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打仗(中篇小说)

来源 :北京文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HANGXIANYU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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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以“那年打仗”的历史心绪为主线,描写陈春生、黄虎臣等几位“越战”老兵的人生经历与命运浮沉,以战争与和平年代的巨大反差揭示不同时期的人生况味,读来五味杂陈、令人感慨。


  陈春生是个城里人,但他身上总是散发着一种干草和牛粪的混合气味,这种气味似乎被揉进了他的皮肤,老远见到他,我眼前就会出现插队时经常打扫的牛棚。我猜想,八岁那年他被挂红袖套的人带走,或许在某个养过牛的黑屋子里被关过较长时间。但我始终没敢问他,害怕触动他不堪回首的童年记忆。记得当年,我赶到长江边那座古老的城市时,他已经获释回家一个星期了。他坐在门槛上,将细细的胳膊支在膝盖上,双手捧着下巴瞧着远处喧闹的码头,极短的寸头下,那目光漠然、悠远,跟他的年龄极不相称。
  清冷的阳光在江面上缓缓移动,一寸一寸地走到我们脚下。我也坐下来,将手放到他瘦骨嶙峋的肩上。别害怕,我说,你爸爸妈妈都没事了,他们在干校过得挺好。他抖了抖,转过头朝我看,依然是没表情的一张小脸,谢谢表舅,他乖巧地说,谢谢你来看我和外婆。
  这是一种很难形容的乖巧,缺乏感情,显得木讷而生疏。轮船的汽笛声从码头方向传来,背驮着大货包的装卸工踏上了颤悠悠的跳板。阳光暖和了一些,春生瘦削的身影被阳光投射在门前的水泥地上,像一棵卡在石头缝里的歪斜小树的影子。我的心忽然很疼。码头旁的小街上有一个男孩子在滚铁箍,街口有几个小姑娘在跳绳,我听见她们欢快的儿歌声随风飘来。这些孩子都比他大两三岁呢,而他却成了这般模样。
  春生的外婆是我母亲的堂姐,小时候想必也在一起跳过绳。春生他娘在杭州读书时常来我家玩,交学费时我母亲总会想方设法塞点钱给她。当然,这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了,后来我家就过得不如她家了。她家的成分还算不错,大专毕业分配到这座城市。我们一直以为这家人过得顺风顺水的,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春生之所以被挂红袖套的人带走,原因很简单,小学里开大会,他把“万岁”喊成了“打倒”。放学时外婆去学校接他,被带进了“工宣队”办公室,他的班主任、一位年轻的女教师站在那里,用一块湿透的手帕捂住脸哭泣着,陪审的除了校领导,还有春生父母单位的保卫科长。外婆告诉我她当时的感觉,她感到一阵子眩晕,她说,春生呢,你们把他带到哪里去了?没人理睬她,外婆搬起一张椅子砰地砸在地上。八岁的孩子他知道什么?她喊,你们这样做就不怕将来遭报应吗?
  工宣队队长不屑地一笑,他沉下脸说,八岁的孩子是不懂什么,所以问题不在他身上而是在大人身上。外婆愣住了。这是他父亲、还是他母亲教给他的?对方拍着桌子厉声问她,老太婆,你还敢在这里质问我们?你必须认清形势老实交代,这是你们一家三代人唯一的出路!
  春生的父母正在郊县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当天夜里就被分开关押。外婆回到冷冷清清的家中,彻夜难眠,半夜里起了身,拿一把扇子在外孙床上赶蚊子,赶了半天才想起外孙已经进了不知设在何处的牛棚。凄凄惨惨地躺在竹躺椅上,直到天快亮了,她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然后就做了个梦,梦见春生满脸血污地走到她面前,可真的把她给吓坏了。
  走投无路,举目无亲,老太太给我母亲写了一封泪痕斑斑的信诉说不幸。母亲对我说,你替我去那里看看吧,能帮的帮上一把,哪怕就是跑跑腿送个信什么的,对我那老姐姐也算是个安慰。
  信比人走得慢,我赶到已近尾声。我带着春生去看他父母,走向码头登上摆渡的轮船。江堤上化工厂的塔架和水泥厂的烟囱在视野中渐渐地远了,船首的蒸汽消散在江风中。我抱起他,感觉他的身体像一捆稻草似的轻盈孱弱,我说前面就是你爹妈所在的干校了,他茫然地瞧着江对岸,身子不由自主地微微哆嗦。或许他已知道,他闯下的祸给他父母带去过多少痛苦,我看见他突然闭上眼睛,那一刻,脸色显得无比的苍白。
  我忘不了我那远房表姐和表姐夫见到儿子的情景。正是收工时分,一队囚徒般的干校学员走在田埂上,忽然有一个妇人离开队伍,跌跌绊绊地向我们冲过来。春生,春生!她喊,那声音如杜鹃泣血。春生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有点害怕地向后退一步,妇人已经跑到了他跟前。干校的队伍乱了,许多女学员围拢来看。一个看上去像队长的男人喊,看什么看,统统回到队伍去!我那表姐也不答话,一把抱起儿子,将自己的脸和他的小脸贴在了一起。山脚下有一条溪涧,水声潺潺,我觉得比不上春生他娘那无声的眼泪在流淌,她的泪水好像把稻田、山路和草地都淹没了,天地之间,只剩下了他们娘儿俩。
  一个瘦削的男人从队伍后面走出来。他上身穿着一件褪色的蓝布中山装,连风纪扣都一丝不苟地扣着;下身的裤管却卷到了膝盖上,裸露的双腿上满是星星点点的泥巴,赤脚套一双破胶鞋。哭什么?他对抱着孩子不放的女人说,你还有没有一点纪律观念了!我表姐抹一把眼泪,抽泣着对春生说,叫你爸呀,怎么连你爸都认不出了?春生动了动嘴唇,那声音轻得听不清。我这位表姐夫说,别喊我爸,我没有你这个孽种儿子!我平常怎么教育你的?没有伟大领袖哪来我们家的幸福生活?你却没时时刻刻都记在心上,你真是气死我了!说着就举起手来要打春生。
  我抓住他的手腕,我说,别再吓着他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他惊讶地看着我,问道,你是谁?谁让你送他来的?表姐这才顾到我,这是我的张家表弟,她介绍说,从杭州老家来的。
  队伍重新排好往前走了,春生他爸迟疑一下,向我们挥挥手说,你们慢慢过去,我跟着队伍先走了。干校其实就是一个农场,场部建在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上。表姐说,她丈夫老家就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座县城里,公公从前开一家小杂货店,后来这家店并进了供销社。这个小业主的儿子,年初刚当上一家事业单位的副科长,眼看着马上就要填写加入组织的志愿书了,天降横祸,不仅眼前的梦想落空,说不定今后的前途都会大受影响,今天见到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怎么不叫他火冒三丈?
  带着咸味的晚风吹过一座石桥,桥下有两艘粪船,散发出的阿摩尼亚气味与春生身上的干草和牛粪味混合在一起。走过石桥就看见了干校的大门,标语和大字报贴满了门两边的水泥墙。我看着墨汁淋漓的大标语发了一会儿呆,标语上以漂亮的隶书写着“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那也不能打春生!我对春生他妈说,我的声音愤然而嘶哑,明知道孩子是无辜的,他生的哪门子气?如果是为了表白自己而打给别人看,他这个当爹的就做得更过分了。   我们在食堂吃饭,有一盘菜里有几片肥肉,表姐夹起一片送到春生嘴里,春生突然呕吐起来。我发现他面对这片肥肉的眼神,像被疯狗咬过一口患了恐水症的人,瞧着一泓池水似的。我拍着他的背,心里沉甸甸的。他以前不吃肉吗?我问表姐。表姐摇摇头,哪能不吃呢,她说,红烧排骨、梅干菜蒸肉,他都很喜欢吃的。
  晚饭快吃到一半了,才重新见到那个当爹的。原来他在灶台上帮厨,这使我对他又增添了一层认识。一个人平时做点好事不难,一家人好不容易团圆了,还来了一个老婆娘家的亲戚,照样紧赶着先去为大家做好事,搁在谁身上大概都有些为难吧?可他却毫不犹豫去做了。
  干校学员住集体宿舍,八岁的男孩子住女宿舍不太合适了,他妈说,今晚你跟你爸去睡吧。刚吃罢饭,大人们脸上都红扑扑的,春生的脸色仍然是难以言说的苍白,他妈说,你去不去啊?春生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来,只是忧伤地摇摇头。他爸气急败坏地推着他瘦小的身子,说,你给我说呀,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去睡?春生咬着嘴唇不回答。于是,这个气得发抖的老子就在食堂里跺着脚喊道,你这个孽种迟早要闯更大的祸,还不如我现在就打死你算了!
  我无法相信这位陈副科长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我将春生拉到身后,挡住他爸,他爸还想跟我争夺他,终于被他妈死死地抱住了,我表姐说,你别逼他了,谁知道他在里面受了些什么罪,他害怕你,你就放过他吧。僵持了几秒钟后,表姐又哭了。你一定要打他吗?这个可怜的母亲,突然朝自己脸上重重地扇了一个耳光,该打的是我,谁让我生了这么个受苦受难的儿子啊!
  场部有一个小招待所,可以接待外调人员之类的客人。一排简陋的平房,面向江堤。我看看身边的春生,他睡着了,鼻翼轻轻地翕动着,仿佛在梦中抽泣。夜风呼啸,外面的江潮哗哗地响,我睡不着,点一根烟坐在吱吱响的竹床上发呆。说到底,我是个有心无力的局外人,帮不了春生多大的忙。我只希望这个年代所遭遇的一切,不会给他留下太多的阴影,因为还有漫长的人生之路要靠他自己去走。
  当我终于躺下去时,却听见他猛地发一声喊,突然从床上坐起,我吓一跳,伸出手去摸他。我摸到他额头上全是湿漉漉的冷汗,我轻轻地唤,春生,春生。他没回答,缓缓地躺了回去,几秒钟后,又发出了低微的鼾声。


  没想到,十年之后,我与春生再度相见,地点竟是在西南边境的一条战壕里。
  后来我常常想起那一天、那个画面:士兵们抱着枪,一个挨一个坐在交通壕的地上,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走向三营指挥所。这是一个步兵营,营长黄虎臣是我杭州老家同条巷子的邻居,我俩同岁,在同一所小学读过书。那两天,西线无战事,我向我所在的侦察大队政委请了半天假,跑到几公里外的友邻部队来会老乡。
  营部设在一个显然是仓促修筑起来的掩蔽所里,弹药箱上铺两张席子,上面放着两个脏兮兮的铺盖卷。以干电池为能源的电灯在房顶上轻轻摇晃,墙上挂着地图、钢盔和一支缠着红绸子的军号。我进门时,黄虎臣正将一只脚搁在弹药箱上打绑腿,一支五四式手枪在他屁股上晃晃悠悠。我朝他屁股踢一脚,他差点跌倒在地上,回首,虎目圆瞪,发现是我才把破口大骂咽了回去。通信员!他喊。没人回答。
  我以为有个小家伙该倒霉了,结果红了眼睛的却是黄虎臣营长。他走到掩蔽所门口,站在战壕前茫然环顾,那条没打好的绑腿在他脚旁飘散着。在春日的高原阳光下我这老邻居矮墩墩的身影忧伤而孤独,他轻声对我说,我忘了,三天前,我那通信员就被送到野战医院去了。我默然。黄虎臣叹口气,身影萧瑟地指着战壕中一名士兵说,你去炊事班跑一趟吧,打一壶开水来。
  那士兵愣了愣,把56式半自动步枪背上肩,默默地向炊事班走去。他的背影单薄纤细,像姑娘似的。一套2号三合一军服穿在身上,晃晃荡荡的好像一只羊住进了牛棚。你们的伙食不怎么样?我问黄虎臣。黄虎臣臊红了脸,跟谁比?他瞪我一眼说,跟你们这些穿迷彩服的比,自然略微差一点,比后方却是要强多了!这是个新兵你知道吗?他点着我的脑袋说,当兵才三个月,那身子骨还没有练壮实,你懂不懂?
  士兵拎来了一壶水,营长说,桌上有杭州寄来的龙井茶叶,给这位张干事沏一杯。士兵朝我看一眼,正在倒水的身体突然绷直了,双手微微颤动,茶水从缸子口溢了出来。你出啥子洋相哟,营长拍一下桌子说,真的没吃饱饭吗?士兵一惊。表舅,突然间,他向着我冲口说道,你是我杭州的表舅吧?我小时候,你去过我家。
  大约静默了半分钟,黄虎臣和我同时站起身来,他想批评这个在战地乱认亲戚的战士,我拦住他。我的手指颤抖着,颤巍巍地指着这年轻士兵的鼻子,你、你是春生?我略微有些结巴地说,好像为了看得更真切些似的,向后退了一步。他的姓名是叫陈春生吧?我转过脸问他的营长,黄虎臣怔了怔,没错,他傻乎乎地说,你怎么知道他叫陈春生?
  风从阵地上吹来,夹杂着焦土味的山风冷飕飕的,我打着寒噤重新打量这个刚满十八岁的新兵蛋子。春生,你家里都还好吧?我走到他跟前,摸着他凸出的肩胛骨,摸着他青筋绽露的胳膊说。他站在那里,如同一根戳在地上的竹竿。我的眼前,再现了泊在江岸码头旁的渡轮、那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和一排简陋平房组成的招待所。我抬起手,揩了揩视线模糊的眼睛,我的嗓音又变得嘶哑了。
  外婆不在了,春生却已经恢复了他平常的神态,他说,我妈还好,就是患了高血压症,不能太累。
  春生没提起他父亲,我也没问。他外婆过世时,我在北方的军营,接到我娘来信也只能给表姐寄了一点钱略表心意。表姐倒是给我回过一封信,语气伤感地提到春生。说他读书不行,从小学到中学在班里排名都是倒数二三。平时看他也挺懂事的,放学后也不出去玩,躲在家里看书,但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到了最后,家长和老师都灰了心,看样子,这孩子上大学是没指望了。
  不管他优秀不优秀,现在他是一名随时可能牺牲的士兵。我们的家事说完了,黄虎臣营长挥挥手,士兵陈春生敬一个礼,退出掩蔽所,回到战壕里去了。我从板壁的缝隙望出去,看见春生坐在战壕的泥地上,起初是擦枪,擦完枪,他重新打绑带,双手把绑带解开了,又把它绷紧在小腿上,这套动作机械地重复了多次。他的手细细长长的,举起时阳光穿过薄薄的手掌映出一片淡红色,仿佛一张纸。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抬起头,用期待的眼光看着黄虎臣营长,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如同一双善良而可怜的麋鹿的眼睛,带着乞求在看着他。
  别这么看我。我的老邻居、老校友将脸朝着门外,瞧着战地上空无精打采的云朵,漠然地说,都是一样的娘十月怀胎生的,都是二十啷当岁的年轻人,我谁也照顾不了。
  他是独子,我有些心虚地说,他家三代单传。
  你以为还是从前呐,黄营长收回眼光,鄙视地瞟我一眼,现在独子太多了,这批兵里有将近一半呢。
  掩蔽所里有一张小镜框,搁在一个当茶几的弹药箱上面,照片上是黄虎臣和受伤前的通信员。这是一个看上去就特别机灵的小伙子,大大的眼睛,薄薄的嘴唇,挎着冲锋枪背着公文包站在高地上。就是这个高地,聪明灵活的小伙子走着走着,踩上了一颗m14地雷,现在他躺在野战医院的病房里,膝盖以下已是空空荡荡。
  我没有过于奢侈的想法,我只是想让士兵陈春生顶替这位通信员。营部通信员也有蹚地雷的危险,死亡的概率比战斗班总归要小一些。但是,这小子像个当通信员的料吗?黄虎臣问我,朝着春生所在的方向撇了撇嘴。他送我出来,站在阵地后方的一处高地上,此处视野开阔,敌我态势一览无遗。我看到春生依旧坐在战壕里打他的绑腿,解开了,又绷紧,再解开。终于,他的班长忍不住了,阻止了他不厌其烦的动作。班长扔给他一支烟,他点燃了,虚虚地吸一口,烟雾遮住了他缺少表情的脸,烟雾后面传来一阵喑哑的咳嗽声。
  我明白黄虎臣的意思:这个士兵脑子里缺根弦。书面语言就是智商不是很高,反应比较迟钝。我想反驳他,一时找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我只好向他简述了春生八岁那年的遭遇。
  黄虎臣的脸色变了。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黄虎臣的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他父亲夏天做搬运工,冬天拉黄包车。邻居们多次看见那家伙醉醺醺地出现在杭州延定巷的巷口,他手里拎着的不是货包,是童年的黄虎臣瘦小的身子。打儿子不需要理由,何况黄虎臣成绩差、欺负女同学、在学校里经常调皮捣蛋等,基本上也就是一个欠揍的主。打死你这个孽种!他爹的话,与春生的爸爸一样,区别只是那巴掌的力道更重。我母亲跑到墙门口朝老家伙拼命地摇手,不能打孩子的脑袋!老黄你听我的劝,打坏了他你老了还能指望谁呀!要不就打他屁股吧!我跟在黄包车夫身后诚恳地提出建议,老家伙举起手,狠狠地一巴掌打下去。黄虎臣杀猪般哭号,姓张的王八蛋,他朝我喊,我决饶不了你!
  关键不在从小挨打挨骂,我告诉黄虎臣,他在牛棚、在黑屋子里究竟受过哪些罪,谁也不清楚。
  那些人怎么说的?黄虎臣的右手,不由自主地按在了枪套上。太阳躲进云层去了,阴冷的雾霭缓缓地飘来,在他的皱巴巴的军帽上结了一层白色的霜。他的脸色如天气一般阴沉。他们总得有个说法吧?
  我摇摇头。谁也不承认虐待过他。听那说法,我告诉春生的营长,好像是让他住进了儿童乐园似的,天天有荤有素,喝牛奶吃肉包子,还有个保姆晚上给他唱催眠曲。
  操!黄虎臣恶狠狠挤出一个字。
  阴暗的天气,与我们的心境十分相似。我们蹲下来,闷闷地抽烟。我们的目光滞留在阵地前方那一片起伏不平的山坡上,那里的土是六七十厘米厚的浮土,双方的炮火将它变成了无人敢去的死亡地带。靠近的地方有两个警戒哨位,黄虎臣说他的通信员就是在这哨位旁踩上了地雷。夜里站岗的士兵害怕被对方的特工摸哨,常常会在附近埋上一两颗雷,时间长了,埋的人多了,搞不清了,倒霉的往往就成了自己。我们无奈地瞧着那里,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受伤的滋味,操!我也学着黄虎臣来了这么个字,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比死还难受。
  大约千米之外的一座山头上突然出现一道炫目的白光,接着变成灿烂的血色。我一愣,脚下的土地发生了强烈的震颤。我听见低沉的轰鸣声,是许多155榴弹炮的发射所组成的轰鸣声。天空崩裂了。一个个光球高高地升上去,一个个银色和红色的圆圈,像节日的焰火似的爆炸开来。我和黄虎臣从地上跳起来,操!我俩又同时骂了一句,黄虎臣奔向战壕高喊:各连进入阵地!
  我看见春生站了起来,苍白的脸上神情懵懵懂懂,班长推了他一把,说,陈春生,别磨磨蹭蹭的,快跟上!


  春生的副班长绰号叫小兔子,他得意洋洋地从营部出来,走到刚给全班打来一壶热水的春生跟前,他说,让我先洗把热水脸吧,一会儿我要跟着营长去团部呢。春生拿起自己的脸盆给他倒水,他皱起了眉头,你小子洗过脚的盆子,怎么能给我洗脸?春生放下自己的脸盆,蹲下身去在床下找他的脸盆,冷眼旁观的班长的火气终于上来了。你又不是他的勤务兵,班长对春生说,你给他倒什么洗脸水!小兔子向后退一步,两根倒挂的眉毛向上拧了起来。战友互相帮助一下,犯得着发这么大火呀!他剜一眼班长,然后接过春生手上的水壶说,算了,我自己来吧。
  小兔子成了新的营部通信员,春生替他拎着背包,把他送到掩蔽所,又忙着帮他铺床叠被。小兔子拿支烟在自己嘴上点着了,送到春生嘴上,以示犒劳。他耸了耸鼻子,嗅着春生说,你身上有股怪味,好像牛粪的气味。春生咬住嘴唇没说话,小兔子向他喷出一口烟,推心置腹地教育他,以后脑子要多开点窍,要向上级靠拢,直接不行间接的也行,比方说你想找营里的首长,我就是最好的桥梁。
  黄虎臣正好走进营部,他收住脚,将双手拢到胸前,从头到脚审视这两名属下。什么桥梁,独木桥吗?他的脚猛地抬起,踢在小兔子腿上,小兔子踉跄一下,垂着手站在那儿不动。黄虎臣瞪了他一眼,陈春生想找我还用得着你做桥梁?我叫他娘表姐时,你娘还是大闺女呢。黄虎臣朝掩蔽所门外看一眼,提高嗓门说,今后谁再敢欺负新兵,欺负老实人,我就他娘的关谁的禁闭!
  黄虎臣后来告诉我,欺负人的人没啥反应,倒是被欺负的人哆嗦起来。“关禁闭”这个词语出口后,他仿佛看见一个人正从高山的峰顶上往一处不知深浅的深谷坠落,疼痛、晕眩伴随着黑暗的感觉,全显现在他那缩成一堆的脸上和身上。此人就是陈春生。黄虎臣注意到,他的脸色陡然变成灰黄,眼睛里出现了一种怯弱的讨饶的神情,牙齿咬得紧紧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黄虎臣叹口气,走过去拍拍他的肩,他摇晃了一下,仿佛要跌倒似的。黄虎臣告诉我,他从来没这么婆婆妈妈过,别怕,他温和地对他的士兵陈春生说,读邓小平的书、听我的话、跟班长走,你就永远不会被关禁闭。   小兔子陪着春生一起来看我,界碑旁的山林浓雾弥漫,十几米外,看不清人的脸。小兔子对春生说,我太羡慕你表舅他们了,一式的迷彩服,钢盔,匕首,一式的手枪和微声冲锋枪,还有放开肚皮吃的罐头和高原巡逻食品。小兔子问他,你表舅什么级别,能帮你调过去吗?春生的反应令他很失望,他小心翼翼地走着,盯着脚下的泥土是否有异常。听说他只是个干事,能有多高级别?春生慢吞吞说,怎么可能调动人呢?再说我也不想调过去。他说。班长对我挺好,你对我也不错,营长还问我愿不愿意去炊事班,我说在这里就挺好。
  春天已经随着背阴处最后的积雪融化而悄悄逝去。初夏的凉风从山谷的缝隙和河流上空吹来,风声仿佛是战死者亲属压抑的哭泣,我站在大队部的帐篷门口迎接他们,依然感到深深的凉意。表姐的回信已经来了,我那位表姐夫,春生的父亲,已经成了他们单位的第五把手,成天忙大事,争取把自己的位置再向前挪一挪,偶尔回家吃餐晚饭,家里就像过节。我想象着我表姐的生活,半天上班半天病休,坐在藤椅上读儿子从前线寄去的信。信不仅少,而且写得很简单,远不如我告诉她的多。窗外是白茫茫的江水和夕阳下的老码头,孤灯独守,一片冷清萧瑟的风景。
  为什么不愿意去炊事班?我跟黄虎臣对小兔子一样,狠狠地踢了春生一脚。春生发青的嘴唇蠕动一下,喉咙里咕噜响了一声。我怕闻肉腥味。他抬起手,擦着脖子和鼻梁上沾着的灰土,那模样像煞一头灰头土脑的食草动物,一匹长颈鹿。我的某根心弦突然被触动,想起了十年前在干校食堂,他妈给他吃肥肉引起他呕吐的往事。我的鼻子涌上了一阵酸水,不吃肉哪行,我带着颤音说道,这可是在前线啊。
  我让他们带回去十几个罐头和一箱压缩饼干、两条大重九香烟,当着小兔子面,我对春生交代,一条烟给黄营长,一条烟分给全班战友抽,而春生你自己最好别学着抽了。春生脚下的解放鞋裂了道口子,半只脚趾头露出来,我拿出一双自己穿了还不到半个月的军用短靴让他换上,看见小兔子两眼放光地瞧着这双军靴,我不得不提醒春生,这可是表舅特意送给你的礼物,你必须保管好。
  三天以后,这双军靴在春生脚下派了大用场。他们与对方的阵地战始终处于胶着状态,黄虎臣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搞一次突袭战斗。方案批准了,当夜,春生所在连队从右侧迂回,穿过一片森林向对方抵近。他们疏忽了对方的防范,树林里到处是早已埋下的尖锐竹桩。尽管再三强调不准发出任何声响,但士兵们不可能都是邱少云。一个被戳破脚底的士兵哎哟叫出声来,班长赶紧捂住他的嘴,另一个士兵又抱住脚痛苦地喊出了声。班长奔过去阻止时,一阵剧痛,自己也坐倒在了竹桩上,连脚带屁股都挂了花。
  他们还没走出这片树林,探照灯已经照亮了林子上空。一颗红色的信号弹蹿上夜的苍穹,紧接着便是枪声大作。对于这支连队的指挥者和战斗员来说,这片树林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梦,唯独春生无所谓。他的表现甚至有点漫不经心。这是他的班长后来告诉我的。班长说,因为受到伤者的影响,即使未曾踩到竹桩的士兵也变得小心翼翼畏缩不前,因此春生冲在了最前面。
  一向身先士卒的班长跌跌绊绊地跟在春生身后,有一段路甚至是春生拖着他在走。随着战斗提前打响,原本闪烁的眸子倏地暗淡下去,班长这个老兵,觉得自己简直倒了大霉,建功立业的渴望在那一刻訇然碎裂。那时候,他们射出去的子弹都是盲目的,他们的脸部肌肉是僵硬的,身体也是僵硬的,扣在扳机上的手指更是僵硬的。当班长感到自己实在跟不上了时,他甩开春生的左手,说,你管自己先冲上去,你现在成了突击队员了!
  确实如此,同春生一样毫无挂碍往前冲的大概有连队三分之一的士兵,这些士兵自觉地组成了突击队。连长受了伤,副连长带领他们冲到对方的阵地右翼。副连长发声喊,大家举起手榴弹往前扔。春生后来告诉我,他带了四个手榴弹,大概半分钟扔一个出去,两分钟就全扔完了。
  春生说不清自己的战斗感受,他觉得整个身心化成了一片树叶,在硝烟弥漫的山地上无力地飘浮。当兵不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老子说,一是你考不上大学;二是你八岁那年犯的事,谁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话留在你的档案里,我好不容易托到了武装部的人,万一档案里真有点什么呢,正好借这个机会清理掉。
  码头上锣鼓喧天,欢送新兵入伍的横幅大标语被江风吹得呼啦啦响,母亲却拉着儿子哭得稀里哗啦。那时她还不知道儿子转眼间就要上战场,知道的话,很可能哭晕过去就醒不过来了。他老子安慰他妈说,别哭了,这是好事,我们家终于彻底翻身了!老子把儿子叫到一旁去,再三叮嘱他,千万给我记住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上级要你养猪,你就争取当养猪模范;上级要你杀猪,你就是怕得要死也得给我一刀戳下去!我给你三年时间,三年后提不了干也就算了,但至少要加入了组织才能回来。不然你还是没前途,他老子严厉地告诫他说,若是白板一块复员了,你想找个旱涝保收的好饭碗仍然是找不到的!
  父亲仿佛站在他的身边,喋喋不休地警告着他,士兵陈春生哒哒哒、哒哒哒,将一梭子又一梭子的子弹射了出去。子弹打光了,人们看见他脸色煞白地从地上爬起来,艰难地爬到一个战死者跟前,去卸下他的弹带。突然,一块小小的弹片飞了过来,打在他的右肩上。陈春生哇地叫一声,僵在那里不动了。班长那时已经追到他的身边,班长说,他看到春生缓缓地仰面躺倒在地上,一颗浑浊的眼泪,从他那紧闭的眼皮下面滚了出来。
  有一个很要紧的细节,班长隐瞒了十几年。后来他成了我的部下,实在是忍不住了,终于悄悄地讲给我听。他说,春生是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光了,但是,枪一响,他就是闭着眼睛打的。他全身都绷得紧紧的,像个机器人,脸上掠过一阵又一阵痉挛,给人感觉简直是身在人不在。


  突袭战变成了进攻战,黄虎臣懊恼得要命。我去看他时,他正在向上级写检讨,几天没睡觉了,香烟烧得他嘴唇上全是燎泡。你送给陈春生穿的军靴,我要求团后勤处给全营每人发一双!这是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我摇摇头,这不是主要原因,你的轻敌才是最要命的。再说,我指着他脑袋提醒他,陈春生也不是靠这双鞋才冲到了最前面,事实证明他本来就是个好兵,反应一点也不迟钝。   一辆卡车在坡上嗡嗡地发动,车上载了五六个去野战医院探望伤病员的士兵,零落地站着或者坐着,手里拎着几个罐头或水果。小兔子领着我爬上车去,说,连里的请功报告上来了,给春生报请三等功呢。我说,你很羡慕他吗,那你干吗不请求回到战斗班去?小兔子黯然地低下了头,他嗫嚅说,在营部干,升职和上军校的机会多一些。这倒是实话,我敲一下他的脑袋,小兔子你还算是孺子可教。
  卡车驶过了野战公路狭窄的坑坑洼洼的路面,公路旁的小道上,牵着云南矮马的乡民在慢腾腾地翻山越岭,远处的山坡上时不时出现巨大的炮弹坑。车上的士兵们心事重重,没有人讨论下一场战斗可能在何时进行。野战医院设在一条清澈的小河边。几排活动房子,房顶上飘扬着红十字旗。穿着白大褂的军医和护士们在走廊上出出进进。有个护士站在台阶上喊,陈春生,你可以出院啦!
  我看见春生坐在走廊上,他的神情恍恍惚惚的,瞧着他蜷缩在那里,靠着柱子的萎靡神态,我真的很难相信这是一名被报请战功的士兵。天热了,但高原的早晚还冷,他身上还披着一件棉衣,我走过去掀开他那棉衣,见到光膀子上的伤口还贴着纱布。小兔子拎着他的脸盆水壶从病房出来了,春生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别告诉我妈,别告诉她我参加战斗了,还受了这么点伤!
  那天晚上,黄虎臣终于将检讨书和战后总结都完成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脱下鞋袜,将双脚泡在了脚盆里。那时小兔子正在弹药箱旁给他铺开被子,幽暗而惨白的节能灯光照在他身上,在墙上显出一个年轻人摇摇晃晃的影子。黄虎臣心情复杂地看着这影子,犹豫了一会儿。小兔子,你愿意回班里去吗?营长轻声问他的通信员,你想不想立个战功再回到后方去?
  墙上的影子不动了,小兔子傻愣在那里。掩蔽所内外一片静寂。
  月亮洒下一片清辉,照耀在安静得令人觉得寒意渗骨的山坡、树林和阵地上。小兔子坐在掩蔽所门外的石阶上,看见自己脚下已经有了七八个香烟屁股。他捂住嘴咳嗽起来,狠狠地将最后一只烟蒂掐灭。小兔子面对着这一堆香烟屁股黯然垂泪,他喃喃地说,回原先班,还是当副班长,这叫我脸面何存呢?一个声音在他背后说,你立个功就有面子了,你想考军校还能优先呢。小兔子跳起身,拍着胸脯说,春生,你吓坏我了,你怎么还不睡,溜到这里来了?夜色浓重,山地上弥漫着干草、牛粪和焦土苦涩的气味,春生挠着头尴尬地瞧着他,我看见你坐在这里好长时间了,我怕你为这点小事想不通。
  想不通的是黄虎臣。他很快就后悔,后悔透顶了。他说他是买了我一个面子,我却不领这个情。我说,打完这场仗之后你才用的陈春生,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春生确实不是当通信员的料。夜里睡得比营长早,早晨起得比营长迟,不会伺候人也就罢了,关键还是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总让人觉得他不是到了战场,而是到了菜场。这叫什么态度?黄虎臣在电话中向我咆哮,难道他童年时见识得多了,从此什么都不在乎了?
  前线没人管军容风纪,春生的头发养得老长,身上穿着撕破挂落的2号军装,脚下套着那双立了大功的灰蒙蒙沉甸甸的靴子,拖拖拉拉地跟在黄虎臣身后,黄虎臣说他出门时好像带了个小道士。一名主官频繁地更换身边人员有损威信,黄虎臣暂时不得不捏着鼻子忍受下来。
  营长大人将春生按在弹药箱上,亲自给他理发。刀剪用一块白布包着放在一旁,临时叫来帮忙的小兔子端着一盆热水立于门边。春生看着白布上摊开的刀剪,双手紧紧揪着自己胸前的衣襟。黄虎臣说,你紧张啥,给你剃头又不是杀头。别、别这么说,春生结结巴巴地恳求他的营长,那时他、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那时?什么那时?黄虎臣瞧着春生的脸,那脸上泛出一种愁苦的青白色。黄虎臣豁然有所醒悟。那时,他盯着春生迷茫的眼睛,颤抖着声音说,那时他们特意给你剃了光头,犯人头,是吗?
  营长的手在哆嗦,他轻轻地、小心地将理发剪伸进这个士兵的长发之中。一撮头发飘散在半空中了,营长辛酸地发现这个十八岁的年轻人竟然有了几根白发。营长眼前飘浮着一幅历史的画面,一把蛮横的推子在一个孩子的头上咔嚓、咔嚓地疾走,被揪起的头发带着血,疼得那孩子扭曲了脸。营长的耳朵出现了重听,他听到一个八岁稚童痛苦而无望的哭喊声在山坡上,在他的耳边回响,他再也理不下去了。
  黄虎臣把理发剪交到小兔子手上,喘着粗气坐下来。他怒睁双眼,瞧着远方的对手阵地说,他娘的这些法西斯王八蛋,比他们可怕多了。春生抬起眼睛哀伤地凝视着他的营长,快点剃,他转过头对小兔子说,我不需要好看,剪短就行了。
  春生的立功喜报,被团政治处寄到了家长单位。这单位中还有两个职工的孩子,与春生同时入的伍。别人没收到部队来函,只有他收到,春生他老子拿着信封半天不敢拆开。他提心吊胆地想,不是儿子傻乎乎地被一颗流弹夺走了性命,就是他早年的罪错东窗事发,被剥下军装作退货处理了。同事们迷惑地看着他的脸,看到他那狭长茫然的眼睛里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湿润。机要室的女秘书是从军队转业的,她那徐娘半老的身子柔软地扑了过去,一把夺过信,说,同志哥哟,你发的什么呆啊?你信不信,这里面寄的是一张立功喜报!
  春生他老子脸上的肌肉抖了抖,他发出一声短促而喑哑的笑,求天求地,他说,只求他平安无事就行了。女秘书哇的一声大叫,把周边办公室的人都吓一大跳。她转过身,扬起喜报跑到走廊上喊,同志们,今天中午不用吃食堂啦,望江楼,五把手请客!春生老子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红,眼睛瞪得大大的,双手按在办公桌上瑟瑟地发抖。别开这么大玩笑,他哀求般地说,怎么可能呢,这小子当兵才四个半月就立了功?而且还是战功?
  喜报传来传去,最后才传到春生他娘手里。我那可怜的表姐捧着这薄薄的一张纸,浑身筛糠似的颤抖不息。人们嘻嘻哈哈地祝贺她,拉着她去望江楼举杯庆祝一番。她推开她们的手说,我头晕,我不去。春生老子一把扯住她,去吧,别扫大家的兴。春生他娘瞪大眼睛说,你不是说儿子还在新兵营吗,怎么就立了战功?春生老子换了平缓的语气说,部队上的事,我也搞不清,总是国家的需要吧,我们应该为之自豪。去吧,他说,去给书记敬杯酒。春生他娘转过身回自己的屋里去,她关上门说,我儿子在前线靠自己拼性命立的功,跟书记有什么关系?书记的儿子当兵就在省军区,每个星期都回一趟家,就像给自己家服役一样。   那天中午这餐酒宴,一直喝到两点多。三点钟开大会,人到齐了,主持人说,现在请书记作报告。书记垂着头,已经发出鼾声,主持人不得不捅他一下,书记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米饭吃不下了,他打了个嗝,对着麦克风说,那就上点小点心吧。
  春生他娘没参加大会,她没吃中饭就回家去了。这妇人走几步歇一歇,不过两里路走了半个多钟头。终于到家了,她站在家门口,扶着门,面对码头嘤嘤地啜泣起来。中午的江岸和码头很安静,风拍打着电线杆子上的广告,那里曾经悬挂着欢送她儿子参军的横幅。除了猎猎江风,还有远处传来的汽笛声。妇人想起一列在原野上奔驰的火车,这列火车不止一次出现在她的梦中,车上满载着士兵,他们抱着枪,时不时地回首眺望远去的家乡。妇人看见自己在列车后面追着,追得筋疲力尽,她还听见儿子的喊声,童年的儿子稚嫩的绝望的哭喊声,妇人心胆俱裂地倾听着,慢慢地瘫软在了门槛上。
  我的春生终于长大了,她打开那张被人们传阅得皱巴巴的立功喜报说,他真的长成大人了。


  步兵三营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等来了雪耻的机会。这个机会与侦察大队有关。我们抵近侦察时抓来一个俘虏,从他嘴里得到一个重要情报:三营的对手将在某天夜里的某个时段换防。这是进攻的最好时机:在对方最容易松懈、最可能各行其是的时刻,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予以痛歼。
  这天早晨黄虎臣在山坡上跑了一圈,满身大汗地回到掩蔽所。他揪住春生那一头蓬乱的短发,喝令他起床打水去。春生揉着眼睛说,营长,今天不打仗。黄虎臣说,不打仗你就不起床啦,看我不整死你这个稀拉兵!
  黄虎臣听见两声嘶哑的鸟叫,这个拙劣的鸟叫声自然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黄虎臣扑到窗前,看见我站在坡上,伸出食指对着他勾一下,又勾一下,示意他出来跟我走。黄虎臣第一个反应是骂他的哨兵,怎么搞的,不报告一声就把这坏人放了进来!我说,你瞎骂啥,今天站哨的是小兔子,他能不放我进来吗?
  黄虎臣不知道我搞什么名堂,疑疑惑惑地出了门,看见我背倚着一棵大树,点燃了一支烟。那一刻,我也没急着开口,只瞧着袅袅升起的青烟出神。后来我把眼光重新落到他的脸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你们也快换防了,我说,不打个翻身仗回去,怎么向你那牛皮烘烘的老爷子,向你老婆孩子交代?
  大不了转业就是,他愣了愣,僵立在那里说,找个铁饭碗总不成问题。
  难说。我告诉他,你往上爬一级,当上副团了,回去还能在基层单位安排个副科、副股什么的,现在这样子回去,啥都不是。
  黄虎臣同学窘迫地站在山坡上,听我给他上课。看他的脸色,一定在回想当年,我鼓动他老子打他屁股的往事。我只好又叹口气,将机密泄露给他听。我说,估计这情报到了上级那里,很快会有任务布置下来,你千万不能暴露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否则你就是卖友求荣的小人、叛徒、汉奸!你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我使劲儿鼓动他,就是充分作好战前准备,要让上面知道,这一仗要打好,非你部莫属!
  三营背后的山顶上,有个火炮阵地。那天晚上,我看见指挥员举着小旗子在喊口令,一支支粗长的炮口调整了方向。我明白,今天夜里要动手了,这是打纵深用的,专门对付对方的增援部队。
  一种带着草木和花香的夏天的气息,从山下的河流上飘过来。探照灯光掠过雾气蒙蒙的丛林,大蓬的木槿花后面跳跃着黑色的身影。黄虎臣营长亲自上阵,带着他的士兵们爬出战壕,抵近潜伏在距离对手仅百十米之处。参加过上次战斗的兵,大多比较冷静,春生紧跟在营长身边,痉挛的手指一刻也不离开枪机。
  战斗打响前的半分钟,黄虎臣最后一次环顾周围,在灰暗的天光下,春生的脸苍白得闪闪发光。令他吃惊的是,他看见汗珠儿在这清凉的夜晚,从春生的钢盔里一滴又一滴地滴落下来,像几条无声的河,顺着他的面颊淌进了肮脏而虚弱的脖颈。黄虎臣伸出脚去,踢他一下,春生咬紧嘴唇,手指一动,哒哒哒,一梭子弹惊天动地地射了出去。
  机枪、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喷射的烈焰使他们感到窒息。他们的嘴里、鼻子里灌满了沙土,大地在恐怖的爆炸声中痉挛。黄虎臣说,操,你让战斗开始提前了15秒钟!春生听不见他的话,气喘吁吁地趴在灌木丛中,一阵一阵气浪在他们的耳朵里如雷鸣似的响着,枪管火烫,他们的手上全是汗水,进攻已经开始,黄虎臣一把拎起春生说,跟上去!
  多少年过去之后,他们仍然清晰地记得这场战斗的无数个细节。他们聚在一起时,最频繁使用的一个词语是“那年打仗”。他们的经历中,那年夏天打的这一仗,是他们人生旅途中最艰险的一次跋涉,差一点使他们结了伙食账,让自己再也回不了老家。黄虎臣战后跟我说,有一刹那,在漫天飞舞的弹雨中,他却想起了西子湖畔曲径通幽的林阴小道,想起了上中学时骑着他的破自行车经过的柏油马路。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却各有各的说法。黄虎臣说一发82迫击炮炮弹飞过来,陈春生蓦然喊一声,将他按倒在地,自己却因为用力过猛被甩了出去,撞到一块山岩上昏死过去。如果没有陈春生这一按,黄虎臣说,他肯定牺牲在了那块无名高地上,牺牲在距离对方前沿阵地不过五六米的地方。黄营长抬起左手想抓住他的通信员,炮弹炸开了,他的这只手先是变得像石膏一样白,然后才缓缓地渗出殷红的血,又过了几秒钟,这只手成了一只血手。
  春生的说法却不是这样。春生说,他并没有意去救他的营长,炮弹飞过来的那一刻,他正好踩在了一堆燃烧的灌木丛上,烈焰在一瞬间烧掉他的绑腿和半截裤管,疼得他不顾一切地跳开去。春生说,营长是被他撞倒在地而不是按倒在地的,如果没有他这一挡,自己可能不会撞到岩石上去。
  如此说来,你这脑震荡后遗症还是我给害的了?黄虎臣怒气冲冲抬起他只剩下两根手指的左手,狠狠给他一个爆栗说,你小子得赔我这三根手指!
  春生怔怔地瞧着老营长的残手,脸上的表情,如同一只快要死去的老鼠在作最后的抽搐。那是在回到后方之后,他们都从医院出来了,坐着火车回老家去寻找新的人生之路。春生的眼珠子蒙上了一层浓重的白翳,像一条鱼的眼睛。我不是这意思,他梦呓般地说,我说的是一个事实——我并不是有意去救你的,没想到,你却为我丢了这三根手指。   火车从西南驶向位于西北的老部队,又从西北军营驶往江北江南。他们看到田埂上扛着锄头走过去的佝偻老农,被垃圾污染的河港里激荡着鸭群嘎嘎的叫声。一群苍蝇,围绕着晒谷场上的狗屎飞舞,在河边摘蚕豆的是上了年纪的农家大妈。前一秒钟黄虎臣还对着车窗外喷着烟谈笑风生,后一秒钟他就变得忧心忡忡了,他说,他娘的,青壮年统统进城打工去了,我们的饭碗不就更悬了?脑震荡的后遗症还在折磨着陈春生,老是睡不好觉,使他的脸有点浮肿,比以前更苍白了,满脸倦色。他对他的老营长说,你的升职命令不是下来了吗?副团了,可以安排个地方小官当的,你还担心什么?
  黄虎臣苦笑着。他转过脸,将他的目光忧郁地落在他的通信员脸上。春生,我最担心的是你。这句话说得有点突兀,好像有一口痰,塞住了他的喉咙,他清清嗓子,那虎目里居然也有了一些温柔的湿润。真的,我希望你经受得住新的挫折。他又一次变得婆婆妈妈地说道。
  春生认真地想了一会儿,却不知该怎么回答他,他感到眩晕,只好靠在火车硬座的靠背上,闭上了眼睛。


  一块光荣军属的红牌子在春生家门上挂了不过一年,然后就被摘了下来。这一年的经历,好像一场梦。将近半年,父亲领着他在区民政局、街道办事处和人才劳务市场转来转去,将两枚三等功奖章到处拿给人看,春生觉得自己的命运却在梦醒后被一天天地改写。他父亲毕竟只是一个事业单位的第五把手,起初,老家伙还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奔走,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沮丧了。终于有一天,老子对儿子说,你只是一名因伤而提前退役的士兵,进不了政府机关,算了,你去化肥厂报到吧,离家近一点也好照顾你妈。
  化肥厂就在离他家不到一公里的江边,几座锈迹斑斑的烟囱和塔架是它的标志性建筑。无论白天黑夜,刺鼻的苯酐气味和氨的臭味总是环绕着这些烟囱与塔架,随着江风而袅袅地扩散。下班的员工身上披着一层“霜”,好像没漂净的洗衣粉还沾在衣服上似的。报到那天,春生领到了一套灰色维尼纶劳保服。他站在维修仓库的大门前,徘徊了大概两分钟。就是这两分钟,各种化学微粒混合组成的粉尘,便从半空中点点滴滴地坠落,使他整个人与手上的劳保服一样,变成了同一种灰蒙蒙的颜色。
  从童年开始,春生从老师和同学那里不止一次听说过,化肥厂是一座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当年驻校的工宣队员中,好像就有从这家厂派出的。说这话时,他们脸上露出羡慕的表情,好像那里不是干苦力的地方,而是一座镀金的学堂。母亲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在阴郁的天气里,江面浓雾弥漫,嗅着那难闻的融入雾中的化学气体,母亲搂住他,伤心地对他说,记住别往那边走,千万不要再跟这些人打交道了。
  春生被分配到维修仓库当保管员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毕竟立过两次战功,二是他父亲跟化肥厂的一位现任副厂长是老同学。春生上班第一天很尴尬,化肥厂的女工们听说来了一位从前线回来的战斗功臣,都跑到维修仓库来看稀罕。她们站在门口和窗外,有嫂子也有姑娘。春生听见有个大嫂子在喊她的徒弟,快来看,这当兵的瘦得像个猢狲!被叫的女工扑哧一笑,她说,师傅你别乱说,这不是侮辱功臣吗?门外的女人都笑起来,有人说,真是乱说,瘦是瘦一点,小伙子长得蛮清秀的。生产科有个知情的技术员向她们晃了晃手,她说,别说啦,他的脸都红了,听说他还从未谈过恋爱呢。女工们唰地扬起眉毛,哇,她们指着几个未嫁的姑娘说,你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哦!
  春生难忘那个冬天的黄昏,浓重的夜色一点点地聚集在厂区和江岸上,他推着自行车走到工厂门口,下班的铃声早已响过了,江边的路上人车稀少。
  前方有一辆26英寸女式永久车,那轮胎好像被路上的一颗尖石子突然刺破了。春生看见骑车的女工歪歪斜斜地倒向路旁,车子压倒在她穿着臃肿的身上。春生驶到她身边跳下车,弯下腰去搬开那辆车。春生说,怎么办呢?这附近也没个修车铺。女工从地上起来,扶着膝盖“咝咝”地吸气,她扭曲着五官说,谢谢你,我推着车走回家去算了。春生借着江堤上的路灯光看见她白皙的手,手背上被挫伤之处有殷殷血丝渗出来。春生迟疑了半分钟,说,要不先去我家吧,就在前面那个斜坡上,我家里有补胎的工具和胶水。
  春生他娘倚在门边等着儿子回来。她揉揉眼睛,觉得自己好像看花了眼,儿子破天荒地带了一个人回来,而且是姑娘。春生讪讪地叫声妈,转过脸问那姑娘,你也是化肥厂的吧?姑娘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她大大方方说,伯母你好,我是陈师傅的同事,我叫王莉,在尿素车间当检验员。春生他娘恍然大悟似的拍拍手,好啊,王莉姑娘,欢迎你常来我家!王莉走到门前停下脚步,她瞧瞧灰色的老旧房子,瞧瞧狭小的天井,目光移向客厅里那只黄漆斑驳的五斗橱。橱上有一张春生在前线照的黑白照片,黄虎臣的腰上挂着手枪,双目炯炯瞧着远方,春生戴着钢盔挎着半自动步枪站在他身旁。
  有了这张照片,这个家变得生动起来。母亲进厨房去忙碌了,春生拿出工具给王莉修车。正是涨晚潮的时候,眺望那灰白色的潮水哗哗地拍击堤岸,天地一片暗蓝色,很浪漫的情调。劳动者是美丽的,昏暗的门灯照在埋头修车的春生身上,给人一种很踏实很可靠的感觉。春生剥开外轮胎时,额头上出现了晶莹的汗珠儿,姑娘不由自主地摸出手帕递给他。春生窘迫地接过,双方脸上同时升起一层红晕。空气变得有点窒闷了,仿佛有一些纠结不清的心事,像水上的浮萍一般漂着,若有若无地荡漾开去,没有着落。
  车子修好,厨房里也忙活好了,我那多年缺少笑容的表姐笑吟吟地回到客厅,手里端着两盘菜。吃了饭再走!她放下菜拉住王莉的手,就像是对方多年不见的亲姨似的。姑娘羞涩的微笑和单眼皮下闪烁的黑眼睛,包括鼻梁上的十几粒雀斑,都令春生他娘觉得十分顺眼,当年对化肥厂的戒心,由此而随着这晚的江风飘散。后来她开始查户口,知道了王莉父母都是化肥厂退休的职工,她是家里最小的,上面还有两个早已出嫁的姐姐。
  那天夜里春生他爸很迟才回家,没想到他老婆还没睡,坐在床头等着他。他皱了皱眉头说,怎么了,你又有啥心事了?老婆说,儿子这么大了,又这么本分老实,我怎么可能没心事呢!现在好了,总算有了一点点眉目,你明天就去找一下那位老同学吧,请他出个面,帮两边再拉拉拢。   不知道他爸怎么跟他的老同学说的,也不知道副厂长如何布置的,中午去食堂时,尿素车间的支部女书记和厂工会一位女工委员主动坐到了王莉身边。王莉低着头拨拉饭粒儿,她知道这个女工委员在工会分管的就是说媒拉纤。女书记嘴里嚼着一块糖醋排骨,一双细长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看着她,等着她自己表态。王莉的鼻子尖都碰到了碗里的菜,她说,我跟他就打了这么一次交道,不了解。女工委员说,那就多打几次交道好了,听说她妈菜做得好,星期天你再去吃一餐。王莉说,这怎么行,没事跑别人家蹭饭吃?车间女书记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爽快?他家条件多好,父母都是事业单位干部,他本人又是战斗功臣,你不是也写了加入组织的申请书么,你还摆什么谱!
  那天下班回家,春生看见王莉站在上次爆胎的路边。他刹住车,将两条细长的腿像圆规似的岔开在地上。他问她,车胎没补好吗,漏气了?王莉的面色绯红,她转过身去,面朝着江面,一时不知如何开口。江风吹拂着她的格子围巾,远处有一艘货轮拉响了汽笛。你父母找了厂领导,她终于说道,车间和工会都做我的工作了。春生眨着眼睛,愣怔在那里。为什么?他充满疑惑地说,她们为什么找领导,还要做你什么工作?王莉跺了跺脚,悲愤地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呀,她们一致要我做你的对象!啊?春生愕然地拍一下脑袋,半分钟后才重新开口,我、我这就去找我爸妈。他抬起脚,踩到自行车脚蹬上去,对不起,他口不择言地说,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停下,你给我停下呀!姑娘的声音在夜色朦胧的江堤上显得空旷和焦躁。她看见小伙子一个踉跄,停止在了斜坡旁。她噔噔噔地走过去。水上有几只海鸟在哇哇地叫,姑娘觉得自己疲惫的身体也似海鸟一样飘浮在江面上,码头旁船上的桅灯闪闪烁烁,春生的眼睛也在闪烁。谁是癞蛤蟆啊?姑娘走到他跟前恼火地说,谁又是天鹅肉?事情已经搞成这样了,姑娘怀着一种无奈而复杂的心情告诫他,再去追究此事还有什么用?求求你,你就千万别再添乱了。
  我好像回到了童年。春生后来告诉我,他坐在八岁那年坐过的门槛上,木然地凝望着夜雾中通向老化肥厂的那条路。偶尔听见什么动静他会猛地回头,仿佛害怕有人在窥探他的隐私似的。他看见自己从自行车上下来,乖乖地走在王莉身边,好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一边走一边聆听老师的教诲。他看见母亲依然扶着门框站在门前,好像什么也没干过似的:没跟他老子商量过这事,也没找过什么人。母亲蓝色的灯芯绒外套在幽暗的石阶上闪着清冷的光,天上飘起了这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空气清冽。姑娘不知不觉地走得离他越来越近,大概是寒风凛冽的缘故吧,驱走了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隐隐约约的干草和牛粪味儿。


  盛夏酷暑,黄虎臣仍然戴着手套。正是做工间操的时候,水泥厂的工人们聚在车间门外的空地上,看见一辆老旧的飞鸽牌自行车停在了传达室门口,这位穿绿衬衫戴白手套的中年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纸介绍信。传达员手忙脚乱地开始打电话,耳尖的工人听到他说,对、对,是新来的纪检书记!一位车间主任愣了两秒钟,不满地说,工厂都快破产倒闭了,还安排什么纪检书记来这里,这不是胡扯淡嘛。
  办公室烟雾腾腾的,厂长、书记的脸躲在烟雾后面。书记说,就这么定了,我占40%的股,你占35%的股,还有25%,一半保留国有股,一半给中层管理人员均分!刚说完这话,电话铃声响了。厂长瞧着脸色变得难看起来的书记,小心翼翼地说,方案是否再改一改,这蛋糕总得切一块给他吧?书记砰的一声放下电话,说,老实告诉你吧,这方案上个月就报上去了,估计已经批下来了。要给他,也只能从中层的12.5%中去切一块。书记拿起桌上的打火机,给自己又点燃一支烟,这也算是照顾这个刚报到的外来户了。他深思熟虑地问厂长,你说他一个刚转业的军人,怎么搞得懂生产资料与市场这块大蛋糕,又能拿出几个钱来入股呢?
  因为那只看上去挺吓人的残手,黄虎臣知道,自己不太可能进入政府机关了,但是去个一般的事业单位还是可以的。有关部门也曾这么考虑,让他去区残联当副秘书长。黄虎臣去了一趟,发现那个单位拢共八九个人,有六位副秘书长。排在最后的副秘书长主要工作是收发信件接电话,见到他去很高兴地说,你来了我俩就可以分分工了,收发信件或者接电话随你选一项。
  副团职转业军官黄虎臣落荒而逃。他对我说,孙猴子初到天庭总还有一群马儿可管,做这个弼马温纯粹就是混饭吃。我说,有这么个基本上旱涝保收的饭碗就算不错了,你除了在农村插过队就是当兵,去企业、搞经营都非你所长。我的话,不久就被事实证明不幸而言中了——后来的日子,黄虎臣一家人想起我的告诫就忍不住数落他,你不仅是手残啊,而且脑残。
  水泥厂的书记没说错,黄虎臣根本没想过分什么大蛋糕。他抖瑟瑟地捧出全部转业费,才买了不到0.5%的股份。他真的很想不通,书记和厂长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能把上千名职工的厂子,说买就给买了下来?向银行贷的款啊。我告诉他。银行贷款不是需要抵押担保吗?他疑惑地说。当然需要了,我说,抵押的就是这家厂子。
  黄虎臣真的是脑子里一团糨糊了,他说厂子在改制前不是国有的吗,国有资产怎么可以给个人抵押贷款呢?我说,这手续可以同一天做嘛,上午把国有股抵押给银行,下午再换成已到手的自然人股权,天衣无缝。他说,我要报告上级纪检部门。我说,全中国吃改革大餐的人都是这么吃的,这叫作改革家的智慧和勇气,你就别当这绊脚石了。
  水泥厂在京杭大运河边上,运水泥的拖轮和驳船停泊在简陋的货运码头旁。曾经清澈的河水而今变得浑浊不堪,死鱼和烂菜叶子漂浮在水面上。纪检书记开始还分管一点事,传达文件、组织学习什么的,改制后就纯粹成了摆设。原先的书记和厂长已成了老板,黄虎臣怎么也搞不清,他该如何监察这些老板和伙计?他只晓得这一点:因为厂子还有12.5%的国有股,所以他还能坐在这间办公室。他瞧着窗外的风景,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他百无聊赖地闻着死鱼烂虾在驳船旁散发出的隐隐的腥臭,看着一艘艘船只在运河上来来去去。后来,他颓然地靠在椅背上,一个长途电话拨过去,他说,陈春生啊陈春生,你过得怎么样啊?   春生说,营长,我正想请你喝喜酒。
  黄虎臣一下子坐直了,真的吗?他的声音微微颤抖,仿佛很害怕他带过的兵在跟他开玩笑。有的人根本不用别人操心,比方说小兔子,生在前朝的话三妻四妾大概也不成问题。但这是春生啊,一个心灵和脑袋都受过沉重创伤的退伍兵。黄虎臣开始八卦地想象那个名叫王莉的姑娘的模样,在秋天的苍白而油黑的波光潋滟中,这家伙深刻地感受到世界的变化无常。他放下电话,瞧着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身影,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办公室里一泓春水般地回荡着他的笑声,一种孤独的笑声,显得有些干涩而紊乱。
  这个星期天的阴冷的下午,我到了黄虎臣家门前。那时我还没转业,调回了杭州老家,驻地就在西湖边的玉皇山下。我经过庆春路到了延定巷的巷口,身后跟着春生当年的班长。当然他不是班长了,和我认识他那年一样,当了干事。干事说,这是营长他爹吗?看上去好像有九十岁了。
  当年的黄包车夫确实很老了,虽然他还不到八十岁。我看见他坐在门前一把竹椅子上,闭着眼睛晒太阳。他的嘴唇微微蠕动,不知是在发出悲伤的梦呓呢,还是在痛苦的叹息。岁月刻下的皱纹层层叠叠堆砌在他的脸上,粗糙的手背上爬满了蚯蚓般的青筋。我走到跟前,弯下腰去喊一声黄伯伯,他一惊,缓缓地睁开双眼。你是派出所新来的警察吗?他瞧着我的肩章帽徽喃喃地说,我很久没喝酒了,连孙子都打不动了。
  百年沧桑的老房子墙上写着几个大大的“拆”字,他家很快要搬到昔日的城墙外面去了。你们太无情了,黄包车夫对我这个“户籍警”说,这是我祖上留下的房子,前清鞑子没有赶我们出门,日本人也没有,你们凭什么赶我们走?整我这个老头子怕出事,就整我儿子,你们也太做得出来了!求求你们放过他行吗?老头子向我拱拱手说,他已经只有一只完整的手了。
  我惊愕地瞧着坐在狭小的客堂间面色酡红的黄虎臣,仿佛看见当年的他爹。下午两点多了他还在喝酒,喝的是二锅头。桌上也没啥菜,只有一把花生米。营长!我一愣,回首瞧见那干事哽咽着跑了过去。那一刻,小家伙面色一阵青一阵红,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黄虎臣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哭啥,他拍着老部下的肩,打了个嗝说,男、男儿有泪不轻弹嘛。
  黄虎臣知道他这个饭碗很脆弱,所以对权力部门来的人表现得很恭敬。拆迁办来的是一个中年妇人一个小青年。黄虎臣说,辛苦你们了,我会尽量去做我父亲的工作。小青年还好,那妇人撇撇嘴,突然就出口不逊。少跟我们玩这一套,她说,你还是个纪检书记呢,怎么就带头搞阳奉阴违?你老子是拉黄包车出身,没文化,体察不到政府的良苦用心,你总不至于也是这水平吧?黄虎臣浑身哆嗦着,结结巴巴地开始解释,那妇人却根本不想听,她说,说这些全没用,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还想不想当这个纪检书记,想不想捧这个饭碗了?
  妇人的咆哮声惊动了整座办公楼,各个房间的人都跑到走廊上来。黄虎臣终于忍不住了,反唇相讥的话已到他的喉咙口,工会主席跑过来拼命朝他使眼色。工会主席说,夫人您别生气,我们这位纪检书记是当兵的出身,跟他老子水平也差不了多少,该怎么做您尽管吩咐吧,我们一定让他好好配合。黄虎臣这才明白,难怪这女人如此蛮横,原来她爹、她丈夫皆是省里市里前任与现任的大人物!
  任何人都帮不了这户人家了,搬出前清鞑子和日本人来更是帮不了,黄虎臣只好竭力劝说他的老爹,城外好,空气好,有湿地,还有小树林子。老头子伤心地说,我们要住到六层楼上去了,我的两条老寒腿再也走不动了,今后连个老邻居的面都见不到了。我帮着他儿子劝他,我说,我不是来看你了吗?老头子翻翻白眼,说,你算什么老邻居,你是他们的帮凶。
  一种坚硬的寒意,随着风从巷子里徐徐刮出来,像小刀子一样刮着我的脸和双臂,冷风吹得客堂间墙上的一个个小镜框晃悠悠的,我看见自己的脸也在模模糊糊地摇晃。镜框里装的都是奖状,从黄虎臣当五好战士、特等射手,到战斗功臣的奖状和喜报。仿佛有一种尖锐的隐痛,终于袭击了我的全身,我想不到,短短数年,一条硬汉就被生活改造成了这般模样。环顾屋子里的一切,我的鼻子发酸,这个老旧而简陋的家,是我从小熟悉的一个亲切温馨的平民的家,可它很快就将变成一片废墟了。是的,这片废墟上很快又会建起一座新的商业城,很豪华、很雄伟的商城,可它,跟我、跟黄虎臣和他的家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让干事跑一趟超市,买来许多食品,然后陪着黄虎臣继续喝酒。我说,春生他妈也给我来信了,邀请我去参加春生和王莉的婚礼。黄虎臣拍着干事的肩膀说,都去,咱们一起去给他捧场。我说,小兔子呢,他也去吗?干事迟疑了一会儿,说,这小子转业去了公安局,听说爬得很快,去年就当上科长了。现在他与春生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想来总会去的。


  一直到举行婚礼那天,春生都没见过王莉的父亲,王莉说他办的是提前退休手续,办完手续当天就去了江南一家乡村企业当厂长。那个村,就是他的老家,村支书是他哥哥,也就是王莉的伯伯。那是一家小化肥厂,戴一顶集体的红帽子,从产供销到年终分红,其实就是这哥儿俩说了算。
  王莉征求过她父亲意见,并随信附去春生的一张照片。这照片是我在前线给他拍的。为了将主人公显得丰满雄壮一点,采用了仰视的角度。蓝天白云,苍鹰翱翔,春生半张脸被钢盔的阴影所遮掩,枪刺在他胸前醒目地闪耀着白光。照片上闻不到干草和牛粪味儿,老丈人在信上批示说:马马虎虎,通过了。
  宾客们怎么也忘不了这一场喜宴,地点是春生父母所在单位的食堂,这食堂承包给个人后装潢得焕然一新,同时对外营业。晚霞映照着天空,新娘子打扮得像个明星,她的嫁妆之丰盛,在整个化肥厂名列前茅,别的新娘子送嫁妆出动六辆三轮车,她家用了十二辆。新郎官的父亲,容光焕发地站在门外迎接宾客,许多人首先祝贺的不是新郎官新娘子,而是我这位表姐夫,祝贺他终于晋级成了该单位的第三把手。我和黄虎臣进去时,春生的老班长和小兔子已经到了。小兔子穿着一身崭新的料子警服,啪地向我们敬礼。我说,不错啊,当科长了。小兔子瞟一眼老营长,垂下眼皮说,全靠老领导多年来对我的教育培养。装,老班长咬牙切齿说,你小子就不能不装吗?在我们面前你显摆什么?   我和黄虎臣被安排在主桌,那是一张十六人的大圆桌,我右边是表姐表姐夫,左边是他们单位的书记两口子。黄虎臣身边的两个位置还空着,桌签上写着女方家长。安排在主桌的还有化肥厂那位副厂长,还有尿素车间的女支书等人。一台四喇叭录放机奏完了《迎宾曲》,又奏起了《喜洋洋》。
  我跟副厂长聊天,我说,亲友们都感谢你,给春生安排了一个好岗位。副厂长摇摇头,什么好岗位呀,以后你们不抱怨我就谢天谢地了。我惊讶地说,怎么了,厂子前景不妙吗?副厂长叹口气,眉宇间凝结起深刻的忧伤。老国企,老设备,负担这么重,漏洞又那么多,他满怀忧虑地说,怎么竞争得过那些民企呢?我今天来,就是想亲耳听一下王莉她爸的想法,听说他打算吃下我们厂。
  尽管社会上这类新闻已经听得太多,我仍然感到难以置信,我们不知不觉就走进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新时代,小老板蛇吞象,大老板空手套白狼。迟疑了一会儿,我苦笑说,那也好,春生以后就等着接你的位子了。是啊,副厂长陪我一起苦笑,说,他老丈人成了老板,怎么也得让他干个副厂长吧。
  春生他妈突然站起了身,尿素车间的女支书也站起来,扶着她往外走。我问副厂长怎么了,副厂长匆匆离开座位说,老家伙来了!我向黄虎臣摇摇头,我们留在座位上不动。我看见挤在门口的人群豁然分开,一辆桑塔纳轿车的车门拉开了,一位老太太先下来,马上与春生他妈热烈地寒暄起来。接下来,副厂长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看见半边略显花白的鬓角,还有两只青筋绽露的手,在他的臂膀上亲切地拍了拍。
  乐声回荡,人们拱手相庆,餐厅里的灯全部亮了,我看见春生像一株寒风中的树,傻愣愣地竖在了门边,树干、树枝和树叶,都在微微地颤抖着。我感到有点不对,但是说不出什么不对,我不假思索地走过去,握住他那冰冷而哆嗦的手。王莉,这是你父亲吗?我看着那位脸孔黑黝黝的西装革履的长者说。王莉说,是啊,爸爸,这是春生的表舅。于是我伸出手去跟这老家伙相握,我说,春生你害羞啥呀,叫岳父呀,或者干脆叫爸爸。
  春生的嘴唇动了动,正好一个炮仗在门外炸响,掩盖了他的声音。老丈人点点头,在我和副厂长引导下往主桌走。王莉跟在我们后面。春生机械地跟在她后面。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不对了。他好像为什么事情而突然受惊,短暂地失去了反应力。
  婚礼开始了,春生他爸恭恭敬敬地将他单位的书记请到餐厅中间,请他致辞。冷菜早已上桌,我对王莉父亲说,风尘仆仆地从江南赶回来,你一定饿了吧,先吃点菜再喝酒。老家伙瞧瞧我肩上的两杠三星,点点头说,不客气,是有点饿了,他转过脸去对餐厅服务员说,有什么点心,先上来一些。
  我看见春生转身,跟着服务员去了厨房。我放下了心。他的魂儿已经回到他身上了,而且有进步,知道讨好他的老丈人了。
  但是,不可思议的场景却在两分钟后再次出现了,春生端来了一碗红烧猪蹄髈。炖得烂烂的、肥嘟嘟、颤巍巍、油晃晃的一只大蹄髈盛在一只汤碗里,散发出腻人的香气。我们疑惑地低下头去看看这碗肥肉,又抬起头看他。只见春生心无旁骛,只盯着他的老丈人。吃。他说,抓起桌上的筷子硬是塞到老家伙手里。他咬着嘴唇,脸色煞白,双眼专注地盯着王莉他爸,盯着那双筷子和那碗蹄髈。周围一片沉寂,我听见他的牙齿在咯咯地打战。
  吃啊,这话像是从他紧咬着的牙齿缝里挤出来的,伴随着蛇一样的咝咝声,这比猪头肉好吃多了。
  他的老丈人,这个受人尊敬的先富起来的老家伙,终于气得爆发了。你什么意思?他质问。砰的一声,他一掌拍在桌子上,大汤碗倾倒了,王莉他娘一声尖叫,从座位上跳起来。老家伙脸色涨得血红,胸脯剧烈地起伏,嘴里如火车头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愤怒地把手指点着这个该死的女婿的脑门,你有病没有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没病。春生说,没、没什么意思。同样地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了,春生抬起一只手扼住自己的喉咙。你、你自己说过的,他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对方,既然、既然你感到这么饿,你就必、必须把这碗肉吃下去。
  一阵痉挛掠过我的全身,我紧张地凝视着这爷儿俩,突然明白眼前发生什么了!我看见那老家伙愣了将近半分钟,接着,他的脸上失去了所有的生气和表情,看上去就像是很突兀地变成了一个纸糊的面具。你、你是那个孩子?他轻声说,默默地辨认春生脸上昔日的痕迹,你还记着那么多年前的事情?这句话,几乎是悄无声息地说出来的,旁人只看见他的嘴唇在无力地蠕动着,仿佛一个绝望的人在菩萨面前无声地祷告。
  从来没见过春生笑容的我们,听见他蓦然地爆发出了一阵神经质的大笑。这疯狂的笑声震动了整座餐厅,连新装修好的屋顶都发出了剧烈的抖动声,使我们有一种心胆俱裂的感觉。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春生在笑声中告诉对方,同时告诉所有的人:他、他们,把我抓进去后,整整五天,每天只给我吃两根胡萝卜。他举起双手,紧紧地闭上眼睛,脸上掠过了一阵痛苦的抽搐。眼泪终于落下来了,毫不害羞地从他脸上一连串地淌落下来了。他仍然捏着自己的喉咙,他说,当时我、我饿得趴在稻草堆上求他们给一碗饭吃,正在喝酒吃肉的他们,端过来一、一大碗猪、猪头肉。
  求求你!春生,求求你别说了!
  这是王莉,他的新娘子在恳求他。恳求笑得涕泪交加的新郎官春生。她流着泪,扯着他的衣袖,那么无奈、那么辛酸、那么绝望地在恳求他。嘈杂的餐厅已经变得一片肃静,所有人都茫然地看着这场怎么也预想不到的闹剧,被震撼在宴席的座位上。万籁俱寂。黄虎臣缓缓地站起身来,他拿起一块湿纸巾,像保姆对孩子似的,轻轻地,为春生揩去脸上的眼泪鼻涕。听我的命令,什么也不说了。老营长对他当年的通信员说,他的声音嘶哑如一张被撕破的纸。
  我抱着我那直挺挺倒下去的表姐,声嘶力竭地向我那目瞪口呆的表姐夫喊,快、快打112,叫救护车!这个已经当了第三把手的男人,手里拿着一只大哥大,没头苍蝇似的问电话呢,电话在哪里?他们单位的一把手说,来不及了,坐我的吉普车去,直接开到市立医院急诊室!小兔子和他的老班长在我指挥下,一个抱头一个抱脚,把春生他妈抬上车去。人们乱哄哄地在我们身前身后跑着喊着,端着菜盘的服务员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黄虎臣如同当年在无名高地,伸出右手去,抓住春生的衣领不由分说地拖着他向门外走,快走,我们也去医院!


  水泥厂分红,第一年黄虎臣分到2000元人民币,第二年变成了800元;到了第三年,说是应收款太多,收不回来,干脆就不分红了。黄虎臣怎么也想不通,房地产业如此蓬勃发展,水泥需求量这么大,厂子却令人觉得每况愈下。直到工会主席告诉他,书记厂长还开了另一家公司,好生意都转到那家公司去了,一切费用却由水泥厂承担。黄虎臣才明白他是掉进了一个坑里。
  工会主席的处境与黄虎臣差不多,没有12.5%的国有股就没了他们作为管理层之一存在的合理性。水泥厂改制后保留这点国有股,目的是延续国家给国企的优惠政策,不少政府部门连国有控股与国有参股都分不清,经营者跑去一番游说,优惠政策往往就稀里糊涂地批了下来。党政工团,这些牌子依然挂在厂门口,对客户也增加一层似是而非的可信性。
  董事会决定关掉被淘汰的机立窑生产线,将那里用作开发房地产的前一天,国有股终于全部退出了水泥厂,同时退出的还有工会主席和黄虎臣。工会主席说,老黄啊,接下来就是下岗分流了,你我的办公室钥匙也要交出去了,谁叫咱俩不是他们的亲信呢,能退回这点钱已算万幸了。
  黄虎臣搀扶着老爹凭吊他们的故园。老祖宗传给他们的家园已不复存在,被扒掉屋顶的残墙十分丑陋,地上长出了低矮的杂草和沿墙攀升的藤蔓。孩子早年玩过的玩具寂寞而残破地倚在墙角,一把木制的驳壳枪一半埋在土里。黄虎臣弯下腰将它捡起来。童年时,他曾用这把枪逼我举起双手投降,后来他儿子又用这把枪对付我的女儿,却被年长其一岁的我女儿按在地上,狠狠地在他屁股上打了两巴掌。
  夕阳斜照。下岗回家的第二天,黄虎臣的头发白了一半,他老子眯缝着眼睛看他半晌,有气无力地说,你也开始老了。这句话使他突然有一种哭泣的欲望。老头子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更使他变得茫然失措。
  告状去,哪怕是滚钉板告御状!老头子突然变得十分清醒,他面色狰狞地说,为什么小兔子转业都能当官,你却连做工都没处去做了?
  黄虎臣瞧着自己的残手,他突然觉得这只手很重,重得让他都抬不起来了。曾经象征着光荣和功勋的这只手,现在成了求职路上的绊脚石。劳务市场的每个摊位都拒绝他。去工地看大门都不合适,人们如此对他说,这样的手,怎么抓得住一个小偷?
  爷儿俩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故园废墟。巷头巷尾空寂而灰暗,一台大吊车高高地竖立在半空中。街上风景依旧,人来车往熙熙攘攘。黄虎臣看见一个穿着肥大的老式棉布衬衫的男人,他手里捧着一只黑色的木匣子,风拂动了男人蓬乱的长发和衬衫的下摆,也拂动了木匣子上的白色缎带。黄虎臣看见这家伙捧着木匣子朝他走过来,他的面容苍白木然,眼睛旁有熊猫般的黑圈圈,他的动作,也像木偶似的显得呆板。他确实是在朝他走近,而不是走向他旁边的商店或公交车站。黄虎臣的眉头皱紧了,他紧紧地盯着那似曾相识的眉眼,他的嘴里念念有词。他老子说,你在看谁,你在念叨啥呀?春生,黄虎臣说,春生他怎么变成这般模样了?
  风静止了,热闹的街景像突然被叫停的电影画面,成为他们重逢的背景。不过三十多岁的春生苍老而憔悴,脸上悲伤的表情不仅僵滞,而且刻在了每一道细碎的皱纹里。他跟王莉的婚礼像一个经久不衰的笑话,至今仍在他们生活的那座城市里四处流传。人们说新娘子那天晚上没踏进新房就回娘家去了,所以她再嫁时仍然是个如假包换的新娘子。人们还说,婚假结束时这个新郎官傻乎乎地回厂去上班,副厂长关上门不见他。劳资科科长挥挥手说,新的董事长、也就是王莉她爸,很快要来接管厂子了,你赶紧结账走人吧,免得再自讨没趣,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我问你,你老子为什么不亲自将她送回来?这话是我说的,那时黄虎臣已带着春生到了我家。我确实非常、非常恼火,气得浑身都在打战。春生他妈,我的可怜的远房表姐,在经历了长期的脑中风造成的偏瘫之后,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丈夫,我那位已经当上其单位的第二把手的表姐夫,也不跟杭州的亲戚们商量一下,居然径直派儿子把她的骨灰盒送了过来,说是让她落叶归根,跟她早已逝去的父母相伴为安。
  春生呆呆地看着我,情绪仿佛仍然在失去亲娘的噩梦中、在魂兮归来的路途中飘荡。我又闻到了干草和牛粪相伴的苦涩的气味,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沦。客厅里光线暗淡,黄虎臣抽烟抽得我家像着了火似的。我看见墙上的镜框里有两个老太太青白色的脸,一个是我母亲,一个是春生的外婆,她们热切地注视着我,你就忍心不帮他一把?我无奈地坐到沙发上去。坐吧,我将语气放和缓一些说,你老子究竟怎么考虑的?
  春生坐下了,仍抱着他母亲的骨灰盒。窗外的街灯亮了,我看见他眼睛里充满了复杂难言的神情,有点惶惑,有点紧张和委屈,他欲言又止。我摆摆手,说吧,把一切都说出来。春生转过脸去。我爸他早就有了新的女人。他终于张嘴蹦出这么句话。黄虎臣猛地从沙发旁跳起,我却颓然松弛下来。别激动,意料之中的事。我对黄虎臣说,麻烦你把窗子打开,透透气。
  他妈瘫痪那么些年了,有“小三”乘虚而入确是意料中的事,令我们大跌眼镜的是,这小三居然是尿素车间的女支书。这对苟且男女的相遇就在那晚的婚礼上,春生与王莉的闭幕式成了他俩的开幕式。我们把春生他妈送去医院了,留下善后的是他老子。那时整个场面的确不可收拾,宾客们哭哭笑笑,有的拍桌子砸碗,有的拿起酒瓶子就往包里塞,嘴上还喊着服务员打包。王莉要跟着去医院,被她老娘一把拉住,老娘说,这门亲不能结了,咱家八辈子的脸都被这个神经病丢光了!春生老子紫涨着脸,想批驳她,却不知从何说起。女支书挺身而出,她说,王莉她娘,你想赖婚可以,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场悲剧的起因是谁造成的?是的,有个人责任更有历史原因,但是,莫非这责任不在整人者身上,反而要受害者承担吗?
  这话说得好。我抬起手来为小三鼓掌。我说,她没老公和孩子吗?春生说,她老公原先也是化肥厂的,技术员,十年前出事故因公殉职了,有个女儿去年刚上大学。女支书后来告诉春生他老子,我也不是要为你出头,我是看不惯王莉父母那副财大气粗的模样,谁都知道那些财富是怎么弄来的,就是靠投机、行贿和挖国企的墙脚。我们厂,明摆着就是这老家伙和几个头儿内外勾结整垮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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