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界，王长启老师是个有名的“全才”，无论是瓷器、玉器还是字画和青铜器，他均有涉足，并且都做到了精通。有人说王老师是“火眼金睛”，任何文物只要在他眼前一放，不仅真假立刻就可分辨，并且还能举一反三说出许多与此文物相关的专业知识，让你心服口服。多数人都说王老师是个奇才，而我却想说王老师是考古界一本真人版的“百科全书”，让您阅不尽、看不完，难以企及，由衷佩服，令人景仰。
　　名师出高徒
　　提到今天王长启老师所取得的成绩，业内人都知道这与他曾经在西安市文物商店供职有关。王老师自己也说，是考古首先选择了他，然后他才选择了考古。而他与考古的结缘，则是因为其恩师刘汉基老先生的缘故。当年西安市文化局筹办文物商店的时候，恰好，王长启来到了西安市文化局工作。由于政府比较重视，因此就调来了陕西博物馆的刘汉基专家来支持文物商店的工作，虽然同事们都不懂文物，但有了专家刘汉基等老师的指导，文物商店的文物征集工作就此全面展开。而刘汉基老师的出现改变了王老师的人生。
　　和其他同事一样，对于领导安排的工作，王老师都是非常认真去做，事实上，现在看到王老师本人，也可以看出，即使不做考古，他做任何事情都一定会成功。因为他身上有种韧性与执着。在《追忆我的老师刘汉基》的文章中，王老师谈起了他们之间的忘年交关系。在其印象深处，对刘汉基老师的佩服，对考古产生兴趣，皆来源于一次文物征集的故事。据悉，1974年夏季，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和往常一样，他和刘汉基老师骑着自行车出去征集文物。这天他们在长安马王收集到了一尊石造像，王长启一看就说这是一尊唐代的石造像，但是刘汉基却说是南北朝之间，并要其仔细查看后再说。在石像上看不出名堂的王长启也不好意思多问，回来后就开始查找资料，通过资料与实物的对比，他知道自己的判断错了，石像确实是南北朝的，因为唐代的石像上下比例匀称，而南北朝的石像在比例上是上头大而下面偏小。如此细微的差别，如果对时代背景不了解的话，是很难判断正确的，而考古就是这样，差之毫厘，错之千里，不可马虎。
　　收购文物是文物商店的主要工作，看似简单，其实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还是很辛苦的。当时没有车，文物征集工作就靠着自行车来代步。每次接到文物报告电话后，为了保证文物不受损害，他们都会立刻骑上自行车出门。工作中，王长启跟着刘汉基骑着自行车奔波于西安的市区和郊外，东至新筑和水流公社，南至终南山下，西到沣河，北到草滩，都留下了他们师徒两人征集文物的脚步和身影。仅“文革”期间，他们就征集回了许多珍贵文物，如吕服余铜盘、铜豆、上林铜量、善夫吉父鼎、两件鎏金铜卧虎镇、错金银铜弩机、玉高足杯、玉猪、青花阿拉伯纹碗等，这为西安博物院的创立创造了条件。
　　谈到在文物商店工作的这些年，王老师心情非常愉悦，分享着工作中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他认为自己能有今天完全得益于工作中所遇到像刘汉基这样的一些名师。“在这段时期收购的文物除外销外，还定期上交西安市文物管理处，数量很多。每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它是文物商店工作的记录，可以看出文物商店职工所做的努力，它也给辛勤工作的人带来愉快。每当看到这些文物就会想起范绍武、刘汉基、王凌霄与张青几位老同志，是他们给了我知识，教我如何做人，更主要的是他们用双手创建的文物商店在全国同行业中曾辉煌一时。”这是王老师在《“文革”前后的西安市文物商店》文章中所写的最后一段话。
　　实践出真知
　　王长启老师非常随和，但是在业内，尤其是文物鉴定现场，他却有一股霸气。我所说的霸气是对事实真相的坚持。实践出真知，虽然王老师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他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套考古理念。他认为，时代总是处于进步当中，每一件文物总带有当时的时代特征，与当时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所以鉴定文物时，除需抓住文物特征快速推断出其所处年代之外，同时也要将其放在历史中作为见证从而给出新的补充或研究。例如，许多人都说金元时期没有耀州窑了，但是王长启老师在1986年撰写的《金元时期耀州窑瓷》的文章中，明确提出耀州窑到了金元时期仍在烧造瓷器的论点，并通过出土的文物解说，论证了金元瓷器与宋代瓷器的不同特征，点明了金元烧瓷技术的进步之处在于印花，大大提高了烧造的效率。这些重要的见解不仅补充了耀州窑的历史，也补充了我国瓷器烧制技术的发展史。
　　这些在实践中得出的真理，让王老师在藏品鉴定方面有着非同一般的权威，也正是这种权威，让王老师在鉴定场上显得十分霸气。事实上，这就是王老师的真实所在。他从不说假话，他认为，藏品鉴定是一门对比学科，只要你掌握了足够的专业知识，它就很容易，但如果你知识积累不够，就容易出错。由于在文物商店工作多年，手中接触的文物多种多样，有瓷器、有字画、有玉器，也有青铜器等等，每次出现一个难题的时候，王老师就会花大量的时间找相关资料来查证，同时也将这些资料进行汇总，提炼出共同的特征再用笔记下来，这么多年的积累，真正是练就了“火眼金睛”的功力，也整合成了一本真人版的“百科全书”。
　　手中有钱币的时候就研究钱币，手中有青铜器的时候就研究青铜器，王老师认为学习方法总是相通的，因此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查找资料，并与同时期的文物进行对比，总能找出新的东西，让自己获得新知识。为了研究佛像雕刻，王长启老师还研究了一番佛教，他通过研究佛教进入中国后的发展史，总结出了陶瓷佛像的外形变化过程。根据出土佛像的外形特征，王老师就能准确地推断出佛像的烧制年代和文化价值。他说：“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佛像是丰满的外国人形象，随着时代变迁，其外形慢慢变瘦，到南北朝时又开始丰满，但外国人的形象特征渐渐有所改变，带点当时审美的观点了。到唐朝时，佛像不仅丰满，并且外来形象更加明显，以胖为美的时代审美观点尤为突出。”
　　对于中国瓷器，他也总结了一条非常简单的我国瓷器发展变化的路线，这是一条连贯相通的脉络，只要掌握了这条发展路线，并记住了其在不同时期的陶瓷特征，就可以快速并且无误地鉴定高古瓷器。 　　王老师认为，艺术之间都是相通的，不同的门类虽然有差别，但各个类别的器物，包括造型、纹饰、胎釉、轻重、底足等，都有各自的时代特征和风格。瓷器上的绘画风格和书画、青铜、玉器、石器等大同小异，都有各自相通的东西在里面。比如，铜器上的饕餮纹，玉器、陶器上也有，“只要牢记每种类型各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一旦有一点疑问，便可一票否决，一般来说都会八九不离十。”
　　勤奋出成绩
　　“梅花香自苦寒来”，多年的实践，让王长启老师在藏品鉴定这块很“霸气”。有时，走在西安市的古玩市场，经常有商家以“王长启鉴定过”为招牌来提高其藏品的真实性和价值性。但事实上，王老师告诉记者，退休后的他多是帮助朋友或媒体做一些友情鉴定工作，并且鉴定的重点，也是常常以文化价值为主，以宣扬中国文物为目的。商业性的鉴定，因为看多了赝品，不愿意说假话，基本不参与。所以，对于目前的收藏热，王老师虽然持肯定的态度，但还是希望更多的藏友们能多学习一些基本知识，让自己免于上当。
　　业内对于王老师勤奋与刻苦的学习态度是非常认可的，据悉，为了让自己对文物考古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他还只身前往西周丰镐遗址与西周墓葬发掘现场，一干就是好几年。一边学习现场考古发掘知识，一边学习出土文物的保护与研究，现场考古发掘的三座车马坑、铜器窖藏与西周墓葬等，为研究西周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自己的文物征集与鉴定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弹指一挥间，四十多年的考古生涯匆匆而过，王长启老师曾征集过大量的文物，为西安市的文物保护考古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所参与征集的汉代鎏金铜鹰形墩、汉代马蹄金、唐鎏金走龙、唐代白釉“官”字款瓷器、明代永乐青花瓷碗等有的已被选为国家一级文物。其考古研究涉及瓷器、玉器、字画、青铜器、碑文石刻、钱币等多个领域，并且各个领域都有成就，撰写了上百篇介绍文物的文章和论文，这些文章以西安地区发现的文物为基础进行探讨论述，为研究西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尽管成绩斐然，并且在业内拥有了较大的名气与影响力，但是回想自己走过的几十年考古路，王长启老师并不满足。每次碰到自己难解的文物时，他还会掌灯通宵，直到解决了这个考古难题为止。退休后的生活看似轻松惬意，其实是多了几分忙碌。一方面自己喜欢的考古还需要继续，虽不能到发掘现场，但多年工作养成发现征集文物的习惯，还是让他经常奔走在各考古现场的文物鉴定台前。为了弘扬中国的文化，自己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还需要及时写成文章。许许多多的专业讲座和研讨会，他还必须要参加……虽然退休了，但要做的事却越来越多了。
　　生活在西安这座历经十三朝的古城，王老师认为西安给了考古工作者最好的平台。只要努力，不愁收不到有价值的文物。只要不断学习，文物保护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谈到自己之所以这么努力刻苦，王老师认为这与考古不能有半点假的行业行为准则有关。唯有深入学习，勤奋学习，才能准确地明白中国历史借着这些文物所要告诉后人的点滴。这些文物的科学艺术价值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它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财富，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社会习俗，反映着历史真实的变迁。
　　平易、低调的王长启老师，让人总能在轻松的欢笑中与他交流，无论你提到哪个方面，他都能以简单的语言说出几个重点，让你听得明明白白。提到自己现在正着手做的石刻研究，他说他还处于学习阶段，希望自己在广泛研究后能够编纂出一本专业的石刻书，并且分段发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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