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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古典时代，极盛之时是罗马帝国时期，和中国的秦汉王朝遥遥相对，它们在地球的两边各自发展出了极为光辉的人类文明。
“蛮族”入侵时期的罗马帝国
476 年，已经分裂为东西两罗马之一的西罗马帝国解体，“蛮族”雇佣兵的将军们分别割据。这种局面也和汉代衰亡以后的长期混乱有相似之处，不过其过程更为缓慢，很难有明确的断代。
大略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欧洲也有大批的“蛮族”入侵，一拨一拨地进入，分别据有罗马帝国的各处。同时，基督教作为一个地下宗教，在“蛮族”之中广为传播，将这些本来散漫的族群，都容纳到基督教的信仰之内。进入西欧的中古时期，基督教会的权威取代了罗马帝国的世俗政权。
所谓“公教秩序”，不是属于任何一个族群的普世体系，它是一个信仰，也是一种政权。许多散布在各处的“蛮族”族群，被驯化为公教秩序内的各种单元。无论那些“蛮族”的首领自称什么封号，都必须得到教会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这种情况和中国皇帝与儒家思想结合的皇权并不一样，因为儒家的士大夫并没有凌驾皇权的权威，虽然皇权本身也必须靠儒家授予“奉天承运”的合法“天命”。
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将泛希腊文化推广到大部分欧洲地区和部分亚洲地区。在推广过程中，泛希腊文化也演变成“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这一文明系统的“中原”，是地中海外围。
罗马的“中原”——地中海外围，并不是泛希腊文明的中央，而罗马军团征服的地区（大部分偏于东方）也就是旧日亚历山大大帝君临之处。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在罗马帝国衰亡以后，是已经东方化的东罗马在波斯帝国基础上建立的许多地方政权。630 年，伊斯兰教兴起，将这一个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彻底地转变成伊斯兰文明。
基督神权主导下的中欧和西欧
倒是中欧和西欧，并不是罗马帝国主要的发展方向，但在“蛮族”大批入侵的时候，中欧和西欧是“蛮族”分布最多的地方。那些分别占领各地的部落，还是保存了长途战斗和迁徙所形成的好战传统。
同时，他们在基督教的驯化之下，敬拜上帝，对基督教会的公教秩序十分服从，在虔诚的信仰以外，他们并没有机会学习旧日希腊-罗马传统的古典文明。因此，在西欧与中欧，许多所谓异端信仰，也就是当地居民的宗教，和“蛮族”的固有信仰都被编织入基督教会的礼仪之内。例如，冬至的庆祝，转变成耶稣的诞辰；春分的庆祝，转变为耶稣的复活节。
于是，这样的文明其本身的发展受到限制，毕竟公教秩序包含的内容并不十分丰富，乃是一种神权主导的信仰系统，社会伦理和个人品行也都是在礼仪与教规之下，就这样普及于社会，而未必经过思辨的过程。
长期居留在欧洲的“蛮族”，我们一向称之为日耳曼民族，他们进入欧洲以前，原来大多是住在里海、黑海和东北欧的各种印欧民族。在3 世纪至4 世纪，欧亚大陆的各处都有大批人群的移动。我们今日无法完全解释，是什么缘故使这些迁徙的族群离开本乡移往他处。
西欧与中欧的原住居民，其实大部分也是从外面移入的人口。例如，今天的法国地区在罗马时期被称为“高卢”，他们和今天爱尔兰的居民是同一来源，可能是在相当于中国汉初的时候逐步移入欧洲，这些人和中国历史上西域的“塞种人”，大概是同一族类。
这些新来的日耳曼族群，将同样是印欧民族的原居民推到边缘。前后两批新来的居民，共同构造了基督教文明覆盖的底层。
十字军东征与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除了意识形态层面，可能更重要的是经济利益的冲突。伊斯兰文明所聚居的地点，切断了东亚和欧洲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上的利润全被伊斯兰国家垄断——无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陆路，还是经过红海的海路，东方货物进入欧洲，这些国家的王公都赚取了最大的利润，而这些东方物品到了欧洲，价格就十分高昂。长期的经济冲突，终于爆发为以宗教立场为借口的累次十字军东征达二百年之久（ 1096-1291）。
这也使得西欧与中欧的领主和他们的军队，在地中海以东接触了伊斯兰文明，以及东方的图书馆与学校保留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于是，欧洲的居民忽然发现在宗教教条之外，还有那么多值得追寻的知识和那么多不同的想法。这一刺激在欧洲引发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 14 世纪中期至16 世纪末）。
对于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使得中欧与西欧的居民领会到以前没有想到的一些文化因素。比如说，从严谨的逻辑推演出的理性；又比如说，从人性自然涌现的情义。这些新视角将欧洲知识分子带到一个新天地，使他们对公教秩序的教条提出疑异。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创作，延续了希腊时代对理性的追寻，也复活了对人性的欣赏和悲悯情怀。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如达·芬奇，在这两个方向都有令人钦佩的成就。许多歌颂基督教神性的绘画和雕刻，实际上都在表达自然的人体和自然的风景。
有知识的人士，不再满足于公教秩序的教条和礼仪，他们甚至会怀疑这一公教秩序的基本假定是否合理。当他们怀疑到人神之间的关系是否真如公教秩序所说的那样单纯时，公教秩序的基础也就松动了。
教权之外世俗政权的兴起
第一个发生问题的领域，就是日耳曼地方政权的领主。他们本来各自为政，并没有统一，只是个别的臣服于罗马的教廷；他们的封号和政权都必须得到教会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同时，他们对于罗马教廷也必须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奉养这么一个庞大的神权体系。
变化终于发生了。在高卢地区的法兰克人，出现了三代能干的军事领袖。在 732 年，查理·马特领导法兰克联军，击败了经过地中海南岸迂回而上的伊斯兰军队。这次胜利以后，西欧、中欧不再有伊斯兰的威胁。马特的孙子继承父祖的事业，建立了笼罩整个西欧的法兰克王国。公元800 年，罗马教皇把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查理曼大帝。这是公教秩序以外，第一次有一个世俗政权可以与教权并存。今天的一些欧盟国家，还在发行以查理曼大帝头像为装饰的纪念币。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号，从此在欧洲历史上延续下去。 法兰克王国的霸权，在公元962 年转手到中欧的一些日耳曼王公手中，后来是以“选侯”制度，从若干比较有力的部族领主之中，选举一个所谓的神圣罗马皇帝。这个帝号，我常常开玩笑说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皇帝”——只是与神权彼此依附的霸权而已。然而，有这么一个帝号存在，也象征着公教秩序不得不承认世俗政权的存在。
这一个变化，最后引发民族国家的兴起——这是近代文明得以展开的一项重要因素。17 世纪时，中欧的若干民族向教廷挑战，要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经过三十年（1618-1648）的斗争，拥护教廷和反对教廷的力量终于不得不在1648 年于威斯特伐利亚签订了一连串的和约，认可那些反对公教会教廷的地方政权建立自己有主权的民族国家。
“公教秩序”
欧洲中古史是教会统治的历史，基督教逐渐驯化了从各处进入的“蛮族”，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公教秩序”。这是一个超越国界，理论上笼罩全人类的大格局。自称为耶稣大弟子的彼得建立了罗马的教会，而且经过好几次宗教会议，将一些和罗马公教会教义不符的教派都称为异端并且排除在外——从此，罗马教会的教义定于一尊。
教宗——我们俗称为教皇，自以为是彼得的传人，又代表彼得说话，也就是代表耶稣发言的权力；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而且奉神的命令到世间传播唯一信仰真神的宗教。于是，三个弯一转，教宗的意见就等于上帝的意见了。
这是一个神权政治和世俗政权同存，而又凌驾在世俗政权之上的体系。
那些世俗政权，是由“蛮族”部落体制演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帝国之内有大大小小的封君，这些君主基本上都是没有很多知识的武人，他们的属下也并不是专业的文官，不外是一些武将和家中的奴仆转化成的官员。大多数的封君，还必须要依赖教士兼任文官，很多地方的大主教就相当于当地封君的丞相。
这样的神权政治，除了基督教理论以外不会容许其他的思想出现。独断的思想正如独断的信仰，长久演化以后，不会再有自我更新的弹性，而且会依仗政治权力压迫和排除不同的信仰——天主教会对异端的惩罚十分严厉，有任何与公教教义不同的主张，轻者排斥，重者当做罪犯，异议分子不是被压迫得忏悔改过，就是面临死刑。天主教会以为这个有上帝作后盾的铁桶江山会世世代代传下去，而执政者当然更是利用信仰的神圣性掌握权力，滥用权力，胡作非为，揽权私用，其行为不堪入目，也不堪在此叙述。
十字军东征和由此引发的文艺复兴，使欧洲的文化界忽然重新发现希腊——罗马的古典世界，其中有自由，有人性，有理性。于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都开始了表面上是为教会服务，实际上却是宣扬古典传统的工作。教堂里面的绘画和广场上的雕刻，主题是宗教，表现的却是真实的人生。一些以朝圣或形容神迹为主题的故事隐含了许多为了信仰而不惜挑战权威的故事。
耶稣基督本人，如果没有后来基督教的扩张，也许只能成为许多先知中的一个。他是没有社会地位的穷人，可是勇敢地指责宗教当权派的荒谬行为，指责他们假充仁慈；他也在庙堂里面鞭打亵渎庙堂的小贩和在庙堂中赌博的人们。当时犹太国已经被罗马征服，但犹太人的律法和礼仪在当地还占有权威地位，他对犹太教当权派的指责被这些人认作是对罗马政权的反抗，要求罗马的总督逮捕耶稣，罪名是他自以为是犹太人的王。但是， 耶稣基督自己说， 我的国在天上，不在人间，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各自分开。
耶稣基督的作为，毋宁说是以直接从上帝得到的启示挑战宗教和政治的权威。这种作风，当然是和天主公教会自以为是政教合一的权威的风气，截然不同。
胡斯至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公教会掌权数百年，在15世纪时，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士终于发出了反抗的声音。
第一波反抗，是今天捷克的胡斯，他是一个神学院出身的学者，眼看着公教会以出卖“赎罪券”聚敛财富，他提出了质问：审判世人的权力，是在上帝，这一权力并没有委托给教会，当然更没有委托给教皇和主教；末日还没有来临之前，也不过是人的教士，怎么有权力预知上帝的判决，而发出免罪的“赎罪券”？而且，上帝的奖惩是按照行为的好坏，怎么可以拿金钱来代替行为，预先购买上帝的赦免？
他的论点——上帝造人，上帝是每个人的神，神和人直接相通，并不需要另外一个人（无论他是教皇还是主教）作为中介——直接地触怒了教会。当地的主教逮捕了胡斯，要他认罪，否则就处以火刑。胡斯在点燃的火堆上还说：“我没有犯错，我的意见都是《圣经》上的教诲。”今天捷克的布拉格广场上，还有胡斯被焚烧的纪念雕塑。
胡斯死了，他提出来的意见却传到了各方。
一百年后，马丁·路德，一个日耳曼教会的教士，也提出同样的主张，写了九十五条疑问，张贴在教会的大门口，质问天主公教会的专擅和对教义的扭曲。
马丁·路德的行为，获得中欧若干日耳曼封君的支持，从那时起，各地不约而同地掀起了宗教改革。在西欧，以瑞士为基地，先后有茨温利和加尔文，最后成为势力庞大的加尔文教派。今天的许多新教教派，其实大多数和加尔文教派有相当的关系。他们主张神和人之间直接交流，经过教会，却不一定经过任何教士个人。人可以从《圣经》中直接接受神的教训，甚至神可以直接启示世人，由世人将这些新的启示再提醒给其他的世人。
加尔文教派和其他新教会，不再隶属于罗马的教会，而是以相当民主的方式，成立由教众支持的地方教会。
另一方面，马丁·路德的教派成为一个日耳曼地区的路德会，其组织和基本的教义，其实和公教会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也有主教和总主教，只不过没有教皇罢了。
依托王权独立的英国教会
英国又是另外一个情形。
英国的国王亨利八世因为个人行为受到公教会的指责，甚至要将其逐出教会之外。这个所谓“排门律”的处罚，在中古时代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被处“排门”的人士不仅不再有朋友，甚至连家人都可能不再理睬他。
亨利八世作为一个国王，认识到英国孤悬于大西洋之外，教会力量鞭长莫及，而且英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些民族百姓多多少少还保持了一些所谓异端的原始信仰，于是，他悍然不理睬教会，在英国自立了一个英国圣公会，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作宗教领袖，和代表政权的英国王权彼此依存，独立于公教秩序之外。 在西欧，尤其在法国南方，也有一群反对公教会的人士，他们成立了胡格诺教派，各自以地方教会独立存在，不再接受公教会的指挥。除了上面这四五个主要的反公教力量以外，欧洲各地有着各种反对公教的小教派，而且多少都和各地的封建领主相互合作，从天主公教会争取独立和自主的权力。
三十年战争时期，站在天主公教会一方的是一批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封君，和他们对抗的却是许多分散在各地的小封君，以及英国、法国的世俗政权。最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承认了各地民族国家的主权，实际上结束了天主公教会独占的局面。因此，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宗教改革，几乎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历史事件。
宗教改革在思想上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天主公教会固然还自认为可以代替上帝发言，也可以代替上帝作许多裁断，可是在公教会以外，有另外半个欧洲，却根据宗教改革的理想，树立起人的思想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两者加上民族国家的出现，是近代文明的几根重要支柱。近代的启蒙运动，其中许多主要的思想都和宗教改革的结果有关，个人获得了思想的自主性，也树立了理性思维的神圣特性。
宗教改革者的群体肖像
小卢卡斯·克拉纳赫
油画 16世纪 40年代
画面中间是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雷德里克一世，他为改革者们提供了支持和庇护。他的左侧是马丁·路德，右侧是菲利普·梅兰克森。1547年，路德去世后一年，查里五世击败弗雷德里克，当选为帝国皇帝。后者便遭监禁，被剥夺了一切封号
亨利八世作为一个国王，
认识到英国孤悬于大西洋之外，
教会力量鞭长莫及……于是，
他悍然不理睬教会，
在英国自立了一个英国圣公会
王安忆：
他们没有旁的经验，以为生命就是这样受苦，所以他们就承受下来，向我们述说着他们的折磨和觉悟。
《我的乡土我的国》
谢宏军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年6月版
哈尔·瓦里安：
当人们过分将注意力集中于短期经济动态时，一本放眼长期经济趋势的书让人精神一振。阿尔特曼对今后二三十年的全球经济趋势做出了预测，分析令人信服。
《全球经济12大趋势》
【美】丹尼尔·阿尔特曼 著
陈杰 等译
中信出版社
2012年7月版
湖上草：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时尚与奢侈品渗透进每一个毛孔的时代，这种生活方式的形成，起始于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开启的宏图大业。
《时尚的精髓：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优雅品位及奢侈生活》
【美】若昂·德让 著
杨冀 译
三联书店
2012年2月版
严博非：
美国人自己永远在那里追问：我们是否民主？是否足够民主？
《不平等的民主》
【美】巴特尔斯 著
方卿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版
“蛮族”入侵时期的罗马帝国
476 年，已经分裂为东西两罗马之一的西罗马帝国解体，“蛮族”雇佣兵的将军们分别割据。这种局面也和汉代衰亡以后的长期混乱有相似之处，不过其过程更为缓慢，很难有明确的断代。
大略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欧洲也有大批的“蛮族”入侵，一拨一拨地进入，分别据有罗马帝国的各处。同时，基督教作为一个地下宗教，在“蛮族”之中广为传播，将这些本来散漫的族群，都容纳到基督教的信仰之内。进入西欧的中古时期，基督教会的权威取代了罗马帝国的世俗政权。
所谓“公教秩序”，不是属于任何一个族群的普世体系，它是一个信仰，也是一种政权。许多散布在各处的“蛮族”族群，被驯化为公教秩序内的各种单元。无论那些“蛮族”的首领自称什么封号，都必须得到教会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这种情况和中国皇帝与儒家思想结合的皇权并不一样，因为儒家的士大夫并没有凌驾皇权的权威，虽然皇权本身也必须靠儒家授予“奉天承运”的合法“天命”。
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将泛希腊文化推广到大部分欧洲地区和部分亚洲地区。在推广过程中，泛希腊文化也演变成“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这一文明系统的“中原”，是地中海外围。
罗马的“中原”——地中海外围，并不是泛希腊文明的中央，而罗马军团征服的地区（大部分偏于东方）也就是旧日亚历山大大帝君临之处。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在罗马帝国衰亡以后，是已经东方化的东罗马在波斯帝国基础上建立的许多地方政权。630 年，伊斯兰教兴起，将这一个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彻底地转变成伊斯兰文明。
基督神权主导下的中欧和西欧
倒是中欧和西欧，并不是罗马帝国主要的发展方向，但在“蛮族”大批入侵的时候，中欧和西欧是“蛮族”分布最多的地方。那些分别占领各地的部落，还是保存了长途战斗和迁徙所形成的好战传统。
同时，他们在基督教的驯化之下，敬拜上帝，对基督教会的公教秩序十分服从，在虔诚的信仰以外，他们并没有机会学习旧日希腊-罗马传统的古典文明。因此，在西欧与中欧，许多所谓异端信仰，也就是当地居民的宗教，和“蛮族”的固有信仰都被编织入基督教会的礼仪之内。例如，冬至的庆祝，转变成耶稣的诞辰；春分的庆祝，转变为耶稣的复活节。
于是，这样的文明其本身的发展受到限制，毕竟公教秩序包含的内容并不十分丰富，乃是一种神权主导的信仰系统，社会伦理和个人品行也都是在礼仪与教规之下，就这样普及于社会，而未必经过思辨的过程。
长期居留在欧洲的“蛮族”，我们一向称之为日耳曼民族，他们进入欧洲以前，原来大多是住在里海、黑海和东北欧的各种印欧民族。在3 世纪至4 世纪，欧亚大陆的各处都有大批人群的移动。我们今日无法完全解释，是什么缘故使这些迁徙的族群离开本乡移往他处。
西欧与中欧的原住居民，其实大部分也是从外面移入的人口。例如，今天的法国地区在罗马时期被称为“高卢”，他们和今天爱尔兰的居民是同一来源，可能是在相当于中国汉初的时候逐步移入欧洲，这些人和中国历史上西域的“塞种人”，大概是同一族类。
这些新来的日耳曼族群，将同样是印欧民族的原居民推到边缘。前后两批新来的居民，共同构造了基督教文明覆盖的底层。
十字军东征与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除了意识形态层面，可能更重要的是经济利益的冲突。伊斯兰文明所聚居的地点，切断了东亚和欧洲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上的利润全被伊斯兰国家垄断——无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陆路，还是经过红海的海路，东方货物进入欧洲，这些国家的王公都赚取了最大的利润，而这些东方物品到了欧洲，价格就十分高昂。长期的经济冲突，终于爆发为以宗教立场为借口的累次十字军东征达二百年之久（ 1096-1291）。
这也使得西欧与中欧的领主和他们的军队，在地中海以东接触了伊斯兰文明，以及东方的图书馆与学校保留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于是，欧洲的居民忽然发现在宗教教条之外，还有那么多值得追寻的知识和那么多不同的想法。这一刺激在欧洲引发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 14 世纪中期至16 世纪末）。
对于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使得中欧与西欧的居民领会到以前没有想到的一些文化因素。比如说，从严谨的逻辑推演出的理性；又比如说，从人性自然涌现的情义。这些新视角将欧洲知识分子带到一个新天地，使他们对公教秩序的教条提出疑异。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创作，延续了希腊时代对理性的追寻，也复活了对人性的欣赏和悲悯情怀。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如达·芬奇，在这两个方向都有令人钦佩的成就。许多歌颂基督教神性的绘画和雕刻，实际上都在表达自然的人体和自然的风景。
有知识的人士，不再满足于公教秩序的教条和礼仪，他们甚至会怀疑这一公教秩序的基本假定是否合理。当他们怀疑到人神之间的关系是否真如公教秩序所说的那样单纯时，公教秩序的基础也就松动了。
教权之外世俗政权的兴起
第一个发生问题的领域，就是日耳曼地方政权的领主。他们本来各自为政，并没有统一，只是个别的臣服于罗马的教廷；他们的封号和政权都必须得到教会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同时，他们对于罗马教廷也必须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奉养这么一个庞大的神权体系。
变化终于发生了。在高卢地区的法兰克人，出现了三代能干的军事领袖。在 732 年，查理·马特领导法兰克联军，击败了经过地中海南岸迂回而上的伊斯兰军队。这次胜利以后，西欧、中欧不再有伊斯兰的威胁。马特的孙子继承父祖的事业，建立了笼罩整个西欧的法兰克王国。公元800 年，罗马教皇把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查理曼大帝。这是公教秩序以外，第一次有一个世俗政权可以与教权并存。今天的一些欧盟国家，还在发行以查理曼大帝头像为装饰的纪念币。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号，从此在欧洲历史上延续下去。 法兰克王国的霸权，在公元962 年转手到中欧的一些日耳曼王公手中，后来是以“选侯”制度，从若干比较有力的部族领主之中，选举一个所谓的神圣罗马皇帝。这个帝号，我常常开玩笑说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皇帝”——只是与神权彼此依附的霸权而已。然而，有这么一个帝号存在，也象征着公教秩序不得不承认世俗政权的存在。
这一个变化，最后引发民族国家的兴起——这是近代文明得以展开的一项重要因素。17 世纪时，中欧的若干民族向教廷挑战，要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经过三十年（1618-1648）的斗争，拥护教廷和反对教廷的力量终于不得不在1648 年于威斯特伐利亚签订了一连串的和约，认可那些反对公教会教廷的地方政权建立自己有主权的民族国家。
“公教秩序”
欧洲中古史是教会统治的历史，基督教逐渐驯化了从各处进入的“蛮族”，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公教秩序”。这是一个超越国界，理论上笼罩全人类的大格局。自称为耶稣大弟子的彼得建立了罗马的教会，而且经过好几次宗教会议，将一些和罗马公教会教义不符的教派都称为异端并且排除在外——从此，罗马教会的教义定于一尊。
教宗——我们俗称为教皇，自以为是彼得的传人，又代表彼得说话，也就是代表耶稣发言的权力；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而且奉神的命令到世间传播唯一信仰真神的宗教。于是，三个弯一转，教宗的意见就等于上帝的意见了。
这是一个神权政治和世俗政权同存，而又凌驾在世俗政权之上的体系。
那些世俗政权，是由“蛮族”部落体制演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帝国之内有大大小小的封君，这些君主基本上都是没有很多知识的武人，他们的属下也并不是专业的文官，不外是一些武将和家中的奴仆转化成的官员。大多数的封君，还必须要依赖教士兼任文官，很多地方的大主教就相当于当地封君的丞相。
这样的神权政治，除了基督教理论以外不会容许其他的思想出现。独断的思想正如独断的信仰，长久演化以后，不会再有自我更新的弹性，而且会依仗政治权力压迫和排除不同的信仰——天主教会对异端的惩罚十分严厉，有任何与公教教义不同的主张，轻者排斥，重者当做罪犯，异议分子不是被压迫得忏悔改过，就是面临死刑。天主教会以为这个有上帝作后盾的铁桶江山会世世代代传下去，而执政者当然更是利用信仰的神圣性掌握权力，滥用权力，胡作非为，揽权私用，其行为不堪入目，也不堪在此叙述。
十字军东征和由此引发的文艺复兴，使欧洲的文化界忽然重新发现希腊——罗马的古典世界，其中有自由，有人性，有理性。于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都开始了表面上是为教会服务，实际上却是宣扬古典传统的工作。教堂里面的绘画和广场上的雕刻，主题是宗教，表现的却是真实的人生。一些以朝圣或形容神迹为主题的故事隐含了许多为了信仰而不惜挑战权威的故事。
耶稣基督本人，如果没有后来基督教的扩张，也许只能成为许多先知中的一个。他是没有社会地位的穷人，可是勇敢地指责宗教当权派的荒谬行为，指责他们假充仁慈；他也在庙堂里面鞭打亵渎庙堂的小贩和在庙堂中赌博的人们。当时犹太国已经被罗马征服，但犹太人的律法和礼仪在当地还占有权威地位，他对犹太教当权派的指责被这些人认作是对罗马政权的反抗，要求罗马的总督逮捕耶稣，罪名是他自以为是犹太人的王。但是， 耶稣基督自己说， 我的国在天上，不在人间，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各自分开。
耶稣基督的作为，毋宁说是以直接从上帝得到的启示挑战宗教和政治的权威。这种作风，当然是和天主公教会自以为是政教合一的权威的风气，截然不同。
胡斯至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公教会掌权数百年，在15世纪时，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士终于发出了反抗的声音。
第一波反抗，是今天捷克的胡斯，他是一个神学院出身的学者，眼看着公教会以出卖“赎罪券”聚敛财富，他提出了质问：审判世人的权力，是在上帝，这一权力并没有委托给教会，当然更没有委托给教皇和主教；末日还没有来临之前，也不过是人的教士，怎么有权力预知上帝的判决，而发出免罪的“赎罪券”？而且，上帝的奖惩是按照行为的好坏，怎么可以拿金钱来代替行为，预先购买上帝的赦免？
他的论点——上帝造人，上帝是每个人的神，神和人直接相通，并不需要另外一个人（无论他是教皇还是主教）作为中介——直接地触怒了教会。当地的主教逮捕了胡斯，要他认罪，否则就处以火刑。胡斯在点燃的火堆上还说：“我没有犯错，我的意见都是《圣经》上的教诲。”今天捷克的布拉格广场上，还有胡斯被焚烧的纪念雕塑。
胡斯死了，他提出来的意见却传到了各方。
一百年后，马丁·路德，一个日耳曼教会的教士，也提出同样的主张，写了九十五条疑问，张贴在教会的大门口，质问天主公教会的专擅和对教义的扭曲。
马丁·路德的行为，获得中欧若干日耳曼封君的支持，从那时起，各地不约而同地掀起了宗教改革。在西欧，以瑞士为基地，先后有茨温利和加尔文，最后成为势力庞大的加尔文教派。今天的许多新教教派，其实大多数和加尔文教派有相当的关系。他们主张神和人之间直接交流，经过教会，却不一定经过任何教士个人。人可以从《圣经》中直接接受神的教训，甚至神可以直接启示世人，由世人将这些新的启示再提醒给其他的世人。
加尔文教派和其他新教会，不再隶属于罗马的教会，而是以相当民主的方式，成立由教众支持的地方教会。
另一方面，马丁·路德的教派成为一个日耳曼地区的路德会，其组织和基本的教义，其实和公教会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也有主教和总主教，只不过没有教皇罢了。
依托王权独立的英国教会
英国又是另外一个情形。
英国的国王亨利八世因为个人行为受到公教会的指责，甚至要将其逐出教会之外。这个所谓“排门律”的处罚，在中古时代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被处“排门”的人士不仅不再有朋友，甚至连家人都可能不再理睬他。
亨利八世作为一个国王，认识到英国孤悬于大西洋之外，教会力量鞭长莫及，而且英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些民族百姓多多少少还保持了一些所谓异端的原始信仰，于是，他悍然不理睬教会，在英国自立了一个英国圣公会，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作宗教领袖，和代表政权的英国王权彼此依存，独立于公教秩序之外。 在西欧，尤其在法国南方，也有一群反对公教会的人士，他们成立了胡格诺教派，各自以地方教会独立存在，不再接受公教会的指挥。除了上面这四五个主要的反公教力量以外，欧洲各地有着各种反对公教的小教派，而且多少都和各地的封建领主相互合作，从天主公教会争取独立和自主的权力。
三十年战争时期，站在天主公教会一方的是一批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封君，和他们对抗的却是许多分散在各地的小封君，以及英国、法国的世俗政权。最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承认了各地民族国家的主权，实际上结束了天主公教会独占的局面。因此，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宗教改革，几乎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历史事件。
宗教改革在思想上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天主公教会固然还自认为可以代替上帝发言，也可以代替上帝作许多裁断，可是在公教会以外，有另外半个欧洲，却根据宗教改革的理想，树立起人的思想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两者加上民族国家的出现，是近代文明的几根重要支柱。近代的启蒙运动，其中许多主要的思想都和宗教改革的结果有关，个人获得了思想的自主性，也树立了理性思维的神圣特性。
宗教改革者的群体肖像
小卢卡斯·克拉纳赫
油画 16世纪 40年代
画面中间是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雷德里克一世，他为改革者们提供了支持和庇护。他的左侧是马丁·路德，右侧是菲利普·梅兰克森。1547年，路德去世后一年，查里五世击败弗雷德里克，当选为帝国皇帝。后者便遭监禁，被剥夺了一切封号
亨利八世作为一个国王，
认识到英国孤悬于大西洋之外，
教会力量鞭长莫及……于是，
他悍然不理睬教会，
在英国自立了一个英国圣公会
王安忆：
他们没有旁的经验，以为生命就是这样受苦，所以他们就承受下来，向我们述说着他们的折磨和觉悟。
《我的乡土我的国》
谢宏军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年6月版
哈尔·瓦里安：
当人们过分将注意力集中于短期经济动态时，一本放眼长期经济趋势的书让人精神一振。阿尔特曼对今后二三十年的全球经济趋势做出了预测，分析令人信服。
《全球经济12大趋势》
【美】丹尼尔·阿尔特曼 著
陈杰 等译
中信出版社
2012年7月版
湖上草：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时尚与奢侈品渗透进每一个毛孔的时代，这种生活方式的形成，起始于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开启的宏图大业。
《时尚的精髓：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优雅品位及奢侈生活》
【美】若昂·德让 著
杨冀 译
三联书店
2012年2月版
严博非：
美国人自己永远在那里追问：我们是否民主？是否足够民主？
《不平等的民主》
【美】巴特尔斯 著
方卿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