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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妈”已经火得让人腻味了。相比之下，大爷的存在感几乎可以忽略：他们身上极少有富于喜感和戏剧化的标签，他们不喜欢扎堆，最多就三三两两地在小区角落里下下象棋，在离广场舞大妈不远处悄无声息地打打太极，或是在水边安静地钓鱼……
大妈和大爷的晚年生活为啥差别那么大？在促销抢购一线奋战的，为啥永远是大妈？大爷真的不再爷们了么？
抢黄金的都是大妈，不仅因为天生热衷购物的女性气质使然，更因为她们掌握着家中财政大权。
2011年，汇丰发布的一份中国家庭理财报告显示，63%的中国内地女性掌握财权。而内地学者公布的数据更高：77.3%的中国内地已婚妇女掌管着家中财政大权，在中国台湾，这一比例也高达70%。
这一现象，在强调男尊女卑的中国古代，其实一直就普遍存在。比如宋代，年长的妇人就普遍掌管着家族财务开支，因为当时男人死得早，又长幼有序。
从女性气质和女性的社会角色来看，女性的生理条件天生比男性脆弱，在凭借力量、勇猛与阳刚性完成优胜劣汰的原始社会，女性就极少直接参与男性的生存竞争，而是向内施展女性所长，管理男人从外带回的猎物。
从男人的心理出发，他们之所以心甘情愿让女人掌管财务与理财，是因为男人更倾向于外出冒险，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不是对已有财产进行偏保守的打理，也不太擅长规避风险。
所以，这是男女性别特征长期磨合出的，最有利于保持并提升家庭财富的结果。
不过，女性掌管财权，是亚洲女性特有的现象。在西方家庭，财权一直普遍掌握在丈夫手中。
大爷不爱广场舞，因为他们更愿意做“男人该做的事儿”。
广场舞虽然实在不太好归类为舞蹈的一种，但强调肢体语言和必要的柔韧性，仍然是被视为女性化的表现。并且，这种热闹的集体行为也很贴合女性心理——女人们总喜欢通过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来获得存在感和认同感。
而这些元素，显然与男性气质格格不入。
绝大多数大爷对广场舞避而远之，任由老伴在夜幕下结交老姐妹去，是因为男性往往会通过与“女人堆”切割，以保持与强调自己身上的男性气质。
在美国社会学者罗丽莎的《另类的现代性》中，类似的场景也随处可见。她于上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杭州做田野调查，在一家叫振福的丝绸厂里，她注意到女工集中工作的区域，男工极少会闯入；振福发展到1990年代，丝绸制造由盛转衰，这一行业开始被视为缺乏技术与智力含量，女工比例越来越高，越来越少男性求职者愿意选择加盟这一“女人的行业”。
人到暮年，大爷们其实也有健身的需求，况且，热衷体育，一直是男性气质中非常重要的元素，他们只是苦于暂时还没找到更适合男人的运动。
大爷们不好扎堆、不喜闹腾、不打探消息，偏好安静的休闲项目——在家看新闻联播、看各种球赛、到小区里找其他大爷下棋、到河边钓鱼，一坐就是一下午。
这也是男性气质的体现：男人把拥有信息与智力看成是一种等级形式，拥有较多信息与智力的男人居于等级的上层。喜欢扎堆、打探小道消息什么的，就会显得自己的信息拥有量及智力低人一等。
而表现得安静、沉稳，哪怕只是安静、沉稳地坐在电视机面前，也更符合男性气质的传统标签。况且，新闻联播背后站着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机构。
不过，全球大妈普遍都比大爷强势高调……
在中老年女性的跨文化研究理论框架中，女人在儿女成年后，就慢慢从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身份约束中解脱开来，在家庭里及家庭成员中开始享有越来越多的话事权，在家庭外，也开始获得额外的成就感与认可。比如，她们可以开始游刃有余地从事起助产婆、媒婆等职业。
这是因为，中老年女性在绝经后，她们不再会经历性行为，或者性行为不再会造成违背家庭伦常的后果，这使得她们从丈夫的权威及附属地位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可以逾越既有性别规驯的群体。
中国大妈乐于在公共场合大跳广场舞，一小撮奔放的大妈和奔放的大爷还大跳大尺度的贴面舞而丝毫不觉不好意思，正是因为她们在展示个人身体上，已经没有了道德负担。
类似的例子遍布全球。比如，在一些国家的偏远地区，老年女人可以在公共场所大肆喝酒，甚至小便；当有村民被隔壁村的人就地杀了，只有老年妇人有权到隔壁村将尸体拖回来安置。
因此，掌握家庭财政大权的中国大妈们，一夜之间砸300亿狂扫黄金，整一出轰动华尔街的大戏其实不算什么。因为全球女性在变大妈后，普遍都比大爷要强势——只是她们不扫黄金，而是随时准备着把她们看不顺眼的儿媳或女婿候选人扫地出门。
比如，在阿乔利，母亲对女儿挑选的未婚夫有直接的一票否决权；在摩洛哥的穆斯林地區，只有母亲可以见到并约谈儿子的未婚妻候选人，并全权代表儿子决定眼前这个姑娘是否可以过门，以及过门后，嫁给哪个儿子更合适。
即便在女性地位低到尘埃里的印度，姑娘们熬到为人母，为人婆婆时，这辈子也算熬出头了，因为那时，她在家里就可以和老伴平起平坐了。
社会学学者理查斯为此曾感慨：如果说女人前半生像丈夫、孩子和家庭的奴隶，那么她们的后半生则像极了女王。
因此，把“女孩迟早变大妈”换成“女孩总有一天变女王”，或许，许多人心里会更好受一点。
大妈和大爷的晚年生活为啥差别那么大？在促销抢购一线奋战的，为啥永远是大妈？大爷真的不再爷们了么？
抢黄金的都是大妈，不仅因为天生热衷购物的女性气质使然，更因为她们掌握着家中财政大权。
2011年，汇丰发布的一份中国家庭理财报告显示，63%的中国内地女性掌握财权。而内地学者公布的数据更高：77.3%的中国内地已婚妇女掌管着家中财政大权，在中国台湾，这一比例也高达70%。
这一现象，在强调男尊女卑的中国古代，其实一直就普遍存在。比如宋代，年长的妇人就普遍掌管着家族财务开支，因为当时男人死得早，又长幼有序。
从女性气质和女性的社会角色来看，女性的生理条件天生比男性脆弱，在凭借力量、勇猛与阳刚性完成优胜劣汰的原始社会，女性就极少直接参与男性的生存竞争，而是向内施展女性所长，管理男人从外带回的猎物。
从男人的心理出发，他们之所以心甘情愿让女人掌管财务与理财，是因为男人更倾向于外出冒险，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不是对已有财产进行偏保守的打理，也不太擅长规避风险。
所以，这是男女性别特征长期磨合出的，最有利于保持并提升家庭财富的结果。
不过，女性掌管财权，是亚洲女性特有的现象。在西方家庭，财权一直普遍掌握在丈夫手中。
大爷不爱广场舞，因为他们更愿意做“男人该做的事儿”。
广场舞虽然实在不太好归类为舞蹈的一种，但强调肢体语言和必要的柔韧性，仍然是被视为女性化的表现。并且，这种热闹的集体行为也很贴合女性心理——女人们总喜欢通过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来获得存在感和认同感。
而这些元素，显然与男性气质格格不入。
绝大多数大爷对广场舞避而远之，任由老伴在夜幕下结交老姐妹去，是因为男性往往会通过与“女人堆”切割，以保持与强调自己身上的男性气质。
在美国社会学者罗丽莎的《另类的现代性》中，类似的场景也随处可见。她于上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杭州做田野调查，在一家叫振福的丝绸厂里，她注意到女工集中工作的区域，男工极少会闯入；振福发展到1990年代，丝绸制造由盛转衰，这一行业开始被视为缺乏技术与智力含量，女工比例越来越高，越来越少男性求职者愿意选择加盟这一“女人的行业”。
人到暮年，大爷们其实也有健身的需求，况且，热衷体育，一直是男性气质中非常重要的元素，他们只是苦于暂时还没找到更适合男人的运动。
大爷们不好扎堆、不喜闹腾、不打探消息，偏好安静的休闲项目——在家看新闻联播、看各种球赛、到小区里找其他大爷下棋、到河边钓鱼，一坐就是一下午。
这也是男性气质的体现：男人把拥有信息与智力看成是一种等级形式，拥有较多信息与智力的男人居于等级的上层。喜欢扎堆、打探小道消息什么的，就会显得自己的信息拥有量及智力低人一等。
而表现得安静、沉稳，哪怕只是安静、沉稳地坐在电视机面前，也更符合男性气质的传统标签。况且，新闻联播背后站着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机构。
不过，全球大妈普遍都比大爷强势高调……
在中老年女性的跨文化研究理论框架中，女人在儿女成年后，就慢慢从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身份约束中解脱开来，在家庭里及家庭成员中开始享有越来越多的话事权，在家庭外，也开始获得额外的成就感与认可。比如，她们可以开始游刃有余地从事起助产婆、媒婆等职业。
这是因为，中老年女性在绝经后，她们不再会经历性行为，或者性行为不再会造成违背家庭伦常的后果，这使得她们从丈夫的权威及附属地位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可以逾越既有性别规驯的群体。
中国大妈乐于在公共场合大跳广场舞，一小撮奔放的大妈和奔放的大爷还大跳大尺度的贴面舞而丝毫不觉不好意思，正是因为她们在展示个人身体上，已经没有了道德负担。
类似的例子遍布全球。比如，在一些国家的偏远地区，老年女人可以在公共场所大肆喝酒，甚至小便；当有村民被隔壁村的人就地杀了，只有老年妇人有权到隔壁村将尸体拖回来安置。
因此，掌握家庭财政大权的中国大妈们，一夜之间砸300亿狂扫黄金，整一出轰动华尔街的大戏其实不算什么。因为全球女性在变大妈后，普遍都比大爷要强势——只是她们不扫黄金，而是随时准备着把她们看不顺眼的儿媳或女婿候选人扫地出门。
比如，在阿乔利，母亲对女儿挑选的未婚夫有直接的一票否决权；在摩洛哥的穆斯林地區，只有母亲可以见到并约谈儿子的未婚妻候选人，并全权代表儿子决定眼前这个姑娘是否可以过门，以及过门后，嫁给哪个儿子更合适。
即便在女性地位低到尘埃里的印度，姑娘们熬到为人母，为人婆婆时，这辈子也算熬出头了，因为那时，她在家里就可以和老伴平起平坐了。
社会学学者理查斯为此曾感慨：如果说女人前半生像丈夫、孩子和家庭的奴隶，那么她们的后半生则像极了女王。
因此，把“女孩迟早变大妈”换成“女孩总有一天变女王”，或许，许多人心里会更好受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