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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八七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给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方向，但是八七会议也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矫枉过正，在纠正右倾错误的同时忽略了对左倾错误的预防，在对共产国际的盲目服从中丧失了对于中国现实国情的独立思考和准确把握。然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在根源上，是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分不开的。尤其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的错误分析、关于中国民主革命整体形势的错误判断、关于民主革命未来斗争策略和应对方针的错误制定，从多个方面都给八七会议打上了历史局限性的烙印。
关键词：八七会议；共产国际；指导；影响；研究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坚决纠正并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八七会议也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和错误，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其历史局限主要表现为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并在后来的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刚刚经受大革命惨重损失的中国共产党再次遭受到严重挫折。然而八七会议的这些错误是源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还是源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本文拟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 八七会议中，关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的“左”倾错误观点来源于共产国际的错误分析
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是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关键。然而八七会议却在分析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上作出了错误判断，表现为过分强调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扩大了对立打击面，孤立了自己，造成党在政治策略方针政策上的严重被动。应该来讲，这一错误主要来源于斯大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明纳兹等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教条主义公式化、定型化分析，这种分析严重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对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具体表现为1972年4月21日斯大林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及稍后罗明纳兹提出的“不断革命论”，这些理论实际上也成为了后来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产生的理论根源。
虽然斯大林的理论脱离了当时中国的革命实际，但是，其上述论调却仍然被共产国际所接受，并进一步成为了大革命失败后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依据。1927年7月23日，罗明纳兹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他进一步传播并发展了斯大林的上述观点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8月7日，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当时的理论与政策，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策略是“我们不应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我们应很坚决的不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余孽，而且还应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1]，这就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相提并论，并进一步认为只有打倒了资产阶级之后，才能真正打倒帝国主义。罗明纳兹的上述错误观点，同样也被八七会议所接受。会议一度认为要反对资产阶级“在此时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戴了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汪便是此派之代表，所以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敌人是他们。”[2]这种根源于共产国际与斯大林错误判断的教条思维，混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产生了对中国民主革命性质与任务的错误认识，加之对中国民主革命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的估计不足，进一步造成了中国民主革命性质与阶级关系分析的“左”倾错误。为八七会议后左倾错误的迅速滋长埋下了隐患，给中国民主革命带来了挫折。
二、八七会议中，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整体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实际指导，是导致中国民主革命斗争策略失误的重要因素
正确判断中国民主革命的形势，是我党制定科学斗争策略的前提。但是，八七会议没有正确估计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变化，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也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在已经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下，会议不加分析地要求各地普遍发动武装暴动，从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在党内的滋生。随着错误思潮的进一步膨胀，在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种冒险主义一度发展成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
对于这一错误而言，是与共产国际对中国民主革命形势的错误分析和指导分不开的。共产国际在对中国民主革命形势分析中，一个重要错误就是把大革命的失败看成是类似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遭到的失败，布尔什维克遭受那次失败后仅在二、三个月内即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民主革命高潮也将很快到来，革命取得胜利，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将为期不远。为了迎接所谓的“革命高潮”到来，他们在指导中国共产党采取斗争策略时也把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的经验照搬到中国来，即一味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暴动，并且强调“城市中心论”。7月，共产国际派出善于组织暴动的德共党员纽曼同罗明纳兹一道来华，表明他们政策的重点是准备在中国实行暴动。罗明纳兹与纽曼来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讨论部署南昌暴动问题，接着在八七会议讨论秋收起义时，又把目标定为攻占长沙、武汉等大城市。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并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提出：“现在本党的总方针应当是：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之武装暴动”，[3]并强调“目前我们的政策是暴动政策，主要的是要引导工农群众暴动，即工人作经济斗争的时候也要以暴动为目标”。[4]
在以上暴动政策指导下，八七会议后，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河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的武装暴动，并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这些实际上仅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主革命低潮中组织的有限的、局部的反抗，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却把各地零散的起义行动看成是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些“左”的政策和观点在当时被会议所接受，并标志着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正式形成。因此可以说，正是共产国际对中国民主革命形势的错误分析以及错误指导，直接造成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产生。 三、八七会议在其他方面的一些错误，也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
八七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直接指导下召开的。因此，会议存在的缺陷和错误与共产国际也是分不开的。罗明纳兹片面强调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阶级成分，他把大革命时期产生右倾错误的根源归因于中共中央被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盘踞，并认为他们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坚定性，因此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加以机会主义曲解。认为中国共产党内“发生许多奇怪的理论”的原因是“指导党的工农分子是很少的”。他指出“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水平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得正确”[5]。因此，他表示，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 要大胆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任领导工作，并且要占多数。这种“领导干部工人化”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干部的不信任，并成为了以后“左”倾错误“唯成分论”的依据，进一步造成了领导机关的混乱和宗派主义的出现。
综上所述，八七会议的许多不足和缺点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关系。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明确共产国际在八七会议中的指导错误，并不是要把八七会议的错误责任完全推卸给共产国际，更不是否定共产国际对八七会议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而是为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教训，站在更为宏观、更为深刻的高度来指导未来实践。而对于八七会议中所得到具体教训来讲，最为主要的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必须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原则，依据本国国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不能完全照抄照搬它国经验或完全依靠别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6]。当然，对于八七会议的不足及后来出现的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左”倾错误来讲，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领导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的瞿秋白还很年轻，实践经验不足，他虽然有较多的理论知识，但缺乏对于当时中国基本国情的深刻理解，不能充分的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思考革命问题指导革命实践，单纯的对共产国际盲目服从。这些多方面的因素均是导致其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原因，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经验不足，对中国的国情认识不清，对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分析不深入、不充分。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52-53.
[2]瞿秋白.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74.
[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131.
[4]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159.
[5]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54-55.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
关键词：八七会议；共产国际；指导；影响；研究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坚决纠正并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八七会议也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和错误，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其历史局限主要表现为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并在后来的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刚刚经受大革命惨重损失的中国共产党再次遭受到严重挫折。然而八七会议的这些错误是源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还是源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本文拟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 八七会议中，关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的“左”倾错误观点来源于共产国际的错误分析
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是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关键。然而八七会议却在分析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上作出了错误判断，表现为过分强调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扩大了对立打击面，孤立了自己，造成党在政治策略方针政策上的严重被动。应该来讲，这一错误主要来源于斯大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明纳兹等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教条主义公式化、定型化分析，这种分析严重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对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具体表现为1972年4月21日斯大林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及稍后罗明纳兹提出的“不断革命论”，这些理论实际上也成为了后来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产生的理论根源。
虽然斯大林的理论脱离了当时中国的革命实际，但是，其上述论调却仍然被共产国际所接受，并进一步成为了大革命失败后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依据。1927年7月23日，罗明纳兹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他进一步传播并发展了斯大林的上述观点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8月7日，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当时的理论与政策，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策略是“我们不应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我们应很坚决的不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余孽，而且还应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1]，这就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相提并论，并进一步认为只有打倒了资产阶级之后，才能真正打倒帝国主义。罗明纳兹的上述错误观点，同样也被八七会议所接受。会议一度认为要反对资产阶级“在此时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戴了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汪便是此派之代表，所以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敌人是他们。”[2]这种根源于共产国际与斯大林错误判断的教条思维，混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产生了对中国民主革命性质与任务的错误认识，加之对中国民主革命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的估计不足，进一步造成了中国民主革命性质与阶级关系分析的“左”倾错误。为八七会议后左倾错误的迅速滋长埋下了隐患，给中国民主革命带来了挫折。
二、八七会议中，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整体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实际指导，是导致中国民主革命斗争策略失误的重要因素
正确判断中国民主革命的形势，是我党制定科学斗争策略的前提。但是，八七会议没有正确估计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变化，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也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在已经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下，会议不加分析地要求各地普遍发动武装暴动，从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在党内的滋生。随着错误思潮的进一步膨胀，在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种冒险主义一度发展成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
对于这一错误而言，是与共产国际对中国民主革命形势的错误分析和指导分不开的。共产国际在对中国民主革命形势分析中，一个重要错误就是把大革命的失败看成是类似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遭到的失败，布尔什维克遭受那次失败后仅在二、三个月内即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民主革命高潮也将很快到来，革命取得胜利，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将为期不远。为了迎接所谓的“革命高潮”到来，他们在指导中国共产党采取斗争策略时也把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的经验照搬到中国来，即一味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暴动，并且强调“城市中心论”。7月，共产国际派出善于组织暴动的德共党员纽曼同罗明纳兹一道来华，表明他们政策的重点是准备在中国实行暴动。罗明纳兹与纽曼来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讨论部署南昌暴动问题，接着在八七会议讨论秋收起义时，又把目标定为攻占长沙、武汉等大城市。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并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提出：“现在本党的总方针应当是：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之武装暴动”，[3]并强调“目前我们的政策是暴动政策，主要的是要引导工农群众暴动，即工人作经济斗争的时候也要以暴动为目标”。[4]
在以上暴动政策指导下，八七会议后，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河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的武装暴动，并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这些实际上仅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主革命低潮中组织的有限的、局部的反抗，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却把各地零散的起义行动看成是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些“左”的政策和观点在当时被会议所接受，并标志着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正式形成。因此可以说，正是共产国际对中国民主革命形势的错误分析以及错误指导，直接造成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产生。 三、八七会议在其他方面的一些错误，也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
八七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直接指导下召开的。因此，会议存在的缺陷和错误与共产国际也是分不开的。罗明纳兹片面强调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阶级成分，他把大革命时期产生右倾错误的根源归因于中共中央被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盘踞，并认为他们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坚定性，因此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加以机会主义曲解。认为中国共产党内“发生许多奇怪的理论”的原因是“指导党的工农分子是很少的”。他指出“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水平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得正确”[5]。因此，他表示，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 要大胆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任领导工作，并且要占多数。这种“领导干部工人化”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干部的不信任，并成为了以后“左”倾错误“唯成分论”的依据，进一步造成了领导机关的混乱和宗派主义的出现。
综上所述，八七会议的许多不足和缺点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关系。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明确共产国际在八七会议中的指导错误，并不是要把八七会议的错误责任完全推卸给共产国际，更不是否定共产国际对八七会议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而是为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教训，站在更为宏观、更为深刻的高度来指导未来实践。而对于八七会议中所得到具体教训来讲，最为主要的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必须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原则，依据本国国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不能完全照抄照搬它国经验或完全依靠别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6]。当然，对于八七会议的不足及后来出现的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左”倾错误来讲，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领导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的瞿秋白还很年轻，实践经验不足，他虽然有较多的理论知识，但缺乏对于当时中国基本国情的深刻理解，不能充分的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思考革命问题指导革命实践，单纯的对共产国际盲目服从。这些多方面的因素均是导致其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原因，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经验不足，对中国的国情认识不清，对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分析不深入、不充分。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52-53.
[2]瞿秋白.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74.
[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131.
[4]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159.
[5]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54-55.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