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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商颂》与《伊利亚特》分别是中国与希腊文学史上的两座丰碑。作者以比较文学理论为指导，用平行研究中类型学的视角对《商颂》和《伊利亚特》两部作品中的创作功能、内容、题材、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两者间的内在联系和外在区别及其形成原因。通过对《商颂》和《伊利亚特》的对比可以发现，两者虽然体裁不同，但诗歌中均运用夸张，明喻等手法描写了受到拥戴的年少勇敢的君主英雄形象，表现出个人英雄主义与君权的抬高和遵从。可以看出这两部文学巨著的审美本质是互通的，他们所描绘的世界并不专属于某一特殊的民族，而是反映了人们对于英雄、胜利、祖先的尊敬与崇拜的相似、相通。
关键词：《伊利亚特》 《商颂》 比较文学研究
谭正壁先生在《中国文学史大纲》第二章中论述“文学的起源”时专门强调“东西文学起源之一辙”，起源于颂歌和史诗。a《商颂》和《伊利亚特》创作年代相仿，虽然国别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但这两者之间的确有一些相似之处和可比之处，打通中国诗文和西方史诗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中国先秦时期和古希腊的民族文化心理有着重要意义。
1981年《荷马Homer史诗与〈诗经〉史诗的比较研究》 可谓是开创了《诗经》与荷马史诗比较研究之先河，这也是目前可查的第一篇关于两者比较研究的论文。此后，不少学者从各个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拓宽了研究领域，使其向纵深发展。本文将用平行研究中“类比比较法”对《诗经》和《伊利亚特》进行解读，从两者创作动机、创作主题、创作手法等相同点入手，深入到文学、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两者的“同”进行论证，以期更深刻地理解两者的“异中之同”，争取挖掘出类同和相异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不同文化旨趣和精神向度。
一、创作体裁——颂诗与史诗之间的区分与联系
西方的史诗希腊语为“Epos”，英语为“Epic”，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英雄、叙事、长诗，这三个要点缺一不可。黑格尔认为“中国人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b。朱光潜，张隆溪，钱锺书等文学家都就此对《诗经》和西方诗歌进行过比较文学研究；鲁迅不认为中国有类似希腊史诗的长诗作品；c钱穆提出中国自商周大一统以来，史、诗分途，《诗经》等诗歌“雅化”，不与希腊史诗“随俗”一流；d朱炳辉认为中国的神话叙事歌逐渐向精炼发展，而没有朝向历史向的长诗发展；郑振铎e和胡适f也认为中国没有故事诗，只有短篇抒情诗。但茅盾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前者认为殷周时代已开始将神话化为祖先的言行录，后者认为中国上古是有过史诗的，如《汉书·艺文志》中的《蚩尤》就是一部近似于史诗的作品g。
近代研究认为，在《诗经》中，隐藏着商朝和周朝的史诗h。《诗经》三百篇周朝时期的作品看似世次散乱，实则有迹可循。只是我國的《诗经》并没有将史诗片段连缀成一个如《伊利亚特》这样的长篇。《商颂》同样如此，篇篇都是史诗片段的佳构，且在叙事具体上要优于前面的周朝史诗。《那》《烈祖》《玄鸟》《长发》以颂扬商朝祖先商汤为主、《殷武》则是祭祀商朝中兴之主武丁的作品。
颂诗是为赞美天子的先祖而演奏的诗歌。“颂者，皃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i。《商颂》共五篇，全部是仪式或祭祀的诗歌。在创作年代断年上，陈子展j认为最后的《殷武》是创作在公元前1256年。同《诗经》中其他诗歌一样，《商颂》的五篇均为具有音律的叙事诗，但主题更偏重于王权天命，是为上天与人世之间沟通而创作的。！ 1“商尚质，然构文却工甚，其工处正如大辂”。《商颂》五篇共六百四十二字，交代时间、地点、人物、事情，每个部分篇幅适当，结构合理。《商颂》是中国郊庙祭仪与史诗结合最为紧密的作品。继承了上古时代口传文明的古老传统，是宗教、习俗、道德和史实的记录。
在公元前十二世纪末时，《伊利亚特》的口述版本开始形成，在成书之前曾以原始叙事诗的方式在民间口头流传了五个世纪。全文共二十四卷，一万五千多行。荷马于撰写历史的需要！ 2对诸神与世界秩序进行了充满想象力的描写，采用韵文的文体详细叙述了一场严肃且规模宏大的战争。！ 3公开朗诵荷马史诗在古风时代就已经是雅典的公共仪式组成部分之一，！ 4其雅典文本成为希腊教谕诗的鼻祖，对欧洲文化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创作功能——以教化为方向、以乐舞为载体
柏拉图认为荷马是希腊人的教导者，！ 5将古风时代教育理念总结为“用体育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训练心灵”！ 6。他所说的“音乐”就是我们现代所称的古希腊诗歌，“诗人总是按照诗歌的节奏和韵律讲述，这些有着天然装饰的咒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诗歌教育并非古希腊独有，它也曾是中国上古教育的主要途径。朱熹认为学《诗》可以观察一个国家风俗的盛衰和政治的得失。！ 7《商颂》作为颂诗，为树立商人奋进的榜样，《商颂》全篇都是对先祖武功的只褒不贬，再现了开朝时的盛世景象，提升军民士气，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政治教化功能。《周礼·春官宗伯》云：“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这里的乐将诗、舞自然而然集于一体，德、文、武融汇其中。可见诗教在人类文明之初曾是常见的教导方式。王夫之也曾说过学习诗歌可以使人明忠孝懂仁义。！ 8
黑格尔对殷商的评价是“他们火热的情感生活中的狂欢极乐迸发为无穷无尽的丰富华严的灿烂形象，和欢乐、美丽、幸福的音调”！ 9，在商代，祭祀已经不是纯粹的宗教性质的活动。“宗庙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把宗教信仰意识与政治统治意识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服务” @ 0。《礼记·表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商人不但崇信神灵，而且和神灵的关系是亲近的、密切的。殷商人的思想观念中，帝王宗教观是一元的，先王和帝都统一于对祖先神的崇拜中。 《墨子·明鬼》《左传·襄公十年》《吕氏春秋·顺民》等书记载，商族有桑林祭祀，而《伊利亚特》中的祭祀同样充满了娱乐性，不仅是在祭祀神明之后会有娱乐节目，连为死者举行葬礼之后，同样会举行摔跤、战车比赛等项目。
《释名》 中认为：“武，舞也。征战行动如物鼓舞也。”表演者通过激烈的敬神舞蹈，鼓舞士气或再现战争，歌颂勇者。在 《商颂》 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那》祀成汤，按此为祭祀用乐之始”。《那》中有很多商人祭祀祖先是的乐舞情景，如“庸鼓有斁，万舞有奕”，“声音之号，所以诰告于天地之间也” 中描述商时祭祀的情形相同，诗中描绘了商人聚集起来高唱颂词，跳起万舞，最后献祭这样的景象。这与吟游诗人用音乐语言表现《伊利亚特》中頌神的场面，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了。
三、创作内容——以敬天为旨意、以英雄为中心
《商颂》《伊利亚特》两者的共同特点是英雄无敌，《商颂》中主要赞颂了商朝的开国帝王商汤和中兴之主武丁。“汤执中，立贤无方” 。《商颂·长发》中“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歌颂了种种帝王的美德。《伊利亚特》中则主要描写了阿喀琉斯等一干国王或王子在战争中的英雄行动，称他们为Arête。
《伊利亚特》中的英雄首先是受到天神的庇佑，赫克托尔曾经夸耀自己是“天父宙斯之子，由天后赫拉生育，人们敬我如敬雅典娜和阿波罗”。《商颂·烈祖》中也是“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将”。“我”的王位是受到天命护佑的，将会传递千秋万代。“绥我眉寿，黄耇无疆”明确地表示了希望神明听到自己的请求，赐给自己更长久的寿命来治理这片土地。《商颂》中描述了商王受天立命建立商朝的伟大壮举，贯穿了统治阶级“君权神授”的思想，他们的统治是奉行上天的意旨，上天还降下贤者伊尹来辅佐商王。扫荡夏朝余孽方国，统治中原领域，远方氏族无一敢不来朝王。《商颂》中有许多歌颂商王受命于天的段落：“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有《商颂·玄鸟》中的“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商颂·长发》中的“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商颂·殷武》中的“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借“天”“帝”的意志既肯定商继夏祚的必然性。《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的经典一战，也是神明决定了他们的生死，高坐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明决定了希腊人的胜利。
《伊利亚特》对人物的描写非常细节化和戏剧化，英雄阿喀琉斯看到辉煌的铠甲就热血沸腾，“双目冒出闪亮的光芒，如同燃烧的火团”。在描述奥德修斯时写道：“ 能说会道，就像绿林深处的夏蝉，发出抑扬顿挫的歌声。”可以说《伊利亚特》是“一首颂扬心灵的充满冒险精神的绝妙颂歌”。而《商颂》篇幅虽精炼，其中也有很多对商王英雄形象的描写，如《商颂·长发》中“受小球大球……百禄是遒”用短短三十余字描写了商王承蒙上天的关爱，奋马加鞭带领着军队英勇冲杀在战斗的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大军跟随着他，上天降下无尽福禄到他的身上。商王虽然没有像《伊利亚特》中的英雄那样具备超自然的神奇能力，但是他们却同样是英勇无畏的君王。《商颂·殷武》中对武丁伐楚大加颂扬，在武丁的讨伐下，方国纷纷“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史记·殷本纪》中，武丁“思复兴殷”，得傅说辅佐之后“殷国大治”，“帝武丁祭成汤，天下成驩，殷道复兴”。
四、创作题材——对战争的美化和对尚武精神的追求
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孙子的名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有商一朝，四方征伐不断。武丁时商朝国力十分强大，妇好伐宪方时调兵万人。有学者说中国历史文化缺乏尚武精神，战争文化也以“德”为主，但是在《商颂》一诗中尚勇贵伐却构成一个突出的现象。《商颂·玄鸟》中先写神圣的祖先“玄鸟生商”，再写伟大的商汤“正域彼四方”，重点突出中兴之主武丁的霸业“肇域彼四海”，承上启下，气势雄壮。殷商民族源起于东北渤海地区，习俗是“贵壮健，贱老幼”，“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孟子曾叙述商人建国前的历史“汤居毫，与葛为邻。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商颂·殷武》夸耀了先祖商汤和中兴之主武丁的勇猛，“武王载旆，如火烈烈。”“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刻地表现了殷商人“尚勇”“尚武”的文化精神。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原来都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1。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征战是社会生活的一件重要内容。商人崇尚暴力，笃信武力，《伊利亚特》中的暴力描写比《商颂》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大量英雄间殊死搏斗的具体描写 ，体现了“希腊的基本精神要素是对‘力’的崇拜”。战争被英雄们认为是光荣而有利的事业，诗中以赫克托耳为主帅的特洛伊人与阿伽门为主帅的希腊人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为表现中心，战斗场面声势浩大，惊天动地。《伊利亚特》中自始至终都有神在战争后面拨动，而相对于《伊利亚特》中靠神力对决的战争，《商颂》更接近过去真实发展的战争，依靠兵力、兵器和帝王将领的才智。但与《伊利亚特》中数量相当的天神们平等的支持作战的双方且双方都有许多值得歌颂的英雄相比，《商颂》中的商与方国之间则是一种“不对等”的对抗，“正义”的商王征服了“非正义”的不驯方国，把暴君放在圣王的对立面，商汤是智勇双全的英雄，是贤明的执政者，商汤“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 。在单纯的战争之上又有一层“道义”的伦理价值判断，这种明显的善恶是非区别是与《伊利亚特》的不同之处。
五、余论
《商颂》和《伊利亚特》双峰并峙、各有千秋。《商颂》以真实性和历史性见长，《伊利亚特》在虚构性和神话性上占优。通过对《商颂》和《伊利亚特》的对比可以发现，两者虽然体裁不同，但诗歌中均运用夸张，明喻等手法描写了受到拥戴的年少勇敢的君主英雄形象，表现了个人英雄主义与君权的抬高和遵从。尽管没有亲缘和因果关系，但他们有能够对话与交流的前提是“东海西海，心理悠通”，“人共此心，事均此理。用心之处万殊，而用心之途则一”，可以看出这两部文学巨著的审美本质是互通的，他们所描绘的世界并不专属于某一特殊的民族，而是反映了在当时的文明进程中，人们对于英雄、胜利、祖先的尊敬与崇拜的相似、相通。 《商颂》与《伊利亚特》以不同的话语形式演绎相似的文学情境，突破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二分法套路，研究其联系有助于发现多元文化处境下中西文化身份平衡的方法和意义。“自21世纪初以来，全球化、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已为世界文学赋予了新的意义，跨国交流观点逐渐复兴”。比较宗教学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曾言道：“只知其一就等于一无所知。”@ 2我们只有通过对不同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才能了解到各种文学的文学个性及其独特价值，最终“建构或寻求一种最具涵盖力的文学解释系统，一种普适性理论或总体诗学” @ 3，达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a 谭正壁：《中国文学史大纲》，光明书局1930年版，第14—15页。
b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70页。
c 鲁迅：《鲁迅全集》 （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④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13页。
⑤ 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 15 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版，第362—365页。
⑥ 胡适：《白话文学史》 （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⑦ 茅盾：《〈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茅盾全集》（3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h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年版，第 48 页。
⑨ 郑玄、孔颖达：《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页。
j 陳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0页。
k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小雅·巷伯》，《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 年版，第 618 页。
l 〔法〕保罗·麦线特：《史诗》，王星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m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n 〔英〕D·F·基托，《希腊人》，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o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十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1—606页。
p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1页。
q朱熹：《诗集传》，凤凰出版社2007 年版，第1页。
！ 8 王夫之：《四书训义：卷二十一》，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915页。
s 〔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6页。
t 陈智勇：《先秦社会文化丛论》，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 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页。
@ 2 〔英〕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陈观胜、李培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 3 〔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王宇根、宋伟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参考文献：
[1]谭正壁.中国文学史大纲[M].上海：光明书局，1930.
[2] 陈铁镔.荷马Homer史诗与《诗经》史诗的比较研究[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4）.
[3] 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J].中国比较文学，1984（10）.
[4]张隆溪.诗无达诂[J].文艺研究，1983（8）.
[5]钱锺书.旧文四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7]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M].广州：新月书店，1928.
[8] 茅盾.《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茅盾全集（3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9]陈子展.诗经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10]朱熹.诗集传[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1]王夫之.四书训义.卷二十一[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2]陈智勇.先秦社会文化丛论[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13] 郭沫若.先秦天道观的进展./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4] 倪乐雄.《诗经》与《伊里亚特》战争审美背景和特征之比较[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文科版），1998（1）.
[15]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6] See Marko Juv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Literatures from the Nine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5.5（2013）.
基金项目： 2021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一般项目《“海丝”视域下中国明清小说对东南亚戏剧的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M202110028001
作 者： 任和，艺术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燕都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戏剧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伊利亚特》 《商颂》 比较文学研究
谭正壁先生在《中国文学史大纲》第二章中论述“文学的起源”时专门强调“东西文学起源之一辙”，起源于颂歌和史诗。a《商颂》和《伊利亚特》创作年代相仿，虽然国别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但这两者之间的确有一些相似之处和可比之处，打通中国诗文和西方史诗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中国先秦时期和古希腊的民族文化心理有着重要意义。
1981年《荷马Homer史诗与〈诗经〉史诗的比较研究》 可谓是开创了《诗经》与荷马史诗比较研究之先河，这也是目前可查的第一篇关于两者比较研究的论文。此后，不少学者从各个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拓宽了研究领域，使其向纵深发展。本文将用平行研究中“类比比较法”对《诗经》和《伊利亚特》进行解读，从两者创作动机、创作主题、创作手法等相同点入手，深入到文学、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两者的“同”进行论证，以期更深刻地理解两者的“异中之同”，争取挖掘出类同和相异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不同文化旨趣和精神向度。
一、创作体裁——颂诗与史诗之间的区分与联系
西方的史诗希腊语为“Epos”，英语为“Epic”，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英雄、叙事、长诗，这三个要点缺一不可。黑格尔认为“中国人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b。朱光潜，张隆溪，钱锺书等文学家都就此对《诗经》和西方诗歌进行过比较文学研究；鲁迅不认为中国有类似希腊史诗的长诗作品；c钱穆提出中国自商周大一统以来，史、诗分途，《诗经》等诗歌“雅化”，不与希腊史诗“随俗”一流；d朱炳辉认为中国的神话叙事歌逐渐向精炼发展，而没有朝向历史向的长诗发展；郑振铎e和胡适f也认为中国没有故事诗，只有短篇抒情诗。但茅盾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前者认为殷周时代已开始将神话化为祖先的言行录，后者认为中国上古是有过史诗的，如《汉书·艺文志》中的《蚩尤》就是一部近似于史诗的作品g。
近代研究认为，在《诗经》中，隐藏着商朝和周朝的史诗h。《诗经》三百篇周朝时期的作品看似世次散乱，实则有迹可循。只是我國的《诗经》并没有将史诗片段连缀成一个如《伊利亚特》这样的长篇。《商颂》同样如此，篇篇都是史诗片段的佳构，且在叙事具体上要优于前面的周朝史诗。《那》《烈祖》《玄鸟》《长发》以颂扬商朝祖先商汤为主、《殷武》则是祭祀商朝中兴之主武丁的作品。
颂诗是为赞美天子的先祖而演奏的诗歌。“颂者，皃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i。《商颂》共五篇，全部是仪式或祭祀的诗歌。在创作年代断年上，陈子展j认为最后的《殷武》是创作在公元前1256年。同《诗经》中其他诗歌一样，《商颂》的五篇均为具有音律的叙事诗，但主题更偏重于王权天命，是为上天与人世之间沟通而创作的。！ 1“商尚质，然构文却工甚，其工处正如大辂”。《商颂》五篇共六百四十二字，交代时间、地点、人物、事情，每个部分篇幅适当，结构合理。《商颂》是中国郊庙祭仪与史诗结合最为紧密的作品。继承了上古时代口传文明的古老传统，是宗教、习俗、道德和史实的记录。
在公元前十二世纪末时，《伊利亚特》的口述版本开始形成，在成书之前曾以原始叙事诗的方式在民间口头流传了五个世纪。全文共二十四卷，一万五千多行。荷马于撰写历史的需要！ 2对诸神与世界秩序进行了充满想象力的描写，采用韵文的文体详细叙述了一场严肃且规模宏大的战争。！ 3公开朗诵荷马史诗在古风时代就已经是雅典的公共仪式组成部分之一，！ 4其雅典文本成为希腊教谕诗的鼻祖，对欧洲文化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创作功能——以教化为方向、以乐舞为载体
柏拉图认为荷马是希腊人的教导者，！ 5将古风时代教育理念总结为“用体育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训练心灵”！ 6。他所说的“音乐”就是我们现代所称的古希腊诗歌，“诗人总是按照诗歌的节奏和韵律讲述，这些有着天然装饰的咒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诗歌教育并非古希腊独有，它也曾是中国上古教育的主要途径。朱熹认为学《诗》可以观察一个国家风俗的盛衰和政治的得失。！ 7《商颂》作为颂诗，为树立商人奋进的榜样，《商颂》全篇都是对先祖武功的只褒不贬，再现了开朝时的盛世景象，提升军民士气，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政治教化功能。《周礼·春官宗伯》云：“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这里的乐将诗、舞自然而然集于一体，德、文、武融汇其中。可见诗教在人类文明之初曾是常见的教导方式。王夫之也曾说过学习诗歌可以使人明忠孝懂仁义。！ 8
黑格尔对殷商的评价是“他们火热的情感生活中的狂欢极乐迸发为无穷无尽的丰富华严的灿烂形象，和欢乐、美丽、幸福的音调”！ 9，在商代，祭祀已经不是纯粹的宗教性质的活动。“宗庙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把宗教信仰意识与政治统治意识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服务” @ 0。《礼记·表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商人不但崇信神灵，而且和神灵的关系是亲近的、密切的。殷商人的思想观念中，帝王宗教观是一元的，先王和帝都统一于对祖先神的崇拜中。 《墨子·明鬼》《左传·襄公十年》《吕氏春秋·顺民》等书记载，商族有桑林祭祀，而《伊利亚特》中的祭祀同样充满了娱乐性，不仅是在祭祀神明之后会有娱乐节目，连为死者举行葬礼之后，同样会举行摔跤、战车比赛等项目。
《释名》 中认为：“武，舞也。征战行动如物鼓舞也。”表演者通过激烈的敬神舞蹈，鼓舞士气或再现战争，歌颂勇者。在 《商颂》 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那》祀成汤，按此为祭祀用乐之始”。《那》中有很多商人祭祀祖先是的乐舞情景，如“庸鼓有斁，万舞有奕”，“声音之号，所以诰告于天地之间也” 中描述商时祭祀的情形相同，诗中描绘了商人聚集起来高唱颂词，跳起万舞，最后献祭这样的景象。这与吟游诗人用音乐语言表现《伊利亚特》中頌神的场面，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了。
三、创作内容——以敬天为旨意、以英雄为中心
《商颂》《伊利亚特》两者的共同特点是英雄无敌，《商颂》中主要赞颂了商朝的开国帝王商汤和中兴之主武丁。“汤执中，立贤无方” 。《商颂·长发》中“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歌颂了种种帝王的美德。《伊利亚特》中则主要描写了阿喀琉斯等一干国王或王子在战争中的英雄行动，称他们为Arête。
《伊利亚特》中的英雄首先是受到天神的庇佑，赫克托尔曾经夸耀自己是“天父宙斯之子，由天后赫拉生育，人们敬我如敬雅典娜和阿波罗”。《商颂·烈祖》中也是“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将”。“我”的王位是受到天命护佑的，将会传递千秋万代。“绥我眉寿，黄耇无疆”明确地表示了希望神明听到自己的请求，赐给自己更长久的寿命来治理这片土地。《商颂》中描述了商王受天立命建立商朝的伟大壮举，贯穿了统治阶级“君权神授”的思想，他们的统治是奉行上天的意旨，上天还降下贤者伊尹来辅佐商王。扫荡夏朝余孽方国，统治中原领域，远方氏族无一敢不来朝王。《商颂》中有许多歌颂商王受命于天的段落：“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有《商颂·玄鸟》中的“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商颂·长发》中的“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商颂·殷武》中的“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借“天”“帝”的意志既肯定商继夏祚的必然性。《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的经典一战，也是神明决定了他们的生死，高坐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明决定了希腊人的胜利。
《伊利亚特》对人物的描写非常细节化和戏剧化，英雄阿喀琉斯看到辉煌的铠甲就热血沸腾，“双目冒出闪亮的光芒，如同燃烧的火团”。在描述奥德修斯时写道：“ 能说会道，就像绿林深处的夏蝉，发出抑扬顿挫的歌声。”可以说《伊利亚特》是“一首颂扬心灵的充满冒险精神的绝妙颂歌”。而《商颂》篇幅虽精炼，其中也有很多对商王英雄形象的描写，如《商颂·长发》中“受小球大球……百禄是遒”用短短三十余字描写了商王承蒙上天的关爱，奋马加鞭带领着军队英勇冲杀在战斗的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大军跟随着他，上天降下无尽福禄到他的身上。商王虽然没有像《伊利亚特》中的英雄那样具备超自然的神奇能力，但是他们却同样是英勇无畏的君王。《商颂·殷武》中对武丁伐楚大加颂扬，在武丁的讨伐下，方国纷纷“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史记·殷本纪》中，武丁“思复兴殷”，得傅说辅佐之后“殷国大治”，“帝武丁祭成汤，天下成驩，殷道复兴”。
四、创作题材——对战争的美化和对尚武精神的追求
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孙子的名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有商一朝，四方征伐不断。武丁时商朝国力十分强大，妇好伐宪方时调兵万人。有学者说中国历史文化缺乏尚武精神，战争文化也以“德”为主，但是在《商颂》一诗中尚勇贵伐却构成一个突出的现象。《商颂·玄鸟》中先写神圣的祖先“玄鸟生商”，再写伟大的商汤“正域彼四方”，重点突出中兴之主武丁的霸业“肇域彼四海”，承上启下，气势雄壮。殷商民族源起于东北渤海地区，习俗是“贵壮健，贱老幼”，“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孟子曾叙述商人建国前的历史“汤居毫，与葛为邻。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商颂·殷武》夸耀了先祖商汤和中兴之主武丁的勇猛，“武王载旆，如火烈烈。”“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刻地表现了殷商人“尚勇”“尚武”的文化精神。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原来都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1。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征战是社会生活的一件重要内容。商人崇尚暴力，笃信武力，《伊利亚特》中的暴力描写比《商颂》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大量英雄间殊死搏斗的具体描写 ，体现了“希腊的基本精神要素是对‘力’的崇拜”。战争被英雄们认为是光荣而有利的事业，诗中以赫克托耳为主帅的特洛伊人与阿伽门为主帅的希腊人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为表现中心，战斗场面声势浩大，惊天动地。《伊利亚特》中自始至终都有神在战争后面拨动，而相对于《伊利亚特》中靠神力对决的战争，《商颂》更接近过去真实发展的战争，依靠兵力、兵器和帝王将领的才智。但与《伊利亚特》中数量相当的天神们平等的支持作战的双方且双方都有许多值得歌颂的英雄相比，《商颂》中的商与方国之间则是一种“不对等”的对抗，“正义”的商王征服了“非正义”的不驯方国，把暴君放在圣王的对立面，商汤是智勇双全的英雄，是贤明的执政者，商汤“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 。在单纯的战争之上又有一层“道义”的伦理价值判断，这种明显的善恶是非区别是与《伊利亚特》的不同之处。
五、余论
《商颂》和《伊利亚特》双峰并峙、各有千秋。《商颂》以真实性和历史性见长，《伊利亚特》在虚构性和神话性上占优。通过对《商颂》和《伊利亚特》的对比可以发现，两者虽然体裁不同，但诗歌中均运用夸张，明喻等手法描写了受到拥戴的年少勇敢的君主英雄形象，表现了个人英雄主义与君权的抬高和遵从。尽管没有亲缘和因果关系，但他们有能够对话与交流的前提是“东海西海，心理悠通”，“人共此心，事均此理。用心之处万殊，而用心之途则一”，可以看出这两部文学巨著的审美本质是互通的，他们所描绘的世界并不专属于某一特殊的民族，而是反映了在当时的文明进程中，人们对于英雄、胜利、祖先的尊敬与崇拜的相似、相通。 《商颂》与《伊利亚特》以不同的话语形式演绎相似的文学情境，突破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二分法套路，研究其联系有助于发现多元文化处境下中西文化身份平衡的方法和意义。“自21世纪初以来，全球化、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已为世界文学赋予了新的意义，跨国交流观点逐渐复兴”。比较宗教学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曾言道：“只知其一就等于一无所知。”@ 2我们只有通过对不同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才能了解到各种文学的文学个性及其独特价值，最终“建构或寻求一种最具涵盖力的文学解释系统，一种普适性理论或总体诗学” @ 3，达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a 谭正壁：《中国文学史大纲》，光明书局1930年版，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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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 15 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版，第362—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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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2021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一般项目《“海丝”视域下中国明清小说对东南亚戏剧的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M202110028001
作 者： 任和，艺术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燕都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戏剧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