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顾明远先生1949年入学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1956年留苏回国入职北师大任教至今，参与、见证了北师大的发展。我国的许多教育政策、北师大的许多创新都有顾先生的智慧贡献与亲身实践。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顾先生整理旧照片，写成回忆录。我们荣幸地得到顾先生授权，选择部分内容分期连载，以飨读者。
　　1978年，北京市决定开放几所学校接待外国访问团，北师大作为开放学校的一个试点。当时我任北师大党委常委兼文科处处长，党委认为我出过国，就让我负责接待，当时学校还没有设外事处，具体工作由校长办公室负责。从此我就一直负责学校的外事工作，直到1991年從副校长岗位上退下来。
　　我们接待最早的代表团之一，是1979年日本广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中心的代表团，由该中心长丸山益辉率领，一行七人，团中最年轻的就是后来在我校进修的大塚丰。我向他们介绍了北师大的历史和发展，参观了图书馆、幼儿园。当时我校设备条件很简陋，没有什么可供参观，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幼儿园。那里孩子们欢迎来宾，又唱又跳，表演节目。随后，由校长办公室主任陈忠文和干部李双利陪同代表团参观了北京市的其他学校和名胜古迹。代表团在北京访问结束以后就到南京访问。谁知道，到了南京出了大事，团长丸山益辉在南京大学参观时忽然卒中去世。陈忠文赶到南京去处理这件事。广岛大学派了马越徹来共同处理后事。由于处理得当，广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中心与我校结成了很好的友谊。后来他们派大塚丰两次来我校进修，我校派李守福去学习。1980年夏天，我和苏真、中央教科所的金世柏去日本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第四届大会期间，专门访问了广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中心，并到丸山益辉家里祭奠和慰问他的夫人。
　　1982年，广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中心派大塚丰来我校进修一年。但是当时学校还没有留学生，更没有留学生宿舍，住在哪里是个问题。刚巧，校医院后面一幢教工宿舍（现丽泽3楼）盖起来不久，学校留了最东面一个单元没有分配，我就在那里借了一套房供大塚丰住宿。每周我给他讲中国高等教育学课程，陪他访问我校王焕勋、陈景磐等老教师，介绍他到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校访问。外国教育研究所的苏真老师负责陪同接待。大塚丰已有较好的汉语基础，能够读书交流。他学习很刻苦，研究非常深入细致。他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一次他问我，新中国成立前有21所教会学校，为什么1952年接收教会学校的时候只有20所。我一时回答不出来。我带他去访问陈景磐先生，他就问陈先生。陈先生立刻回答，因为辅仁大学已于1951年与北师大合并，所以1952年接收教会学校时只有20所了。
　　1986年3月至12月，大塚丰再一次来我校外国教育研究所进修，这次是带夫人、孩子一起来的。但我校专家楼尚未竣工，只好借住在北京大学勺园。这次我主要根据他的计划帮他联系各地教育部门的访问。大塚丰多次来华进修、访问、调查，成了中国教育通。回国后在日本广岛大学、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等单位工作过，曾担任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会长。从国立大学退休后现在私立福山大学任职。
　　我在80年代任职期间接待过许多外国访问团。有一次接待委内瑞拉智力开发部部长，他非常重视智力开发。他说：“中国真了不起，有十多亿人口，只要有1/3的人口智力得到开发，国家就强大起来。”他说，委内瑞拉每年都举办智力发展研修班。最后，他邀请我校沈适菡和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林传鼎教授于翌年去委内瑞拉智力发展研修班访问学习了一个月。
　　到我校来访问的外宾一般都非常友好。但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尴尬的事。有一次，接待南斯拉夫教育代表团。因为南斯拉夫语言属于斯拉夫语系，我就陪他们到外语系去听俄语课。南斯拉夫本来对斯大林很反感，但这堂课的老师偏偏讲斯大林，弄得我很尴尬。只好解释说，老师给学生介绍苏联的历史背景。
　　负责外事工作，使我认识了许多国家的朋友，增长了许多见识，有助于我比较教育专业的研究。
　　我在接待外宾介绍北师大历史时总觉得少一个标志性东西。我校除了毛主席写的校徽外，没有logo。鲁迅给北大设计的校徽现在成了北大的logo。我觉得北师大也应该有一个logo。我想起了老师大那口钟，成语“木铎金声”有催人奋进的意思。于是我就设计了一个草样，教务处的文永涛拿去作了艺术加工，就成了当初的样子（图2）。当时做了一批，送给来访的外宾和客人。后来不知道谁又加了一些文饰，就成了现在的样子，而且还有不同的版本。我认为logo作为一个机构的标志，不能因为好看，就经常添枝加叶。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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