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宋勇，大个子，黑脸膛，五十多岁了;从我的眼神和面颊上，可以看出岁月的烙印。按说不小了，疲惫沧桑也在情理之中。当我着装整齐行走在街面时，大家都会认为我是个中规中矩的一名老警察。特别这身行头（术语叫单警装备）：斜挎式的武装腰带上，有手枪、手铐、警棍、催泪瓦斯等，更能强调我的真实身份。甚至它还包装了我，使我不由得精神中还透着几分威严。当然了，我在家休息的时候，就是一普通公民、一草根。当然了，和大家一样我绝不会在公共场合做出有损人格和职业形象的事。比如说，蛮横，粗野，辱骂他人。严格讲，我算个正常人吧。
　　1
　　巡逻车停在一小区的南侧，我和司机小王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他是一名辅警，我们习惯叫作队员。这时，看见从便道走过来个老妇人，她到车跟前，忧忧郁郁地看看警灯，探头看看车内的我，手指轻摸着车门，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赶紧摇下车窗，问道：“大娘，有事吗？”
　　“没啥事……唉，就算是有事，你们也管不了的……”她显得十分为难。她看去有七十岁左右，衣着干净，瘦削的脸上一副苦相。就算没有多年的从警经验，我也看得出来，她不傻。恕我这样用语，因为职业关系，我们遇到呆傻者多了。但眼前的老人，绝非她自己说的没事儿。
　　“大娘，需要帮忙的话，您可以讲啊！”我客气地劝她。“要不，您坐到车上来！”我想打开车门。
　　“算了。”她忙推住车门。“我就看见你们了，随便给你们说说……孩子的事，你们也管不了啊。”
　　“怎么，你孩子打你啦？”小王贸然探着脑袋问道。我忙摆摆手，示意他不要搭话。“那您说说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你？”我只好临窗问。
　　大娘动动嘴唇，又摇了摇头。在我的坚持下，她才轻声细语地述说了一点她的情况。老伴走得早，她好容易把儿子拉扯长大，本以为该享福了，儿子却天天逼着她腾出房子。她也不想儿子为难，可她实在无处投靠啊。就这样，她一个人走在街上，越想越伤心，越无助。死的心都有了。可转念一想，她如果寻了短见，又怕给孩子们惹来什么不好影响……
　　眼前这个可怜的老大娘，抽抽搭搭说了半天。
　　“要不——我找他谈谈？”最后我说道。可是，我内心也知道，这只是自己出于同情心安慰大娘的话。这样的事情，不要说是警察，就算是谁来了，也无法管得圆满和彻底。
　　“谢谢你啊。”大娘却执意说，“我也明白，你们管不了。我知道的。我只是见了你们，也只是想说说……”说完这几句话，她摆摆手，又蹒跚离去……
　　唉，就是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老人，怎样就过成这个样子了呢？唉，我又叹了一口气。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我却抬起头，不由得对着阴暗的天空发出两声长长的叹息。
　　2
　　因为工作需要，单位招进来很多辅警。真心话，他们的工作量要比正式干警们大很多。这种情况无处不在，任何单位里的临时工，总要比正式工干活干得多很多，拿钱却拿得极少。
　　队员小王，三十出头，也不知道他媳妇咋养活的，胖得就像半截缸。走起路来，身子一摇一晃，两条大腿将裤子磨得咕咕响。说话细声细语，像是从身体里挤出来的。
　　他来队里五年多了，工资水平比原地踏步也强不了多少。有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不按时发放。真难为他，也不知道日子咋过，居然还能吃那么胖。
　　工作中，经常遇到民工讨薪的警情。每当看着小王义愤填膺的模样，我对他的敬意，就像炊烟，忽悠忽悠从心底冒了出来。
　　我自诩还算善解人意，无论小王或谁与我搭班，我总会多承担一点。出警中，小问题就试着让他们去解决。一旦遇住棘手或暴力事件（这里说得有点严重，就是纠纷或斗殴），我总要一马当先的。因为，一我有执法权，二我装备齐全，三我有经验。
　　我并非“白莲花”，可我不能看到（或者叫害怕）当事人的过激行为伤着我的队员，更不愿发生因队员的莽撞行事而弄伤了当事人……总之，我想让这些队员保住一个饭碗，因为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
　　3
　　早上刚接班，队员小张过来说，“老宋，有家电动车被盗。”
　　“走呗。小王呢？”
　　“你不知道？被辞了。”
　　“咋回事？”
　　“上个班，他跟着刘民警。遇住了个纠纷案，老刘没去。小王把双方送到了社区大队。结果，当事人投诉到市局了，说是处理不公。上面一追查，分局就把小王开销了。”
　　我愕然。
　　队员们出力大、待遇低，他们也都认了。期间，也有自己主动离职的，可最委屈、最不光彩的，莫过于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人。我心里不舒服，可我连个电话都没法给小王打，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或者叫解释。
　　“你们可来啦。”一中年男子，看我们从警车上下来，颇为不满地说。
　　“对不起先生！我们接到警，就赶过来了。”小张做着解释，将胸前的执法仪正了正。
　　“车就在这儿放着。”报警人指着一门栋前面。
　　“院内没有存车棚吗？”我问。
　　“有。我没有往里放。想着在自家门口没事。”
　　“这不——事出来了。”
　　“院内好多监控，你们调取看看。”
　　“小张，登记吧。”
　　小张边登记，边向报警人说明情况，我们只做受理和移交工作，至于看监控、破案是其他单位的事。有什么要求，你可以向他們反映。
　　然后，我们带着去治安队。车上，该男子情绪非常激动，不停地说：你们调取不调取监控啊？能不能抓住小偷啦？社会治安怎么如何、如何不好哇……对于他的疑惑和牢骚，小张只顾开车，没有说话。我呢，可想说个清楚，可又怎么能说得清楚？
　　我也希望，这个世界是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世界。然而，只是然而。他的心情我理解，可谁家没丢过东西呢？我还想对他说，我儿子上学的时候，一礼拜丢了三辆车子。我找谁去？
　　4 　　晚上十点多，接路人报警，说是在纱厂十字路口躺着一个醉汉。车水马龙的，非常危险……
　　我们驱车赶到时，路中央正躺着一个人。来往的各种车辆，像是规避一个大坑，纷纷减速绕着走。情况确实“非常危险”，我和小张将警车停靠好，这才步行过去——
　　“喂，醒醒、醒醒。咋喝成这样啦？”我俯身推推他，他毫无反应。他脑袋边吐了一大滩污秽，酸臭酸臭的，讓我几乎作呕。可总不能让他这样一直“霸道”吧。
　　我和小张每人架起他一只胳膊，将他搀扶到了便道上。
　　“还是民警好啊。瞧瞧他那一身脏兮兮的样子。”围观一群众说道。
　　“一个大人，喝成这副德行，是高兴还是遭罪？”另一个说。
　　道是挪开了，众人却把我们又围了一个圈。
　　“时候不早了。大家回去休息吧！”我劝几个围观者。“小张，摸摸他身上有手机吗，给他家里联系。”总不能一直这样僵持着吧。
　　忽然，醉汉坐了起来，耷拉着脑袋，说道，“我这是……在哪啊？”
　　“带手机了吗？”小张蹲下，问他“给你家里打个电话，让谁来把你领走。”
　　“你他妈……谁呀？来来……指挥我呢！”醉汉出言不逊。
　　我怕小张年轻气盛，忙拉起小张。
　　“酒醒了就骂人？”我推推醉汉。
　　“我看他是欠揍！”一旁一个小伙子说。
　　“谁……谁他妈的……说我呢？”醉汉闻讯，还不乐意了。
　　年轻人一听，也不乐意了，伸腿就想踹他。被我一把推开了，警察在场呢，怎样就要打人呢，何况，他是醉了，我赶紧劝到。
　　“不识好歹的家伙！”年轻人一心不情愿，却也耐劝。
　　“自己能回家吗？”“要不，给你送回去！”我俯身问。
　　“你们是……是警察吗？”他醉眼迷离望我一眼。
　　“是呀。你现在还需要帮助吗？”
　　“那好，把把……我送回去吧！”他嘿嘿笑了。
　　“家在哪里？”
　　“你你……们当警察的……不不……知道啊？”
　　“带手机了吗？”
　　“咋……咋了，要没收吗？”
　　“你给家里联系呢，还是我们替你联系？”
　　见我要掏他口袋，他连连摆手，自己哆哆嗦嗦出手机……摸出手机后，却在手心摆弄，丝毫没有打的意思。
　　“警察同志，你们忙去吧。”一个老者围观了好久，摇着头说：“这会儿他没事了甭管他啦！浪费精神。”
　　“走吧老宋！”小张也看我。
　　我却不放心，经验告诉我，不把他安全打发回家，后遗症还是很大的，万一，他与路人打架或被歹人抢走手机了咋办。
　　在我不停的催促下，他终于拨通了一个电话。“喂，他妈的我在哪儿？”醉汉对着手机吆喝着，“你他妈的不知道啊？”对方说。
　　“纱厂十字路。”我忙提醒。
　　“纱厂十字路。”醉汉重复着，“快，快过来吧。”
　　大约十几分钟，一辆出租车开过来，下来了个中年女人，跑到醉汉跟前，“你咋回事呀，坐在地上，有人打你没有？”
　　“喝多了。快搀他回去吧。”我说。“你们警察就不会送俺回去？”女的拉起醉汉，满脸不乐意，临走甩了一句，“就这，还人民警察呢？”
　　我还没说啥，一边的群众可骂开了：“呀，这一家都是啥人！真是奇葩。”能获得这样一句安慰话，我忍不住想哭。
　　5
　　上午，我和小张刚将一个老年痴呆患者送到家里，电台呼叫我们到市区主干上去，说有人堵路。我一边应承，一边让她按常规再通知分局带班领导、社区大队和区委稳定办。
　　几分钟我们赶到现场后，只见有十几个男女扯着一条“还我们血汗钱！！！”的白色横幅，正歪歪扭扭地要横在马路上。来往车辆鸣叫喇叭缓行着勉强通过。
　　事情刚发生，交通状况尚可，可时间长了肯定不行。我上前亮明身份，拉个主事的问清了事由。原来，他们被投资担保公司卷走不少钱。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
　　可堵路，就是上策吗？我对他们几个主事的说，堵路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也得不到人们同情。堵路是不明智的，引起民愤就不好了……其实，他们也知道，但我必须这样讲。
　　他们一听，一个人瞪着眼说，那不让堵路，下来咋办？
　　我心里说，我要知道咋办，我大表哥的钱我都要回来了。
　　但我不能这样说啊，我只好说，第一先去相关部门反映，第二找个律师问问，第三打听下骗子公司的情况……其实，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被骗的是我，我就会这样去做，而不是来堵路。堵路如果管用，全国都没路了。
　　那几个人一听，像得了真经，立刻招呼大家，卷起横幅离开了。我也没想到，“事态”这么快就平息了。我立马用电台向指挥室做了汇报：堵路者已撤离，道路已畅通。当指挥室问及他们现在的动向时，我回答道：“去向不明。”不过。另一种心理在说，反正他们已离开我的辖区了，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唉，我都不清楚，我什么时候滋生出这种阴暗心理。
　　午饭时，我端起饭碗，分管我们巡警的副局长，打手机把我好好训斥了一顿。至于原因，你们猜吧。
　　6
　　对于自杀寻短见者，我一向持同情态度。人生苦短，若非到了“非常境地”，谁愿意走这一步呢？
　　那天我正在内勤室交验我的“处警登记”，队员跑来说，“走吧老宋，有人自杀了。”
　　警情就是命令。当我们驱车赶到现场时，只听到一个女孩哭得撕心裂肺。而院内成群的围观者，同样唏嘘不已。
　　这是一间平房，简陋，整洁。一个女孩正伏在一个妇女身上痛哭，身边有几个妇女，红了眼睛在劝她。这个时候，什么抚慰也不顶用，我心说。
　　妇女早已停止了呼吸心跳，一脸冷漠，任凭亲人的呼唤，世间的喧嚣已经与她无关了。虽说我个子大，但眼窝很浅泪水多，更见不得这场面，我不由得湿润了眼睛，却不得不了解着事情的缘由。 　　死者是女孩的妈。她的老公死得早，她又无固定职业，靠做保洁供养着女儿上学。为女儿，她平时不舍得吃穿，为了女儿的大学费用，她没经受住高息回报的诱惑，把口省肚俭积攒下的一点钱，都投进了担保公司……她四处奔波，讨要了两年，最终还是血本无归。
　　她成天想不开，为啥富丽堂皇的公司说倒就倒了？为啥自己的亲戚还会骗自己？老天为啥对自己这么不公平？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她白天黑夜的失眠，掉头发，头都炸了。终于在这一天，她给女儿做了顿好吃的，等她上学了，自己就带着疑问吊死在屋里了。
　　我听完抹去泪花，掏出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放在了茶几上。队员摩挲着，也从兜里掏出了几十元钱。我只能帮这么点，我心里羞愧，我对小张说“给110反馈吧”。
　　我心情一路沉重。我想说，对我们小人物而言，结束生命不是上策。可对于刚才自杀的女子，我又不知道她怎样才能开心地活着。
　　7
　　没想到我这么大的个子竟会那么“瓤茬”。在一个烧烤摊上，我在制止群殴中被一闷棍打倒了。我打过疯狗，那家伙真叫皮实。当它在一个城中村疯狂地咬伤了几个大人小孩后，我奉命赶到了。我挥着拳头和棍子，照它狠命打去——我想这一下不把它打到，至少也会叫它缺胳膊断腿的。谁知把我的手都震木了，它却踉跄着，又冲向我……我竟这么脆弱。
　　这次，这种感觉又一次袭来。
　　一个傍晚，一个烧烤摊上。都说这里的烧烤食材新鲜，别有滋味，应朋友之邀，赶了过去。果然，场面宏大，人声鼎沸，香味扑鼻。
　　我和朋友正寒暄，一串烤肉还没进嘴，就听见了不小的动静。
　　离俺俩不远的排档上，几个人乱马交枪：有人摔盘子，有掀桌子，有搬凳子的。急哩咣当的群殴中，还夹杂着叫骂声。
　　我霍然站起——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见不得这场面。“老宋干啥！”朋友急忙拉住我，“你管得了吗？谁听你的！”
　　“你坐下！我劝劝就过来。”说着，我挣脱他，朝群殴的摊上跑过去，“都住手！”
　　我不知道这句话喊没喊出去，反正刚跑到事发地，就被侧面一计闷棍打在了脑瓜子上——我脑袋“嗡”了一声，便不省人事了……
　　不作假。真的。我就是这么“瓤茬”，连句话都没说完全，就被打翻在地。休克前的一瞬，我居然想了可多……之后醒了聽大夫说，也算奇迹，我只是被击打得脑神经紊乱，临时休克。又据后来的案情调查，行凶者之所以要打我，误认为我是对方的人，并不知道我是个警察。
　　当我倒地时，我感觉在弥留之际，我想到了我的孩子。假如我不在了，他会显得尤为可怜——从经济上，从精神上。我想到了他未上大学之前与他相伴踢足球，打篮球，吃汉堡包，洗澡、搓背……他是那样的健康，又懂事可爱。我也想到了我的妻子。假如我不在了，她会难受成什么样子？我知道，她是深爱我的。孩子不在她的身边，我就成了她的唯一。多少年来，她为我的操劳付出，她是多么的贤惠、善良……
　　责任编辑    婧   婷
　　黄海洋，1961年生。洛阳市人。职业警察，爱好文学。河南省作协会员。作品见《莽原》《牡丹》等期刊。出版长篇小说《警察也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