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5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时隔18年，2004年1月，针对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的情况，中央下发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一号文件。自此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关注三农，迄今连续12年都将三农问题作为一号文件。
　　《中国经济周刊》：在您看来，一号文件一直锁定三农，对于农业农村工作发挥了什么作用？
　　宋洪远：其实，一号文件就是中央发文的一个序号，虽然是一个排序的问题，但却是信号、导向和标志，排到一号和最后一号影响肯定不一样。正因为改革开放至今，有17个一号文件是讲三农问题，所以人们都比较清楚，农业农村问题以一号文件下达，体现的一个信号，就是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
　　尤其对农民来说，就是很强的信号，农民号称一号文件是“天字一号”，很形象，也更加体现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虽然说一号文件是信号、导向和标志，这是它的一个功能和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安排一号文件，就不重视三农工作。其实排在二号，也是政策安排。
　　《中国经济周刊》：一号文件的起草是由哪些人参加的？
　　宋洪远：一号文件起草班底大体是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相关部门主管农村工作的人员;二是综合部门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三是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专家学者。我就是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参加的。一号文件是民主科学智慧的结晶，是一个民主的过程，集中了大家智慧，体现了决策的集中统一。
　　《中国经济周刊》：一号文件的起草过程是怎样的？
　　宋洪远：一号文件的出台是有一个准备和讨论的过程，概括起来，一号文件整个起草过程就是确定主题、调查研究、起草文稿、审议通过这四个环节。一般情况下，一号文件一发布，紧接着要跟踪调研一号文件的落实情况。
　　在调研过程中，会发现今年的一号文件有哪些落实，哪些没有落实，还存在什么样的新问题需要进一步强调。然后通过讨论和开一些工作座谈会，基本确定了明年一号文件的主题。在确定主题之后，还要围绕这些重要内容和重要方面再进行调研。调研结束，就要组成起草班子开始起草文件，接下来就是审议通过。大约需要8个月的时间，因此，从过程而言，是最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