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姬乃甫，男，汉族，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书法家，新华社高级编辑，陕西省米脂县姬家石沟村人。1964年本科毕业后到新华社国内部工作，曾任国内部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副社长。1995年出任《新华每日电讯》报党组书记、总编辑，现兼任首都新闻工作者书法家联谊会副会长、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会员。
“老皮”不姓皮，姓李，“老皮”是我们上大学时给他起的外号。至于当年为什么给他起这样一个外号，连我们也说不太清楚，也许是因为他岁数比我们大，而且活得很皮实吧。
老李是四川人，1949年高中毕业，是当时的进步知识青年。他是个瘦高个，人们至今还记得他当年戴礼帽、穿长衫，得空就宣传革命的形象。一本四川双流县革命历史资料中，就记载着他的大名。
1950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去打仗。战争结束后，他回国到当时的西康省政府当了一名秘书。因为他人很聪明，笔头子又快，很受上司器重。
1955年，老李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成了一名调干生。
1956年反右运动开始不久，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有一帮同学“鸣放”出了格，要上北京请愿。请愿要写请愿书，他们找到老李，说他当过秘书，文笔又好，这写请愿书的事非他莫属。老李本非运动积极分子，也没有参加请愿的事，所以不想写。后来他架不住同学们几次三番地相求，并一再声言，出了问题不要他负责，于是他就写了。
政治诺言从来是靠不住的。后来这帮请愿的人虽然没去成北京，但请愿书却成了“反党黑文”，白纸黑字，罪证确凿。那帮原来求他写请愿书的人，一口咬定与他们无关，都指认是老李写的，弄得他有口难辩，因此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当了右派之后，学校把老李送到甘肃天水一个农村劳动改造。那个村的农民让他住在村外看地的一个破房子里，白天劳动，晚上一盏孤灯相伴。但老李毕竟是个经世之人，虽然一肚子委屈，生活却并未消沉。他心灵手巧，为人热心，不但干得一手好农活，而且还学会了一点小手艺，修个自行车农具什么的，都会。凡是老乡找他帮忙，来者不拒，人家总能满意而去。
老李人到了农村，但户口还在城市，吃的是每月30斤的供应粮。天水在甘肃来讲虽然算是比较好的地方，但当时农民也挨饿。那年闹春荒，青黄不接，村里有的人家断了粮，这个向他借一碗米，那个向他借一碗面，他不忍眼看着那些人饿死，有求必应。有一个月，不到10号他就断粮了，只好躺在那间破房子里等死。那时饿死个人，就好像今天到处都是胖子那么司空见惯。
也是老李命里不该那时候就死。有一天，天水市有位领导来村里检查工作，临走时最后问村干部还有什么事没有。村干部说村外住个兰大来的右派学生，断粮已经好几天了，他们天天去看他，现在还没饿死，也就是三两天的事了。这位领导尚有人性，说不管他是什么人，可人家是个大学生，不容易，一定不能让他饿死。他让农民立刻到市里粮店，提前把老李的供应粮买回来，救他一命。
老李给我讲这一段的时候，泪水在眼眶里直转。他说：“农民和那位领导，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到死也忘不了他们。”
1959年学校给老李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时他已年近40岁了。
也就在这一年，我考进了兰州大学中文系，报到之后来到分配给我的集体宿舍。房间约有16平米大，摆4张上下铺的架子床，靠窗户放一张两屉桌。我进去后看见房间里有三个男人，穿的都像工友。一个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和蔼可亲，问我是哪里人，招呼我把行李放下。一个是瘦高个子，约有40来岁，满脸沧桑，接过我的行李放到床上。还有一个中年汉子在修理窗户。老头和中年汉子走了之后，瘦高个子说他姓李，也是这个班的学生。这就是我和老李最初认识的过程。他说，刚才那个老头是咱们的林副校长，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当过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每年开学时他都要亲自检查一下学生宿舍的门窗。
此后大学5年，老李一直像老大哥一样照顾着我。
老李遭遇不好，因此一直未结婚。那年寒假他回成都，他的一位当中学校长的老同学，张罗给他介绍对象。当时学校有位念高中的姑娘，姓张，性格外柔内刚，长得很漂亮。有个小伙子，是个开车的，死追她，她就是不干，非要找个大学生不可。追她的这个小伙子很聪明，姑娘不同意，就在她母亲身上下功夫，今天给她家送点水果去，明天给她家送点点心去，哄得老太太非要把姑娘嫁给他不可。就在这僵持不下的时候，校长让姑娘见见老李。他两人虽然年龄相差比较大，但姑娘对老李一见钟情。老李把自己是右派的事告诉了她，她说她爱的是人，管他什么左派右派。
就在这个假期，速战速决，老李和小张领了结婚证，在那位老同学、中学校长的主持下他们举行了婚礼。
假期过完，老李回到学校，人好像变了一个样，满面春风，穿戴也比过去整齐干净了。他向我们讲述了他恋爱结婚的全过程，如何和他的校长同学密室策划、寻找线索、确定目标、讲究策略、速战速决、大获全胜，一幕一幕，引人入胜。他特别向我们讲了他妻子的各种好处，人品好、性格好、能吃苦、对他好，当然还有长得好。我们为他高兴，为他祝福，但我们心里却有一种为他心酸的感觉。
从此之后，老李就人在兰州心在川了。他一心惦记着他远在千里之外的年轻妻子，一天一封信，几乎每晚都梦见。这使我想起小学课本上读过的一课书，题目叫“三黑和土地”。说的是解放区有个农民叫三黑，祖祖辈辈梦想得到一块自己的土地。土改时他终于如愿以偿，分得了地主的一块土地。书上说，从那以后，“三黑连头带尾巴钻进了土地。”此刻的老李，大概满脑子都是“三黑心情”。
但是，爱之心切，往往疑心也就随之而来。老李老问我他这老夫少妻能长得了吗？自己一走就是半年，妻子一人在家，会不会出问题？这种由爱而产生的焦虑，常常弄得他夜晚睡不着觉。
那年暑假，老李归心似箭，但他成心要考验考验妻子小张，所以未告诉小张准确的归期。他在成都下了火车，先不回家，把东西放到朋友家里，等到半夜才摸黑回家。敲开门之后，小张异常惊喜，而他却装出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小张忙问他是不是病了，他半天才说道：
“学校把我开除了。”
“为什么？”小张问他。还没等他回答，小张又接着说：“别着急，他们不要你我要你。”
老李一听这话，立刻就哭了。他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子，说道：“是我不好，没那回事。是我对你不放心，胡思乱想，才出此下策，想考验考验你。你就是我的命啊！你现在怎么骂我都行。”
小张听了扑哧一乐，打了他一拳，说道：
“你个鬼，以后不准开这种玩笑。其实这也不能全怨你，咱们从认识到结婚，在一起才几天。今后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我们毕业之后，老李被分配到甘肃一个偏远的县城去教中学。小张也去了，任劳任怨，把老李照顾得无微不至，并且给他生了3个孩子。日子虽然苦了点，但夫妻和睦，自有一番幸福。
老李50多岁的时候，有一位好心的新华社记者，有感于老李的坎坷经历，帮他从甘肃调回到成都双流县教育局工作。有一年我到成都出差，顺便到他家看他。其时他已退休，儿女都已工作，收入颇丰。他对我说：
“将来我肯定要走在小张前面，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她了。现在看来，孩子们还算孝顺，但那我也不放心。因此，这些年我偷偷为她攒了不少钱，够她下半辈子花的。”
“老皮”的故事讲完了，但还有一件事我未说。这件事本来我不想说，不为别的，是因为不忍心说。他这样一个明知自己要饿死、还把粮食给别人的好人，不但受尽了人间的折磨和屈辱，就连老天也不放过他。就在他快70岁的时候，他得了喉癌，虽然及时做了手术，并且很成功，但也说不出话来了。我之所以还要讲这件事，是要让世人知道老天有时候也是不公的。好在我的这位李大哥是个性情开朗的人，生就一副苦中行乐的好脾气。因此，人不堪其忧，他也不改其乐，真是一颗炒不爆、压不扁的铜豌豆。
“老皮”不姓皮，姓李，“老皮”是我们上大学时给他起的外号。至于当年为什么给他起这样一个外号，连我们也说不太清楚，也许是因为他岁数比我们大，而且活得很皮实吧。
老李是四川人，1949年高中毕业，是当时的进步知识青年。他是个瘦高个，人们至今还记得他当年戴礼帽、穿长衫，得空就宣传革命的形象。一本四川双流县革命历史资料中，就记载着他的大名。
1950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去打仗。战争结束后，他回国到当时的西康省政府当了一名秘书。因为他人很聪明，笔头子又快，很受上司器重。
1955年，老李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成了一名调干生。
1956年反右运动开始不久，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有一帮同学“鸣放”出了格，要上北京请愿。请愿要写请愿书，他们找到老李，说他当过秘书，文笔又好，这写请愿书的事非他莫属。老李本非运动积极分子，也没有参加请愿的事，所以不想写。后来他架不住同学们几次三番地相求，并一再声言，出了问题不要他负责，于是他就写了。
政治诺言从来是靠不住的。后来这帮请愿的人虽然没去成北京，但请愿书却成了“反党黑文”，白纸黑字，罪证确凿。那帮原来求他写请愿书的人，一口咬定与他们无关，都指认是老李写的，弄得他有口难辩，因此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当了右派之后，学校把老李送到甘肃天水一个农村劳动改造。那个村的农民让他住在村外看地的一个破房子里，白天劳动，晚上一盏孤灯相伴。但老李毕竟是个经世之人，虽然一肚子委屈，生活却并未消沉。他心灵手巧，为人热心，不但干得一手好农活，而且还学会了一点小手艺，修个自行车农具什么的，都会。凡是老乡找他帮忙，来者不拒，人家总能满意而去。
老李人到了农村，但户口还在城市，吃的是每月30斤的供应粮。天水在甘肃来讲虽然算是比较好的地方，但当时农民也挨饿。那年闹春荒，青黄不接，村里有的人家断了粮，这个向他借一碗米，那个向他借一碗面，他不忍眼看着那些人饿死，有求必应。有一个月，不到10号他就断粮了，只好躺在那间破房子里等死。那时饿死个人，就好像今天到处都是胖子那么司空见惯。
也是老李命里不该那时候就死。有一天，天水市有位领导来村里检查工作，临走时最后问村干部还有什么事没有。村干部说村外住个兰大来的右派学生，断粮已经好几天了，他们天天去看他，现在还没饿死，也就是三两天的事了。这位领导尚有人性，说不管他是什么人，可人家是个大学生，不容易，一定不能让他饿死。他让农民立刻到市里粮店，提前把老李的供应粮买回来，救他一命。
老李给我讲这一段的时候，泪水在眼眶里直转。他说：“农民和那位领导，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到死也忘不了他们。”
1959年学校给老李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时他已年近40岁了。
也就在这一年，我考进了兰州大学中文系，报到之后来到分配给我的集体宿舍。房间约有16平米大，摆4张上下铺的架子床，靠窗户放一张两屉桌。我进去后看见房间里有三个男人，穿的都像工友。一个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和蔼可亲，问我是哪里人，招呼我把行李放下。一个是瘦高个子，约有40来岁，满脸沧桑，接过我的行李放到床上。还有一个中年汉子在修理窗户。老头和中年汉子走了之后，瘦高个子说他姓李，也是这个班的学生。这就是我和老李最初认识的过程。他说，刚才那个老头是咱们的林副校长，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当过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每年开学时他都要亲自检查一下学生宿舍的门窗。
此后大学5年，老李一直像老大哥一样照顾着我。
老李遭遇不好，因此一直未结婚。那年寒假他回成都，他的一位当中学校长的老同学，张罗给他介绍对象。当时学校有位念高中的姑娘，姓张，性格外柔内刚，长得很漂亮。有个小伙子，是个开车的，死追她，她就是不干，非要找个大学生不可。追她的这个小伙子很聪明，姑娘不同意，就在她母亲身上下功夫，今天给她家送点水果去，明天给她家送点点心去，哄得老太太非要把姑娘嫁给他不可。就在这僵持不下的时候，校长让姑娘见见老李。他两人虽然年龄相差比较大，但姑娘对老李一见钟情。老李把自己是右派的事告诉了她，她说她爱的是人，管他什么左派右派。
就在这个假期，速战速决，老李和小张领了结婚证，在那位老同学、中学校长的主持下他们举行了婚礼。
假期过完，老李回到学校，人好像变了一个样，满面春风，穿戴也比过去整齐干净了。他向我们讲述了他恋爱结婚的全过程，如何和他的校长同学密室策划、寻找线索、确定目标、讲究策略、速战速决、大获全胜，一幕一幕，引人入胜。他特别向我们讲了他妻子的各种好处，人品好、性格好、能吃苦、对他好，当然还有长得好。我们为他高兴，为他祝福，但我们心里却有一种为他心酸的感觉。
从此之后，老李就人在兰州心在川了。他一心惦记着他远在千里之外的年轻妻子，一天一封信，几乎每晚都梦见。这使我想起小学课本上读过的一课书，题目叫“三黑和土地”。说的是解放区有个农民叫三黑，祖祖辈辈梦想得到一块自己的土地。土改时他终于如愿以偿，分得了地主的一块土地。书上说，从那以后，“三黑连头带尾巴钻进了土地。”此刻的老李，大概满脑子都是“三黑心情”。
但是，爱之心切，往往疑心也就随之而来。老李老问我他这老夫少妻能长得了吗？自己一走就是半年，妻子一人在家，会不会出问题？这种由爱而产生的焦虑，常常弄得他夜晚睡不着觉。
那年暑假，老李归心似箭，但他成心要考验考验妻子小张，所以未告诉小张准确的归期。他在成都下了火车，先不回家，把东西放到朋友家里，等到半夜才摸黑回家。敲开门之后，小张异常惊喜，而他却装出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小张忙问他是不是病了，他半天才说道：
“学校把我开除了。”
“为什么？”小张问他。还没等他回答，小张又接着说：“别着急，他们不要你我要你。”
老李一听这话，立刻就哭了。他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子，说道：“是我不好，没那回事。是我对你不放心，胡思乱想，才出此下策，想考验考验你。你就是我的命啊！你现在怎么骂我都行。”
小张听了扑哧一乐，打了他一拳，说道：
“你个鬼，以后不准开这种玩笑。其实这也不能全怨你，咱们从认识到结婚，在一起才几天。今后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我们毕业之后，老李被分配到甘肃一个偏远的县城去教中学。小张也去了，任劳任怨，把老李照顾得无微不至，并且给他生了3个孩子。日子虽然苦了点，但夫妻和睦，自有一番幸福。
老李50多岁的时候，有一位好心的新华社记者，有感于老李的坎坷经历，帮他从甘肃调回到成都双流县教育局工作。有一年我到成都出差，顺便到他家看他。其时他已退休，儿女都已工作，收入颇丰。他对我说：
“将来我肯定要走在小张前面，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她了。现在看来，孩子们还算孝顺，但那我也不放心。因此，这些年我偷偷为她攒了不少钱，够她下半辈子花的。”
“老皮”的故事讲完了，但还有一件事我未说。这件事本来我不想说，不为别的，是因为不忍心说。他这样一个明知自己要饿死、还把粮食给别人的好人，不但受尽了人间的折磨和屈辱，就连老天也不放过他。就在他快70岁的时候，他得了喉癌，虽然及时做了手术，并且很成功，但也说不出话来了。我之所以还要讲这件事，是要让世人知道老天有时候也是不公的。好在我的这位李大哥是个性情开朗的人，生就一副苦中行乐的好脾气。因此，人不堪其忧，他也不改其乐，真是一颗炒不爆、压不扁的铜豌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