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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星宇的外形与他正在做的事儿，怎么也搭不上边。这个大眼睛、高鼻梁的上海男生，如今长期在湖南湘西农村生活——住在猪圈隔壁，没有自来水，使用旱厕，每天睡在石板床上，伴着猪哼声入睡。你可能无法想象，这个身高1米8多，因为长相帅气、很像明星杨洋而被很多校友、老师称为“小杨洋”的男孩，一年多前，还在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纽约上学。如今，他却在中国最贫瘠的湘西农村落下了脚。
湘西：我内心的选择
我一直以来都想要改变些什么，于是给自己两年时间，打算好好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我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曾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交流学习一年，研究生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的国际关系专业，而如今，我暂时放下了国际大事，想要实打实地去改变中国农村现状，虽然只能做一点点事，希望能积少成多。
我创办了一个叫“乡村笔记”的公司，为初高中阶段学生提供“乡村场景下的教育服务”，顺便，改变乡村“一点点”。
“乡村笔记”的创业团队学历都不低，除了我，还有一名同济大学设计系的研究生，一名北京大学的本科生。我最铁的合伙人——复旦读书时的室友金一斐，毕业后在上海市奉贤区团委工作，曾被列入奉贤区储备人才队伍，仕途光明。
我很感动，这些人都能和我一起不约而同地对湖南湘西那些不通水、不通电、只有旱厕的农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最早接触公益是在复旦大学念书期间。我和金一斐为了陪同宿舍好友追他喜欢的女生，一起在校园里报名参加了欧莱雅校园义卖活动。大家一起组队，像运营一间小型商贸公司一样设计方案，从进货、宣传到销售，完成一大批欧莱雅捐助的化妆品义卖。
刚刚对公益刚有一些了解，就临近毕业了。那时候，我通过学校的交换生项目，去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待了一年。这一年里，我背着书包、住着Airbnb走遍了北欧各国的大街小巷。我最爱去的是北欧乡下的各种小镇，风景秀美，民风淳朴，生活安逸。
小时候，我住在位于上海周浦镇的农村，对乡村有着天然的眷恋。上中学后，父母带着我举家搬到了上海市中心，我从没吃过什么苦，总感觉农村就应该像周浦的村子一样，遍地绿树、十里桃花。在美国读研期间，我也到过硅谷的农村、波士顿的农村，很现代化。在抵达湖南湘西之前，我从不知道农村还有另一番景象。
毕业后，当大部分同学都奔着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去挣高薪时，我忽然想做一些与乡村有关的事儿，于是我向父母申请了两年时间，原因很简单，只是觉得农村很美很有意思，想做一些自己从没尝试过的事。
当时，专门帮助中国农村农民卖土特产的社会企业“黑土麦田”吸引了我的注意。加入之前，我跑到这家公司正在进行中的一个项目现场去“暗访”。这个“现场”，就是湖南湘西花垣县夯来村。
坐一晚上火车到达湖南怀化，再从怀化坐大巴车一路颠簸到了村口。站在村口的一瞬间，我惊呆了。这是一个又字型湾，村子在山谷下边，从村口进村要穿过一条270°的斜坡。
进到村里，视线豁然开朗，我仿佛看到了世外桃源。除了生活条件有些艰苦，其他的和北欧、美国农村没啥两样。我默默地想，除了卖土特产，自己还能为这美丽乡村做些什么？
中国高中生不用再去非洲搬砖
湘西的农民不会知道，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有这样一群想要吃苦、体验生活的孩子——他们的家庭年收入達到上百万元，想要去国外上大学，却苦于没有漂亮的社会实践经验，为此，家长们会花上数万元送孩子去非洲“吃苦”。有的在非洲保护野生动物，喂大象吃些草，拍个照；有的到非洲帮助当地人盖房子，搬两块砖，拍个照；还有的在非洲做义工，给孤儿院的非洲孩子送些文具，拍个照。
可是我在想，中国农村就有这么好的实践空间，连中国农村什么样都还不知道，去什么非洲？于是，离开“黑土麦田”后，我积极活动，拉上自己的好朋友金一斐，一人出了10万元，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乡村笔记”。
“乡村笔记”的目标客户群，就是这群想要寻找真正的社会实践机会的初、高中学生。根据教育部高考改革方案，今后高校招人不再只看分数，以社会实践、学生个人能力为主的综合素质评价也将会占到较大比重。我便想把这部分需求产生的收益，尽可能多地留在中国农村，而不是非洲大草原。
我发动身边朋友做了小范围调研，在上海中学生中，真正去过农村、了解农村生活的人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上海孩子心目中的农村，是嘉定的葡萄园、南汇的桃林、川沙的西瓜田、奉贤的草莓大棚、阳澄湖的螃蟹塘。但实际上，湘西的农村，才真正具有中国农村的代表性——不通水电，只有旱厕，睡在猪圈隔壁。
相比花上四五万元去非洲，从上海到湘西农村参与实践的费用要低得多。根据我们“乡村笔记”团队的测算，上海高铁6小时到怀化，从怀化坐大巴车去湘西农村，住在当地招待所，每天下乡，吃住交通17天的总费用不过五六千元。
去年寒假，我们组织了第一批约60名学生到湘西花垣县金龙村，进行文化互动、民俗体验、经济发展调研等，邀请高校名师指导学生一起进行田野调查、乡村发展设计等。参与者中，不乏上海示范性高中的学生会主席、学生会干部等。
跑遍中国所有贫穷山村
之后的几个月，我大多数时间都住在湘西的金龙村。我跟老乡吃住在一起，跟着老乡去镇上赶集，到村里的中心小学支教帮忙，设计冬令营线路，寻找合适的住宿场所等。
与湘西农民打交道，困难重重。湘西方言不容易听懂，农民又大多不太擅长说普通话，这对我来说，比在纽约华尔街金融机构实习还要困难。
湘西和纽约不同，在纽约，人们讲究的是“契约精神”，不论什么事，一纸合同签下来，乙方就会自动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把事情办好、办成。但在湘西，无论是政府工作人员还是村里的村干部、老百姓，很有可能上午还答应你办一个事儿，下午就忘了这茬儿。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反复把课程计划、活动设计等告诉当地人，再反复确认时间、地点、活动内容，确保当地人牢牢记住他们要干什么、怎么干。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像大多数创业者一样，尽管每天伴着猪叫声、合着动物粪便味儿入睡，但乐在其中。湘西农村不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未来，我还想去广西农村、湖北农村、云南农村，把中国所有的美丽乡村都走一遍。搭车人有时会被我们的故事感动，尽管他们并不太明白我们跑到农村去干嘛，但他们也看得出，我们是认真做事的。
湘西：我内心的选择
我一直以来都想要改变些什么，于是给自己两年时间，打算好好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我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曾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交流学习一年，研究生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的国际关系专业，而如今，我暂时放下了国际大事，想要实打实地去改变中国农村现状，虽然只能做一点点事，希望能积少成多。
我创办了一个叫“乡村笔记”的公司，为初高中阶段学生提供“乡村场景下的教育服务”，顺便，改变乡村“一点点”。
“乡村笔记”的创业团队学历都不低，除了我，还有一名同济大学设计系的研究生，一名北京大学的本科生。我最铁的合伙人——复旦读书时的室友金一斐，毕业后在上海市奉贤区团委工作，曾被列入奉贤区储备人才队伍，仕途光明。
我很感动，这些人都能和我一起不约而同地对湖南湘西那些不通水、不通电、只有旱厕的农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最早接触公益是在复旦大学念书期间。我和金一斐为了陪同宿舍好友追他喜欢的女生，一起在校园里报名参加了欧莱雅校园义卖活动。大家一起组队，像运营一间小型商贸公司一样设计方案，从进货、宣传到销售，完成一大批欧莱雅捐助的化妆品义卖。
刚刚对公益刚有一些了解，就临近毕业了。那时候，我通过学校的交换生项目，去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待了一年。这一年里，我背着书包、住着Airbnb走遍了北欧各国的大街小巷。我最爱去的是北欧乡下的各种小镇，风景秀美，民风淳朴，生活安逸。
小时候，我住在位于上海周浦镇的农村，对乡村有着天然的眷恋。上中学后，父母带着我举家搬到了上海市中心，我从没吃过什么苦，总感觉农村就应该像周浦的村子一样，遍地绿树、十里桃花。在美国读研期间，我也到过硅谷的农村、波士顿的农村，很现代化。在抵达湖南湘西之前，我从不知道农村还有另一番景象。
毕业后，当大部分同学都奔着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去挣高薪时，我忽然想做一些与乡村有关的事儿，于是我向父母申请了两年时间，原因很简单，只是觉得农村很美很有意思，想做一些自己从没尝试过的事。
当时，专门帮助中国农村农民卖土特产的社会企业“黑土麦田”吸引了我的注意。加入之前，我跑到这家公司正在进行中的一个项目现场去“暗访”。这个“现场”，就是湖南湘西花垣县夯来村。
坐一晚上火车到达湖南怀化，再从怀化坐大巴车一路颠簸到了村口。站在村口的一瞬间，我惊呆了。这是一个又字型湾，村子在山谷下边，从村口进村要穿过一条270°的斜坡。
进到村里，视线豁然开朗，我仿佛看到了世外桃源。除了生活条件有些艰苦，其他的和北欧、美国农村没啥两样。我默默地想，除了卖土特产，自己还能为这美丽乡村做些什么？
中国高中生不用再去非洲搬砖
湘西的农民不会知道，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有这样一群想要吃苦、体验生活的孩子——他们的家庭年收入達到上百万元，想要去国外上大学，却苦于没有漂亮的社会实践经验，为此，家长们会花上数万元送孩子去非洲“吃苦”。有的在非洲保护野生动物，喂大象吃些草，拍个照；有的到非洲帮助当地人盖房子，搬两块砖，拍个照；还有的在非洲做义工，给孤儿院的非洲孩子送些文具，拍个照。
可是我在想，中国农村就有这么好的实践空间，连中国农村什么样都还不知道，去什么非洲？于是，离开“黑土麦田”后，我积极活动，拉上自己的好朋友金一斐，一人出了10万元，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乡村笔记”。
“乡村笔记”的目标客户群，就是这群想要寻找真正的社会实践机会的初、高中学生。根据教育部高考改革方案，今后高校招人不再只看分数，以社会实践、学生个人能力为主的综合素质评价也将会占到较大比重。我便想把这部分需求产生的收益，尽可能多地留在中国农村，而不是非洲大草原。
我发动身边朋友做了小范围调研，在上海中学生中，真正去过农村、了解农村生活的人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上海孩子心目中的农村，是嘉定的葡萄园、南汇的桃林、川沙的西瓜田、奉贤的草莓大棚、阳澄湖的螃蟹塘。但实际上，湘西的农村，才真正具有中国农村的代表性——不通水电，只有旱厕，睡在猪圈隔壁。
相比花上四五万元去非洲，从上海到湘西农村参与实践的费用要低得多。根据我们“乡村笔记”团队的测算，上海高铁6小时到怀化，从怀化坐大巴车去湘西农村，住在当地招待所，每天下乡，吃住交通17天的总费用不过五六千元。
去年寒假，我们组织了第一批约60名学生到湘西花垣县金龙村，进行文化互动、民俗体验、经济发展调研等，邀请高校名师指导学生一起进行田野调查、乡村发展设计等。参与者中，不乏上海示范性高中的学生会主席、学生会干部等。
跑遍中国所有贫穷山村
之后的几个月，我大多数时间都住在湘西的金龙村。我跟老乡吃住在一起，跟着老乡去镇上赶集，到村里的中心小学支教帮忙，设计冬令营线路，寻找合适的住宿场所等。
与湘西农民打交道，困难重重。湘西方言不容易听懂，农民又大多不太擅长说普通话，这对我来说，比在纽约华尔街金融机构实习还要困难。
湘西和纽约不同，在纽约，人们讲究的是“契约精神”，不论什么事，一纸合同签下来，乙方就会自动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把事情办好、办成。但在湘西，无论是政府工作人员还是村里的村干部、老百姓，很有可能上午还答应你办一个事儿，下午就忘了这茬儿。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反复把课程计划、活动设计等告诉当地人，再反复确认时间、地点、活动内容，确保当地人牢牢记住他们要干什么、怎么干。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像大多数创业者一样，尽管每天伴着猪叫声、合着动物粪便味儿入睡，但乐在其中。湘西农村不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未来，我还想去广西农村、湖北农村、云南农村，把中国所有的美丽乡村都走一遍。搭车人有时会被我们的故事感动，尽管他们并不太明白我们跑到农村去干嘛，但他们也看得出，我们是认真做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