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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这篇访谈中，斯科特·斯洛维克教授对个人的生态批评研究历程做了回顾和总结，为我们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如：人与自然、环境艺术与自然、环境文学与生态批评、比较生态学、生态批评的第三波等。斯洛维克还评价了生态批评当前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最后，他肯定了生态批评良好的研究态势，希望读者能从文本分析和跨学科中汲取营养，在文学文本的生态维度和其他人文表述中有所建树。
[关键词]斯科特·斯洛维克；生态批评；环境文学
[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3-0102-07
笔者利用在内华达州立大学访学的机会，对当代美国著名生态批评理论家斯科特·斯洛维克教授作了访谈。斯洛维克教授是美国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美国文学与环境协会（ASLE）的创会主席，现任《文学与环境的跨文化研究》（ELSE）主编。
苏冰：斯洛维克教授，最近我正在读沙门·鲁塞尔的《饥饿：一个非自然的历史》（2005）。该书的第一章（The Hunger Artists），她谈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有各种怪癖、有的极度肥胖、有的厌食，里面有句有意思的话，“人类在硬件上是被设计成吃了又吃的，并且特别要吃脂肪多的食物，因为我们不经常获得这类食物。”人为什么有种种的不同？以生态批评的视角，您怎么看待人与自然的联系？
斯洛维克：莎曼·拉塞尔这本书我也读过，她谈到种种不同的个人和不同怪癖，主要体现在他们与环境的不同关系上。像魔术师大卫·布莱恩，2003年在靠近伦敦塔桥的地方悬空吊起一个大箱子，体积是6英尺×6英尺×3英尺，不吃不喝，在里面他呆了54天。他真的没有饮水？有没有呼吸空气？这个公众称之为“A.B.”的465磅重的苏格兰人曾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节食13个月，减掉276磅体重。即使在他长期的节食期间，“A. B.”先生仍然依赖地球、依赖自然生存。纵观历史，所以人类都要依赖与自然的种种联系而生存。
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有人要么对自然漠然置之，要么像西蒙·C. 埃斯托克所言，人类对自然采取对抗性的态度，认为人的成功和安逸的生活要求人类控制并开发自然，而不是生活在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栖的世界上。艾斯特克把这种与自然的对抗态度称作“生态恐惧”，这种恐惧会导致对自然的藐视、改造和破坏，你们有句话叫“战天斗地”吧。
其实这也是一个悖论，不可思议而反讽意味的悖论，人离不开自然，但是又习惯于认为个人能摆脱生理需要的累赘。人自认为足够聪明，能够克服我们地球上种种现实生存困难：空调可以调节室温、蔬菜水果不随时令、出行飞行一日万里、任何动物都能满足人的口腹之欲，即使黑猩猩，这种人类的近亲，仅管比起人来，体型更大，力量更强壮，也会成为人类盘中之餐。我们所有人，在各个方面，都有以上行为。我也如此，尽管我被称作所谓的“生态学者”。在当代互联网时代，有些学者甚至于提出物质世界不再是人类生存的唯一，人类同时也生存于网络世界，诸如此类。但是，人类需要吃喝，需要呼吸，需要一块实实在在的土地立足，许多人认为人类在精神上难以满足，除非他们感到清风拂面，听到园中鸟鸣啾啾。
本能地，有人喜爱生物，有人厌恶生物，这些行为表明了人对自然的关系的复杂和矛盾。事实上，不能将二十一世纪、城市化、第一世界等简单地定义为工业化的结果或者后现代的怀疑推理。人类文明初始，就从实用、审美和哲学等方面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耕种？怎样狩猎？南部欧洲的比利牛斯山洞穴里墙壁上怎么画出麋鹿和公牛的毛色？蓄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区别是什么？
为了反击西蒙·C. 艾斯特克的“恐家症”，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提出“生物自卫”，一种对生物本能的喜爱，有人将此延伸，认为它是人类的一种整体生态的纯粹的情感，会升华人类行为，督促越来越多的人投入生态保护的队伍。
苏冰：您谈到的人类以实用、审美和哲学等方面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比利牛斯山洞穴墙壁上的麋鹿和公牛的图画，是否“环境艺术”？“环境艺术”以审美方式探索和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交流手段，是否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斯洛维克：谈到“环境艺术”，想起几个月前，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市我进行了系列学术讲座，期间参观了尼奥洞窟，洞窟延伸地下半英里深，洞壁上绘满了羚羊图案，距今约有14000年。其它附近的洞窟，像拉斯科洞窟壁画还要再早数千年。几天后我又到了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造访了摄影师克里斯·约旦，他善于使用尖端电脑软件处理影像为SUV、手机和塑料袋等产品进行LOGO设计，2009年他的作品《流动数字，一幅美国自画像》以图解透视的形式描述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产品消费状况，通过直观的摄影图片方式，让人们透过日常生活中所消耗的能源材料，进一步意识到全球环保危机。上述通过视觉艺术展现“环境艺术”的例子存在时间相距甚远，从人类的远古时期到当代，但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了相同的魅力和困惑，直接激发人类的创作灵感，与自然有关的歌曲、故事等应运而生。在现代学科背景下，我们倾向于将诗歌、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和戏剧等归类成“文学”，但是在某些方面，我们一谈到同一类型的交流形式，包括歌曲、故事和报告等，人类依赖它们表情达意，互致问候。通过这些“环境艺术”（文学、视觉艺术、音乐、戏剧、影视）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与自然界复杂而矛盾的关系。
苏冰：“环境艺术”与“生态批评”关系如何？您能否用某个作品阐释一下两个之间的关系？
斯洛维克：我们将环境艺术看成以审美方式探索和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交流手段，生态批评就是阐释与思考这种艺术形式的学术方式。像罗伯特·佛罗斯特于1920年发表的《春潭》就是环境文学的例子；2006年格雷·安德森和约翰·埃尔德的《佛罗斯特〈春潭〉的生态系统解读》则是一部生态批评作品。
安德森和埃尔德两人都兼有生物学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通过跨学科的合作，他们给予佛罗斯特的诗歌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瑟瑟寒颤的野花迎着料峭的春寒挺立在池边，努力向周围散发着它那一缕幽香，用以展示它生命的倔强。尽管它们的生命如昙花一现般地短暂，它们是如此热恋着生命，诗人在这里有感叹，也有着一缕淡淡的哀愁，但发出的绝不是无可奈何的伤感，因为在生态批评视野中，野花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死亡，而只是自然界万物生命的转换，并且这生命随着夏季的来临，将会更加蓬勃旺盛。弗罗斯特的这首诗是极具价值的生态文学作品，闪耀着生态智慧，展示了大自然的价值，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爱与关注，并促使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包括人类内部和自然的全球生态平衡。 苏冰：自从1978年美国学者威廉·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一文中首次提出“生态批评”一词后，随后很多学者对这一术语给予了不同的阐释。我看到今天围绕生态批评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更好地细化其研究范畴，包括确定研究方法论、确定文本研究主体、确定研究的意识形态等，您认为这些措施能否规范其定义？如何确定生态批评的方法论？
斯洛维克：1978年威廉·鲁克尔特首次提出“生态批评”一词，但是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在鲁克尔特提出该术语之前，已有学者致力于研究文学作品中的自然主题和环境主题。例如，2001年大卫·梅泽尔出版生态批评专著《早期生态批评一百年》，对1864至1964年这一百年间的生态作品做了总结，为当代生态作品奠定基础。尽管鲁克尔特可能是首位使用“生态批评”的学者，直到90年代批评界关注该术语并开始将它使用到以环境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领域。该时期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给生态批评加以定义：“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面对当前文学批评倾向于探讨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和人文语境（性别、心理、社会角色、种族等），格罗特费尔蒂与费洛姆于1996年主编了《生态批评读本》，该读本是国际学界的第一本生态批评研究汇编，也是一部生态批评入门的首选文献。该书强调了要把文学放到跨人文语境的更大的语境进行研究。2000年，大卫·梅泽尔在其《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开篇深刻评论道，“生态批评简单地研究文学，只是因为地球至上。”既然地球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包括我们每位文艺批评者，那么我们进行文艺批评时，首先要考虑地球。2000年，我在劳伦斯·库珀主编的《绿色研究读本》中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生态批评既可以用任何一种学术的方法研究自然书写；也可以细致研究任何文学文本的生态含义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使那些文本初看起来似乎显然描写的是非人类的世界。这种观点仅是我个人的，它说明了生态批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多学科互相渗透，结合了不同的批评技巧梳理出所有人类表述的生态意义，既有诗歌、绘画和古典音乐等高雅艺术，也有电视广告和摇滚等流行文化。
2002年英国学者皮特·百瑞的普及读物《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之介紹》的最后一章把“生态批评”作为标题，明确地把环保与文学研究联系起来，本章具体内容有：以生态视野重新解读文学经典；把诸如“发展和能源、平衡和不平衡”等生态概念应用到不同场合和现象；特别关注重视自然的作家；褒扬曾被批评界忽视的秉持自然书写的作家；摒弃对现实进行社会建构或语言学建构的批评理论。百瑞通过勾勒这些措施，最后总结道：就像惠特曼曾经自称的，生态批评定义本身内涵包罗万象。
2005年劳伦斯·布依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中也给出近似的表述：“文学批评朝环境批评的转向被充分理解，……它不是一个矗立前面的庞然大物，而是种种不同努力的汇合。”布依尔建议生态批评应该这样：一群学者尽管用不同的方式研究，但是他们的前进的方向大致相同。就像在机场的航站楼里，乘客和工作人员来来往往，但是他们有自己确定的目的地。
近年来，波多黎各大学的卡梅勒·高美德斯、韩国成均馆大学的西蒙·艾斯特克都疾呼需要一个更专门、更精确的生态批评的方法论。2006年，高美德斯在一篇论文中提出“检验生态批评新定义的方式”，“就是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来对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关系提出道德拷问，并就此呼吁建立一种有节制的生活，来束缚我们的行为。”从不同方面看，这个定义值得赞许，它使艺术作品和学术研究密切结合，引导读者更贴近自然的生活。一想到此，我就想到美国印第安裔作家约索夫·布鲁克的散文《圆看起来的样子》，其中他讲了格鲁斯卡巴的故事。在美国西北部土著传统里，格鲁斯卡巴是一个魔术师，用他的“猎物袋”一次就捕走了森林里所有的动物，其他猎人再也捕不到猎物，人们面临饥饿的威胁——通过格鲁斯卡巴无节制的滥捕行为引起的恶果，布鲁克警示了21世纪的读者不要重蹈覆辙。
苏冰：您第一个问题谈到艾斯特克把人与自然的对抗态度称作“生态恐惧”，南非大学教授斯旺坡尔的论文《介入自然》认为人类从远古初民时就有了一种“生态恐惧”，这个词揭示了“我们的环境危机的核心”，能否认为这种心态是推动人类文化逐渐走向反自然文化的潜意识？
斯洛维克：西蒙·艾斯特克2009年出版的《生态批评与莎士比亚：阅读生态恐惧症》结合莎士比亚作品深入探讨“生态恐惧症”这一集体无意识原型，并以此作为对蔑视自然及其文学表现的理解。艾斯特克认为，生态恐惧症的探讨，有助于引起人们对于未来生态批评行为的关注，对扩展生态批评研究领域以及理解文学对自然的表现都是必要的。他提示道，生态批评应该成为“生态恐惧症的扼杀者”，能识别和谴责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种种对自然的仇恨、蔑视和破坏的行为。最近我读了文化批评家柯提思·怀特2007年一篇论文《生态学的工作》，论文中他谈到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完全被集团企业和资本体系控制，资本主义根本无法“变成生态的”，因为“环境主义的说教无法撼动资本的运转轨道”。换句话说，今天的许多社会，“生态恐惧症”呈燎原之势——即使发展了数百年的现代社会，回溯到工业革命初期，我们可以见到数不胜数的艺术作品充满了生态恐惧的症状。
苏冰：我发现多数学者像艺术家一样，不愿合作，而是更喜欢单兵作战。您经常飞往世界各地，与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生态批评学者和环境艺术家有着合作和沟通，尤其我注意到您几次访问中国大学参加生态批评方面的研讨会，举办讲座和短期的教学活动，您能否评价一下不同国家的生态批评学者，尤其中国的学者，在生态批评方面有什么侧重性的差异？还有，当前生态批评潮流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斯洛维克：你说的单兵作战现象比较普遍，也是生态批评学者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沟通上的问题。确实我与中国学者在生态批评方面的合作比较密切，也交了一些朋友，2009年我曾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苏州大学等做过生态批评讲座，2010年夏天我曾在山大文学院短期讲学，所以对中国生态批评现状比较熟悉。中国是一个14亿人的泱泱大国，已有数百学者投入了该研究领域，有独特的研究视角。2006年鲁枢元出版专著《生态批评的空间》，其中专门一章分析汉字“风”的“语义场”——“风”在汉语堪舆学中具有丰富而多重的内涵（如：风水）。纵观中国生态批评发展过程，其研究方法多种多样，令人瞩目的是曾繁仁和程相占的生态美学思想，他们通过辨析传统中国哲学中的核心格言，包括宋朝的“天人合一”（人与宇宙的和谐统一）和公元前400年的思想家庄子的“自然大美”（自然是最美的）等来自文学和艺术的格言警句来影响和推动中国当代庞大的消费社会朝向一条新的生态的道路。 澳大利亚也是一个诞生了世界级生态批评学者的国家，有着极端而又令人怦然心动的地理环境，从干旱的沙漠到郁郁葱葱的热带森林，从高山地形到广阔的海滨。澳洲的生态批评自然地倾向于“地理决定论”，一种将强加于语言和心理状态的效果作为重心来理解和体验文学作品的思维方式。2005年马克·特里德尼克出版《旷野之歌》，明确提出澳洲作家从其本土汲取文学风格。塔斯马尼亚学者皮特·海于2002年出版《西方环境思潮主要流派》，将西方的主流生态批评与塔斯马尼亚岛的本土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罗斯林·海恩斯在其论著《文学、艺术和电影中的澳大利亚沙漠》中强调了澳洲红中心”（辛普森沙漠）的酷热和干旱对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响。
印度生态批评学者尼莫尔·萨尔瓦摩尼引领一群学者将“提奈”（Tinai），（提奈是印度东南部泰米尔地区的一种本土性生态思想）应用到文学研究。南非的丹·威利想象用布希曼族人（居住于丛林中的部落）的自然观构建地方的、适当的视角审视文本。
当前生态批评潮流之一是把环境展望应用到地方文学或者从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角度比较文学文本。2000年帕特里克·D·墨菲就认识到其重要性，在《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中论述道：
如果生态批评只是关注于纪实散文和非虚构的小说，那它同时囿于美英文学范畴。为了拓展读者和批评家的思维，有必要重新考虑给予某些流派特殊关注，也要对某些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学内的种族划分给予关注。这些重新考量会在自然文学的框架内赋予地方文学更大的包容性。这样会使像我这样只关注美国文学的批评家和读者拥有全球化的比较文学视野，这也是我们拓展生态批评领域的一种方式。
苏冰：美国的生态批评和环境文学研究目前很活跃，同时我了解到2009秋，您在内华达大学给研究生主讲了一门“比较生态批评和全球生态文学”课程。结合您个人的学术生涯，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门课程的授课内容吗？
斯洛维克：我在大学和研究生学习期间专业是美国文学，但是感到自己下意识地增加了比较生态批评研究的兴趣，我曾写过一篇论文《全球比较语境下教授美国环境文学》，以比较生态批评的视角论述了相关课程。我倾向于在课堂上教授美国作家的环境文学，像对美国自然诗歌的调查啦，有关先验论者传统的课程（从艾默生、梭罗到安妮迪拉德和佩里·洛佩兹）。“比较生态批评和全球生态文学”是内华达州立大学研究生的专业课，授课方法是运用比较手段研究环境文学，该课涉及以下作家作品：俳句诗人芭蕉的《奥州小路》（日本，1966，英译本）、高行健的《灵山》（1990）、玛荷莉·亚葛辛的《远离陆地和大海：一个智利人的回忆》（智利，2008）、奥特鲁·米勒 《诗集》（墨西哥，1998），这些作家，连同许多东亚、拉美、非洲和南亚的作家都受益于中学和大学的环境文学课程。
几个月前我前去华盛顿的瑞典大使馆参加了一个主题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环境研究”的研讨会，随后在我的课上就增加了以下作家：彼得·赫格的《女人和猿猴》（丹麦，1997）、克里斯汀·艾克曼的《黑水》（瑞典，1997）连同一长串类型繁多的作品：卡本提尔的《失掉的台阶》（古巴，2001）、勒克莱齐奥的《寻金者》（法国，1993）和《飙车》（法国，2002）、扎克斯·米达的《唤鲸人》（南非，2006）、威提·伊希麦拉的《鲸骑士》（新西兰，1987）、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土耳其，2004）、提姆·温顿的《低俗音乐》（澳大利亚，2003）和《呼吸》（澳大利亚，2009）等等。通过比较分析这些文学作品，促使学生思考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维持生命；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如何旅行，等等。
苏冰：哈佛大学英语系主任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以视角的不同为区分，把生态批评分为“第一波”和“第二次波”，第一波是从以环境为中心的视角来看待环境问题；第二波中，环境问题不仅仅单纯地放在自然环境中去考察，而是应该放在人类社会环境中去考查。您在前面提到与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亚当森教授合作在《多民族美国文学》的序言中，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的第三波”①这一表述。后来，您在2010年在发表于《欧洲文学、文化与环境学刊》（Ecozon）的文章《生态批评的第三波：北美学者的思考》中归纳了生态批评第一、二波的主要特征，您能否简要阐述一下提出“生态批评第三波”的缘由？
斯洛维克：2011年6月，我在内华达州立大学的同事迈克尔·布兰奇在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的文学与生态研究会议上做了关于“环境幽默”的演讲，题为“换一个灯泡需要多少生态批评家”，布兰奇的回答是：十个。布兰奇口中的十个生态批评家既有人质疑是否需要这个人造光源，也有人对电灯泡形状产生想入非非的不良联想，还有人想要拒绝换上灯泡以节约能源，最后两个批评家一边袖手旁观，一边“争论从灯泡中发出的光是第一波，第二波还是第三波。”
他们讨论的波是什么？劳伦斯·布伊尔在2005年的作品中首次使用“波”的暗喻来描写生态批评的进程，我可以通过生态批评的近代史归纳出我个人的生态批评的综述。要更好地了解详情，结合我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生态批评第三波”，谈一下25年来我关注的生态领域的研究：
生态批评的第一波始于1980年，持续到目前，初始人们甚至没有广泛接受“生态批评”这个术语。其开创性的工作倾向于关注非虚构文学，也称为“自然书写”；文学中描写的重点是非人类环境，即“荒野”；最初它定位于美国和英国文学；“生态女性主义”是麾下一只最重要的力量。
第二波大约始于二十世纪中叶，且急遽高涨，涵盖了多个流派，甚至涉及流行文化，有人称作“绿色文化研究”；被研究的作家和作品也变成多元文化；人们对区域环境文学的兴趣不断增长；此时，环境正义生态批评开始出现；生态批评的研究视野即覆盖城市和郊区，也波及乡村和荒野。
2009年夏天我和乔尼·亚当森在《美国多民族文化》杂志上合作发表的文章中开始使用“第三波”这个术语；起初，我们关注新生态批评的比较文学学者，尤其2000年左右的跨民族和跨族群文化的比较。后来，我开始研究其他值得关注的研究动态：
其一，从地域上，以乌苏拉·海塞的生态世界观和汤姆·林奇的鸟巢式生物区的新生物区域主义为代表，关注地域上不同概念的融合和冲突，既重视地方生态环境，又重视全球生态环境；其二，生态女性主义越来越关注女性的实际环境经历、体验和女性的实际生存状态，还出现了新兴的物质生态女权运动和多元性别理论，包括生态男性主义和绿色男同性恋理论；其三，“动物性”的研究的理论性和系统性催生了进化论生态批评、动物主体性、素食主义、非人物种的公正、后人本主义等理论；其四，生态批评也开始了对自身的反思，更加注重自身的实践意义，出现了约翰·菲尔斯蒂纳利用诗歌与自然对话、为自然代言的生态行动主义等等。这些动向表明，承担领军角色的美英等国生态批评在新世纪正在向深广方向发展，正在走向成熟。
苏冰：最后，您对年轻的生态批评学者有什么寄语？
斯洛维克：生态批评的研究可谓深似大海，如果你仅仅伸进脚趾探探其深浅，可能会深不见底。不要担心，这个大海的水很温暖，你尽可在里面畅游。生态批评是人文科学最有活力和最急迫发展一个研究领域，它也能给人们的生态意识提供富有教益的启蒙。这一领域已拥有活力四射的研究态势，也拥有良好的传统，但需要从其他相关文学分析和学科领域汲取营养，我希望我的观点会鼓励读者从文学文本的生态维度和其他人文表述中有所建树。
[关键词]斯科特·斯洛维克；生态批评；环境文学
[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3-0102-07
笔者利用在内华达州立大学访学的机会，对当代美国著名生态批评理论家斯科特·斯洛维克教授作了访谈。斯洛维克教授是美国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美国文学与环境协会（ASLE）的创会主席，现任《文学与环境的跨文化研究》（ELSE）主编。
苏冰：斯洛维克教授，最近我正在读沙门·鲁塞尔的《饥饿：一个非自然的历史》（2005）。该书的第一章（The Hunger Artists），她谈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有各种怪癖、有的极度肥胖、有的厌食，里面有句有意思的话，“人类在硬件上是被设计成吃了又吃的，并且特别要吃脂肪多的食物，因为我们不经常获得这类食物。”人为什么有种种的不同？以生态批评的视角，您怎么看待人与自然的联系？
斯洛维克：莎曼·拉塞尔这本书我也读过，她谈到种种不同的个人和不同怪癖，主要体现在他们与环境的不同关系上。像魔术师大卫·布莱恩，2003年在靠近伦敦塔桥的地方悬空吊起一个大箱子，体积是6英尺×6英尺×3英尺，不吃不喝，在里面他呆了54天。他真的没有饮水？有没有呼吸空气？这个公众称之为“A.B.”的465磅重的苏格兰人曾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节食13个月，减掉276磅体重。即使在他长期的节食期间，“A. B.”先生仍然依赖地球、依赖自然生存。纵观历史，所以人类都要依赖与自然的种种联系而生存。
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有人要么对自然漠然置之，要么像西蒙·C. 埃斯托克所言，人类对自然采取对抗性的态度，认为人的成功和安逸的生活要求人类控制并开发自然，而不是生活在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栖的世界上。艾斯特克把这种与自然的对抗态度称作“生态恐惧”，这种恐惧会导致对自然的藐视、改造和破坏，你们有句话叫“战天斗地”吧。
其实这也是一个悖论，不可思议而反讽意味的悖论，人离不开自然，但是又习惯于认为个人能摆脱生理需要的累赘。人自认为足够聪明，能够克服我们地球上种种现实生存困难：空调可以调节室温、蔬菜水果不随时令、出行飞行一日万里、任何动物都能满足人的口腹之欲，即使黑猩猩，这种人类的近亲，仅管比起人来，体型更大，力量更强壮，也会成为人类盘中之餐。我们所有人，在各个方面，都有以上行为。我也如此，尽管我被称作所谓的“生态学者”。在当代互联网时代，有些学者甚至于提出物质世界不再是人类生存的唯一，人类同时也生存于网络世界，诸如此类。但是，人类需要吃喝，需要呼吸，需要一块实实在在的土地立足，许多人认为人类在精神上难以满足，除非他们感到清风拂面，听到园中鸟鸣啾啾。
本能地，有人喜爱生物，有人厌恶生物，这些行为表明了人对自然的关系的复杂和矛盾。事实上，不能将二十一世纪、城市化、第一世界等简单地定义为工业化的结果或者后现代的怀疑推理。人类文明初始，就从实用、审美和哲学等方面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耕种？怎样狩猎？南部欧洲的比利牛斯山洞穴里墙壁上怎么画出麋鹿和公牛的毛色？蓄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区别是什么？
为了反击西蒙·C. 艾斯特克的“恐家症”，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提出“生物自卫”，一种对生物本能的喜爱，有人将此延伸，认为它是人类的一种整体生态的纯粹的情感，会升华人类行为，督促越来越多的人投入生态保护的队伍。
苏冰：您谈到的人类以实用、审美和哲学等方面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比利牛斯山洞穴墙壁上的麋鹿和公牛的图画，是否“环境艺术”？“环境艺术”以审美方式探索和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交流手段，是否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斯洛维克：谈到“环境艺术”，想起几个月前，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市我进行了系列学术讲座，期间参观了尼奥洞窟，洞窟延伸地下半英里深，洞壁上绘满了羚羊图案，距今约有14000年。其它附近的洞窟，像拉斯科洞窟壁画还要再早数千年。几天后我又到了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造访了摄影师克里斯·约旦，他善于使用尖端电脑软件处理影像为SUV、手机和塑料袋等产品进行LOGO设计，2009年他的作品《流动数字，一幅美国自画像》以图解透视的形式描述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产品消费状况，通过直观的摄影图片方式，让人们透过日常生活中所消耗的能源材料，进一步意识到全球环保危机。上述通过视觉艺术展现“环境艺术”的例子存在时间相距甚远，从人类的远古时期到当代，但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了相同的魅力和困惑，直接激发人类的创作灵感，与自然有关的歌曲、故事等应运而生。在现代学科背景下，我们倾向于将诗歌、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和戏剧等归类成“文学”，但是在某些方面，我们一谈到同一类型的交流形式，包括歌曲、故事和报告等，人类依赖它们表情达意，互致问候。通过这些“环境艺术”（文学、视觉艺术、音乐、戏剧、影视）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与自然界复杂而矛盾的关系。
苏冰：“环境艺术”与“生态批评”关系如何？您能否用某个作品阐释一下两个之间的关系？
斯洛维克：我们将环境艺术看成以审美方式探索和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交流手段，生态批评就是阐释与思考这种艺术形式的学术方式。像罗伯特·佛罗斯特于1920年发表的《春潭》就是环境文学的例子；2006年格雷·安德森和约翰·埃尔德的《佛罗斯特〈春潭〉的生态系统解读》则是一部生态批评作品。
安德森和埃尔德两人都兼有生物学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通过跨学科的合作，他们给予佛罗斯特的诗歌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瑟瑟寒颤的野花迎着料峭的春寒挺立在池边，努力向周围散发着它那一缕幽香，用以展示它生命的倔强。尽管它们的生命如昙花一现般地短暂，它们是如此热恋着生命，诗人在这里有感叹，也有着一缕淡淡的哀愁，但发出的绝不是无可奈何的伤感，因为在生态批评视野中，野花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死亡，而只是自然界万物生命的转换，并且这生命随着夏季的来临，将会更加蓬勃旺盛。弗罗斯特的这首诗是极具价值的生态文学作品，闪耀着生态智慧，展示了大自然的价值，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爱与关注，并促使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包括人类内部和自然的全球生态平衡。 苏冰：自从1978年美国学者威廉·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一文中首次提出“生态批评”一词后，随后很多学者对这一术语给予了不同的阐释。我看到今天围绕生态批评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更好地细化其研究范畴，包括确定研究方法论、确定文本研究主体、确定研究的意识形态等，您认为这些措施能否规范其定义？如何确定生态批评的方法论？
斯洛维克：1978年威廉·鲁克尔特首次提出“生态批评”一词，但是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在鲁克尔特提出该术语之前，已有学者致力于研究文学作品中的自然主题和环境主题。例如，2001年大卫·梅泽尔出版生态批评专著《早期生态批评一百年》，对1864至1964年这一百年间的生态作品做了总结，为当代生态作品奠定基础。尽管鲁克尔特可能是首位使用“生态批评”的学者，直到90年代批评界关注该术语并开始将它使用到以环境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领域。该时期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给生态批评加以定义：“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面对当前文学批评倾向于探讨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和人文语境（性别、心理、社会角色、种族等），格罗特费尔蒂与费洛姆于1996年主编了《生态批评读本》，该读本是国际学界的第一本生态批评研究汇编，也是一部生态批评入门的首选文献。该书强调了要把文学放到跨人文语境的更大的语境进行研究。2000年，大卫·梅泽尔在其《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开篇深刻评论道，“生态批评简单地研究文学，只是因为地球至上。”既然地球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包括我们每位文艺批评者，那么我们进行文艺批评时，首先要考虑地球。2000年，我在劳伦斯·库珀主编的《绿色研究读本》中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生态批评既可以用任何一种学术的方法研究自然书写；也可以细致研究任何文学文本的生态含义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使那些文本初看起来似乎显然描写的是非人类的世界。这种观点仅是我个人的，它说明了生态批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多学科互相渗透，结合了不同的批评技巧梳理出所有人类表述的生态意义，既有诗歌、绘画和古典音乐等高雅艺术，也有电视广告和摇滚等流行文化。
2002年英国学者皮特·百瑞的普及读物《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之介紹》的最后一章把“生态批评”作为标题，明确地把环保与文学研究联系起来，本章具体内容有：以生态视野重新解读文学经典；把诸如“发展和能源、平衡和不平衡”等生态概念应用到不同场合和现象；特别关注重视自然的作家；褒扬曾被批评界忽视的秉持自然书写的作家；摒弃对现实进行社会建构或语言学建构的批评理论。百瑞通过勾勒这些措施，最后总结道：就像惠特曼曾经自称的，生态批评定义本身内涵包罗万象。
2005年劳伦斯·布依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中也给出近似的表述：“文学批评朝环境批评的转向被充分理解，……它不是一个矗立前面的庞然大物，而是种种不同努力的汇合。”布依尔建议生态批评应该这样：一群学者尽管用不同的方式研究，但是他们的前进的方向大致相同。就像在机场的航站楼里，乘客和工作人员来来往往，但是他们有自己确定的目的地。
近年来，波多黎各大学的卡梅勒·高美德斯、韩国成均馆大学的西蒙·艾斯特克都疾呼需要一个更专门、更精确的生态批评的方法论。2006年，高美德斯在一篇论文中提出“检验生态批评新定义的方式”，“就是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来对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关系提出道德拷问，并就此呼吁建立一种有节制的生活，来束缚我们的行为。”从不同方面看，这个定义值得赞许，它使艺术作品和学术研究密切结合，引导读者更贴近自然的生活。一想到此，我就想到美国印第安裔作家约索夫·布鲁克的散文《圆看起来的样子》，其中他讲了格鲁斯卡巴的故事。在美国西北部土著传统里，格鲁斯卡巴是一个魔术师，用他的“猎物袋”一次就捕走了森林里所有的动物，其他猎人再也捕不到猎物，人们面临饥饿的威胁——通过格鲁斯卡巴无节制的滥捕行为引起的恶果，布鲁克警示了21世纪的读者不要重蹈覆辙。
苏冰：您第一个问题谈到艾斯特克把人与自然的对抗态度称作“生态恐惧”，南非大学教授斯旺坡尔的论文《介入自然》认为人类从远古初民时就有了一种“生态恐惧”，这个词揭示了“我们的环境危机的核心”，能否认为这种心态是推动人类文化逐渐走向反自然文化的潜意识？
斯洛维克：西蒙·艾斯特克2009年出版的《生态批评与莎士比亚：阅读生态恐惧症》结合莎士比亚作品深入探讨“生态恐惧症”这一集体无意识原型，并以此作为对蔑视自然及其文学表现的理解。艾斯特克认为，生态恐惧症的探讨，有助于引起人们对于未来生态批评行为的关注，对扩展生态批评研究领域以及理解文学对自然的表现都是必要的。他提示道，生态批评应该成为“生态恐惧症的扼杀者”，能识别和谴责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种种对自然的仇恨、蔑视和破坏的行为。最近我读了文化批评家柯提思·怀特2007年一篇论文《生态学的工作》，论文中他谈到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完全被集团企业和资本体系控制，资本主义根本无法“变成生态的”，因为“环境主义的说教无法撼动资本的运转轨道”。换句话说，今天的许多社会，“生态恐惧症”呈燎原之势——即使发展了数百年的现代社会，回溯到工业革命初期，我们可以见到数不胜数的艺术作品充满了生态恐惧的症状。
苏冰：我发现多数学者像艺术家一样，不愿合作，而是更喜欢单兵作战。您经常飞往世界各地，与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生态批评学者和环境艺术家有着合作和沟通，尤其我注意到您几次访问中国大学参加生态批评方面的研讨会，举办讲座和短期的教学活动，您能否评价一下不同国家的生态批评学者，尤其中国的学者，在生态批评方面有什么侧重性的差异？还有，当前生态批评潮流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斯洛维克：你说的单兵作战现象比较普遍，也是生态批评学者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沟通上的问题。确实我与中国学者在生态批评方面的合作比较密切，也交了一些朋友，2009年我曾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苏州大学等做过生态批评讲座，2010年夏天我曾在山大文学院短期讲学，所以对中国生态批评现状比较熟悉。中国是一个14亿人的泱泱大国，已有数百学者投入了该研究领域，有独特的研究视角。2006年鲁枢元出版专著《生态批评的空间》，其中专门一章分析汉字“风”的“语义场”——“风”在汉语堪舆学中具有丰富而多重的内涵（如：风水）。纵观中国生态批评发展过程，其研究方法多种多样，令人瞩目的是曾繁仁和程相占的生态美学思想，他们通过辨析传统中国哲学中的核心格言，包括宋朝的“天人合一”（人与宇宙的和谐统一）和公元前400年的思想家庄子的“自然大美”（自然是最美的）等来自文学和艺术的格言警句来影响和推动中国当代庞大的消费社会朝向一条新的生态的道路。 澳大利亚也是一个诞生了世界级生态批评学者的国家，有着极端而又令人怦然心动的地理环境，从干旱的沙漠到郁郁葱葱的热带森林，从高山地形到广阔的海滨。澳洲的生态批评自然地倾向于“地理决定论”，一种将强加于语言和心理状态的效果作为重心来理解和体验文学作品的思维方式。2005年马克·特里德尼克出版《旷野之歌》，明确提出澳洲作家从其本土汲取文学风格。塔斯马尼亚学者皮特·海于2002年出版《西方环境思潮主要流派》，将西方的主流生态批评与塔斯马尼亚岛的本土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罗斯林·海恩斯在其论著《文学、艺术和电影中的澳大利亚沙漠》中强调了澳洲红中心”（辛普森沙漠）的酷热和干旱对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响。
印度生态批评学者尼莫尔·萨尔瓦摩尼引领一群学者将“提奈”（Tinai），（提奈是印度东南部泰米尔地区的一种本土性生态思想）应用到文学研究。南非的丹·威利想象用布希曼族人（居住于丛林中的部落）的自然观构建地方的、适当的视角审视文本。
当前生态批评潮流之一是把环境展望应用到地方文学或者从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角度比较文学文本。2000年帕特里克·D·墨菲就认识到其重要性，在《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中论述道：
如果生态批评只是关注于纪实散文和非虚构的小说，那它同时囿于美英文学范畴。为了拓展读者和批评家的思维，有必要重新考虑给予某些流派特殊关注，也要对某些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学内的种族划分给予关注。这些重新考量会在自然文学的框架内赋予地方文学更大的包容性。这样会使像我这样只关注美国文学的批评家和读者拥有全球化的比较文学视野，这也是我们拓展生态批评领域的一种方式。
苏冰：美国的生态批评和环境文学研究目前很活跃，同时我了解到2009秋，您在内华达大学给研究生主讲了一门“比较生态批评和全球生态文学”课程。结合您个人的学术生涯，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门课程的授课内容吗？
斯洛维克：我在大学和研究生学习期间专业是美国文学，但是感到自己下意识地增加了比较生态批评研究的兴趣，我曾写过一篇论文《全球比较语境下教授美国环境文学》，以比较生态批评的视角论述了相关课程。我倾向于在课堂上教授美国作家的环境文学，像对美国自然诗歌的调查啦，有关先验论者传统的课程（从艾默生、梭罗到安妮迪拉德和佩里·洛佩兹）。“比较生态批评和全球生态文学”是内华达州立大学研究生的专业课，授课方法是运用比较手段研究环境文学，该课涉及以下作家作品：俳句诗人芭蕉的《奥州小路》（日本，1966，英译本）、高行健的《灵山》（1990）、玛荷莉·亚葛辛的《远离陆地和大海：一个智利人的回忆》（智利，2008）、奥特鲁·米勒 《诗集》（墨西哥，1998），这些作家，连同许多东亚、拉美、非洲和南亚的作家都受益于中学和大学的环境文学课程。
几个月前我前去华盛顿的瑞典大使馆参加了一个主题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环境研究”的研讨会，随后在我的课上就增加了以下作家：彼得·赫格的《女人和猿猴》（丹麦，1997）、克里斯汀·艾克曼的《黑水》（瑞典，1997）连同一长串类型繁多的作品：卡本提尔的《失掉的台阶》（古巴，2001）、勒克莱齐奥的《寻金者》（法国，1993）和《飙车》（法国，2002）、扎克斯·米达的《唤鲸人》（南非，2006）、威提·伊希麦拉的《鲸骑士》（新西兰，1987）、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土耳其，2004）、提姆·温顿的《低俗音乐》（澳大利亚，2003）和《呼吸》（澳大利亚，2009）等等。通过比较分析这些文学作品，促使学生思考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维持生命；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如何旅行，等等。
苏冰：哈佛大学英语系主任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以视角的不同为区分，把生态批评分为“第一波”和“第二次波”，第一波是从以环境为中心的视角来看待环境问题；第二波中，环境问题不仅仅单纯地放在自然环境中去考察，而是应该放在人类社会环境中去考查。您在前面提到与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亚当森教授合作在《多民族美国文学》的序言中，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的第三波”①这一表述。后来，您在2010年在发表于《欧洲文学、文化与环境学刊》（Ecozon）的文章《生态批评的第三波：北美学者的思考》中归纳了生态批评第一、二波的主要特征，您能否简要阐述一下提出“生态批评第三波”的缘由？
斯洛维克：2011年6月，我在内华达州立大学的同事迈克尔·布兰奇在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的文学与生态研究会议上做了关于“环境幽默”的演讲，题为“换一个灯泡需要多少生态批评家”，布兰奇的回答是：十个。布兰奇口中的十个生态批评家既有人质疑是否需要这个人造光源，也有人对电灯泡形状产生想入非非的不良联想，还有人想要拒绝换上灯泡以节约能源，最后两个批评家一边袖手旁观，一边“争论从灯泡中发出的光是第一波，第二波还是第三波。”
他们讨论的波是什么？劳伦斯·布伊尔在2005年的作品中首次使用“波”的暗喻来描写生态批评的进程，我可以通过生态批评的近代史归纳出我个人的生态批评的综述。要更好地了解详情，结合我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生态批评第三波”，谈一下25年来我关注的生态领域的研究：
生态批评的第一波始于1980年，持续到目前，初始人们甚至没有广泛接受“生态批评”这个术语。其开创性的工作倾向于关注非虚构文学，也称为“自然书写”；文学中描写的重点是非人类环境，即“荒野”；最初它定位于美国和英国文学；“生态女性主义”是麾下一只最重要的力量。
第二波大约始于二十世纪中叶，且急遽高涨，涵盖了多个流派，甚至涉及流行文化，有人称作“绿色文化研究”；被研究的作家和作品也变成多元文化；人们对区域环境文学的兴趣不断增长；此时，环境正义生态批评开始出现；生态批评的研究视野即覆盖城市和郊区，也波及乡村和荒野。
2009年夏天我和乔尼·亚当森在《美国多民族文化》杂志上合作发表的文章中开始使用“第三波”这个术语；起初，我们关注新生态批评的比较文学学者，尤其2000年左右的跨民族和跨族群文化的比较。后来，我开始研究其他值得关注的研究动态：
其一，从地域上，以乌苏拉·海塞的生态世界观和汤姆·林奇的鸟巢式生物区的新生物区域主义为代表，关注地域上不同概念的融合和冲突，既重视地方生态环境，又重视全球生态环境；其二，生态女性主义越来越关注女性的实际环境经历、体验和女性的实际生存状态，还出现了新兴的物质生态女权运动和多元性别理论，包括生态男性主义和绿色男同性恋理论；其三，“动物性”的研究的理论性和系统性催生了进化论生态批评、动物主体性、素食主义、非人物种的公正、后人本主义等理论；其四，生态批评也开始了对自身的反思，更加注重自身的实践意义，出现了约翰·菲尔斯蒂纳利用诗歌与自然对话、为自然代言的生态行动主义等等。这些动向表明，承担领军角色的美英等国生态批评在新世纪正在向深广方向发展，正在走向成熟。
苏冰：最后，您对年轻的生态批评学者有什么寄语？
斯洛维克：生态批评的研究可谓深似大海，如果你仅仅伸进脚趾探探其深浅，可能会深不见底。不要担心，这个大海的水很温暖，你尽可在里面畅游。生态批评是人文科学最有活力和最急迫发展一个研究领域，它也能给人们的生态意识提供富有教益的启蒙。这一领域已拥有活力四射的研究态势，也拥有良好的传统，但需要从其他相关文学分析和学科领域汲取营养，我希望我的观点会鼓励读者从文学文本的生态维度和其他人文表述中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