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于2003年的韩国电影《杀人回忆》是根据真实案件“华城连环杀人案”改编的。与常规的刑侦影片不同，该片没有沿袭“善恶终有报”的主流，在冤枉了不少好人后，仍然没能抓到坏人。在今天如“呼格案”“陈满案”等错案相继平反的背景下，重新观看该影片，非但能理解“没有结局才是最好的结局”的片尾设计，也更能理解当下公众对于“冤案”的复杂情绪。
　　电影从麦浪翻滚、一望无际的田地开始，麦田一旁的沟渠中，朴多曼警官必须使劲弯下身才能看到全身赤裸、双手反绑的女尸。朴多曼警官压根不会想到，该案将改变他的一生。“呼格案”“陈满案”的承办警官在当时肯定也有同样的心境，他们唯一想的就是——一定要抓到元凶。
　　朴多曼警官把嫌疑人的照片贴在几页纸上，向别人吹嘘说自己有一双能读懂人的眼睛，可以看出谁是罪犯。事实上一些老警察确实能在公共场所辨认出谁是小偷，这就是所谓的职业眼光。然而，正是这种自信埋下了冤错案的种子。
　　侦破案件如同捡一面支离破碎的镜子，能捡起的碎片越多，越能让这面镜子“破镜重圆”露出原貌。然而，由于人类智慧与科学技术的有限性，加之案发现场条件、所留痕迹优劣等因素的限制，有时候侦查人员很难捡全这些碎片，无法通过已取得的证据还原案件的真相，这就让案件成了“悬案”。
　　如果社会影响大的命案破不了，警方无法向公众“交待”，办案人无法向领导交待，于是证据不够口供凑，造就了侦查阶段“刑讯逼供”这一怪胎。在收集了一些“线索”后，朴警官断定经常跟踪受害人的弱智少年白光昊就是嫌疑人，初次审讯脾气暴躁的乔勇谷警官上来就是一个利落的飞踹把光昊踢倒。
　　来自汉城的高级警官徐太允无疑是影片中最冷静的人，脑子灵光，更注重证据。但一个突然中断的线索足以把一个理智的警官给逼疯。影片中当一切线索都指向一个工厂技工朴兴圭，大家都为之兴奋不已时，朴多曼警官却拿来了嫌疑人的DNA检验报告，结果显示朴兴圭并非罪犯。徐太允警官的理智瞬间决堤，他不肯相信这一结果，崩溃的徐太允警官举枪要射杀朴兴圭，还好子弹打偏了。
　　其实任何一个冤错案在证据链条上都会有破绽，然而当大多数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犯罪嫌疑人时，办案警官会“选择性忽视”一些看来并不起眼的疑点。公众在冤案平反后回头去检视，往往会认为警察不负责任。事实上该影片中无论是过于主观的朴多曼警官，还是动辄就上脚踹的乔勇谷警官，还是先理智后失控的徐太允警官，都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影片强烈的带入感之下，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办案警官在不断地被看似有理的线索引入歧途时的绝望。司法只能用证据来还原法律事实的“真像”，而有些“真像”却无法还原。“华城连环杀人案”中警方先后投入了205万警察，嫌疑犯和证人达到21280人，40116人接受了指纹鉴定，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影片中的每个犯罪嫌疑人确实都真像凶手，特别是嫌疑人朴兴圭，在面对抓捕时泰然若定，面对讯问时滴水不漏，面对射击时行走如常，无疑只有凶手才会这样。观众的思维不自觉地随着剧情的推进同化到警官的思维之上。影片中三个警官正义感十足、工作态度兢兢业业、追逐疑犯锲而不舍。现实中一些“冤案”的承办人其实也如他们一样，都是“正义感爆棚”的人。
　　影片中朴多曼警官在职业自信垮塌之后，辞去警官职务去汉城当了推销员，过上了平静富足的生活。而现实中的冤错案的承办警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呼格案”27人被追责。每起错案都需要有人承担责任，然而，我们更应注意到承办警官主观之错之外的制度之错、理念之错，比如当时“命案必破”的錯误引导等等。
　　影片结尾，已经不是警官的朴多曼再次来到案发现场，如当年一样使劲弯下身看那条沟渠时，一个女孩告诉他前些天也有一个人这样来看过，他似乎又看到了一点希望，继而无助地泪眼望着镜头，眼神似如无底深渊。“华城连环杀人案”最终也没能侦破，让该影片只能在没有结局中结束。
　　对于一些故事，没有结局也许才是最好的结局；对于一些案件，没有答案也许才是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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