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常带她去大学的露天电影院看电影。开演前几分钟,她跑去买冰棒。买好了一回头,所有的灯都灭了,墨黢黢场上,无数黑压压的人头和背。试着向记忆里的方向走几步,全没有相关线索。一急,她带着哭腔大喊,“爸……”顿时无数此起彼落的应答和笑声,十七八岁的大学生们,在占她便宜。她都快放声大哭了,父亲从人群里挤出来,微蹲身把她一牵。
　　有段时间,她不大肯喊父亲。岁月承平,没有革命也没有战争,青春的天然别扭全投到身边至爱的人身上。跟家里人说话,老有种气鼓鼓的味道。一次为什么事,迫不得已要去父亲办公室找他。脚步踩在木地板上,激起巨大回声,她噤声不敢动。有人过来问她找谁,她一时混乱不堪,“我……”是该说“我爸”还是父亲的名字?就噎住了。
　　有父亲同事过来,是她该喊叔叔的,却死撑着只当不曾看见。那人道,“胡老师在的呀,你喊一声。”喊?像小孩一样大叫“爸爸”?在这安静窒人而端肃的成人世界?太羞人了。
　　忘了是什么事这么着急,不能再等下去,她只得小声小气叫一声,“爸……”声音像飞不起来的鸟,到半途就折翼跌落。连隔壁办公室的人也没回过头来。
　　脚步却匆匆响起,父亲从上一层楼急急跑下来。
　　时光是冷酷的跷跷板。她一天一天走向生命之巅,也就是父母缓慢地退场。她一直天真、糊涂、不大谙世事,父亲总说她长不大,说她到八十岁,还会是父母眼里的小孩。她却没想到,自己没那福分。
　　一昼夜的仓促,已足够决定生死了。
　　早上七点,刚吃完早餐的父亲突然呕吐;八点,他独自到医院打针;上午十点,她去医院看父亲,一眼看见殷红的血,正一点一滴输入父亲血管;中午,父亲转入危重病房;下午,她和姐妹们,把隐瞒已久的父亲病情向母亲合盘托出;傍晚,身为医生的二姐,听完主治医生的最后陈述,极力克制、尽量冷静地说,“是,我们选择不手术。”——早在三个月前,已经知道手术的徒劳。
　　而仍然一无所知的父亲,还在病房里,打听她北京的新居,絮絮叮嘱细节。父亲周身插满管子,每一根里面都是一个生的希望。他只觉不耐,说这针怎么总也打不完,屡屡想要调快点甚至拔下来。她连忙安抚父亲,“房子装修好了,你和妈去住一段时间吧。”父亲想一想,“等明年春天吧。”
　　夜深了,父亲渐渐睡过去。她宁愿相信这是睡,而不是时断时续的昏迷。第二天凌晨七点,父亲恍惚地醒一下,嘟哝几句,口齿已经很不清了,却都听得懂,是让在他身边守了彻夜的女儿们去休息。
　　八点,医生过来,喊父亲“胡老师”,父亲眼皮动一动,是残存的一点意识;八点半,再喊他“胡老师”,没反应;喊名字,也没有。
　　她倾身上前,轻轻叫一声:“爸,爸,你听见了吗?”
　　父亲的头,微微向她的方向动一下,嘴里含混地“唔”一声。
　　这是父亲给世界留下的最后声音。而血压计上的指数,一格一格跌落……八点五十三分,医生关掉了所有仪器。
　　深冬时节,她上班。看见门外有灰灰的微光——终一生,她都是孤儿了,天气与心态,一般悲凉。出门才看清是落雪,已经来不及,踩在雪后成冰的台阶上,一跤滑倒,“哎呀”一声。分明是叫天天不应,她却听见耳侧有低微的一声“嗯”,跟父亲临终前的那一声完全一样。
　　刹时间,她跪在冰冷污脏的雪地里,泪如雨下。
　　 这就是父亲为她留下的全部了。这一生,风来雨往,俯里仰里,她都知道,父亲会在遥远的地方,回应她。她只做了父亲三十年的女儿,而父亲的疼爱和宠眷,却会长长久久地伴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