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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古以来，日本对中国汉字文化书籍的翻译数量在世界上是最多的，总体上看，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深受日本读者喜爱。对中国文学的学习和借鉴，丰富了日本文学的样式和风格。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翻译界大量翻译西方的政治学著作，这在明治维新中起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也为中国翻译家提供了许多可用日文转译的西方重要学术著作的日文译本。这在中日翻译文化交流史上可称为美谈。
[关键词]古代日本 汉语 翻译文化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8-0073-02
千百年来，日本对中国汉字文化书籍翻译数量之多，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据谭汝谦主编、实藤惠秀监修、小川博编辑的《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记载，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日译中文书籍属于语言文学类的就已达1000多种，其中大部分为中国古代典籍及文学作品，如《论语》《孟子》《庄子》及陶渊明诗、李白诗、杜甫诗等文集，乃至《西厢记》《元曲选》等，均有多种译本。章回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有20多种，《红楼梦》也有10余种译本。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甚受日本读者欢迎。
古代日本是属于以汉字为中心的东亚及东北亚文化圈内的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形态的国家，其民族文化是在大量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其中，汉文化的直接输入与接受以及经过翻译文化形成的接受，对日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及特色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化以文献典籍为载体，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东传日本。据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古事记》记载，公元3世纪时已有中国典籍传入日本，但毕竟还没有形成规模。到了日本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时期，才真正进入了大量输入中国文化典籍的高峰期，尽管现今查不到输入典籍的目录，但从其在8世纪初叶和中叶出版的各种史书的文学书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典文献与史书已经普遍进入日本书籍的叙述与引用之中。这就说明当时输入的中国典籍的数量和范围是相当可观的了。从而也造成了日本飞鸟奈良时代文化飞跃发展的生动局面。
虽然从中国传入的书籍尽管种类很多，但每种的数量必定有限，无法满足日本文化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日本人开始了抄写汉籍的事业，这种事业在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平安时代在日本古代文化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代，这一时代正是古代日本的权力阶级与知识阶层自觉地渴望获得中国文化的第一个高潮期，其热情历经三百余年不减。八九世纪时期的日本皇室，为了尽快赶上中国的文明，他们第一次自觉地对中国文化实行全方位的推广，日本朝野形成一种讴歌汉文化的风气。公元823年至833年，日本知识界利用当时已经传入日本的汉籍文献，编纂了第一部大型的汉籍类书《秘府略》一千卷。这是自中国文献典籍传入日本以来空前的伟大编纂。
根据9世纪后期由当时主持教育的长官大学头藤原佐世奉敕编纂的《本朝见在书目录》的记载，这一时期实际存于日本各大机关及天皇私人藏馆的汉籍共1568种，合计16725卷。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果以《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为标准，著录的隋代文献典籍为3127种，著录的唐代文献典籍为3060种，那么就是说9世纪在日本存有的汉籍，分别为隋代的50.1%，唐代的51.2%。
中唐时期中国发生的内乱战争迫使日本停止了向中国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从而也就大大妨碍了中国文化典籍的引进，但以学习中国文化为国策的方针并没有改变。
日本贵族是最早掌握汉字和汉文化的一个社会阶层，日本平安时期，是贵族文化占主流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贵族知识分子，包括皇室在内，以掌握汉字和汉文化为荣的理念完全是靠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实现的，这也为日本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日本汉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但日本到了江户时代，文化开始走向城市民众之中，文化也就有了庶民性。文化接受的形式也开始有所转变，原来的贵族阶级都是通过汉文原作接受汉文化的。但到了江户时代，普通民众没有那么高的汉字阅读水平，因而翻译汉文书籍开始通行起来。
江户时代，中国文献典籍东传日本，主要是通过商业渠道。自17世纪至19世纪的二百余年间，汉籍的买卖一直是中日两国贸易中的大宗货物。
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传入日本，产生两国文化相融的状态。日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受其影响自然融入了中国文学的成果。这种融入不但没有削弱日本文学的民族性，反而却因此丰富了日本文学的表现形式，甚至还提高了表现能力，这是一种文学的“变异”。而文学的变异，一般来说，都是以民族文化为母体，以外来文化为父体，它们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文学形态。这是原有的民族文学的某些特征的延续和继承，并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发展。
日本汉文学便是古代日本文学以传入的中国文学作为变异媒介而获得的文学成果。日本汉文学即是日本人用汉文创作的文学。这种文学的形式是汉民族的，但所表现的内容和情感却是日本民族的，所以称为“日本汉文学”。汉文学系统是古代东亚和东北亚文化发展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在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学中都曾出现过。其中以日本汉文学最为发达，它是日本传统文学的组成部分，是日本文学吸收和消化外域文学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型的民族文学。
日本化的中国古典式诗歌，以公元751年编纂的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为其代表，即使它不是日本第一部汉诗集，也是日本第一部书面文学集。其前不久，日本古代文学中曾出现过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作品《浦岛子传》，这是日本文学史上保留至今的第一篇汉文小说。是日本古代小说形式中最早的艳情作品。《浦岛子传》的创作与中国文化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它是以唐代初期张文成的传奇作品《游仙窟》为范本，“翻案”模拟而衍生的新作品。
从日本奈良平安时代起，中国故事便以所谓的“翻案”形式出现在各种日本文学的叙述作品中，到了镰仓时代，翻案文学已自成体系，但其广泛使用，还是在江户时代明清小说大量传入日本之后。 此处的“翻案”一词，非是汉语意义中所指的推翻前人定说成案而别立新说新案，而是日语含意中所指的“换言、改写前人所作之趣意，特指借用本国古典、外国小说戏曲等的梗概内容，而人情、风俗、地名、人名等方面加己意的改作”。我们这里所说的翻案，就是日本人对中国作品的一种独特的改编方式。
在日本小说史上，到底有多少作品属于翻案文学，还没有精确统计，但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在翻案过程中，有译有编，或编中夹译，译中夹编，求神似而谋篇。如从译述的角度讲，翻案也属于翻译范畴之内的课题，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翻译方法，反映出翻案者也同时作为译者对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态度。
“物语”是日本古代的一种小说文体，其起源不仅晚于日本的汉文文学，而且也晚于和歌。物语是用假名创作的，物语最早在文学作品中达到了言文统一。日本物语小说，以《竹取物语》作为其形成的标志，以《源氏物语》作为其发展的顶峰。但在这些作品中，到处浸润着中国文化的内容和作用。
“和歌”，在日本古代文学中，大概是最具有民族特征的一种文学形式，但就其内容和形式，乃至韵律上，都能看到中国文学因素的强烈影响。总之，在千年的日本文学创作中，到处都有中国文学的影子，其原因正是作家们几乎都是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学习和成长起来的，日本文化本身就充满了中国文化因素。
日本人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而又保持自身独特的传统，这似乎成为一种共识，然而，与其把这种吸收看成是日本民族的天性，不如说是其受内外文化压力的一种选择，是一种明智之举。在日本民族的历史上，开关与锁国时有交替，但最后还是对外吸纳占了上风，而且走上了富民强国之路。
日本文化的主要吸纳着眼于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欧美。
在古代的日本，不能阅读汉籍，不能书写汉文，是没有资格在朝廷做官的。没有相当的中国文化知识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化人，至于作家，都会在他的作品中写进相当成分的有关中国文化和故事的文字。这一切都是因为大量接受汉文化的国策形成的。
到了明治以后，汉学修养虽然不再是作者的必备条件，但对中国题材情有独钟的作家，不掌握一定有关中国事务的知识，他是不会轻易动笔的。无论是创作含有中国文化因素的文学作品的作家，还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是千百年来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延展和承续。
中国古代文学传到日本至少也有1500多年了。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日本文学的各个领域。中国历代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理论著述传到日本的种类和数量，难以历数，可以说，日本民族语言书写的文学，即假名文学，是在贵族汉文文学兴盛之后才出现的。
对中国文学的学习和借鉴，丰富了日本文学的样式和风格，而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日本化的中国文学教育，也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方式和传统。明治维新以前的学校，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唐诗选》等中国典籍文学，这种以汉学为基础的教育模式，培养了日本人的中国文化情结。
19世纪后半叶的短短几十年间，中日国情骤变，文情流转，两国之间的文学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首先，随着西方文明巨浪狂潮席卷日本列岛，汉诗汉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传统地位彻底动摇，一股强烈的西风横扫日本，西欧文化和文学的介绍与翻译在几年间便从涓涓细流汇成大川，以至于形成所谓“翻译文学时代”。但这其中有一个根本问题是无法忽视的，那就是翻译家们都是凭借深厚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底蕴来完成其艰巨的翻译任务的，没有汉语中那些表现力丰富的词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是这些译作又给中国译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因为在其后中国翻译家在翻译西方著作的时候，很多名词与概念都借用了日本译者所使用的词语，到了似乎已很难分清哪些是中国人先用的，哪些是日本人先用的。不管是谁先用的，显示出的都是汉文化和汉语词汇的作用和力量。关于这一点，肯定是两个民族的共识。
江户时代直至明治初年，一般知识分子的文学修养，大体是靠以汉学为基础的教育培养起来的。他们的文学底子也基本上是中国文学。明治初期的翻译文学带有浓厚的汉文调。当时的风气，翻译者大多离开原文，进行删减添补，与其说是翻译，莫不如说是改写。在对原作进行加工的时候，不少译者，不仅将原作浅俗化、梗概化、理性化，而且还将原作的“洋气”漂洗一翻，染上中国文学的色调，也可以说一定程度的中国文学化了。就好像这部作品是由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合译的。这种汉文调，直到二叶亭四迷等人的翻译作品问世，才算终止。当时翻译人员的基本构成是政治家、报刊编辑、记者和汉学家，对原作的选择标准及处理原作的主导思想，是以能有助于推进国内的政治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原则，对文学作品的选择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1]汪向荣.中日关系史料汇编[M].中华书局，1984.
[2]魏常海.中日文化概论[M].中国文化书院，1987.
[3]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M].岩波书店，1992.
[4]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大修馆书店，1996.
[5]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6]谢天振.中国现代翻译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7]王小平.日本中国学述闻[M].中华书局，2008.
责任编辑：张丽
[关键词]古代日本 汉语 翻译文化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8-0073-02
千百年来，日本对中国汉字文化书籍翻译数量之多，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据谭汝谦主编、实藤惠秀监修、小川博编辑的《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记载，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日译中文书籍属于语言文学类的就已达1000多种，其中大部分为中国古代典籍及文学作品，如《论语》《孟子》《庄子》及陶渊明诗、李白诗、杜甫诗等文集，乃至《西厢记》《元曲选》等，均有多种译本。章回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有20多种，《红楼梦》也有10余种译本。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甚受日本读者欢迎。
古代日本是属于以汉字为中心的东亚及东北亚文化圈内的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形态的国家，其民族文化是在大量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其中，汉文化的直接输入与接受以及经过翻译文化形成的接受，对日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及特色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化以文献典籍为载体，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东传日本。据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古事记》记载，公元3世纪时已有中国典籍传入日本，但毕竟还没有形成规模。到了日本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时期，才真正进入了大量输入中国文化典籍的高峰期，尽管现今查不到输入典籍的目录，但从其在8世纪初叶和中叶出版的各种史书的文学书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典文献与史书已经普遍进入日本书籍的叙述与引用之中。这就说明当时输入的中国典籍的数量和范围是相当可观的了。从而也造成了日本飞鸟奈良时代文化飞跃发展的生动局面。
虽然从中国传入的书籍尽管种类很多，但每种的数量必定有限，无法满足日本文化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日本人开始了抄写汉籍的事业，这种事业在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平安时代在日本古代文化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代，这一时代正是古代日本的权力阶级与知识阶层自觉地渴望获得中国文化的第一个高潮期，其热情历经三百余年不减。八九世纪时期的日本皇室，为了尽快赶上中国的文明，他们第一次自觉地对中国文化实行全方位的推广，日本朝野形成一种讴歌汉文化的风气。公元823年至833年，日本知识界利用当时已经传入日本的汉籍文献，编纂了第一部大型的汉籍类书《秘府略》一千卷。这是自中国文献典籍传入日本以来空前的伟大编纂。
根据9世纪后期由当时主持教育的长官大学头藤原佐世奉敕编纂的《本朝见在书目录》的记载，这一时期实际存于日本各大机关及天皇私人藏馆的汉籍共1568种，合计16725卷。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果以《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为标准，著录的隋代文献典籍为3127种，著录的唐代文献典籍为3060种，那么就是说9世纪在日本存有的汉籍，分别为隋代的50.1%，唐代的51.2%。
中唐时期中国发生的内乱战争迫使日本停止了向中国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从而也就大大妨碍了中国文化典籍的引进，但以学习中国文化为国策的方针并没有改变。
日本贵族是最早掌握汉字和汉文化的一个社会阶层，日本平安时期，是贵族文化占主流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贵族知识分子，包括皇室在内，以掌握汉字和汉文化为荣的理念完全是靠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实现的，这也为日本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日本汉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但日本到了江户时代，文化开始走向城市民众之中，文化也就有了庶民性。文化接受的形式也开始有所转变，原来的贵族阶级都是通过汉文原作接受汉文化的。但到了江户时代，普通民众没有那么高的汉字阅读水平，因而翻译汉文书籍开始通行起来。
江户时代，中国文献典籍东传日本，主要是通过商业渠道。自17世纪至19世纪的二百余年间，汉籍的买卖一直是中日两国贸易中的大宗货物。
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传入日本，产生两国文化相融的状态。日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受其影响自然融入了中国文学的成果。这种融入不但没有削弱日本文学的民族性，反而却因此丰富了日本文学的表现形式，甚至还提高了表现能力，这是一种文学的“变异”。而文学的变异，一般来说，都是以民族文化为母体，以外来文化为父体，它们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文学形态。这是原有的民族文学的某些特征的延续和继承，并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发展。
日本汉文学便是古代日本文学以传入的中国文学作为变异媒介而获得的文学成果。日本汉文学即是日本人用汉文创作的文学。这种文学的形式是汉民族的，但所表现的内容和情感却是日本民族的，所以称为“日本汉文学”。汉文学系统是古代东亚和东北亚文化发展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在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学中都曾出现过。其中以日本汉文学最为发达，它是日本传统文学的组成部分，是日本文学吸收和消化外域文学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型的民族文学。
日本化的中国古典式诗歌，以公元751年编纂的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为其代表，即使它不是日本第一部汉诗集，也是日本第一部书面文学集。其前不久，日本古代文学中曾出现过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作品《浦岛子传》，这是日本文学史上保留至今的第一篇汉文小说。是日本古代小说形式中最早的艳情作品。《浦岛子传》的创作与中国文化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它是以唐代初期张文成的传奇作品《游仙窟》为范本，“翻案”模拟而衍生的新作品。
从日本奈良平安时代起，中国故事便以所谓的“翻案”形式出现在各种日本文学的叙述作品中，到了镰仓时代，翻案文学已自成体系，但其广泛使用，还是在江户时代明清小说大量传入日本之后。 此处的“翻案”一词，非是汉语意义中所指的推翻前人定说成案而别立新说新案，而是日语含意中所指的“换言、改写前人所作之趣意，特指借用本国古典、外国小说戏曲等的梗概内容，而人情、风俗、地名、人名等方面加己意的改作”。我们这里所说的翻案，就是日本人对中国作品的一种独特的改编方式。
在日本小说史上，到底有多少作品属于翻案文学，还没有精确统计，但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在翻案过程中，有译有编，或编中夹译，译中夹编，求神似而谋篇。如从译述的角度讲，翻案也属于翻译范畴之内的课题，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翻译方法，反映出翻案者也同时作为译者对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态度。
“物语”是日本古代的一种小说文体，其起源不仅晚于日本的汉文文学，而且也晚于和歌。物语是用假名创作的，物语最早在文学作品中达到了言文统一。日本物语小说，以《竹取物语》作为其形成的标志，以《源氏物语》作为其发展的顶峰。但在这些作品中，到处浸润着中国文化的内容和作用。
“和歌”，在日本古代文学中，大概是最具有民族特征的一种文学形式，但就其内容和形式，乃至韵律上，都能看到中国文学因素的强烈影响。总之，在千年的日本文学创作中，到处都有中国文学的影子，其原因正是作家们几乎都是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学习和成长起来的，日本文化本身就充满了中国文化因素。
日本人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而又保持自身独特的传统，这似乎成为一种共识，然而，与其把这种吸收看成是日本民族的天性，不如说是其受内外文化压力的一种选择，是一种明智之举。在日本民族的历史上，开关与锁国时有交替，但最后还是对外吸纳占了上风，而且走上了富民强国之路。
日本文化的主要吸纳着眼于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欧美。
在古代的日本，不能阅读汉籍，不能书写汉文，是没有资格在朝廷做官的。没有相当的中国文化知识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化人，至于作家，都会在他的作品中写进相当成分的有关中国文化和故事的文字。这一切都是因为大量接受汉文化的国策形成的。
到了明治以后，汉学修养虽然不再是作者的必备条件，但对中国题材情有独钟的作家，不掌握一定有关中国事务的知识，他是不会轻易动笔的。无论是创作含有中国文化因素的文学作品的作家，还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是千百年来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延展和承续。
中国古代文学传到日本至少也有1500多年了。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日本文学的各个领域。中国历代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理论著述传到日本的种类和数量，难以历数，可以说，日本民族语言书写的文学，即假名文学，是在贵族汉文文学兴盛之后才出现的。
对中国文学的学习和借鉴，丰富了日本文学的样式和风格，而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日本化的中国文学教育，也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方式和传统。明治维新以前的学校，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唐诗选》等中国典籍文学，这种以汉学为基础的教育模式，培养了日本人的中国文化情结。
19世纪后半叶的短短几十年间，中日国情骤变，文情流转，两国之间的文学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首先，随着西方文明巨浪狂潮席卷日本列岛，汉诗汉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传统地位彻底动摇，一股强烈的西风横扫日本，西欧文化和文学的介绍与翻译在几年间便从涓涓细流汇成大川，以至于形成所谓“翻译文学时代”。但这其中有一个根本问题是无法忽视的，那就是翻译家们都是凭借深厚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底蕴来完成其艰巨的翻译任务的，没有汉语中那些表现力丰富的词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是这些译作又给中国译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因为在其后中国翻译家在翻译西方著作的时候，很多名词与概念都借用了日本译者所使用的词语，到了似乎已很难分清哪些是中国人先用的，哪些是日本人先用的。不管是谁先用的，显示出的都是汉文化和汉语词汇的作用和力量。关于这一点，肯定是两个民族的共识。
江户时代直至明治初年，一般知识分子的文学修养，大体是靠以汉学为基础的教育培养起来的。他们的文学底子也基本上是中国文学。明治初期的翻译文学带有浓厚的汉文调。当时的风气，翻译者大多离开原文，进行删减添补，与其说是翻译，莫不如说是改写。在对原作进行加工的时候，不少译者，不仅将原作浅俗化、梗概化、理性化，而且还将原作的“洋气”漂洗一翻，染上中国文学的色调，也可以说一定程度的中国文学化了。就好像这部作品是由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合译的。这种汉文调，直到二叶亭四迷等人的翻译作品问世，才算终止。当时翻译人员的基本构成是政治家、报刊编辑、记者和汉学家，对原作的选择标准及处理原作的主导思想，是以能有助于推进国内的政治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原则，对文学作品的选择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1]汪向荣.中日关系史料汇编[M].中华书局，1984.
[2]魏常海.中日文化概论[M].中国文化书院，1987.
[3]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M].岩波书店，1992.
[4]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大修馆书店，1996.
[5]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6]谢天振.中国现代翻译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7]王小平.日本中国学述闻[M].中华书局，2008.
责任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