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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方案，2018年末，福建调查总队在全省9设区市共抽取了124个城镇调查小区、1895名进城农民工进行调查，了解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庭在城镇务工、生活情况。
根据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结果，2018年在闽农民工1158.3万人，其中福建籍农民工840.8万人，外省来闽农民工317.5万人。受访者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户籍为农业户口，或者目前是非农户口但2006年之前是农业户口;年龄在16周岁以上;未丧失劳动能力;非在校生。
一、2018年受访农民工基本情况
受访的1895名农民工中男女比例为62.4：37.6。
分输出地看：1090名来自省内，占比57.5%;805名来自省外，占比42.5%。外省籍农民工主要来自以下省份：四川（22.9%）、江西（19.3%）、贵州（11.9%）、河南（8.7%）、重庆（8.7%），合计超过70%。
分年龄看：“70前”、“70后”、“80后”、“90后”和“00后”人数占比分别为18.2%、30.3%、30.9%、19.2%和1.4%。数据显示：“00后”开始加入进城农民工大军;“70后”和“80后”是中流砥柱;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超过总人数的一半。
分文化水平看：文化水平以初中为主，占45.7%;初中及以下占65%;普高和中职占19.8%;大专（高职）及以上占15.2%。与2015年比，大专（高职）及以上学历占比提高2个百分点。
分从业结构看：以工资性就业的普通雇员为主，占比达到73%;自我经营者（没有雇员）和雇主（有雇佣其他人员）的人数占比分别为16.6%、0.8%;其他未从业者（包括随迁进城照顾家庭的符合劳动力条件的人员）占9.6%。与2015年比，普通雇员和雇主的占比分别提高了3.7、0.3个百分点;自我经营者和未从业者的占比分别降低了2.5、1.5个百分点。
二、在城市落户和定居意愿情况
受访的1895名农民工中，已经在城镇落户的人数占3.2%;愿意转为本地城镇户口的占16.7%;愿意转为老家县城的城镇户口的占5.4%;愿意转为其他地方城镇户口的占0.4%;不确定的占29.6%;没有意愿的占44.7%。
已经定居城镇的人数占17.8%，愿意和不愿意定居城镇的人数比例分别为31.6%、31.4%，另有19.2%持不确定态度。
三、影响农民工定居城镇意愿的主要原因
农民工愿否定居城镇是基于经济收入、发展前途、居住成本以及子女教育、土地收益损失、家中老人赡养需求等多因素综合考量后的选择。
（一）经济因素是决定性制约因素
调查表明，当前部分农民工在城镇收入低，房价等生活成本高，是导致他们不愿定居城镇的最主要因素。1895户受访农民工中，认为“住房贵”、“收入低”是留城定居障碍的人数比例分别达到56.1%、44.6%，远高于其他选项。
（二）制度性障碍逐步削弱但依然存在
2014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近年又陆续出台了系列政策，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逐步降低中小城市的落户门槛，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的入学、升学政策，破除户籍与城镇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之间的挂钩关系，为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均享公共资源、社会福利创造更有利条件。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末，受访的1895个进城农民工中，认为“户口进不来”、“子女入学升学难”、“不能均享社会保障”是留城定居障碍的人数比例分别仅为7.9%、6.4%和1.6%，比2015年分别降低3.2、2.0、2.8个百分点。
有关障碍依然存在，并且是农民工定居城镇要面临的主要困難。虽然近年来随迁子女在闽接受平等教育的政策不断完善，但由于公共资源有限，优质教育资源供求紧张，随迁子女的入学需求不能得到百分百的满足。
（三）文化技能是深层次因素
受访农民工总体文化、技能水平较低。初中及以下学历占65.0%，大专（高职）以上才占15.2%;没有任何职业资格或技术等级证书的农民工占89.0%。这将直接影响他们获得较高报酬、获取最新政策的能力。
（四）家庭因素至关重要
家人随迁对农民工定居有促进作用。家庭重要成员未随迁，增加了外出农民工对家人牵挂的心理成本、回家探望家人的交通成本以及增加了回家探望期间的劳动报酬的损失，进而对农民工定居城镇的意愿有消极影响。调查显示，“老人无法照料”是造成农民工不愿定居城镇的第三大因素，仅次于“住房贵”和“收入低”。配偶未随迁的已婚农民工、有未成年子女未随迁的农民工中不愿定居城镇的比例分别为43.9%、41.9%，分别比平均水平高12.5个、10.5个百分点。
（五）城乡融合发展吸引农民工返乡
近年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有力实施，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逐步健全，政策利好不断释放，城乡差距有所缩小，增强了部分农民工返乡的信心。
（作者单位：350003国家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
根据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结果，2018年在闽农民工1158.3万人，其中福建籍农民工840.8万人，外省来闽农民工317.5万人。受访者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户籍为农业户口，或者目前是非农户口但2006年之前是农业户口;年龄在16周岁以上;未丧失劳动能力;非在校生。
一、2018年受访农民工基本情况
受访的1895名农民工中男女比例为62.4：37.6。
分输出地看：1090名来自省内，占比57.5%;805名来自省外，占比42.5%。外省籍农民工主要来自以下省份：四川（22.9%）、江西（19.3%）、贵州（11.9%）、河南（8.7%）、重庆（8.7%），合计超过70%。
分年龄看：“70前”、“70后”、“80后”、“90后”和“00后”人数占比分别为18.2%、30.3%、30.9%、19.2%和1.4%。数据显示：“00后”开始加入进城农民工大军;“70后”和“80后”是中流砥柱;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超过总人数的一半。
分文化水平看：文化水平以初中为主，占45.7%;初中及以下占65%;普高和中职占19.8%;大专（高职）及以上占15.2%。与2015年比，大专（高职）及以上学历占比提高2个百分点。
分从业结构看：以工资性就业的普通雇员为主，占比达到73%;自我经营者（没有雇员）和雇主（有雇佣其他人员）的人数占比分别为16.6%、0.8%;其他未从业者（包括随迁进城照顾家庭的符合劳动力条件的人员）占9.6%。与2015年比，普通雇员和雇主的占比分别提高了3.7、0.3个百分点;自我经营者和未从业者的占比分别降低了2.5、1.5个百分点。
二、在城市落户和定居意愿情况
受访的1895名农民工中，已经在城镇落户的人数占3.2%;愿意转为本地城镇户口的占16.7%;愿意转为老家县城的城镇户口的占5.4%;愿意转为其他地方城镇户口的占0.4%;不确定的占29.6%;没有意愿的占44.7%。
已经定居城镇的人数占17.8%，愿意和不愿意定居城镇的人数比例分别为31.6%、31.4%，另有19.2%持不确定态度。
三、影响农民工定居城镇意愿的主要原因
农民工愿否定居城镇是基于经济收入、发展前途、居住成本以及子女教育、土地收益损失、家中老人赡养需求等多因素综合考量后的选择。
（一）经济因素是决定性制约因素
调查表明，当前部分农民工在城镇收入低，房价等生活成本高，是导致他们不愿定居城镇的最主要因素。1895户受访农民工中，认为“住房贵”、“收入低”是留城定居障碍的人数比例分别达到56.1%、44.6%，远高于其他选项。
（二）制度性障碍逐步削弱但依然存在
2014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近年又陆续出台了系列政策，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逐步降低中小城市的落户门槛，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的入学、升学政策，破除户籍与城镇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之间的挂钩关系，为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均享公共资源、社会福利创造更有利条件。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末，受访的1895个进城农民工中，认为“户口进不来”、“子女入学升学难”、“不能均享社会保障”是留城定居障碍的人数比例分别仅为7.9%、6.4%和1.6%，比2015年分别降低3.2、2.0、2.8个百分点。
有关障碍依然存在，并且是农民工定居城镇要面临的主要困難。虽然近年来随迁子女在闽接受平等教育的政策不断完善，但由于公共资源有限，优质教育资源供求紧张，随迁子女的入学需求不能得到百分百的满足。
（三）文化技能是深层次因素
受访农民工总体文化、技能水平较低。初中及以下学历占65.0%，大专（高职）以上才占15.2%;没有任何职业资格或技术等级证书的农民工占89.0%。这将直接影响他们获得较高报酬、获取最新政策的能力。
（四）家庭因素至关重要
家人随迁对农民工定居有促进作用。家庭重要成员未随迁，增加了外出农民工对家人牵挂的心理成本、回家探望家人的交通成本以及增加了回家探望期间的劳动报酬的损失，进而对农民工定居城镇的意愿有消极影响。调查显示，“老人无法照料”是造成农民工不愿定居城镇的第三大因素，仅次于“住房贵”和“收入低”。配偶未随迁的已婚农民工、有未成年子女未随迁的农民工中不愿定居城镇的比例分别为43.9%、41.9%，分别比平均水平高12.5个、10.5个百分点。
（五）城乡融合发展吸引农民工返乡
近年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有力实施，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逐步健全，政策利好不断释放，城乡差距有所缩小，增强了部分农民工返乡的信心。
（作者单位：350003国家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