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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有关宏观经济理论所知，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整个社会消费的因素之一。基于抚养系数假说，实证分析了福建省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会对社会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少儿抚养系数的下降会抑制社会消费的增长，老年抚养系数的上升会抑制社会消费的增长。
关键词：福建省；人口年龄结构；社会消费 ；抚养系数
中图分类号：C924.2，F12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6）01-0060-06
一、前言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为消费、投资和出口贸易，即使增加了第四架马车即创新，消费需求也是我国实行经济平稳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人口作为基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其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程度水平、城乡结构、规模水平等方面对一国经济发展会产生很大影响。
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人口增长会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论调以来，国外学者对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很多研究。总的说来，这些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可以概括为人口悲观论、人口乐观论以及适度人口论。人口悲观论者始终认为不断增长的人口会抑制社会经济发展，人口乐观论者认为人口增长会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有利的影响，适度人口论者则认为人口规模应该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以期人口规模与社会的经济发展可以相互适应。20世纪末，东亚增长奇迹一度成为西方人口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通过研究都得出相似的结论，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引致的人口红利效应是东亚经济增长奇迹背后不容忽视的力量。Feng， Wang 和 Mason 在 2005 年进一步研究了人口红利，并提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通过两个作用机制实现的：即结构效应和行为效应。结构效应也被称作“第一人口红利”，而人们把行为效应称为“第二人口红利”。[1]
人口红利的研究起源于国外，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研究则起步较晚，但目前来看也取得丰硕的成果。首先涉及的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得益于人口转变，是否存在人口红利效应方面的研究。其次涉及的是通过人口预测，判断我国人口红利时期何时转向人口负债，也就是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探讨，但结论不一，地区差异显著。然后涉及的是人口红利效应的机制研究，即分析了人口结构对劳动供给、储蓄、消费、投资、城乡收入、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影响。[2]
对于福建省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不少学者做了研究。吴九香（2012）提出福建省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均GDP增长伴随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当前老龄化问题显现、人口红利时期出现。适度调整生育政策，推迟退休年龄，积极扩大就业促进创业，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人口与经济和谐[2]。李景成，张文棋，林敏，等（2013）运用福建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相关统计资料，利用中国人口预测软件（CPPS）对福建省2013-2030年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预测，并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福建省劳动人口供给、储蓄及消费的影响[3]。刘小兰（2014）在绝对收入消费函数理论基础上建模分析得到结论：当人口老年化程度增加1单位时，标准消费将会降低22.896单位，标准消费水平与老年人口比重呈负相关，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降低标准消费水平[4]。何鹤雄（2014）对福建省各年龄层人口数进行预测，提出其人口红利将于2030年左右趋于结束，目前人口红利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准，但是省内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和人口红利状况不均衡。重点分析了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储蓄和消费等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5]刘小兰（2014）在Leff模型基础上，运用福建省三十多年来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人口红利变动与居民储蓄水平正相关，同时，人口红利变动通过作用于居民储蓄水平进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6]。李中斌、王灿雄、李莉（2016）以福建省1995-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以老年人口比重作为衡量人口结构变化的指标实证分析了其对储蓄率、消费规模、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会拉低福建城镇居民消费需求[7]。
根据以上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影响社会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福建省人口年龄结构对其经济的影响结论不一。笔者以抚养系数假说为基础，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福建省社会消费水平的影响。
二、福建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情况与社会消费水平的变动情况分析
1.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情况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利用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来衡量。抚养系数又称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之比。非劳动年龄人口指14周岁及以下（即少儿）和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即老人）；劳动年龄人口指15～64周岁人口。总抚养系数为少儿抚养系数与老年抚养系数之和。少儿抚养系数是指0～14 周岁人口占15～64 周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老年抚养系数是指65 周岁以上人口占15～64 周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
从少儿抚养比来看，1990年，福建省为49.13%，高于全国的41.5%。此后逐年较大幅度的递减，到2010年为20.18%，低于同年全国的22.3%。而后逐年微弱幅度上升至2014年的21.3%，仍然低于全国同年的22.5%。
从老年抚养比来看，1990年，福建省为7.86%，低于全国的8.3%。此后波动中呈上升趋势，到2014年上升为11.1%低于全国的13.7%。
总体来看，由于少儿抚养系数下降趋势较快，老年抚养系数呈现小幅波动状态，因此福建省总抚养系数保持了与其少儿抚养系数一致的趋势，总抚养系数逐年下降。1990年，福建省总抚养系数为56.99%，比全国总抚养系数高7.19%。此后福建总抚养系数波动中呈下降趋势，2010年下降到最小值仅为30.48%，而后四年又逐年回升到2014年的32.4%，比全国总抚养系数低3.8%。 福建省抚养系数的这种变化趋势究其原因要归结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医疗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寿命在不断提高，人口死亡率波动呈下降趋势，福建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人口死亡率为6.31‰，2010年下降到历史最低为5.16‰，之后逐年有缓慢上涨之势，2014达到6.2‰。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推进，少生、优生的生育理念也在不断普及，福建省人口出生率从1978年的25.35‰波动中下降到2014年的13.7‰。妇女总和生育率多年来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按此趋势，未来少儿人口比重将处于较低水平，而老年人数将会大量增加，出现“未富先老”的窘境。不过由于政府已经意识到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严重所带来的很多问题，因此政府逐步调整了生育政策，在实行双独二胎政策多年后，在2013年11月底又出台了单独二胎政策，继而在2016年1月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权，这些政策的实施将会提高生育率，出生人口数将会增加不少，期望能够有效缓解社会老龄化现象。
2.社会消费水平的变动情况分析
社会消费水平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衡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
图2所示，1990年福建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07.74亿元，此后每年双位数正增长，除了2001年仅较上年增长了9.2%，到2014年数值达到9346.74亿元。在20世纪90年代，福建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长率波幅较大，从1990年的2.7%逐年提高到1994年的34.9%，此后年增长率开始下滑到2001年的9.2%。而后开始波动中小幅攀升到2010年的18.5%，接着又开始逐年下滑到2014年的12.9%。说明在“十二五”期间，福建省市场销售增速不断下滑，如何抑制社会消费水平增速的下滑之势，如何解决经济上的内忧外患，政府应该引起相当的重视，推行各种拉动内需的政策。其中政府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希望能够推动社会消费水平的大幅度增长。
三、人口年龄结构对福建省社会消费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设定
为了定量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福建省社会消费水平的影响，笔者采用福建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设定被解释变量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增长率（RC），解释变量有老年抚养系数（RO）和少儿抚养系数（RY）。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可知影响社会消费的因素还有很多，因此解释变量还设定了公共财政支出年增长率（RPE）和人均GDP年增长率（RAGDP）。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存在，对各个变量取对数，建立模型如下：
2.回归分析
因文章所涉及的时间变量有可能是非平稳的，若不检验就进行回归分析，有可能出现伪回归。所以首先需运用ADF单位根方法对其平稳性进行检验，若这些变量为非平稳变量，则需要进行差分变换，然后再进行检验。上述5个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知，这5个变量在三种显著水平上都是非平稳变量，而DLNRC、DLNRAGDP、DLNRPE、DLNRO、DLNRY的ADF值小于1%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这5个变量一阶差分后的数据都是稳定的I（1）时间序列，可以对这些变量做回归分析。
运用EVIEWS7.2软件，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的结果如下：
由以上指标数据来看，该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度较差，回归方程不显著，公共财政支出增长率及少儿抚养比率两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不显著，且公共财政支出的符号为负与经济理论相违背，且模型存在序列相关。因此，根据显示的D.W.统计量值，引入随机干扰项的1阶自回归项即AR（1），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得到结果如下：
明显这个回归模型优化很多，但是公共财政支出和老年抚养系数两个解释变量的t检验值仍然不显著，剔除这两个解释变量再做回归分析得到最终的回归方程如下：
根据R2的值可以看出该方程拟合度很高，根据t检验值和F检验值来看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都很显著。根据样本容量和解释变量数目查D.W.分布表，得到临界值dL=1.10，dU=1.66，然后计算得到该模型的D.W.值1.983在dU 3.协整检验
通过上面的平稳性检验，我们得知各序列之间可能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因此，可以应用约翰森方法进一步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约翰森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中的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在95%置信水平上存在着2个长期稳定关系。根据研究目的选取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方程式为：
LNRC=0.245LNRAGDP+0.769LNRPE-0.141LNRO+0.425LNRY
以上协整方程表明，长期来看人均GDP增长率上升1个百分点，就会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0.245个百分点，说明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带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公共财政支出增长率上升1个百分点，就会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0.769个百分点，说明公共财政支出增加，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人们才敢减少储蓄勇于消费，社会消费水平才会随之提升。少儿抚养系数上升1个百分点，就会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0.425个百分点，说明家庭小孩多，消费开支加大，整个社会消费随之提升。老年抚养系数上升1个百分点，就会降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0.141个百分点，说明老年人增多，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家庭的储蓄倾向提高，从而减少消费，抑制社会消费的增长。 4.格兰杰因果检验
根据上面的协整检验结果发现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验证。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各变量的最优滞后阶数为3，对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结果显示，这六个变量之间大多数都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仅显示，LNRC是LNRAGD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社会消费的变动必然带动人均GDP水平的变动。LNRAGDP是LNRPE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人均GDP的变动必然带动公共财政支出的变动。LNRC是LNRPE的格兰杰原因，说明社会消费的变动必然带动公共支出的变动。LNRO是LNRY的格兰杰原因，说明老年抚养系数的变动引起少儿抚养系数的变动。
四、结论与建议
笔者在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福建省1990年至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消费的影响。从模型检验结果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人均GDP年增长率的上升将会推动社会零售消费额年增长率的提高，少儿抚养系数的下降伴随的是社会消费增长乏力。从模型检验结果来看，财政公共支出年增长率和老年抚养系数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增长率的作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财政支出中对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不足，福建家庭在做消费决策时一般较少考虑此项因素。而福建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较少，1990年为5%，2000年为6.7%，2010年为7.9%，步入国际标准所规定的人口老龄化时期，2014年为8.38%，正如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所言，目前福建省还在人口红利期，因此在统计上老年抚养系数对社会消费的影响还不是很显著。但从协整检验结果来看，财政支出年增长率与社会消费零售额年增长率存在长期的正相关稳定关系，老年抚养系数与社会消费零售额年增长率存在长期的负相关稳定关系，说明财政支出的增长促使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进而带动社会消费的增长，而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严重会抑制社会消费的增长。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来看，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从实证结果显示，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会对社会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少儿抚养系数的下降会抑制社会消费的增长，老年抚养系数的攀升会抑制社会消费的增长。因此，政府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明智之举，不仅能调节男女比例失衡问题，并且能提高生育率，增加少儿比例，可以很大程度刺激家庭消费，能够有效抑制社会消费增长的下滑。而且还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很大程度分摊政府的养老支出。就目前来看，70后和80后是生育主力军，但他们的生育意愿不强，因此政府应该在生育假期制度、二胎补贴制度、义务教务制度、个人税收制度等方面做合理的调整，尽可能降低家庭生孩子、养孩子的成本，鼓励和支持再生育。
虽然福建省2010年才开始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较全国来看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还算低，其负面的影响还有限，但是我们应该开始充分重视这个问题了。首先，政府必须逐步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具体而言，要加快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探索多渠道的养老金筹措方式，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提高养老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合理设置缴费费率水平等，这样才能保障老年人口持久收入的提高，进而保障他们充足的消费。其次，要充分发挥“银发经济”。一方面适当延迟退休，充分利用老年人口的技术和经验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另辟蹊径，寻找新的投资方式，比如，健康、社会保健和科技有关的行业，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又是创造新就业岗位和经济增长的重大机遇。
参考文献：
[1]陈燕华.广东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分析[D].广东：暨南大学，2014.
[2]吴九香.福建省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9）.
[3]李景成，张文棋，林敏，等.福建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及经济效应探析 [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3，（5）.
[4]刘小兰.福建省人口结构老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3）.
[5]何鹤雄.结构转变下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福建省为例[D].厦门大学，2014.
[6]刘小兰.人口红利转变对居民储蓄水平影响的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7]李中斌，王灿雄，李莉.福建省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
关键词：福建省；人口年龄结构；社会消费 ；抚养系数
中图分类号：C924.2，F12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6）01-0060-06
一、前言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为消费、投资和出口贸易，即使增加了第四架马车即创新，消费需求也是我国实行经济平稳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人口作为基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其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程度水平、城乡结构、规模水平等方面对一国经济发展会产生很大影响。
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人口增长会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论调以来，国外学者对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很多研究。总的说来，这些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可以概括为人口悲观论、人口乐观论以及适度人口论。人口悲观论者始终认为不断增长的人口会抑制社会经济发展，人口乐观论者认为人口增长会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有利的影响，适度人口论者则认为人口规模应该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以期人口规模与社会的经济发展可以相互适应。20世纪末，东亚增长奇迹一度成为西方人口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通过研究都得出相似的结论，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引致的人口红利效应是东亚经济增长奇迹背后不容忽视的力量。Feng， Wang 和 Mason 在 2005 年进一步研究了人口红利，并提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通过两个作用机制实现的：即结构效应和行为效应。结构效应也被称作“第一人口红利”，而人们把行为效应称为“第二人口红利”。[1]
人口红利的研究起源于国外，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研究则起步较晚，但目前来看也取得丰硕的成果。首先涉及的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得益于人口转变，是否存在人口红利效应方面的研究。其次涉及的是通过人口预测，判断我国人口红利时期何时转向人口负债，也就是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探讨，但结论不一，地区差异显著。然后涉及的是人口红利效应的机制研究，即分析了人口结构对劳动供给、储蓄、消费、投资、城乡收入、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影响。[2]
对于福建省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不少学者做了研究。吴九香（2012）提出福建省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均GDP增长伴随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当前老龄化问题显现、人口红利时期出现。适度调整生育政策，推迟退休年龄，积极扩大就业促进创业，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人口与经济和谐[2]。李景成，张文棋，林敏，等（2013）运用福建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相关统计资料，利用中国人口预测软件（CPPS）对福建省2013-2030年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预测，并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福建省劳动人口供给、储蓄及消费的影响[3]。刘小兰（2014）在绝对收入消费函数理论基础上建模分析得到结论：当人口老年化程度增加1单位时，标准消费将会降低22.896单位，标准消费水平与老年人口比重呈负相关，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降低标准消费水平[4]。何鹤雄（2014）对福建省各年龄层人口数进行预测，提出其人口红利将于2030年左右趋于结束，目前人口红利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准，但是省内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和人口红利状况不均衡。重点分析了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储蓄和消费等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5]刘小兰（2014）在Leff模型基础上，运用福建省三十多年来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人口红利变动与居民储蓄水平正相关，同时，人口红利变动通过作用于居民储蓄水平进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6]。李中斌、王灿雄、李莉（2016）以福建省1995-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以老年人口比重作为衡量人口结构变化的指标实证分析了其对储蓄率、消费规模、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会拉低福建城镇居民消费需求[7]。
根据以上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影响社会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福建省人口年龄结构对其经济的影响结论不一。笔者以抚养系数假说为基础，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福建省社会消费水平的影响。
二、福建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情况与社会消费水平的变动情况分析
1.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情况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利用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来衡量。抚养系数又称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之比。非劳动年龄人口指14周岁及以下（即少儿）和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即老人）；劳动年龄人口指15～64周岁人口。总抚养系数为少儿抚养系数与老年抚养系数之和。少儿抚养系数是指0～14 周岁人口占15～64 周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老年抚养系数是指65 周岁以上人口占15～64 周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
从少儿抚养比来看，1990年，福建省为49.13%，高于全国的41.5%。此后逐年较大幅度的递减，到2010年为20.18%，低于同年全国的22.3%。而后逐年微弱幅度上升至2014年的21.3%，仍然低于全国同年的22.5%。
从老年抚养比来看，1990年，福建省为7.86%，低于全国的8.3%。此后波动中呈上升趋势，到2014年上升为11.1%低于全国的13.7%。
总体来看，由于少儿抚养系数下降趋势较快，老年抚养系数呈现小幅波动状态，因此福建省总抚养系数保持了与其少儿抚养系数一致的趋势，总抚养系数逐年下降。1990年，福建省总抚养系数为56.99%，比全国总抚养系数高7.19%。此后福建总抚养系数波动中呈下降趋势，2010年下降到最小值仅为30.48%，而后四年又逐年回升到2014年的32.4%，比全国总抚养系数低3.8%。 福建省抚养系数的这种变化趋势究其原因要归结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医疗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寿命在不断提高，人口死亡率波动呈下降趋势，福建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人口死亡率为6.31‰，2010年下降到历史最低为5.16‰，之后逐年有缓慢上涨之势，2014达到6.2‰。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推进，少生、优生的生育理念也在不断普及，福建省人口出生率从1978年的25.35‰波动中下降到2014年的13.7‰。妇女总和生育率多年来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按此趋势，未来少儿人口比重将处于较低水平，而老年人数将会大量增加，出现“未富先老”的窘境。不过由于政府已经意识到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严重所带来的很多问题，因此政府逐步调整了生育政策，在实行双独二胎政策多年后，在2013年11月底又出台了单独二胎政策，继而在2016年1月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权，这些政策的实施将会提高生育率，出生人口数将会增加不少，期望能够有效缓解社会老龄化现象。
2.社会消费水平的变动情况分析
社会消费水平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衡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
图2所示，1990年福建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07.74亿元，此后每年双位数正增长，除了2001年仅较上年增长了9.2%，到2014年数值达到9346.74亿元。在20世纪90年代，福建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长率波幅较大，从1990年的2.7%逐年提高到1994年的34.9%，此后年增长率开始下滑到2001年的9.2%。而后开始波动中小幅攀升到2010年的18.5%，接着又开始逐年下滑到2014年的12.9%。说明在“十二五”期间，福建省市场销售增速不断下滑，如何抑制社会消费水平增速的下滑之势，如何解决经济上的内忧外患，政府应该引起相当的重视，推行各种拉动内需的政策。其中政府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希望能够推动社会消费水平的大幅度增长。
三、人口年龄结构对福建省社会消费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设定
为了定量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福建省社会消费水平的影响，笔者采用福建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设定被解释变量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增长率（RC），解释变量有老年抚养系数（RO）和少儿抚养系数（RY）。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可知影响社会消费的因素还有很多，因此解释变量还设定了公共财政支出年增长率（RPE）和人均GDP年增长率（RAGDP）。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存在，对各个变量取对数，建立模型如下：
2.回归分析
因文章所涉及的时间变量有可能是非平稳的，若不检验就进行回归分析，有可能出现伪回归。所以首先需运用ADF单位根方法对其平稳性进行检验，若这些变量为非平稳变量，则需要进行差分变换，然后再进行检验。上述5个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知，这5个变量在三种显著水平上都是非平稳变量，而DLNRC、DLNRAGDP、DLNRPE、DLNRO、DLNRY的ADF值小于1%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这5个变量一阶差分后的数据都是稳定的I（1）时间序列，可以对这些变量做回归分析。
运用EVIEWS7.2软件，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的结果如下：
由以上指标数据来看，该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度较差，回归方程不显著，公共财政支出增长率及少儿抚养比率两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不显著，且公共财政支出的符号为负与经济理论相违背，且模型存在序列相关。因此，根据显示的D.W.统计量值，引入随机干扰项的1阶自回归项即AR（1），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得到结果如下：
明显这个回归模型优化很多，但是公共财政支出和老年抚养系数两个解释变量的t检验值仍然不显著，剔除这两个解释变量再做回归分析得到最终的回归方程如下：
根据R2的值可以看出该方程拟合度很高，根据t检验值和F检验值来看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都很显著。根据样本容量和解释变量数目查D.W.分布表，得到临界值dL=1.10，dU=1.66，然后计算得到该模型的D.W.值1.983在dU
通过上面的平稳性检验，我们得知各序列之间可能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因此，可以应用约翰森方法进一步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约翰森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中的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在95%置信水平上存在着2个长期稳定关系。根据研究目的选取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方程式为：
LNRC=0.245LNRAGDP+0.769LNRPE-0.141LNRO+0.425LNRY
以上协整方程表明，长期来看人均GDP增长率上升1个百分点，就会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0.245个百分点，说明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带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公共财政支出增长率上升1个百分点，就会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0.769个百分点，说明公共财政支出增加，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人们才敢减少储蓄勇于消费，社会消费水平才会随之提升。少儿抚养系数上升1个百分点，就会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0.425个百分点，说明家庭小孩多，消费开支加大，整个社会消费随之提升。老年抚养系数上升1个百分点，就会降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0.141个百分点，说明老年人增多，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家庭的储蓄倾向提高，从而减少消费，抑制社会消费的增长。 4.格兰杰因果检验
根据上面的协整检验结果发现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验证。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各变量的最优滞后阶数为3，对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结果显示，这六个变量之间大多数都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仅显示，LNRC是LNRAGD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社会消费的变动必然带动人均GDP水平的变动。LNRAGDP是LNRPE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人均GDP的变动必然带动公共财政支出的变动。LNRC是LNRPE的格兰杰原因，说明社会消费的变动必然带动公共支出的变动。LNRO是LNRY的格兰杰原因，说明老年抚养系数的变动引起少儿抚养系数的变动。
四、结论与建议
笔者在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福建省1990年至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消费的影响。从模型检验结果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人均GDP年增长率的上升将会推动社会零售消费额年增长率的提高，少儿抚养系数的下降伴随的是社会消费增长乏力。从模型检验结果来看，财政公共支出年增长率和老年抚养系数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增长率的作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财政支出中对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不足，福建家庭在做消费决策时一般较少考虑此项因素。而福建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较少，1990年为5%，2000年为6.7%，2010年为7.9%，步入国际标准所规定的人口老龄化时期，2014年为8.38%，正如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所言，目前福建省还在人口红利期，因此在统计上老年抚养系数对社会消费的影响还不是很显著。但从协整检验结果来看，财政支出年增长率与社会消费零售额年增长率存在长期的正相关稳定关系，老年抚养系数与社会消费零售额年增长率存在长期的负相关稳定关系，说明财政支出的增长促使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进而带动社会消费的增长，而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严重会抑制社会消费的增长。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来看，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从实证结果显示，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会对社会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少儿抚养系数的下降会抑制社会消费的增长，老年抚养系数的攀升会抑制社会消费的增长。因此，政府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明智之举，不仅能调节男女比例失衡问题，并且能提高生育率，增加少儿比例，可以很大程度刺激家庭消费，能够有效抑制社会消费增长的下滑。而且还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很大程度分摊政府的养老支出。就目前来看，70后和80后是生育主力军，但他们的生育意愿不强，因此政府应该在生育假期制度、二胎补贴制度、义务教务制度、个人税收制度等方面做合理的调整，尽可能降低家庭生孩子、养孩子的成本，鼓励和支持再生育。
虽然福建省2010年才开始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较全国来看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还算低，其负面的影响还有限，但是我们应该开始充分重视这个问题了。首先，政府必须逐步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具体而言，要加快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探索多渠道的养老金筹措方式，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提高养老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合理设置缴费费率水平等，这样才能保障老年人口持久收入的提高，进而保障他们充足的消费。其次，要充分发挥“银发经济”。一方面适当延迟退休，充分利用老年人口的技术和经验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另辟蹊径，寻找新的投资方式，比如，健康、社会保健和科技有关的行业，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又是创造新就业岗位和经济增长的重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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