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了解托尔斯泰，就不能认为自己了解祖国，不能认为自己是个文明人。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
莫斯科河附近的托尔斯泰街26号，是一座美丽的草木葳蕤的庭院，越过临街的雕有花纹的木围墙，可见一栋橘红色的两层楼的木板房。院门口镶着的一块小小的铭牌上刻着如下俄文：“列夫·托尔斯泰故居博物馆，作家1882至1902年在此居住。”
这位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拉皮文县的波良纳庄园的大文豪，虽然是名门贵族，世袭伯爵，却毕生都在探索社会的改革，尤其关注并致力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因此，托尔斯泰长期住在离莫斯科186公里的乡村。他不喜欢工业化程度日益提升的大城市，只是在1863年至1869年创作《战争与和平》期间，为了查找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才去莫斯科。1881年9月托尔斯泰举家迁居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几个孩子的上学问题。18岁的长子谢尔盖已到读大学的年龄。大女儿塔吉扬娜也要进莫斯科美术学校，托尔斯泰特意请列宾教她画画（博物馆里有一幅列宾1891年为塔吉扬娜画的肖像）。即使在莫斯科定居后，每年春夏季节还是经常回到波良纳庄园。1902年后，因儿女们都相继完成了学业，而这座庭院附近有家啤酒厂噪音很大，影响写作，年事渐高的老作家就很少住在此地了。1910年11月7日托尔斯泰逝世后，其二女儿玛丽娅成为房主人，十月革命胜利后，她将父亲的故居捐赠新生的苏维埃国家，1928年玛丽娅让出全部庭院，使其正式成为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并担任第一届馆长。玛丽娅一直活到二战胜利后才去世。
当初托翁买下那栋橘红色的木屋时，只有一层，是他将其改建为两层楼的。据说这种木结构的住房非常干燥、暖和而舒适，最早的克里姆林宫就是纯木建筑。与楼房相垂直的一排也是橘红色的木平房，是托翁开设的出版社，用来排印和发行自己的文学作品，如今则是展览各种文字、版本的托翁著作及有关画册、资料的陈列室。我们一行中国人在翻译叶尔绍夫的引领下，把故居的16个房间一一作了较细致地参观。30岁出头的叶尔绍夫是莫斯科大学中文系毕业生，长相颇像大文豪果戈里（特别是那双深邃含笑的眼睛、饱满发亮的额头、向两颊包拢的长发和带有幽默感的胡子），我戏称他为“小果戈里”，他也笑嘻嘻地欣然接受了。他不仅汉语说得流利，对俄中两国的文学艺术历史都熟谙，所以使我们受益匪浅。
步入一楼的绿色门框的棕色小门，即来到一间不大的客厅，不管什么人，头一件事便是穿上一双特制的橡胶大套鞋，那套鞋能包容无论多大尺码的普通鞋，是用于保护室内的地板和楼梯的木阶的。据介绍，托尔斯泰故居的一切都是原物、原装和原貌，唯有地板和楼梯刷过一道油漆，而且大多铺设了地毯。即便如此，还要求参观者用橡筋箍上一双软底的胶鞋，可见管理者对世界级伟大作家寓所的文物何等珍惜。
一楼头一间是不大的餐厅，一张长方形的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盆碟刀叉等餐具及调味瓶。托翁全家就围坐在桌前用餐，那10几把整齐排列的靠背椅让人想象到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餐厅的鹅黄色墙壁一侧挂着布谷鸟钟，另一侧挂着二女儿玛丽娅的肖像，是大女儿塔吉扬娜画的。餐厅旁的一间小屋是放置碗柜和炊具、餐具的储藏室，所展示的各种锅盆壶碗杯碟，有金属、陶瓷、玻璃等质料，大都是本国产品，比较粗糙朴拙。“小果戈里”告诉我们，托翁的饮食极其简单，他本人是完全吃素的，不仅拒绝肉食，连牛奶都不喝，一般饭菜是燕麦、马铃薯和罗宋汤。
沿着一侧装有白色护栏的楼梯，我们登临第二层。首先踏入一间较为宽敞的大厅，是托翁全家人聚谈和娱乐的场所，也是接待宾客之处；其洁净的墙壁上安装着40支蜡烛和煤油灯，张挂着一些亲属（如夫人索菲娅、女儿塔吉扬娜、儿子谢尔盖等）和友人的照片，最令人瞩目的一张黑白像是招待来访者们的“大茶会”场景，时间为1898年4月的一天，画面为：十几位或坐或站的先生、女士围着一张椭圆形的大木桌，雪白的桌布上摆放着金属的茶具、漂亮的烛台与盛满点心、水果的盘子。托翁神情安详、慈和，与大家亲密无间的关系跃然其中。常言道“主雅客来勤。”这位文豪的好客想必是一贯的，因为在另一块蓝底桌布上，竟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客人们的签名。大厅旁即是托翁夫妇的卧室，索菲娅在卧室中间竖了一排屏风，并在隔开的外间置了几张沙发，权作她的客人接待室。索菲娅有自己的可以折叠台板的简陋的写字桌。
托翁夫妇一共生育了13个孩子，不幸夭折了5个。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而且室内陈设和格调各不相同，如谢尔盖的卧室除了粗糙的木床、床头柜和书架外，还有一台钢琴。塔吉扬娜的闺房墙上挂的、桌上摆的满是肖像油画、人物素描等美术作品。而安德烈和米哈伊尔的工作桌上则放着书籍、公文簿与地球仪、文具、闹钟等。托翁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是很重视的，他在辛勤不辍的笔耕之余，亲自教孩子们学习法语、文学、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甚至还教他们下国际象棋（古老的棋子、棋盘至今犹存）。夫人索菲娅则是家中的德语教师。索菲娅的原籍是德国，父亲在俄国皇宫里当医生，由于托翁经常去克里姆林宫里查找和研究古代文献档案，与索菲娅的父亲熟识，便有了这门异国婚姻，其婚礼还是在克里姆林宫的教堂里举行的，时间为1862年9月23日。托翁的以身作则、刻苦自励、坚持体力劳动、追求平民化的生活方式，势必要求子女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在故居里，我们随处可见有关的实物，如托翁耕田、锄地、种菜、挑水、砍柴、割草所使用过的工具，他用以代步的自行车（系俄罗斯自行车爱好者协会赠送，托翁是67岁以后才学会骑车的，他经常骑着它到户外兜风），他在冰天雪地中骑着瘦小的驽马出行时穿的旧皮袄，他在家园里溜冰时穿的冰鞋，还有木工桌案上陈列的几双托翁亲手制作的皮靴及其生产工具，其中一双皮靴是他为女婿苏霍京制作的。苏霍京曾把这双皮靴同托翁的12卷著作并列放在自己家的玻璃柜里，贴上幽默的标签：“第13卷。” 托翁见到后，非但不见怪，还诙谐地笑道：“这是我最好的一卷。”由此可以感察，这位作家具有多么独特、丰满的个性和超凡的人格魅力。
当然，最吸引我们注目的是托翁的工作室。那是二楼最里面、也是最安静的一间，不仅高大宽敞，结构也颇合理。一个长方形的大书桌占据了室内的中心位置，它的正面和左侧共有三扇大玻璃窗，采光极佳。深褐色的书桌设计精巧、美观，圆柱形的桌腿雕饰着优美的线条，桌面四周装置了矮小而好看的围栏，唯有坐人部位留有缺口，以便伏案书写，它让我联想到婴儿的可爱的小床。桌前安放着一把圆形座位的靠背椅，桌子右侧有一只厚重的皮沙发，前者乃为简陋的硬木家具，显然是作家长时间写作的坐处。后者厚重、软和、舒适，似乎是为来此小坐、交谈的他人准备的。桌面上立着两支一尺来高的蜡烛，平放着墨水瓶、蘸水笔、吸墨工具与纸张之类。托尔斯泰后期的大量作品就是在这张书桌上完成的。如：长篇小说《复活》、《天国在你们心中》，中篇小说《克莱采奏鸣曲》、《谢尔盖神父》、《哈泽-穆拉特》，戏剧《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活尸》，论文《什么是艺术？》及《回忆录》等等。眼前，在留有托翁指纹、汗迹的书桌上，摆放着《复活》的一页手稿，供参观者瞻仰。
在莫斯科生活的这20年，是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文学创作丰收的季节。对于中国人来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从1884年开始，对孔子、孟子、老子的思想和著述兴趣浓厚，情有独钟，他根据德文、英文、法文亲自将他们的《论语》、《道德经》等著作译成俄文，进行研究，1909年他出版了俄文的《中国圣人老子语录》。托翁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读孔子，越读越感到深奥与美妙。”（1884年3月29日）“我在研究孔子，我觉得其他学说都无聊。好像是恰到好处。主要是这个学说严于律己，当我独慎其身时，他能对我起良好作用。但愿永远坚持这种新鲜感觉。”忆及托翁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高度挚爱和赞评，以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同时想起这位大文豪的世界名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在我国的广泛流传、深入人心，我对置身其中的托翁的工作室顿时平添了敬意和亲切感。
托尔斯泰与孔子一样，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而且他们都怀有“有教无类”的先进教育思想。早在1859年11月，托翁就在家乡波良纳开办了一所国民学校，两年后的1862年就又新开了21所学校，教育对象主要是农民和他们的子弟。他认为教育是一种杠杆，借着它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使它趋向完善，不过为此就必须“团结一切阶级来通晓学术”。1861年8月他写信给堂姑母阿·安·托尔斯泰娅说：“像我这样的人也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诗意的美妙的事业——这就是学校。”在故居博物馆二楼里珍存了一台录音机和一张唱片，录音机是美国科学家爱迪生赠送给托翁的，唱片则录制了托翁在波良纳庄园的农民学校里给学生们的讲话，当时托翁纵然已是年逾8旬的老人，但其声音仍然清晰有力。那仿佛来自天堂的神秘而美妙的仙乐般的声音，使我深受震撼和感动。当整个团队已陆续走出木楼后，我居然央求 “小果戈里”陪我再去聆听一遍托翁的录音，并请他把讲话内容翻译成汉语，“小果戈里”很乐意地应允了。于是我们俩唱了一出“二进宫”，重新穿了一次大套鞋，爬上二楼去找管理人员的麻烦。那位负责操作录音机的姑娘笑容如花地满足了我的愿望。原来，当年用爱迪生刚发明的录音机录下的托翁对学生们的讲话是这么几句：“……你们要配合爸爸、妈妈，要好好学习。请记住我的话。我老人说的都是实话……再见了。”托翁谢世前不久发表的这段公开演讲的录音，言简意赅，弥足珍贵，给世人留下了一颗比金子更纯真、更闪亮的赤子之心。1994年9月4日，江泽民主席访问托尔斯泰故居博物馆时，尼古拉馆长曾将这录有托翁声音的唱片赠送给他，江泽民主席很高兴地把这珍贵的礼物带回了中国。
“我老人说的都是实话。”是的，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在说实话。为祖国，为人民，特别是为苦难而刚强的俄罗斯农民，这位可敬的真诚的老人以自己卷帙浩繁的煌煌巨著和感人至深的行为方式（包括放弃1881年后自己全部作品的版权，远离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甚至谢绝在他长眠的土坟上制作任何标志），始终坚持不渝地说真话，写真实，抒真情，求真理。
此时此境，我脑海中倏然浮现出列宁对托尔斯泰的一系列评论。在1908年托翁80华诞时写的论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里，列宁曾经精辟地指出：“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时所具有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是富于独创性的，因为他的观点的总和整个说来却恰好表现了我们的革命、即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种种特点。从这个观点看来，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我们革命中的农民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一面镜子。”如果说，托尔斯泰的杰作是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精神的一面面精美的明镜，那么，他的寓所和书房犹如生产这些明镜的工厂和车间，是值得人们永远珍惜和爱护的。
托翁在他住房后面的花园里，亲手栽种了两株椴树，如今已是拔地参天的百年古木。它们之所以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是因为植根于富饶的俄罗斯大地，从中汲取着永不枯竭的养分。托尔斯泰的文学之树青春常在，至今保持着蓬勃的风华与活力，也是源于他无限丰富生动的平民生活。不是吗？■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
莫斯科河附近的托尔斯泰街26号，是一座美丽的草木葳蕤的庭院，越过临街的雕有花纹的木围墙，可见一栋橘红色的两层楼的木板房。院门口镶着的一块小小的铭牌上刻着如下俄文：“列夫·托尔斯泰故居博物馆，作家1882至1902年在此居住。”
这位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拉皮文县的波良纳庄园的大文豪，虽然是名门贵族，世袭伯爵，却毕生都在探索社会的改革，尤其关注并致力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因此，托尔斯泰长期住在离莫斯科186公里的乡村。他不喜欢工业化程度日益提升的大城市，只是在1863年至1869年创作《战争与和平》期间，为了查找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才去莫斯科。1881年9月托尔斯泰举家迁居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几个孩子的上学问题。18岁的长子谢尔盖已到读大学的年龄。大女儿塔吉扬娜也要进莫斯科美术学校，托尔斯泰特意请列宾教她画画（博物馆里有一幅列宾1891年为塔吉扬娜画的肖像）。即使在莫斯科定居后，每年春夏季节还是经常回到波良纳庄园。1902年后，因儿女们都相继完成了学业，而这座庭院附近有家啤酒厂噪音很大，影响写作，年事渐高的老作家就很少住在此地了。1910年11月7日托尔斯泰逝世后，其二女儿玛丽娅成为房主人，十月革命胜利后，她将父亲的故居捐赠新生的苏维埃国家，1928年玛丽娅让出全部庭院，使其正式成为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并担任第一届馆长。玛丽娅一直活到二战胜利后才去世。
当初托翁买下那栋橘红色的木屋时，只有一层，是他将其改建为两层楼的。据说这种木结构的住房非常干燥、暖和而舒适，最早的克里姆林宫就是纯木建筑。与楼房相垂直的一排也是橘红色的木平房，是托翁开设的出版社，用来排印和发行自己的文学作品，如今则是展览各种文字、版本的托翁著作及有关画册、资料的陈列室。我们一行中国人在翻译叶尔绍夫的引领下，把故居的16个房间一一作了较细致地参观。30岁出头的叶尔绍夫是莫斯科大学中文系毕业生，长相颇像大文豪果戈里（特别是那双深邃含笑的眼睛、饱满发亮的额头、向两颊包拢的长发和带有幽默感的胡子），我戏称他为“小果戈里”，他也笑嘻嘻地欣然接受了。他不仅汉语说得流利，对俄中两国的文学艺术历史都熟谙，所以使我们受益匪浅。
步入一楼的绿色门框的棕色小门，即来到一间不大的客厅，不管什么人，头一件事便是穿上一双特制的橡胶大套鞋，那套鞋能包容无论多大尺码的普通鞋，是用于保护室内的地板和楼梯的木阶的。据介绍，托尔斯泰故居的一切都是原物、原装和原貌，唯有地板和楼梯刷过一道油漆，而且大多铺设了地毯。即便如此，还要求参观者用橡筋箍上一双软底的胶鞋，可见管理者对世界级伟大作家寓所的文物何等珍惜。
一楼头一间是不大的餐厅，一张长方形的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盆碟刀叉等餐具及调味瓶。托翁全家就围坐在桌前用餐，那10几把整齐排列的靠背椅让人想象到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餐厅的鹅黄色墙壁一侧挂着布谷鸟钟，另一侧挂着二女儿玛丽娅的肖像，是大女儿塔吉扬娜画的。餐厅旁的一间小屋是放置碗柜和炊具、餐具的储藏室，所展示的各种锅盆壶碗杯碟，有金属、陶瓷、玻璃等质料，大都是本国产品，比较粗糙朴拙。“小果戈里”告诉我们，托翁的饮食极其简单，他本人是完全吃素的，不仅拒绝肉食，连牛奶都不喝，一般饭菜是燕麦、马铃薯和罗宋汤。
沿着一侧装有白色护栏的楼梯，我们登临第二层。首先踏入一间较为宽敞的大厅，是托翁全家人聚谈和娱乐的场所，也是接待宾客之处；其洁净的墙壁上安装着40支蜡烛和煤油灯，张挂着一些亲属（如夫人索菲娅、女儿塔吉扬娜、儿子谢尔盖等）和友人的照片，最令人瞩目的一张黑白像是招待来访者们的“大茶会”场景，时间为1898年4月的一天，画面为：十几位或坐或站的先生、女士围着一张椭圆形的大木桌，雪白的桌布上摆放着金属的茶具、漂亮的烛台与盛满点心、水果的盘子。托翁神情安详、慈和，与大家亲密无间的关系跃然其中。常言道“主雅客来勤。”这位文豪的好客想必是一贯的，因为在另一块蓝底桌布上，竟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客人们的签名。大厅旁即是托翁夫妇的卧室，索菲娅在卧室中间竖了一排屏风，并在隔开的外间置了几张沙发，权作她的客人接待室。索菲娅有自己的可以折叠台板的简陋的写字桌。
托翁夫妇一共生育了13个孩子，不幸夭折了5个。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而且室内陈设和格调各不相同，如谢尔盖的卧室除了粗糙的木床、床头柜和书架外，还有一台钢琴。塔吉扬娜的闺房墙上挂的、桌上摆的满是肖像油画、人物素描等美术作品。而安德烈和米哈伊尔的工作桌上则放着书籍、公文簿与地球仪、文具、闹钟等。托翁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是很重视的，他在辛勤不辍的笔耕之余，亲自教孩子们学习法语、文学、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甚至还教他们下国际象棋（古老的棋子、棋盘至今犹存）。夫人索菲娅则是家中的德语教师。索菲娅的原籍是德国，父亲在俄国皇宫里当医生，由于托翁经常去克里姆林宫里查找和研究古代文献档案，与索菲娅的父亲熟识，便有了这门异国婚姻，其婚礼还是在克里姆林宫的教堂里举行的，时间为1862年9月23日。托翁的以身作则、刻苦自励、坚持体力劳动、追求平民化的生活方式，势必要求子女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在故居里，我们随处可见有关的实物，如托翁耕田、锄地、种菜、挑水、砍柴、割草所使用过的工具，他用以代步的自行车（系俄罗斯自行车爱好者协会赠送，托翁是67岁以后才学会骑车的，他经常骑着它到户外兜风），他在冰天雪地中骑着瘦小的驽马出行时穿的旧皮袄，他在家园里溜冰时穿的冰鞋，还有木工桌案上陈列的几双托翁亲手制作的皮靴及其生产工具，其中一双皮靴是他为女婿苏霍京制作的。苏霍京曾把这双皮靴同托翁的12卷著作并列放在自己家的玻璃柜里，贴上幽默的标签：“第13卷。” 托翁见到后，非但不见怪，还诙谐地笑道：“这是我最好的一卷。”由此可以感察，这位作家具有多么独特、丰满的个性和超凡的人格魅力。
当然，最吸引我们注目的是托翁的工作室。那是二楼最里面、也是最安静的一间，不仅高大宽敞，结构也颇合理。一个长方形的大书桌占据了室内的中心位置，它的正面和左侧共有三扇大玻璃窗，采光极佳。深褐色的书桌设计精巧、美观，圆柱形的桌腿雕饰着优美的线条，桌面四周装置了矮小而好看的围栏，唯有坐人部位留有缺口，以便伏案书写，它让我联想到婴儿的可爱的小床。桌前安放着一把圆形座位的靠背椅，桌子右侧有一只厚重的皮沙发，前者乃为简陋的硬木家具，显然是作家长时间写作的坐处。后者厚重、软和、舒适，似乎是为来此小坐、交谈的他人准备的。桌面上立着两支一尺来高的蜡烛，平放着墨水瓶、蘸水笔、吸墨工具与纸张之类。托尔斯泰后期的大量作品就是在这张书桌上完成的。如：长篇小说《复活》、《天国在你们心中》，中篇小说《克莱采奏鸣曲》、《谢尔盖神父》、《哈泽-穆拉特》，戏剧《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活尸》，论文《什么是艺术？》及《回忆录》等等。眼前，在留有托翁指纹、汗迹的书桌上，摆放着《复活》的一页手稿，供参观者瞻仰。
在莫斯科生活的这20年，是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文学创作丰收的季节。对于中国人来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从1884年开始，对孔子、孟子、老子的思想和著述兴趣浓厚，情有独钟，他根据德文、英文、法文亲自将他们的《论语》、《道德经》等著作译成俄文，进行研究，1909年他出版了俄文的《中国圣人老子语录》。托翁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读孔子，越读越感到深奥与美妙。”（1884年3月29日）“我在研究孔子，我觉得其他学说都无聊。好像是恰到好处。主要是这个学说严于律己，当我独慎其身时，他能对我起良好作用。但愿永远坚持这种新鲜感觉。”忆及托翁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高度挚爱和赞评，以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同时想起这位大文豪的世界名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在我国的广泛流传、深入人心，我对置身其中的托翁的工作室顿时平添了敬意和亲切感。
托尔斯泰与孔子一样，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而且他们都怀有“有教无类”的先进教育思想。早在1859年11月，托翁就在家乡波良纳开办了一所国民学校，两年后的1862年就又新开了21所学校，教育对象主要是农民和他们的子弟。他认为教育是一种杠杆，借着它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使它趋向完善，不过为此就必须“团结一切阶级来通晓学术”。1861年8月他写信给堂姑母阿·安·托尔斯泰娅说：“像我这样的人也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诗意的美妙的事业——这就是学校。”在故居博物馆二楼里珍存了一台录音机和一张唱片，录音机是美国科学家爱迪生赠送给托翁的，唱片则录制了托翁在波良纳庄园的农民学校里给学生们的讲话，当时托翁纵然已是年逾8旬的老人，但其声音仍然清晰有力。那仿佛来自天堂的神秘而美妙的仙乐般的声音，使我深受震撼和感动。当整个团队已陆续走出木楼后，我居然央求 “小果戈里”陪我再去聆听一遍托翁的录音，并请他把讲话内容翻译成汉语，“小果戈里”很乐意地应允了。于是我们俩唱了一出“二进宫”，重新穿了一次大套鞋，爬上二楼去找管理人员的麻烦。那位负责操作录音机的姑娘笑容如花地满足了我的愿望。原来，当年用爱迪生刚发明的录音机录下的托翁对学生们的讲话是这么几句：“……你们要配合爸爸、妈妈，要好好学习。请记住我的话。我老人说的都是实话……再见了。”托翁谢世前不久发表的这段公开演讲的录音，言简意赅，弥足珍贵，给世人留下了一颗比金子更纯真、更闪亮的赤子之心。1994年9月4日，江泽民主席访问托尔斯泰故居博物馆时，尼古拉馆长曾将这录有托翁声音的唱片赠送给他，江泽民主席很高兴地把这珍贵的礼物带回了中国。
“我老人说的都是实话。”是的，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在说实话。为祖国，为人民，特别是为苦难而刚强的俄罗斯农民，这位可敬的真诚的老人以自己卷帙浩繁的煌煌巨著和感人至深的行为方式（包括放弃1881年后自己全部作品的版权，远离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甚至谢绝在他长眠的土坟上制作任何标志），始终坚持不渝地说真话，写真实，抒真情，求真理。
此时此境，我脑海中倏然浮现出列宁对托尔斯泰的一系列评论。在1908年托翁80华诞时写的论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里，列宁曾经精辟地指出：“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时所具有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是富于独创性的，因为他的观点的总和整个说来却恰好表现了我们的革命、即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种种特点。从这个观点看来，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我们革命中的农民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一面镜子。”如果说，托尔斯泰的杰作是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精神的一面面精美的明镜，那么，他的寓所和书房犹如生产这些明镜的工厂和车间，是值得人们永远珍惜和爱护的。
托翁在他住房后面的花园里，亲手栽种了两株椴树，如今已是拔地参天的百年古木。它们之所以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是因为植根于富饶的俄罗斯大地，从中汲取着永不枯竭的养分。托尔斯泰的文学之树青春常在，至今保持着蓬勃的风华与活力，也是源于他无限丰富生动的平民生活。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