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雪是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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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遗传密码,一代一代地塑造着人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应该如何体察自己并让自己幸福?这是每个生命的课题。
  年
  12月31号是母亲的忌日。母亲去世的那年,下了好大的雪。
  这之前的一个冬天,也是在一场天地连在一起像打了无限白幡的暴雪中,父亲走了。
  兰在医生宣布父亲往生了之后,回家去接母亲。
  外面的雪已经下白了天。
  她用手机给男朋友打了电话,对方大哭起来,兰马上关了手机。
  她站了3分钟,雪就把她覆盖了。她就势坐在了地上,抓了两把雪。其实她有点想躺下来,因为雪很松软。常识课上说雪是小麦过冬的被子。她其实想就这么躺下来,伸一伸酸痛的腰,让雪把她一层一层地盖起来。父亲会是这样让雪一层一层盖起来吗?可以永远永远地睡去。这么一想突然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父亲一直告诉她冷雨热雪。无论何时的雨都是冷的,而冷的冬天,雪是温暖的。此刻雪真是暖的。
  但是她耽误不得,她要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
  兰坐在大雪里,为自己没有泪水而耻辱。从中学父亲第一次住院,兰就担心他会死去,去医院的路上身子抖个不停,她怕自己会哭,因为哭不吉利。从去上大学的第一天,她就担心父亲会死去,害怕从学校回来就没有了父亲。每一次救护车从她身边呼啸而过,每一次经过卖花圈的小店,她都要吐一口吐沫,害怕不祥的东西会找到父亲。
  现在,父亲走了。过去所有的焦虑和恐惧都应验了。
  兰站起来,没有拍拍膝盖上的雪就往家走了。
  这一路上,她没有遇到一个人。她很奇怪,竟然没遇到一个人。
  后来一想,原来大家都在过年。
  这之后,兰再也不愿过年。
  父亲走了
  母亲坐在床边,外衣都穿好了。利利索索地坐在床边,她望着兰的眼睛说:“我刚才看见你爸爸回家了,我觉得不好。”
  兰在床头橱里拿出了速效救心丸,倒出几粒给了母亲,看着她吃下了,把剩下的揣到自己兜里。然后给母亲戴上了大毛帽子说外面雪大,母亲说我知道。很听话地戴上。
  兰抓住母亲的手往外走,边走边说:“爸爸想见见你。”
  母亲说:“你放心兰,我行!”
  兰心里很矛盾,她不知道更希望母亲行还是不行。
  她们沉默着下了楼。母亲走得很快,一点儿不拖泥带水,一点儿不像刚出了院病好了不久的人。
  医院就和她们住的大院隔一条马路。一座白求恩的塑像已经让雪盖得看不出是一疙瘩啥玩意儿。
  兰的手、胳膊一直在抖。后来母亲握住了她的手,使劲儿地握着,她才停止了抖动。
  值班大夫和护士远远地望着兰和她母亲以及兰的家人,眼神里有惧怕。她的手又开始抖。
  父亲的最后一夜,氧气瓶的气不足了,兰按了铃叫不来人,她跑到护士站,空无一人。走廊里有人指指医生值班室,她敲门,从小声到大声到狂拍,终于拍出那一对男女。衣衫不整。
  查房的时候,这一对无所顾忌地打情骂俏,很少用正眼看看病人。
  父亲说,在保健病房都这样,还不定怎么作践乡下人。
  办住院手续时,父亲看到这个大夫冲一个担架旁的几个乡下模样的人说:“没救了,回家吧!”当着病人的面,当着那个清醒的老人的面。
  兰跨过去一步,挡住了老人的视线,太TMD残忍了。
  大夫看了一眼父亲,伸出右手,父亲单位医院的院长送上病历,他看了第二眼:“没床位了!”拔腿就走。
  “我以前也是军人。”担架上的父亲说。
  大夫的嘴咧了一下,很不屑地笑了。他接着说了句下病危通知书吧。就当着父亲的面。兰的心刀绞般地痛,父亲从被子里伸出手抓住了兰的手,他看着女儿的眼里全是安慰。
  现在,他站在父亲病房的远处,远远地打量着这一家十几口子的儿女。眼神和兰的目光一接触就躲开了。他的眼神尽是躲闪。
  哥哥为母亲打开了门。
  母亲上前几步抱住了父亲的头。她果然没有哭,仔细地看着父亲,
  兰在那一刻失去了知觉。
  一个时代的焦虑
  父亲是抗日老兵,差一点儿去了朝鲜。刷牙用的杯子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所里有—百多抗日老兵,兰小时候去冰糕房买冰棍,喜欢把父亲的牙刷牙膏倒出来,用那个杯子盛,好多人家的孩子都拿着这样的杯子。
  父亲是严肃的军人。早晨起床号一响,叫上所有的孩子跑操。冬天的路灯下,都是哈着白雾快速移动的身影。早晨的空气清冽、寒冷,针扎一般刺激着皮肤,令人兴奋,兰迅速从睡意中清醒。5分钟穿好衣服,3分钟洗漱完毕。都是战士的速度。
  兰后来每次早起走在冬日清冷、干净的早晨,总会想起父亲。就是夏天,衬衣的风纪扣也系得紧紧的父亲。
  父亲培养了她的守时、秩序和自我约束能力。兰上大学,出早操让女生痛不欲生,她不会,被训练过了。冬天用凉水冲澡,她冻得直叫,被训练过了。
  每天睡觉前,父亲都把钟上好弦,把手表对好时。关于时间,父亲告诉他的孩子:战场上发起冲锋,晚一分钟都可能关乎到成败。他有无数个故事教育孩子。他一生应该不曾迟到过吧?兰常常这样想。出差之前,老早准备好行李,穿戴整齐,吉普车喇叭一响就快速下楼,好像去拔一个山头、打一次狙击,好像一去永远不会回来。
  文革后期在三线,备战备荒,在露天看珍宝岛战役的纪录片,远山上有信号弹腾空而起。马上停止放映,组织小分队连夜搜山,只能找到一堆定时器。仗,仿佛马上就能打起来。
  后来兰常常想,那几年山上的信号弹是谁放的呢?官方的说法是美蒋特务,可是美蒋特务真的深入到三线了吗?
  对于父亲来说,他们那一代人或许从来没想过会有30年或更久的和平吧。那是冷战的时代,兰出生的那年,赫鲁晓夫把核弹头运到了猪湾,战争打起来也就是按动一个按钮的冲动吧。父亲那一代永远是居安思危的,他们是战时思维的一代。   一件事情的好,做过头就会呈现出事物的反面,那就是焦虑。
  更何况运动一场接着一场,人人自危。文革初,他们所在城市武斗,子弹在窗外飞。父亲的焦虑弥漫在他的家里。告诫孩子谨言慎行。
  到了兰成人,无论外人看起来她有多么散漫多么无政府主义,做起事情来,她都是非常严谨的人。开始约会,她从来都是提前到的那一位,无论对方是她多么瞧不上眼的人,因为父亲说:对你看不起的人也应该有一份尊重。
  兰到了中年,很不能容忍懒散、迟到的家伙。她喜欢小钢炮一样精明干练的家伙,时刻准备拿下一个文案,做好一个专题。喜欢紧张、有力以及一切体现紧张有力的气质,她觉得那是一派向上的气象,充满正能量。兰喜欢在学习日讲励志故事,先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被高尚的情操笼罩着。团队里的年轻人不胜其烦,他们需要自由、松弛,甚至无聊的创意环境。他们恨死了兰的精神抖擞、不知疲倦。
  他们甚至恨死了兰的准时,恨死了兰在业务上帮助别人时,牛刀小试之后充满利他的快感,甚至是那些被她帮助的人。因为那一切都以完成任务为导向,让别人没有自尊。
  人们有意孤立她:孤芳自赏去吧——你!
  被训练过的兰,从未接受过这样的训练——
  她没法让自己软下来,没法向别人示弱。
  在小组会上,大家冷眼看着她。
  其实人们知道她心里的脆弱。她日渐憔悴的脸,松弛下来的下巴,突然出现的白发。
  母亲的味道
  兰真的是脆弱的,在母亲走了之后。
  没有母亲的孩子在骨子里都是脆弱的。她的心没有可以依赖的东西,没有一个可以让她疲惫的头靠上去好好睡一觉的地方。
  兰有一次去爬山,经过几个老人身边时,突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母亲身上曾有的味道。她很震惊,停下了脚步,退到路边默默地等老人们过去,然后像一只狗一样跟在他们后面,用鼻子寻找那个母亲味道的人。
  兰跟着人家转了大半个山,老人们停下喝水,她也停下东张西望,假装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老人们聊天的时候,她注视着她们,想象着母亲如果活着,在那一群人里,会站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姿势,穿什么样的衣服,如果她笑,是仰着头的那种哈哈大笑。抿着小嘴喝水,用右手虎口那个位置抹抹嘴。
  晚上回到家里,兰会做那个永远也走不过去喊不出声的梦。她在回家的路上,远远地看到晾台上的母亲向她招手,她永远也走不过去,嘴巴张开却喊不出声音。早上醒来,整个人浑浑噩噩。镜子里自己的轮廓像极了母亲。
  母亲还没有查出病的时候,每年给兰做两件中式丝绸棉袄,一件其实是夹袄,可着兰的身材剪裁,腰卡得细细的,说趁着我眼还没花。夏天,她去丝绸商店挑料子,还没做之前先盘好扣子,选料子的时候,比划着扣子的颜色。她很会搭配,深蓝色的织锦缎配暗紫的琵琶扣,金黄的软缎配玉色的包扣,浅绿的绸子配浅粉。她还会打璎珞、扇子坠儿,指甲刀都有流苏的装饰。
  父亲没有了,母亲很少流泪,过年孩子们说起父亲,她偏头听着,微笑,孩子们问是不是妈?她说是的。关于父亲的一切。
  她不会示弱。她松弛不下来。她太强势。
  过了年,孩子们商量着一家一家地分别离开,回去上班,是怕一下子走空了她受不了。
  她硬硬地说我受得了。
  一点儿不给孩子机会。她不能想象自己的孩子请了假,不去工作回家照顾她。母亲也是那个时代教化出来的人。一辈子不给组织添麻烦,不给孩子添麻烦。
  兰是母亲最小的女儿。每次离家,回过头来看看晾台,母亲的身影都会快速地闪到屋里,她怕女儿看到自己的泪水。
  母亲到了最后一年,就是为了兰活着。她给兰找了一个军医,悄悄地安排下见面,说是请的专家会诊,兰是多么聪明的人,含笑不语。
  等病房里就剩下娘俩儿,母亲说“过来点儿,抓抓手”。
  兰坐在病床前。“有感觉吗?”母亲问。
  有什么感觉?兰没那份心情。她想的是如何储备下红处方药,以备母亲疼痛期的到来,她十分焦虑。
  母亲的食道已经很狭窄了,她努力地喝下中药,呕吐。吐出来的比喝下的还多。兰看着母亲翻江倒海般地吐,发出庞大的声音,涕泪齐下,她痛苦而无助地站在母亲背后,无计可施。后来她曾经看到痛苦到极点的人用脑袋撞墙,她默默地流泪,这种感觉她有,那时她也想那么做,但是她连那么做的资格都没有,她没有机会任性。
  她收起了药。母亲用手抓牢了药碗,喘了好半天才说出:“兰儿,我喝。我不能让你没了家。不能让我兰儿没家过年。”
  这是兰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愿想起、永远会在过年时想起的母亲。
  不许哭
  兰到四十岁的那年,父母都走了。母亲没有陪她过以后的年,虽然天下的母亲都不太可能陪女儿过完所有的年,兰还是哭了个昏天黑地。
  那一年,又下了很大很大的雪。
  那一年她把自己嫁了。
  母亲病危的时候,老人们说结婚的喜可以冲冲煞气,她就嫁了。
  她穿着母亲做的崭新的棉袄和丈夫去看母亲,整个病房都知道母亲的喜事,头一天家里已经送去了喜糖。他们到来的时候,小护士探头探脑地看到大叫新娘子来了!
  母亲端坐在病床上。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穿着她自己做下的碧绿织锦缎的棉袄等着她的女儿、新女婿。
  兰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母亲一左一右抓紧了兰和丈夫,轻柔地说别哭,不许哭兰儿,不吉利,不许哭啊!
  兰只好咬紧了牙关好不让泪水流下来。母亲把兰的手放到女婿的手心里,盯着他的眼睛说:“我把我的兰儿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她。”兰把头埋到母亲的被子上,姐姐和嫂子拍着她的肩膀说别哭啊兰啊,别哭啊!
  兰抬起头来,望着母亲。
  母亲盯着女儿看了好半天,非常非常平静地看着她,仔仔细细地看了她一遍。   28天后,母亲撒手而去。
  她走得非常平静。
  母亲的脸非常好看,到走也没有一条皱纹一块黑斑。
  兰一直担心的疼痛没有到来。
  母亲说,把麻黄素、杜冷丁送人吧。也算是一份功德。
  那一年,下了好大好大的雪。
  家族的遗传密码
  母亲和父亲都选在了过节的日子走了。嫂子说,父母是不想让孩子们请假呀。当然,如果他们可以选择的话。他们活着的时候常常说要选择好的人生,选择好的人,选择好的人生道路。他们努力地活,努力地选。
  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满意吗?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在最后关口回答的问题,他们会打多少分呢?
  他们为之奋斗过的事业,他们少小离家扛起枪打下的天下。他们还满意吗?
  父亲和母亲生于忧患,他们的人生不免焦虑。他们铭心刻骨的价值观充满着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兰记得只要家里有人出差带回特产,父母亲总要分成很多份,让孩子们送给朋友和邻居。单位分房子,父母总会把机会让给他们认为更需要的人,这一切让他们快乐而满足。而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们的孩子。
  几个孩子都热心,爱管闲事,好帮忙。也是焦虑型人格,都多多少少有强迫症和小小的洁癖。出了门想一想煤气的总阀关了没有?关了吧。可是,真的关了吗?钥匙和钱包出入证都带了吗?不可能没带,其实一辈子也没忘过两次。就是不带上又能咋地!天会塌下来还是地会陷下去!
  不松弛的人生难免让孩子的孩子不快乐。本来家已经很干净了,但在爸妈的眼里还是有瑕疵。本来功课已经很好了,但是爸妈认为可以更好,更更好!
  “你会在地上包饺子吗?你会喝马桶里的水么?为啥必须那么干净呢?”这样的抱怨已经成为爸妈的子女微笑地听着,似曾相识。可不是似曾相识么。孩子就是20年前的他们。谁的青春不叛逆呢!
  到现在,孩子的孩子也结了婚,照样嫌配偶不够干净。家庭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塑造着人们。
  这家里的第三代有相似的微表情。有彼此可以理解的价值观。都有一点点焦虑和洁癖,这应该算是家族的遗传密码吧。需要特别关注吗?如果是,是不是新的焦虑呢。一代又一代应该如何体察自己并让自己幸福呢。
  兰不知道爷爷、奶奶在孩子们的眼里是不是已经模糊了?如果在一起过年,孩子们也是自己玩自己的微信么?家族的能量对孩子们又意味着什么?
  兰过完年去上班,电梯上行的时候,人们互致问候,有长者问兰:“家里老人都好吧?”兰笑而不答。接着问:“老人家高寿啊?”兰说电梯到了。
  无论兰有多大了,她也是没有父母的孩子。她会告诉刚结婚的年轻人早要孩子吧,如果打算要的话。让孩子尽可能和你们多过几十年,这对他们非常重要啊。
  年轻人打着哈哈听了,走了。
  兰心里想:他们还不懂啊!
  在子女眼中,父母是最理所当然的存在又天经地义的不会老去的人,因此也是最有可能被忽略掉的人,当人们做孩子时会这样想;当人们做了父母之后,也往往觉着自己是长生不老的吧。
  我们这一生会爱上多少爱我们以及我们爱过的人,但是,哪有一个人像父母爱我们一般深沉。
  每一份父爱,每一份母爱,都是我们活下去的力量。为了不辜负他们,我们都应该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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