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中华遗嘱库发布《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18年度）》。其中显示，2013-2018年，我国立遗嘱者平均年龄呈年轻化趋势，从77.43 岁下降到71.26岁。特别是61～70 岁的低龄老人，立遗嘱的意识比高龄老人更强，目前这一比例为40.55%，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专家分析认为，这是人们对于生死观念的转变所致。

风俗在变，人们越来越不避讳谈死亡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表示，在人口老龄化速度日益加快的情况下，低龄老人往往在立遗嘱方面的观念更超前。厦门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戴小力认为，当今的初老人群以及年轻人，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受传统观念影响越来越小，对于遗嘱和死亡问题表现得越来越开放。
　　对于年轻人立遗嘱的现象，有评论指出：“立遗嘱年轻化是一种社会进步。中国人向来忌讳‘死’这个字眼，哪怕是同音的‘4’都被认为不吉利。中华民族重视家庭和亲情，这也让我们对死亡产生了逃避心态。立遗嘱的普遍化和年轻化首先说明了我们不再忌讳死亡。”
　　也有评论认为：“从事后纠纷到事前控制，防范意识的提高说明法制观念的增强。身处高速发展变化的时代，职场竞争的压力加剧，影响生活和生存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总是让人有种‘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的感觉。为了解决后顾之忧，让自己辛勤所得在如有万一的情况下能有一个理想的归宿，避免日后产生经济纠纷，从法律程序上做好安排，这也是人们法制观念增进的表现。”

立遗嘱的年轻人多为高学历、高收入群体

　　年纪轻轻就立遗嘱的，多为高学历、高收入人群。江苏省无锡市锡城公证处公证员高勇介绍了个案例：“我们目前做的遗嘱公证中，最年轻的两个当事人分别是1995年和1997年出生的，她们都是长期生活在国外，而国内的财产种类比较多，数量也比较大。所以她们提前做好了财产后期处理的公证。”
　　此前，广东省佛山公证处2016年的一项统计显示，60岁以下立遗嘱者占比从2015年的10%增加至13.5%，其中40～50岁人群的比例从2015年的4%增加至4.5%。增加的人中大多是已经有了孩子的70后“成功人士”。广东省公证协会做的一项抽样调查发现，立遗嘱的90后人群以白领居多。
　　广东省公证协会副秘书长周耀英表示：“现在年轻白领一族财产较多。我国4个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中，不少年轻人起点较高，初入社会就从事高薪行业，也有一些年轻人通过创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工作和生活压力促使年轻人立遗嘱

　　周耀英说：“然而在财富的背后，是这些年轻精英们要比同龄人付出更多的努力，牺牲更多的休息时间，消耗着自身的精力、健康，甚至生命风险在悄然逼近。一些选择立遗嘱的年轻白领的原生家庭也是中产以上，父母包括自身都拥有较高的学历，立遗嘱的意识比较强。所以他们在综合了健康和生命风险以及财产现状之后，会考虑立遗嘱。”
　　广东省佛山公证处统计指出，70后“成功人士”和80后、90后白领有个共同的特點：他们应酬多、出差多，特别是选择飞机出行，认为危险系数大。而且他们中间已经有人出现了癌症或心脑血管方面的慢性病，出于健康和生命风险考虑，选择立下遗嘱以防万一。
　　戴小力表示，社会转型变革期间暴露出的各种矛盾，各种意外事故和疾病发生并被报道，增加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加之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让更多的人去面对原先不愿面对的现实问题。

保健能力有待跟上社会发展步伐

　　从富裕阶层低龄化、法制观念提升和生死观念转变的角度讲，立遗嘱人群年轻化是社会发展的表现之一。然而发展往往伴随着矛盾：个人养家糊口的生存需求和工作单位的利益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统一关系，对于打工者如此，对于创业者更是如此。为了生存，人们必须或不得不习惯于加班、出差和应酬，形成了“生活即工作，工作即生活”的局面。为了经济利益而开源节流的同时却挥霍着身体健康，这就是矛盾的核心所在。
　　对于立遗嘱者年轻化趋势，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黄磊表示担忧：“这是否也反映出经济和物质生活在进步，而人们的身体素质在退步；风险意识和法制意识在提高，而保健意识和能力却跟不上趟？至少当今人们的运动量不足是个客观的事实。”
　　生存要素至少包括经济和身体（包括精神）两方面，顾此失彼或许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和进步。可喜的是，即便此消彼长，我们也不难发现，人们的体育锻炼意识在增强，比如办公区、商务区周边运动健身产业悄然发展，正从侧面反映着这一向好的趋势。
　　（摘自《保健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