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由奴变为自由身极为不易；现如今，想为“奴”却得先有资本，想成“房奴”，更是难上加难。
　　说到学区房，大家都会想起孟母三迁。当初这个故事是母亲告诉我的，然而年幼的我并不能体悟这则故事背后的深意。直到我长大，我才意识到母亲是幸运的—几乎没有为学区而发愁。
　　当时人们并没有商品房的概念，处于计划经济即将走向边缘却依旧存在的时代，住房与金钱似乎是脱钩的。一家人住在父亲单位的宿舍，无论面积、楼层还是朝向，都是依据每个人在单位的级别、工龄、资历等等打分而确定的。
　　恰巧在我要上小学的时候，父亲的单位正好把宿舍搬到了重点小学的附近。宿舍楼条件虽然简陋，但整个单位职工的孩子都能够在这所小学就读。到了快上中学的时候，父母又得到了单位的福利房，搬离了单位的老宿舍楼，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拥有自己的住房。而这一次搬家，也正好搬到了重点初中的旁边，我又一次幸运地顺利就读初中。我的成绩虽谈不上优异，但也一路顺风顺水，考上重点高中，读了个不算差的大学。


　　大学里，我才真正理解了孟母三迁的意义，知道了环境对一个学生是多么重要。我的不少大学同学无法就读教学水平高的中小学校，虽然大家都在同一个档次的录取分数，但他们需要付出比我多几倍的努力，才能摆脱他们所处的环境与我在同一个大学上课。
　　如今，已过而立之年的我有了自己的孩子，而这个多元而纷繁的世界，让我不得不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我所在的城市刚刚拍出一块新“地王”，整个城市的房价跟着一路水涨船高；儿子就快要上小学了，而我没有学区房。
　　想给自己强灌一口鸡汤：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在哪读书都一样。然而立即又被这个现实的世界催吐：我尚且不能确定我的孩子是不是金子，就算是，可人生苦短，我也得让他“被掩埋”时间尽可能地缩短。于是我开启了成为房奴的过程。
　　严格说起来，我也是半个地产行业从业人士，在选房看房这个问题上，工作生活两不误：但凡领导安排要外出看盘，我冲锋陷阵；参加房博会，我自告奋勇；召开地产企业会议，我力争参与。上班时间如果不能安心地看一套房子，就把周末也搭了进去。一开始还担心带着孩子游历各大楼盘、寻访各路房屋中介不大方便，但大半年走过来，孩子倒像是去逛遍各式各样的花园、样板间，去看二手房的时候还顺带捞了业主家里的零食小吃，玩得不亦乐乎。
　　因为在这行看得多，见得广，眼光也颇为挑剔，房间布局要合理、交通要便利、园林绿化要好、容积率要低、停车位要足够、价格也要适中、物业得上资质，最最重要的—必须是能够同时满足上好的小学以及初中要求的学区房。涨潮还有退潮的时候呢，在这个房价只涨不跌的时代，孟母一迁就得倾家荡产，所以我得一次性解决了这个问题，再也不想折腾。
　　然而天下哪会有这样的好事，要求那么高，价格还不能高，新房是不太可能考虑了，只能找地段较好的老小区里找那些房龄稍短的二手房，一来能省下装修钱，二来也能更好地观察房子周边环境。好不容易看上了一套各方面都很合适的顶层复式住房，约了业主商谈价格，在最后两万的价格让步上，双方僵持不下。我是不想因为这两万块而错失一套好房子的机会，当即想下定金，却被母亲阻止了。父母怪我心太急，都沒能多砍砍价，还一直说我年轻不懂事，现在新房子多得很，这套也不是挂了两个月没卖出去吗？而且房子也还有些小缺陷，你晾他几天，说不定他还降个三五万了呢？你以为两万块钱天下刮下来的吗……被父母一顿训斥，我回家彻夜难眠，之后三天两头缠着中介帮忙讲价，又多次做了父母的思想工作，多次带他们去对比附近的几套二手房，大家一致觉得第一次看上的无需装修且家电家具全送的顶层复式套房性价比很高，业主也答应了跟我们再次约见。


　　本以为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合同一签我们就可以办后续手续，到了约定的当晚，业主却因为其他事由推迟了见面，尔后中介也再没有联系我们。再打电话过去追问，中介说，买卖这东西本来就是价高者得，我们砍价之后，又有人没杀价当场就拍板了，业主自然也就改变了主意不卖给我们了。
　　那感觉就是当头一棒，晴天霹雳，虽然没付出一分钱，却像是丢了一百万这般难过。当下一线城市的房价一天一涨的各式新闻不绝于耳，我所在的城市虽然没有这般疯狂，但也令人隐隐不安，会不会有一天我也要面临如此残酷的境地。
　　我不是真的缺两万块钱，而是缺了说“我不差两万块”的勇气。
　　第一次，我为了错失的东西而哭泣。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错过是为了遇上更对的选择。一个个夜晚加周末不间歇的扫荡模式，对着楼市地图和教育局网站上学区划片的公告，一遍遍梳理各条房屋信息，最终又在一个更好的学区地段找到一套毛坯房，因为业主移民急需处理房产，房子竟然是亏本卖给我们的，比之前错失的那套房子便宜了很多，省下来的钱完全够用来装修买家具家电。
　　等待着过户，接下来是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手续，痛并快乐着的过程。2016年即将落幕，我终于成为了“房奴”，而这一切，却是另一个崭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