“三里湾的村东南角上，有前后相连的两院房子，叫‘旗杆院’。‘旗杆’这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有些地方的年轻人，恐怕就没有赶上看见过……”，又如第四节题目是“这日子不能过了”，开场白就是：“想知道玉生为什么和他媳妇打起来，总得先知道这两个人是两个什么样的人……”，这便是赵树理继承中国文学传统叙事方式的“故事体小说”写法，严格按照时间关系，写出连贯、完整的情节。其中不少题目，具有吸引人阅读的“扣子”意味，如“奇怪的笔记”“拆不拆”“忌生人”“有翼革命”“还是分开好”等等，此外更有诸多小的“扣子”，包含在不同章节中。在这些看似与短篇小说一脉相承的表现手法之下，呈现的是更为深广的生活内容与思想内涵。
小说共分34节，时间范围只在一个月内，而前8节所讲的，全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沉浸其中，你会带着品尝大餐的喜悦，细细感受赵树理描绘出的生活：什么是石匠用的“钻尖子”？为什么不用铁匠打而是石匠自己打？打“钻尖子”用的“锭铁”又是个啥材料？打粮食场上用的碌碡磙又叫“场磙”，那么为啥要“洗场磙”？咋个“洗”法呢？文中说到“玉生成了村里个小‘能人’，模样儿长得又很漂亮……村里的年轻姑娘们，差不多都愿意得到像玉生这样的一个丈夫，袁小俊也是其中一个”，于是，小说便由袁小俊家里托人说媒，讲出了乡村里留下的旧风俗：“只要女方愿意，男方的话比较好说，况且小俊长得还好看，在社会上也没有表现过什么缺点……”袁小俊的妈妈外号“能不够”，她把做媳妇的“经验”总结成一套理论讲给女儿听：对家里人要尖，对外边人要圆；使刁哭闹的时候也不要真哭——最好是在夜里吹了灯以后装着哭；要是过年过节存了一些干粮的话，也可以装成生气的样子隔几天不吃饭…… 在赵树理笔下，人物、风俗、场景，甚至一个物件、一句土话，都关联着有趣的故事、特色的生活。在第3节里，支部书记王金生媳妇，与小姑子玉梅聊天发牢骚的一段话，便会让你看到三里湾村所有小院里的惯常生活：“三个孩子的鞋都透了，爹和你大哥的鞋也收不下秋来了！前几天整了两对大鞋底连一针也没有顾上纳，明天后天得上碾磨，要不然一割了谷，社里的牲口就要犁地，碾磨就得使人推了。说话秋凉了，大大小小都要换衣裳。白天做做饭，跟妈俩人在院里搓一搓大麻，捶一捶豆角种，拣一拣棉花，晒一晒菜……晚上这些小东西们又不早睡，跟他们争着抢着做一点儿针活儿抵不了什么事，等他们睡了还得熬夜！”
三
《三里湾》不仅人物数量众多，而且思想精神类型多样。有以金生、玉生、玉梅、灵芝为代表的，张扬着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创业激情的奋斗者；有以范登高、马多寿为代表的利己主义的落后者；还有以袁天成、马有翼为代表的中间分子，等等。小说中，先进思想的引领创造与落后思想的消极抵制构成了对立冲突。
对于先进人物和落后分子，赵树理的写法和表现程度并不相同。小说中的几个先进人物，是社会进步意志的反映，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具体化、形象化，闪耀着理想之光；对于落后人物，作家从他们的身世、性格、心理和人际关系中解读其思想，将他们置于矛盾冲突中解剖、观察，细致地展开他们思想改造、转化的过程。正因如此，这些落后者的形象较先进者更为丰满、生动。赵树理曾就此分析说，自己“对旧人旧事了解得深，对新人新事了解得浅，所以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
赵树理对所谓旧式人物的描写可谓画龙点睛、形神兼备。如对“马家院”的描写：“马多寿叫‘糊涂涂’，前边已经讲过了，他老婆叫‘常有理’，他的大儿子马有余叫‘铁算盘’，大儿媳叫‘惹不起’。有些人把这四个外号连起来念，好像三字经——‘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因为是土地相对较多、又精于算计的殷实人家，马多寿、马有余父子抱着“又有财产又有人”的生活向往，对三里湾的农业合作化道路有着较强的“离心力”。在这个院子里，落后的势力还有蛮横、自私的婆婆“常有理”和大媳妇“惹不起”，不过，进步的人物也不少，二儿子马有福是县干部，三儿子马有喜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有着“中学生”光环的四儿子马有翼，與三媳妇陈菊英都是共青团员。然而，现实中的马家院，落后势力显然更为强硬，马有翼因自身的软弱，一度屈从于父母落后思想的限制与支配，直至令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恋爱对象灵芝感到失望，终于放弃与他结合。三媳妇陈菊英在支持丈夫参加志愿军的事上着了婆婆的恨，于是正如她口中说出的那样，虽然婆婆和大媳妇“俩人似乎是一天不吵架也睡不着觉，可是欺负起我来，她们就又成一势了”，这种冲突升级，导致菊英提出与这个落后的家庭分离另过。
“马家院”之外，另有一个典型的落后代表——范登高，在“土改”初期开辟工作时，他曾担任支部书记，却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功劳，为自己分配了最好的田亩，逐渐专心于谋利生财，因此也得了个“翻得高”的外号。他虽身为党员、村长，却内心抵制扩社、修渠，与合作化事业离心离德，而他装着发家梦的精神世界也变得矛盾而扭曲。
小说恰恰是在充分展开这些带有“扣子”戏份、富于发展变化人物的过程中，展现了异常丰富的农村社会生活内容。
四
小说《三里湾》中，最大的“扣子”是“刀把地”问题。
这是三里湾位处上滩的一块形如“刀把”的耕地，是合作社开渠引水线路的必经之地。在入社土地连成片之后，通过修渠引水，可以把三里湾的滩地完全变成水地，同时也能让更多人看到合作化的实际利益，从而对扩大合作社工作形成促进。然而，“刀把地”的主人马多寿抵制扩社，不肯将这“刀把地”置换、折价作偿，或是出租给合作社，以此对“扩社”形成阻力。这样一来，同样抵制入社的范登高等人心里有了“依靠”、嘴上有了理由，而一些愿意入社的人也开始观望起来。在“刀把地”问题这个大“扣子”之下，还有一个个小“扣子”相关联，如一张分家的单据、范登高问题，以及灵芝与有翼、有翼与玉梅的关系问题等等。只有打开这些小“扣子”，才能最终破解大“扣子”。
扩社、修渠过程中先进思想对落后思想的促进与改造，是《三里湾》的情节主线，但这个过程具体蕴含在人物自身逻辑发展中，如范登高问题的解决，是他党员身份与落后于普通群众的思想、行为之间的矛盾由隐而显、直至公之于众，继而最终接受批评、反思的结果。而范登高问题的“扣子”解开，为马多寿问题、“刀把地”问题的解决形成了影响。不过，“刀把地”这个大“扣子”的解开，还是“马家院”受内、外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最终由引发其家庭内部关系变化的“一张分单”等事件促成。
在马家院，三儿媳菊英因受到不公待遇，决心分家另过，不再与这里的落后与欺负妥协后，党支部书记王金生等人想到了解决“刀把地”问题的办法——让菊英向公公马多寿要求分得那块“刀把地”，这样，随着菊英加入合作社，“刀把地”上开渠的阻碍便消除了。然而，料着了这一招的马多寿，也使出一招，他翻出土改时假意分家以避“地多”之嫌而拟就的一张单子，借口分单上已将“刀把地”分给二儿子马有福，‘名正言顺’地不能分给菊英。不过，在他意料之外的是，党支部给已任县委会互助合作办公室主任的马有福写信，就“刀把地”问题征求意见，结果，马有福表示把他分得的包括“刀把地”在内的土地全部捐给三里湾的生产合作社。这便是赵树理小说高妙传神之处——“刀把地”的问题最终还是由马家院自己人说话解决了。
对于马多寿这个旧式的人物，作品前后都有精彩的描写，而对于失去了“刀把地”的他，小说对其性格、心理又有精准刻画：村里因“刀把地”问题圆满解决，要给马家院送旗，女主人“常有理”说：“不要他们的旗！送来了给他们撕了！”马多寿说：“算了算了！那样一来，土地也没有了，光荣也没有了！”当马多寿算计明白——入社后土地分红加劳力工分，高出了不入社情况的收入，便又发了话：“要光荣就更光荣些，入社！” 可以说，认识了马多寿，也就在更深层面上认识了三里湾。
赵树理在看似简单的叙事中，完成了对重大时代变化的描写。其间显现了他高超的小说艺术：将冲突、矛盾的解决过程，归于生活内在的逻辑，归于人物本身的性格逻辑和心理逻辑。
五
农民的语言和视角，农村的生活内容，民间说书人的口吻——这些是赵树理文学世界的外在风貌。而在这乡土模样之下，藏着他的内在气质。这种气质，发自他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的诗意情怀。
研究者认为，与当时写农村生活的其他小说相比，赵树理小说没有那么多的理想化色彩。不止如此，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鲜有抒情的文字也是事实。而在《三里湾》中，他以特有的方式表现了这些内容。
在小说34节篇幅中，第12节至15描写副区长张信陪同专署农业科何科长，实地察看三里湾的生产建设。用四个章节叙述一个情节，这对于向来惜墨如金，讲求情节起伏、叙述流畅的赵树理来说，的确是少有的例外，就《三里湾》整体叙述节奏而言，也无疑构成特殊的存在。在这部分文字中，作家用最细腻的笔墨、最有耐心的动情讲述，描绘了三里湾的地理、物产、风情，表现了田园收割之忙碌，井台小憩之热闹，呈现了社会主义劳动的幸福场景。
登上“青龙背”俯瞰山川田舍，展望乡村巨变，《三里湾》的讲述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这些貌似平静的文字里，蕴含着喜悦的激情，显现着诗情画意。
在题为“三张画”的第25节，重点描写了“现在的三里湾”之外的另两张，渲染的是三里湾农民内心世界的理想之光。如在“明年的三里湾”一幅中，开渠引水之景跃然在目：“画的是个初秋景色：浓绿色的庄稼长得正旺，有一条大水渠从上滩的中间斜通到村边，又通过黄沙沟口的一座桥梁沿着下滩的山根向南去。上滩北部——刀把上往南，三十亩往北——的渠上架着七个水车戽水……不论上滩下滩，庄稼缝里都稀稀落落露出几个拨水的人。”
又如“社會主义时期的三里湾”：“离滩地不高的山腰里有通南彻北的一条公路从村后边穿过，路上走着汽车，路旁立着电线杆……下滩的麦子地里有收割机正在收麦，上滩有锄草器正在锄草……”
读着这些文字，你能体会到作家与三里湾完全水乳交融了。他与其中的所有人物都在兴奋着，憧憬着。是的，我们从这里读到了赵树理的散文诗，读着这些文字，我们会觉得与作家赵树理贴得更近了。他用《三里湾》告诉我们：理想照亮生活。
这是赵树理“说书人”表象之下的诗意。这是《三里湾》朴实的华丽。
责任编辑 杨睿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