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垠的大海就是学校，每一座岛屿和码头都是教室，没有同学，只有各种肤色的玩伴。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了8年，我们看到一个精通三国语言、对星空和大自然如数家珍的“非主流”小姑娘。
　　为了帮助丈夫走出抑郁症，十二年前我们关掉了在台北的补习班，带着不到两岁的女儿悦彤，把家搬到了海上。这段普通的漂泊之旅给了我意外的收获：丈夫摆脱了疾病，我们看到了世界，而悦彤，有了一段独一无二的成长经历。

与众不同的课堂

　　教育影响孩子一生。把悦彤一起带上船时，我们就严肃思考过如何教育她的问题。仅是挑教材我们就挑花了眼，而且开补习班和上早教课是两个概念。一直到出发前，我们才订下了美国卡尔弗特学校的函授课程、自学教材和教师手册。由此，我们一家三口开始了磕磕碰碰的学习之旅。
　　两个“老师”包揽了所有课程。丈夫江浩哲教德语和生物知识，我负责中英两门语言课和其他所有课程。课程安排也和学校大不一样：英语课霸占了整个上午，整整三小时里我只会和悦彤说英文；之后就是无拘无束的中文交流时间，我们说中文，写中文；期间再插入“德语课”：会用德文给她念故事、听儿歌，做习题。听上去很复杂，可其实就是变相地玩：不到三岁的孩子能学什么？游戏形式地听儿歌、讲故事和唱诗歌就好啦。
　　这所只有一个学生的“学校”也不存在假期。环境的特殊让我曾焦慮于“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到陆上、让悦彤进入真正的学校，万一她跟不上怎么办”之类的问题，为此我做出规定：除了有事待办或晕船太厉害的日子，我们每天都要坚持学习。
　　可孩子小，玩耍是她的本能。在多次和我据理力争、说自己也有学习疲倦想多休息的时候，我终于决定给她放个长假：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都属于你自己啦。

跳出教材来授课

　　学校制度由我们说了算，渐渐地，教什么，我也不再满足于教师手册上面的文字。手册说：应该每早让悦彤唱美国国歌，向美国国旗敬礼，还要知道美国总统生平。这就是美国价值观的洗脑嘛，让悦彤的脑海里刻上这些东西对她没什么用，还不如给悦彤讲一些咱们中国经典故事。转念一想，讲老祖宗的故事似乎也是“洗脑”啊。
　　挑你自己喜欢的故事去读就好了，我对悦彤说。吸引她的故事才能让她养成自行阅读的习惯。
　　只是天天一个人上课，孩子也会寂寞的。教师手册上可没说像我们这样的“老师”，该如何传道授业解惑，于是悦彤怎么高兴，我们就怎么来。
　　一个人的课堂太单调？悦彤搬来一大堆洋娃娃当“同学”，让它们轮流“回答”问题；后来她还学会了分配任务：一部分娃娃负责回答正确答案，一部分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差生。天天听父母讲中文故事、念德语儿歌也枯燥，我就买来记忆卡片和女儿玩游戏。
　　当然，中国人最擅长的题海战术，我们也小试过牛刀：江浩哲念完了故事，就会给女儿布置习题作业，理论结合实践嘛。

该去更多的“教室”啦

　　悦彤再长大些，自然课程里多了天文、地理、生物等内容，学习时间也增加了下午的两个小时。长年累月航行在大海中，大自然就是悦彤最好的教室。
　　自然课里有部分是通过观察月亮的盈亏判断航行时间。江浩哲先让女儿看天文书，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然后设置好夜晚观察月亮变化的时间，再结合悦彤自己画出的盈亏图来加深印象。观察世界各地不同的植物习性也是“作业”，每到一地，我们都会带悦彤看当地植物，一边讨论，一边加深她对书中知识的印象。
　　学习认知能力要培养，动手能力也要培养。有一天，悦彤突然问我：妈妈，我们驾驶的这艘船为什么能在海上自由前行呢？江浩哲显示出了德国人强大的动手能力，带着女儿一起制作了一艘模型船，画好简单的动力驱动图对她进行讲解。
　　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教室里上课，也许孩子就没有这样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了。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课程都让悦彤兴致盎然。我们在圣克里斯托巴尔岛期间，遇见了一群调皮的海狮，它们会爬上我们船上的夹板，还常在我们睡觉的时间里闹腾。江浩哲和我商量：亲爱的，这可是难得的自然课机会，我们能不能把海狮变成课件道具？
　　我们决定走进海狮们的老窝、和它们亲密接触。登上海狮生活的岛，悦彤却露出害怕的表情：站在自己的地盘里，她一点都不怕那几只频繁骚扰我们的动物，可面对密密麻麻的海狮群，她紧紧拉着爸爸的手不肯接近。
　　随着我们的航程越来越远，接触的动物越来越多，袋鼠、黑颈鹤甚至是白蚁，都成了悦彤的朋友。她还把所有的动物朋友都写进和画进自己的日志里——写日记、周记是我给她布置的长期作业。
　　一幅简易猎户座星座图，一轮橘色新月的简笔图画，加上一个英文单词“Red-tailed tropicbird”（红尾热带鸟），这也许是最简单的日记，却装进了悦彤眼里的整个世界。

社交这门课

　　人毕竟是社会动物，我们需要同伴。6岁以前，悦彤对自然的兴趣超过对同伴的需求，短暂相处后离开了也容易忘怀。可之后，我常常感受到她的寂寞。离开新加坡前往兰卡威的旅程中，她问我：“妈妈，我们每次离开一个地方，我的朋友就永远不见了。”她一脸无奈，看着仿佛不像一个童稚天真的小孩。
　　于是每当靠岸，我们都会寻找她的玩伴；遇到说相同语言的孩子，无论性别年龄，都会让他们认识。但肤色、文化的不同，让悦彤的社交课遇到不少挫折。一次在马达加斯加靠岸，女儿顺利和一群当地孩子打成一片，没过几天，她却和一位金发小女孩闹起了矛盾。小女孩一起玩涂色游戏，悦彤按照自己的长相，把图中人物的头发凃成了黑色，“你不能把她涂成黑色！”她的玩伴尖叫起来，“黑色是肮脏的颜色。”


　　类似的事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在查戈斯，我们结识了一些生活在当地的欧美家庭，大人们一起去购物、修理船只，孩子们则一起玩耍。没过几天，悦彤就告诉我：一个法国男孩拒绝和黑色或棕色皮肤的人交往，“说他们脏脏的。”种族歧视在孩子身上体现得如此明显，我吓了一跳。我开始引导悦彤远离用种族划分人群的观点，让她慢慢只和航海家庭里的孩子做朋友，因为相同的生活状态能让他们相处得更纯粹。

让我骄傲的成长

　　记得离开开普敦前，Johnson一家送了悦彤两本英文儿童百科。从开普敦到圣赫勒拿的十六天航程中，悦彤把一本书从头到尾看完了。一天浩哲看到海面上漂浮着一只紫色僧帽水母，八岁半的悦彤纠正爸爸说：“它不是水母。是群居的水螅！”然后她进船舱拿出百科全书翻给我们看。我惊异于她的阅读能力，觉得船上的图画已不再适合她，可是，船上根本没有适合她年龄的故事书。
　　回想起航时，我找出一本科幻小说《安德的游戏》当做悦彤三年级升四年级的暑假作业。真到该小学三年级升四年级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作业她开始很抗拒，我得边说边解释给她听；后来她自己勉强愿意自己读，不过还是需要我解说一下；最后，她欲罢不能，自己能将一系列成人科幻小说在空闲时间看完。
　　2013年，我们回到陆地，十岁的悦彤成为一名德国小学生。入学测试结束后，老师骄傲地告诉我：你的女儿很棒！
　　她很快有了自己的社交圈，适应了学校的教育，把三门语言玩得出神入化；凭借地理、科学以及超龄的阅读速度，在期末考试拿到每科全A的好成绩。
　　这些都告诉我，那些曾经的焦虑是多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