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房价狂飙，让我想到了一位台湾朋友。
　　说是朋友，其实算不上。4年前，在台北的一个饭局上，我们有过一面之缘。我现在想到的，是他的投资观念对我的“震撼”—很遗憾，我现在才被“震撼”过来。
　　他是国民党的“官二代”，臺湾最好的台湾大学毕业，却找不到好工作。后来，找亲戚借钱开了一家做医疗器械的工厂，出口美国和日本。再后来就不做了，开始经营会展和广告公司，主要帮台湾中小企业在大陆搞市场拓展。当然，也“顺带”在大陆炒房。
　　当时，他已在上海有好几套房，苏州有一些，在南京、青岛和武汉也有。我问他，为什么断定大陆的房价一定会涨？他对我扯了半小时，我归纳为了两条。
　　一条是大陆人口基数大，“超级城市化”必然催生“超级房价”。第二条是，外贸企业赚的钱，最后都会投资到房地产保值。尤其是第二条，是一条“台湾经验”，台湾人早已经历过，他相信大陆也会。他自己就是案例。
　　和他交谈的时候是2012年，4年过去，不得不愈发对这位台湾朋友深感敬佩。他的资产应该翻了好几番，肯定比做工厂和做会展强一百倍。
　　这些年，一说到炒房团，很多人立刻会想到“温州富婆”。其实，台湾人、香港人才是第一批炒房的人。在1990年代末，他们就开始进军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主要城市。他们之所以能赢，很大程度在于他们比绝大多数大陆或者内地同胞更早地经历过了一轮高房价周期，这种经历让他们只要依靠常识就能成为“楼市巴菲特”。
　　台湾和香港炒房团各有千秋。但一个有意思的差异却是：在大陆或者说内地的地产市场，台湾地产商和香港同行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前者几乎可以用籍籍无名来形容。为什么？
　　一些台湾地产界人士认为：台湾地产商比香港地产商“目光短浅”，甚至还比台湾炒房“散户”差。不过，这种“目光差距”背后，是两个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巨大差异。
　　台湾和香港都被称为过“亚洲四小龙”，都靠着制造业起家。但后来，一个继续做制造业（多数已转移大陆），一个则走上了地产和金融之路。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两地分别走上两条路的原因，都是要解决“吃饭问题”。唯一不同的是，台湾要解决的是普通人的吃饭问题，而香港要解决的是回归之前殖民地当局的吃饭问题。
　　上世纪中叶，台湾人口暴增，最高估计是人口一下子暴增到原来的1.5倍，即从600万人暴增到900万人。也有观点认为，没这么多。但不论如何，解决吃饭问题成了台湾当局的第一要务。要解决这么多人吃饭，发展制造业是最合适的选择。同样，人口上亿的大陆的农民逐渐富裕，盖上漂亮新房，最初也是拜制造业所赐。
　　制造业是让台湾的普通人吃上饭的行业，而房地产则是让香港回归前的殖民地当局“吃上饭”的行业。上世纪后半叶，英国衰落，港英当局财政吃紧，于是自己“找食”。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香港土地多数为“公有”，所以通过拍卖土地使用权，获取出让金成了港英当局最低成本的“理性抉择”。当年做塑料花、做电扇的大亨们看到了房地产背后的权力支持，断定这一定是个使得万年船的行业，于是纷纷转型地产商。
　　于是，今天你会发现，台湾的大佬都是制造业大佬，张忠谋、王永庆、郭台铭等等，而香港都是“土地翁”。特殊的环境产生特殊的富豪，台湾的土地多为私有，而香港在回归前则是类似于港英当局所有的一种“公有制”。
　　不同的环境成长起来的商人，他们的“大脑结构”或者思维方式一定会有差异的。当然，命运也会有不同。
　　这么多年以来，香港地产商在内地如鱼得水，成为一代励志偶像，而台湾的制造业经营者郭台铭却一度被痛斥为“血汗工厂”。
　　今天你会发现，台湾的大佬都是制造业大佬，张忠谋、王永庆、郭台铭等等，而香港都是“土地翁”。特殊的环境产生特殊的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