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个非常奇怪的时代，一方面，它的政治构架是向西方学习的，行政、立法、司法一样不缺；另一方面那个时代又不讲规则，盛行政治谋杀，宋教仁案、史量才案、邓铿案都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暗杀案。
　　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的时候，国民党并没有完全统一中国，清政权还拥有整个北方。袁世凯应南方政府的要求以清廷内阁总理的身份逼清帝退位，这才有了形式上的南北统一。袁世凯这样做有自己的私心，那就是南方政权答应事成之后让他做民国总统。不过，国民党人知道，袁世凯跟自己不是一路人，于是使出两招：一是要求袁世凯定都南京，以便随时看守袁世凯政权的一举一动；二是希望改原来的总统制为内阁制，让总理掌握实权。1913年3月，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获胜。3月20日晚10点40分，其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吴铁城、居正、廖仲恺等人陪同下，来到沪宁车站检票口，准备登上开往南京的沪宁快车，就任民国政府内阁总理。此时，从他身后窜出一个矮壮汉子向他开枪，宋教仁的身子晃了一下，踉跄了几步，倏地扑在铁栏杆上。众人立即将其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救治，因为失血过多，两天之后宋教仁气绝身亡。后来查明，暗杀宋教仁的是应桂馨、武士英，而这两个人又是受袁世凯的心腹赵秉均指使。袁世凯是个视权如命的人，他不甘心自己的权力被分解，更不甘心自己的施政行为受到即将成立的内阁的约束，与赵秉钧一起策划了这起暗杀案。
　　袁世凯死后，清政权的残余势力辉煌不再，走上政治前台的国民党并没有摆脱袁世凯式的阴谋施政方式，依然用暗杀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自己的政治对手，将民国官场弄得乌烟瘴气。史量才是《申报》老板，《申报》最大的特色是敢于对权力进行监督。其发表的《“剿匪”与“造匪”》一文这样说：“枪口不以对外而以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而走险之人民，正如杨杏佛所言：‘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对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则竟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吾人所不能解者也。”1931年12月17日上午9时，在南京的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安庆、苏州、济南等地学生及南京各校学生共3万余人，由中央大学出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联合总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下决心抗日。国民党南京警备师二旅武装士兵，挥舞大棒和刺刀，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肆屠杀，造成30多名学生被刺杀，100多名学生受伤，60多人被捕，此即“珍珠桥惨案”。珍珠桥惨案发生后，《申报》不顾禁令如实报道，并发表《学生爱国运动平议》，称学生“其情则可愿，其行则可敬，其艰苦卓绝之泣血呼吁，则可歌可泣”，“充分显示我古国之民族精神尚未死尽”。对《申报》的舆论监督，蒋介石非常不满，1932年8月，他曾下令“禁止邮送”该报，禁邮35天才允许其再度出版。某次，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他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则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看到史量才软硬不吃，蒋介石心里极其不爽，1934年11月，他派军统特务将史量才暗杀在沪杭道上。
　　陈炯明是老同盟会员，治理广东也有一定成效，但他在对待不听话的下属方面与老蒋如出一辙。邓铿是粤军参谋长，陈炯明曾经对其很信任，但因为其说过陈炯明有二心，陈炯明当政不是广东之福这类话，因此受到陈的忌恨。1922年3月中旬，当陈炯明得知邓铿要去香港办事，派人在邓回来的路上将其暗杀。
　　在一个法治社会，除了特定情形，比如战争等等，非经法定审判不能杀人，暗杀本质上等于杀人，必须受到法律追究。而在民国时代，手握重权的人暗杀了别人，一点事儿也没有，官照做，权照用，福照享，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民国的暗杀政治留下了深深的后遗症，第一，它使某些胆小的官场中人一切以上级的意志为行事准则，敷衍、苟且、不负责任。民国时不知政事为何物，只知捞钱捞女人的饭桶官员比比皆是，张宗昌、范绍增就是其中的代表。第二，它诱使某些相对胆大的官员通过武力与上级分庭抗礼，这就导致民国地方军阀林立、各自为政，比如山西有阎锡山，四川有刘文辉，云南有龙云，广西有李宗仁、白崇禧，而在一个号令不一的社会很难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国后期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固然有战争的因素，但也与民国时代地方军阀各行其是密切有关。
　　暗杀是同盟会、光复会对付晚清政府的政治遗产，它在前期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在民国成立后成为政治的一种毒瘤，使其时的中国离法治之路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