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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社会新兴阶层通过在政府中任职而进入统治集团，形成由国家封授的官僚贵族，从而改变了贵族的构成和性质。因此，部分旧贵族的衰落并非意味着贵族的整体消失，贵族作为统治阶层与国家保持更紧密的关系，新旧贵族之间围绕国家权力所展开的利益冲突成为影响西欧政治结构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中世纪 西欧 贵族 国家权力 政治结构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中世纪晚期西欧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由市民主导的城市统治了贵族生活的乡村。①但是，领主权力的丧失并不意味着贵族的衰落，适应市场经济活动的领主和购得土地的市民成为新贵族集团的后备力量。②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形成，原先领主个人的统治权逐渐由政府接管。③此后，贵族的构成和性质取决于国家的发展。
官僚贵族的形成
经济变革并未导致贵族的整体衰落，而是加剧了其内部分化。一部分贵族在经济变迁中适应了社会转型的要求，而那些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贵族则被淘汰，代之以新的贵族成员。④虽然一些贵族在出售自己的土地，但还有很多人从稳步上升的地租中获利。⑤此外，与其他富裕阶层一样，某些贵族通过购买或交换土地建立起大地产。⑥或者，很多贵族将自己掌握的经济资源投放到市场中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⑦与此同时，阶层流动使得新兴阶层可以通过购买土地而过上贵族的生活。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末之间，整个欧洲处于社会地位急剧变动的时期，商人出身的资产阶级自动晋升到当时社会的上层。经济的活跃使商人积累财富的速度大大加快，从而为他们社会地位的提高打开了方便之门。⑧
中世纪晚期，获得贵族地位的更重要途径是靠近国王，取得国家权力的认可。西欧各地的政治动荡和战争为社会地位的迅速变动提供了有利环境，君王们热衷于通过提升忠心的尽职者来填补旧贵族的位置。很多人通过正式的王室许可证来获得贵族地位，官吏阶层成为构成贵族的主要来源。因此，14、15世纪出现了大量社会地位快速上升的例子。⑨例如，博林家族在英王亨利八世时代的升迁就是一个在三代之内从商人上升到贵族社会顶层的事例。⑩与此同时，精通法律的人士开始作为顾问出现在国王的身边。到15世纪，巴黎高等法院中的官吏阶层通常由出身低微的人充任，他们的家族已经在法律、行政、商业等方面获得成功。很多事例表明，大量新兴富裕阶层通过在政府中任职而成为国家权力扩张的获益者。{11}新贵族对国家的依赖可以通过其收入结构反映出来：贵族的地位越高，其收入中来自国家的部分就越多，这几乎成为新贵族的一条普遍规律。例如，路易十一统治时期，安东尼奥·德·查班尼斯担任大统帅一职的年收入为2.5万里弗尔，而他个人财产收入才有1万里弗尔。{12}贵族收入严重依赖官职这一事实说明国家为新兴阶层提供了更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机遇，进入国家统治集团的新兴阶层更有权势也更加富有。
不断增长的权力深刻地改变着贵族的性质及其地位。在采邑制衰落的时代，封臣制和采邑都不能提供贵族的定义，贵族现在由国家提供的一套复杂的标准所界定。{13}国家授封贵族的作法，实际上剥夺了中世纪早期血缘贵族的独立地位，此后贵族成为国家法律正式确认的等级，贵族的统治权力来自于国家所授予的诸如税收减免以及出席议会的特权，官僚贵族的地位得到国家权力的保障。{14}因此，到中世纪晚期，在国家政府中获得高官厚禄而不是摆脱政府体系在社会精英中成为主流趋势。贵族内部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不同于中世纪早期封建贵族的官僚贵族集团建立起来，他们与国家的关系更为密切，既掌握大量土地又占据政府官职。官僚贵族的形成更加有利于官吏阶层的集体利益，他们获得了进一步巩固自身地位的机会。但是，大量资深官吏在某个部门长期任职很容易形成部门利益集团。因此，官僚贵族越是依赖国家权力维持自己的地位，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围绕国家权力的争夺越激烈。
围绕国家权力的派系斗争
庇护关系的形成是贵族之间矛盾激化的体现。14世纪后期普遍的趋势是出现了所谓的“新封建主义”（new feudalism），与采邑制有所不同，这个新社会组织形式的特征是“契约制”（indenture system）。{15}受庇护者（client）不再向保护人（patron）宣誓效忠，而保护人也不再向受庇护者提供采邑，取而代之的是根据合同规定的、定期的货币支付。所以，将双方连接在一起的不是有约束力的誓言，而是彼此的利益。{16}“新封建主义”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既满足了国王和大贵族对军队的需要，又满足了大批渴望晋升的人对权势和机会的需要。
以贵族为核心的庇护关系是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基础。首先，作为贵族享有很多好处，最重要的是享有免税的特权。{17}贵族所享有的种种特权是导致社会各个阶层向贵族靠拢的重要原因。其次，“新封建主义”用货币关系取代了以土地为核心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庇护关系中，衰落中的小贵族通过某种个人联系参与到了分享国家权力和资源的体系中来。他们通过为领主服务而获得提升机会，可以进入王室的官吏阶层。
围绕某个大贵族形成一个利益集团，贵族通过操控利益集团而影响国家事务。在英格兰，到1327年，议会已采用两院制结构。大贵族凭借着等级权利而在上院单独召集会议。每个郡的两名骑士和每个城市的两名市民一起在下院会晤。下院中的很多成员都是上院中大贵族的受庇护者，后者因而在事实上主导了下院。即便骑士与市民坐在一起开会，骑士也会经常在议会召开期间与他们的庇护人协商。{18}在16世纪后期的法兰西，像吉斯公爵这样的大贵族努力培养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对其效忠，因此他们可以在巴黎和其他城市动员数以千计的支持者与国王进行对抗，这表明大贵族在城市政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19}
结 论
到15、16世纪，庇护制与官职的出售和世袭化一起将利益集团的竞争演变为争夺国家权力的派系斗争。国家本身为利益集团互相攻击提供了便利条件，政府成为利益集团手中的工具。尽管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和阴谋削弱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但他们绝没有企图摧毁现存的制度。因为国家已经成为权力和财富的惟一来源，此时的政治博弈不是创建新的政府，而是力争控制政府，从而利用政府满足自己的私利。因此，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种矛盾性，虽然行政机构稳步确立起来，但它成为豪门显贵钻营的战利品，这些人统治着由低级贵族组成的寄生门客，为争夺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而勾心斗角。贵族家族渗入到国家机构中并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庇护网，豪门之间的派系斗争常常充斥于政治舞台。法国的吉斯家族、蒙莫朗西家族、波旁家族之间的斗争就是利益集团争夺国家权力的表现。{20}（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9年度一般项目《西欧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演变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YJA770048）
注释
①Ronald G. Witt,“The Landlord and the Economic Revival of the Middle Ages in Northern Europe, 1000-1250”,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6, no.4 (1971).
②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20}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二卷），袁志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④M. M. Postan, Essays on Medieval Agriculture and General Problems of the Medieval Econom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⑤James B. Collins, From tribes to nation: the making of France 500-1799(TX: Thomson Learning, 2002).
⑥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余中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⑦{17}{19}乔纳森·德瓦尔德：《欧洲贵族1400-1800》，姜德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⑧⑩ 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顾良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⑨{11}J. H. Shennam, The Parlement of Paris (Sutton Publishing, 1998).
{12}Hillay Zmora，Monarchy, Aristocracy, and the State in Europe，1300-1800(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01).
{13}{15}Bernard Gunnée，States and Rulers in Later Medieval Europe(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5).
{14}Joseph R. Strayer, 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16}R. H. Hilton, Social Relations and Ideas: essays in honour of R. H. Hilt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8}David Nichol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 1300-1600 (London: New York, 1999).
【关键词】中世纪 西欧 贵族 国家权力 政治结构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中世纪晚期西欧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由市民主导的城市统治了贵族生活的乡村。①但是，领主权力的丧失并不意味着贵族的衰落，适应市场经济活动的领主和购得土地的市民成为新贵族集团的后备力量。②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形成，原先领主个人的统治权逐渐由政府接管。③此后，贵族的构成和性质取决于国家的发展。
官僚贵族的形成
经济变革并未导致贵族的整体衰落，而是加剧了其内部分化。一部分贵族在经济变迁中适应了社会转型的要求，而那些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贵族则被淘汰，代之以新的贵族成员。④虽然一些贵族在出售自己的土地，但还有很多人从稳步上升的地租中获利。⑤此外，与其他富裕阶层一样，某些贵族通过购买或交换土地建立起大地产。⑥或者，很多贵族将自己掌握的经济资源投放到市场中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⑦与此同时，阶层流动使得新兴阶层可以通过购买土地而过上贵族的生活。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末之间，整个欧洲处于社会地位急剧变动的时期，商人出身的资产阶级自动晋升到当时社会的上层。经济的活跃使商人积累财富的速度大大加快，从而为他们社会地位的提高打开了方便之门。⑧
中世纪晚期，获得贵族地位的更重要途径是靠近国王，取得国家权力的认可。西欧各地的政治动荡和战争为社会地位的迅速变动提供了有利环境，君王们热衷于通过提升忠心的尽职者来填补旧贵族的位置。很多人通过正式的王室许可证来获得贵族地位，官吏阶层成为构成贵族的主要来源。因此，14、15世纪出现了大量社会地位快速上升的例子。⑨例如，博林家族在英王亨利八世时代的升迁就是一个在三代之内从商人上升到贵族社会顶层的事例。⑩与此同时，精通法律的人士开始作为顾问出现在国王的身边。到15世纪，巴黎高等法院中的官吏阶层通常由出身低微的人充任，他们的家族已经在法律、行政、商业等方面获得成功。很多事例表明，大量新兴富裕阶层通过在政府中任职而成为国家权力扩张的获益者。{11}新贵族对国家的依赖可以通过其收入结构反映出来：贵族的地位越高，其收入中来自国家的部分就越多，这几乎成为新贵族的一条普遍规律。例如，路易十一统治时期，安东尼奥·德·查班尼斯担任大统帅一职的年收入为2.5万里弗尔，而他个人财产收入才有1万里弗尔。{12}贵族收入严重依赖官职这一事实说明国家为新兴阶层提供了更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机遇，进入国家统治集团的新兴阶层更有权势也更加富有。
不断增长的权力深刻地改变着贵族的性质及其地位。在采邑制衰落的时代，封臣制和采邑都不能提供贵族的定义，贵族现在由国家提供的一套复杂的标准所界定。{13}国家授封贵族的作法，实际上剥夺了中世纪早期血缘贵族的独立地位，此后贵族成为国家法律正式确认的等级，贵族的统治权力来自于国家所授予的诸如税收减免以及出席议会的特权，官僚贵族的地位得到国家权力的保障。{14}因此，到中世纪晚期，在国家政府中获得高官厚禄而不是摆脱政府体系在社会精英中成为主流趋势。贵族内部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不同于中世纪早期封建贵族的官僚贵族集团建立起来，他们与国家的关系更为密切，既掌握大量土地又占据政府官职。官僚贵族的形成更加有利于官吏阶层的集体利益，他们获得了进一步巩固自身地位的机会。但是，大量资深官吏在某个部门长期任职很容易形成部门利益集团。因此，官僚贵族越是依赖国家权力维持自己的地位，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围绕国家权力的争夺越激烈。
围绕国家权力的派系斗争
庇护关系的形成是贵族之间矛盾激化的体现。14世纪后期普遍的趋势是出现了所谓的“新封建主义”（new feudalism），与采邑制有所不同，这个新社会组织形式的特征是“契约制”（indenture system）。{15}受庇护者（client）不再向保护人（patron）宣誓效忠，而保护人也不再向受庇护者提供采邑，取而代之的是根据合同规定的、定期的货币支付。所以，将双方连接在一起的不是有约束力的誓言，而是彼此的利益。{16}“新封建主义”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既满足了国王和大贵族对军队的需要，又满足了大批渴望晋升的人对权势和机会的需要。
以贵族为核心的庇护关系是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基础。首先，作为贵族享有很多好处，最重要的是享有免税的特权。{17}贵族所享有的种种特权是导致社会各个阶层向贵族靠拢的重要原因。其次，“新封建主义”用货币关系取代了以土地为核心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庇护关系中，衰落中的小贵族通过某种个人联系参与到了分享国家权力和资源的体系中来。他们通过为领主服务而获得提升机会，可以进入王室的官吏阶层。
围绕某个大贵族形成一个利益集团，贵族通过操控利益集团而影响国家事务。在英格兰，到1327年，议会已采用两院制结构。大贵族凭借着等级权利而在上院单独召集会议。每个郡的两名骑士和每个城市的两名市民一起在下院会晤。下院中的很多成员都是上院中大贵族的受庇护者，后者因而在事实上主导了下院。即便骑士与市民坐在一起开会，骑士也会经常在议会召开期间与他们的庇护人协商。{18}在16世纪后期的法兰西，像吉斯公爵这样的大贵族努力培养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对其效忠，因此他们可以在巴黎和其他城市动员数以千计的支持者与国王进行对抗，这表明大贵族在城市政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19}
结 论
到15、16世纪，庇护制与官职的出售和世袭化一起将利益集团的竞争演变为争夺国家权力的派系斗争。国家本身为利益集团互相攻击提供了便利条件，政府成为利益集团手中的工具。尽管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和阴谋削弱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但他们绝没有企图摧毁现存的制度。因为国家已经成为权力和财富的惟一来源，此时的政治博弈不是创建新的政府，而是力争控制政府，从而利用政府满足自己的私利。因此，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种矛盾性，虽然行政机构稳步确立起来，但它成为豪门显贵钻营的战利品，这些人统治着由低级贵族组成的寄生门客，为争夺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而勾心斗角。贵族家族渗入到国家机构中并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庇护网，豪门之间的派系斗争常常充斥于政治舞台。法国的吉斯家族、蒙莫朗西家族、波旁家族之间的斗争就是利益集团争夺国家权力的表现。{20}（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9年度一般项目《西欧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演变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YJA770048）
注释
①Ronald G. Witt,“The Landlord and the Economic Revival of the Middle Ages in Northern Europe, 1000-1250”,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6, no.4 (1971).
②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20}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二卷），袁志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④M. M. Postan, Essays on Medieval Agriculture and General Problems of the Medieval Econom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⑤James B. Collins, From tribes to nation: the making of France 500-1799(TX: Thomson Learning, 2002).
⑥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余中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⑦{17}{19}乔纳森·德瓦尔德：《欧洲贵族1400-1800》，姜德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⑧⑩ 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顾良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⑨{11}J. H. Shennam, The Parlement of Paris (Sutton Publishing, 1998).
{12}Hillay Zmora，Monarchy, Aristocracy, and the State in Europe，1300-1800(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01).
{13}{15}Bernard Gunnée，States and Rulers in Later Medieval Europe(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5).
{14}Joseph R. Strayer, 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16}R. H. Hilton, Social Relations and Ideas: essays in honour of R. H. Hilt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8}David Nichol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 1300-1600 (London: New York,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