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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五一路要拆。觉得非同小可。
对太原来说，五一路是条主路。这个城市处于南北长，东西狭的盆地，最早贯通南北的就是五一路。可以称做城市的脊梁。这条脊梁骨承载着很多内容，成为几代人的记忆。
对我来说，自到太原，就生活在五一路一带，直到上山下乡。五一路在通信作为主要交流方式的年代，是我信封上固定的地址。
不过城市要发展，要变化，五一路不能老是那个样子，总得变。
据一张老地图显示，五一路原来远没现在这么长，南端在“首义门”，即现在的五一广场北侧，北端在今上马街口。这里有一道红市牌楼横着，透过牌楼是一座警察署。往东上马街，往西桥头街，再往北，不是没内容，而是没这么宽的街道了。当时也不叫五一路，而叫新南门街（也可能是新南门路）。到我来太原时，上世纪六十年代，这条路已北延至胜利街，南与并州路衔接，坐电车从头到尾也能跑上一个多钟头。比老地图延伸了数倍。
按老地图所绘，也就一站地。当时没公交，一站（一华里）正是步行的好距离，最适合溜达。逛个来回不会累。这条路中间只有一个十字路口，西为皇华馆，可至文瀛湖，东有上官巷，可达文庙，那一带是文化区，还有个图书馆，图中还标有一块桑苗圃，很雅。
从老地图看，规划合理，适合穿长袍步行的人生活。而且肯定合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规则，处处好风水。但城市不能不长大，像人一般，城市得发育。所以成为前边说的那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延伸了十数倍。沿途搭搭挂挂几万余众，附着着各种服务业、娱乐业，枝枝蔓蔓，真正是太原之骨干。
但在我最早记忆里，骨干中的核心在府东街以南。当时的五一路往北，过了五一电影院，就没什么值得一去的地方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了家先锋商场，我们很兴奋，称其为“小百货公司”，其实不过大点儿的四合院而已。但逛百货公司终于不必跑到五一大楼了。
六十年代的“山医二院”，面目奇特，由许多高大平房组合而成，像迷魂阵。据说是日式风格，东西方元素皆有。这家位于五一路北边的大医院，在小时候的我们看来，异常可怕，故有病宁可到小一点儿的杏花岭医院。
长大些为追求刺激，偶然到“二院”走动，是为练胆子，但也还是害怕得紧，特别是夜间，很长的走廊，两侧许多分支，高大的门，阴森至极。不定从哪个分支，会推出血淋淋的病人，或包裹严实的逝者。这家医院的急诊室，就在大通道的开端，出出进进，必得经过。所以不去了，承认意志薄弱。
过了“二院”，就更没什么了，省军区非凡人可去，就剩造炮弹的247厂了。“文革”时，曾从那儿发射过炮弹，发着哨音从我们头顶掠过，的确让人心惊胆战。可怕，但没听说炸死人。或把什么建筑轰了。大概造反的人，也是趁乱世放着玩罢了。
所以，小时候一旦出门，总是往五一路南边去，一般经南肖墙到柳巷，到副食品商场买肉或买鱼。当时中国没冰箱，几乎天天得去，我哥和他的同伴去过一阵，之后交给我和我的同伴，后来是我妹妹和她的同伴。这中间有过渡，有传承，我哥传承给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别走重样的路，去时走南肖墙，回时走桥头街，除不同风景外，桥头街中间有家很不错的冷饮店，用购物的找头，可以吃个上好的冰淇淋。
那家店考究得仿佛停留在民国，很软的火车座，洁白的座套，餐具是雕花玻璃盘，贼亮的电镀刀叉。冰淇淋是现做的，放在冰柜的冷藏锅里，用大圆勺挖出，稳稳扣入雕花盘中，状如小馒头。难怪马烽先生讲故事，说头回进城，当真以为是馒头，堂倌问要几个，回答：这么小，还不得十来八个！
我传给我妹妹时，已是“文革”最乱时，冰淇淋姓“资”，早关张了。只能带她到妇女儿童商场看布娃娃，多半还是塑料的，那家商场于我没有任何吸引力，于名于实也不符，香皂味太大，往往在外边等她。
怎么走也得回到五一路。对新华书店没什么特别的记忆。有什么书可买吗？倒是和马小林去做了回实验。听说买毛主席像得说“请”，我们便去落实。
问售货员，请一张毛主席像多少钱？售货员很朴实，问：甚了呀？小林说：请一张毛主席像。售货员看我们像来捣乱的。我们自己也觉得可乐，但拼命绷着，再次清楚地说，“请一张……”
我们出门时，那售货员慌得跑到旁边售货员那儿咬耳朵。我俩出门便大笑，里边的人也笑炸了营。
试验的结果并不如外边传的那样，不说“请”就把你轰走。太原人实在，不像北京，易被革命的罗曼蒂克感染。生活中任何带表演的事，于太原人，做起来都很难，至少当时的太原人如此。口羞。
骂娘可以，说雅话，就不！
万一哪句话说雅了，还得找补几个脏字垫着。
但后来有变化，1970年代末，让红小兵在红绿灯下边管交通，那时骑车的以为红绿灯只管汽车，闯的人多。抓住就让背一段“语录”，天真烂漫的童音：“背语录，背语录……”在十字路口四周不绝于耳。
据说有个人被抓住后，灵机一动，背了段最新的“大学还是要办的”。红小兵开始觉得不算，后经研究确认，虽是半句，太简单，毕竟出自金口，乃放了，曾传为佳话。
我常常忆起一幅画面——
1970年冬天，早上6点左右，天还黑着，几位朋友送我下放，约定在上马街口警察台子上会合。黑影憧憧，我们立于台上，前后不见一人，立亚说，咱们把这儿占领了！那时的我，就想和朋友们永远待在五一路上。
这条路是我们长见识的地方。它地处五一广场后身，像广场的大后台，国庆游行，队伍都是从五一路进入广场，“文革”亦是。我们在这儿见过各种示众、包括民间的批斗，或临时执政当局毙人、见过庆九大的狂欢、见过那颗著名到令人怀疑的芒果……足有十年，这条路没消停过一天，出了什么大事，民众不到这儿溜溜就等于没出。所以，高音喇叭、敲锣打鼓，革命的聒噪皆聚于此。五一路不单单是条路，更是“市”。革命的“市”！如果有人画本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清明上河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五一路。
自从五一路中间放了隔离栅栏，我就觉得伤筋动骨。五一路单纯到只有交通功能了，而不复有悠闲的散步，或民众人群集聚的功能。长达十几公里的障碍摆着，让人没法闲逛。看完委托行，想到对过吃个天津包子，还得绕好远，到路口才有人行道，不然就得翻栅栏。当然，进入汽车世代，栅栏一放，五一路变窄了。大修是迟早的事。
此后，出于交通需要，太原把许多道路的功能，都单纯化了，以适应通行能力。如同北京封闭的环路。
我希望大修应该是城市发育的结果，应该依循着城市的魂灵，就像一个女孩长成大姑娘，出脱亮丽了，但还是她，还是当年那个毛丫头，而不是换了另一个人。之后成为妇人亦复如是。她应该还是熟识的老友，还是我们知根知底的老牵挂。
欧洲在这点做得好，荷兰画家梵高家住过的房子，比五一路老，至今不仅仍在，并且还在用着。你能说人家没经历过现代化？
我的担心不是没理由。比如好好的桥头街改为铜锣湾，太缺自信。即使改名换姓，到那附近闻到的还是宁化府的醋味儿，如此铜锣湾不啻沐猴而冠？放着好好的自己不做，放弃打造很久的一种文化识别，认同个铜锣湾，太不上算！
北方孩童都会唱一首儿歌：跟人学，变狗熊……
也别学北京。那已经是被破坏的典型。幸亏后来刹住，才保留了中心区几条街道。
早几年看过一篇文章，标题是《让城市形成，而非建成》。意思很清楚，反对革命式的推倒重来，城市的文化内涵和肌理，不是朝夕间具有的。从看到那篇文章，这种主张日益深入人心。这个标题日益成为共识。
大修五一路重在提高质量，但不要脱胎换骨。但愿大修后，这条路仍然让我们依恋。
张小苏，1953年生。1976年开始做编辑工作。1977年发表散文作品。出版有 《张小苏散文集》等。
对太原来说，五一路是条主路。这个城市处于南北长，东西狭的盆地，最早贯通南北的就是五一路。可以称做城市的脊梁。这条脊梁骨承载着很多内容，成为几代人的记忆。
对我来说，自到太原，就生活在五一路一带，直到上山下乡。五一路在通信作为主要交流方式的年代，是我信封上固定的地址。
不过城市要发展，要变化，五一路不能老是那个样子，总得变。
据一张老地图显示，五一路原来远没现在这么长，南端在“首义门”，即现在的五一广场北侧，北端在今上马街口。这里有一道红市牌楼横着，透过牌楼是一座警察署。往东上马街，往西桥头街，再往北，不是没内容，而是没这么宽的街道了。当时也不叫五一路，而叫新南门街（也可能是新南门路）。到我来太原时，上世纪六十年代，这条路已北延至胜利街，南与并州路衔接，坐电车从头到尾也能跑上一个多钟头。比老地图延伸了数倍。
按老地图所绘，也就一站地。当时没公交，一站（一华里）正是步行的好距离，最适合溜达。逛个来回不会累。这条路中间只有一个十字路口，西为皇华馆，可至文瀛湖，东有上官巷，可达文庙，那一带是文化区，还有个图书馆，图中还标有一块桑苗圃，很雅。
从老地图看，规划合理，适合穿长袍步行的人生活。而且肯定合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规则，处处好风水。但城市不能不长大，像人一般，城市得发育。所以成为前边说的那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延伸了十数倍。沿途搭搭挂挂几万余众，附着着各种服务业、娱乐业，枝枝蔓蔓，真正是太原之骨干。
但在我最早记忆里，骨干中的核心在府东街以南。当时的五一路往北，过了五一电影院，就没什么值得一去的地方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了家先锋商场，我们很兴奋，称其为“小百货公司”，其实不过大点儿的四合院而已。但逛百货公司终于不必跑到五一大楼了。
六十年代的“山医二院”，面目奇特，由许多高大平房组合而成，像迷魂阵。据说是日式风格，东西方元素皆有。这家位于五一路北边的大医院，在小时候的我们看来，异常可怕，故有病宁可到小一点儿的杏花岭医院。
长大些为追求刺激，偶然到“二院”走动，是为练胆子，但也还是害怕得紧，特别是夜间，很长的走廊，两侧许多分支，高大的门，阴森至极。不定从哪个分支，会推出血淋淋的病人，或包裹严实的逝者。这家医院的急诊室，就在大通道的开端，出出进进，必得经过。所以不去了，承认意志薄弱。
过了“二院”，就更没什么了，省军区非凡人可去，就剩造炮弹的247厂了。“文革”时，曾从那儿发射过炮弹，发着哨音从我们头顶掠过，的确让人心惊胆战。可怕，但没听说炸死人。或把什么建筑轰了。大概造反的人，也是趁乱世放着玩罢了。
所以，小时候一旦出门，总是往五一路南边去，一般经南肖墙到柳巷，到副食品商场买肉或买鱼。当时中国没冰箱，几乎天天得去，我哥和他的同伴去过一阵，之后交给我和我的同伴，后来是我妹妹和她的同伴。这中间有过渡，有传承，我哥传承给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别走重样的路，去时走南肖墙，回时走桥头街，除不同风景外，桥头街中间有家很不错的冷饮店，用购物的找头，可以吃个上好的冰淇淋。
那家店考究得仿佛停留在民国，很软的火车座，洁白的座套，餐具是雕花玻璃盘，贼亮的电镀刀叉。冰淇淋是现做的，放在冰柜的冷藏锅里，用大圆勺挖出，稳稳扣入雕花盘中，状如小馒头。难怪马烽先生讲故事，说头回进城，当真以为是馒头，堂倌问要几个，回答：这么小，还不得十来八个！
我传给我妹妹时，已是“文革”最乱时，冰淇淋姓“资”，早关张了。只能带她到妇女儿童商场看布娃娃，多半还是塑料的，那家商场于我没有任何吸引力，于名于实也不符，香皂味太大，往往在外边等她。
怎么走也得回到五一路。对新华书店没什么特别的记忆。有什么书可买吗？倒是和马小林去做了回实验。听说买毛主席像得说“请”，我们便去落实。
问售货员，请一张毛主席像多少钱？售货员很朴实，问：甚了呀？小林说：请一张毛主席像。售货员看我们像来捣乱的。我们自己也觉得可乐，但拼命绷着，再次清楚地说，“请一张……”
我们出门时，那售货员慌得跑到旁边售货员那儿咬耳朵。我俩出门便大笑，里边的人也笑炸了营。
试验的结果并不如外边传的那样，不说“请”就把你轰走。太原人实在，不像北京，易被革命的罗曼蒂克感染。生活中任何带表演的事，于太原人，做起来都很难，至少当时的太原人如此。口羞。
骂娘可以，说雅话，就不！
万一哪句话说雅了，还得找补几个脏字垫着。
但后来有变化，1970年代末，让红小兵在红绿灯下边管交通，那时骑车的以为红绿灯只管汽车，闯的人多。抓住就让背一段“语录”，天真烂漫的童音：“背语录，背语录……”在十字路口四周不绝于耳。
据说有个人被抓住后，灵机一动，背了段最新的“大学还是要办的”。红小兵开始觉得不算，后经研究确认，虽是半句，太简单，毕竟出自金口，乃放了，曾传为佳话。
我常常忆起一幅画面——
1970年冬天，早上6点左右，天还黑着，几位朋友送我下放，约定在上马街口警察台子上会合。黑影憧憧，我们立于台上，前后不见一人，立亚说，咱们把这儿占领了！那时的我，就想和朋友们永远待在五一路上。
这条路是我们长见识的地方。它地处五一广场后身，像广场的大后台，国庆游行，队伍都是从五一路进入广场，“文革”亦是。我们在这儿见过各种示众、包括民间的批斗，或临时执政当局毙人、见过庆九大的狂欢、见过那颗著名到令人怀疑的芒果……足有十年，这条路没消停过一天，出了什么大事，民众不到这儿溜溜就等于没出。所以，高音喇叭、敲锣打鼓，革命的聒噪皆聚于此。五一路不单单是条路，更是“市”。革命的“市”！如果有人画本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清明上河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五一路。
自从五一路中间放了隔离栅栏，我就觉得伤筋动骨。五一路单纯到只有交通功能了，而不复有悠闲的散步，或民众人群集聚的功能。长达十几公里的障碍摆着，让人没法闲逛。看完委托行，想到对过吃个天津包子，还得绕好远，到路口才有人行道，不然就得翻栅栏。当然，进入汽车世代，栅栏一放，五一路变窄了。大修是迟早的事。
此后，出于交通需要，太原把许多道路的功能，都单纯化了，以适应通行能力。如同北京封闭的环路。
我希望大修应该是城市发育的结果，应该依循着城市的魂灵，就像一个女孩长成大姑娘，出脱亮丽了，但还是她，还是当年那个毛丫头，而不是换了另一个人。之后成为妇人亦复如是。她应该还是熟识的老友，还是我们知根知底的老牵挂。
欧洲在这点做得好，荷兰画家梵高家住过的房子，比五一路老，至今不仅仍在，并且还在用着。你能说人家没经历过现代化？
我的担心不是没理由。比如好好的桥头街改为铜锣湾，太缺自信。即使改名换姓，到那附近闻到的还是宁化府的醋味儿，如此铜锣湾不啻沐猴而冠？放着好好的自己不做，放弃打造很久的一种文化识别，认同个铜锣湾，太不上算！
北方孩童都会唱一首儿歌：跟人学，变狗熊……
也别学北京。那已经是被破坏的典型。幸亏后来刹住，才保留了中心区几条街道。
早几年看过一篇文章，标题是《让城市形成，而非建成》。意思很清楚，反对革命式的推倒重来，城市的文化内涵和肌理，不是朝夕间具有的。从看到那篇文章，这种主张日益深入人心。这个标题日益成为共识。
大修五一路重在提高质量，但不要脱胎换骨。但愿大修后，这条路仍然让我们依恋。
张小苏，1953年生。1976年开始做编辑工作。1977年发表散文作品。出版有 《张小苏散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