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中国创富第一代在人生和事业双方步入成熟阶段，家业常青成为了终极目标，“接班潮”的涌现使财富管理显得愈加重要。
李嘉诚旗下长实集团在英投资总额超过300亿英镑，已一跃成为英国最大的单一海外投资者。在众人惊呼李嘉诚“买下整个英国”之际，中国买家对购买英国房产的兴趣也在激增，英国也成为国人海外置业十大热门国家之一。
通过跨境资产配置来管理家族财富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内富裕阶层的青睐。如何选择合适的海外投资工具、优化投资结构是很多高净值人群面临的首要问题，为此，我们专访了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刘宝成教授。
高净值群体结构日益多元化
2014年5月27日，兴业银行携手胡润研究院在上海联合发布《2014中国高净值人群心灵投资白皮书》，报告中将 “高净值人群”定义为个人资产600万元以上的人群。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末，全国个人资产6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比上年新增10万人，达到290万人。根据最新预测，中国超高净值人群约17，000人，总计资产规模约31万亿元人民币，平均资产规模18.2亿元人民币。这部分人群中主要以企业主为主。
刘宝成对“高净值人群”概念解析为，“在满足中产以上消费水准和日常运营之外，仍保有可观剩余资产者。”家族企业的海外资产配置成为高净值人群海外资产投放的显著模式，“其中很大的动力就是规避风险，一个是体制上的风险，二是排除不确定性。孟子讲，无恒产者无恒心。实际上人们很大程度上是追求一种心理上的确定性”。在这一群体看来，尽管国内的机遇仍然异彩纷呈，但政策波澜起伏，经济日渐下行，而其偏好的投资领域，诸如房市、股市以及基金等，均在扑朔迷离中暗伏泡沫。
国人财富的外移，的确会削弱国内生产总值（GDP），但它不会冲减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它充实了国人资产的跨国性。刘宝成分析道。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世界高净值人群拥有54万亿美元的财富总量，这其中的24%投向了海外资产。相形之下，财富总量达到4.4万亿美元的中国高净值人群，其投向海外的财富却只有5%。“海外资产占本国资产的比例，是联合国贸发会衡量跨国性的一项重要指标。就该项指标而言，中国无疑尚属矮人系列，”刘宝成说。
除家族式企业外，近年来中高端的中产阶级在也是海外资产配置中非常具有活力的人群，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使得他们具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据《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的组成以企业主为绝大多数，占到61%;职业经理人、企业高管和专业人士也在迅速挤进来，占到17%。从需求差异来看，刘宝成认为，“后者在需求上会更加理性，子女成长问题是他们‘走出去’的主要动因，一方面是让子女接受更良好的教育，另一方面也通过移民来获得作为当地人在学费以及日后求职道路上的一些优惠。结果，发达国家的学区房价不断攀升，其中就有这一群体的贡献。”
就资产配置的方式来看，中产阶层与家族企业的选择也有较为显著的差异。专业人员的决策可能会更加理性，虽然财富积累相对有限，但其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国际经验更加丰富。“他们的投资决策中，硬资产的部分会少一些，而对股票、基金、汇率之类的软资产则更为青睐。有些人甚至会合伙成立小型的创投公司，或者购买专利、品牌等知识产权与国内市场对接，甚至参与一些社会型的创业。而且，他们对当地社区的参与和融入程度也较高。相反，家族型模式则更注重房屋、土地之类的硬资产投资，而且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度往往偏低”，刘宝成说。
有效规避风险是首当其冲要的出发点
有经济学家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经历了四波财富浪潮：第一波可以称之为商业财富浪潮;第二波可以称之为地产财富浪潮;第三波是互联网财富浪潮，方兴未艾;现在正在经历的则是第四波，金融创富浪潮，金融改革带动全民享受资本红利。
自第一波财富浪潮兴起，中国向海外资产进军的势头日益强健。“中国的海外财富是国内贸易、投资、移民潮这三大趋势推动起来的”，家族式的财富移民无疑成为了现今海外资产配置的热门模式，究其原因，特权获得、子女教育、风险管理都是其考虑的主要因素。“第一个动力源，就是为了购买特权和附加自由，对于经商者而言，他们经常在国际间游走，所以需要大量的免签护照，像英、美、法乃至于香港、新加坡的护照，都很受青睐。因此在这个阶段，他不考虑投资增值或收益的问题，而是一种消费型投资，就像购买会员资格一样。”
从财富管理的角度来看，在多元化体制内进行财富分配，从而实现财富的多样化，有效规避风险也高值人群海外投资的一大出发点。除此之外，刘宝成认为仍有几个显著原因值得注意，“有些企业家会担心第一桶金的前后算账问题，另外，对于国内经济忽冷忽热，飘摇不定，人们也会倾向于找到一个分散风险的渠道”。
在多种海外投资模式中，SPV模式尤受青睐。SPV指特殊目的的载体，也称为特殊目的机构，其职能是在离岸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购买、包装证券化资产和以此为基础发行资产化证券，向国外投资者融资，继而服务于对国内商业机构的控制。
“找一个海外自由岛去注册，反过来控股国内公司，这样的一个投资模式，”刘宝成解释，“比如在伯利兹、开曼岛，马云也是在开曼岛注册公司，反过来控股国内公司，这是在近十年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与此同时，不少人也选择了购买海外公司股权这种国内外相互联动的方式，其中既有独立购买，也有搭车购买。人寿保险的购买人群也在不断扩大。
任何投资都有一定的风险性，然而对于潜在风险或费用等要素的估计不足，成为了高值人群在海外置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投资短视，这主要表现为对法律、文化、长期投资等方面的盲目性，“就购买房产来说，除了全球超一流的大都市之外，哪的房子都比中国的大都市便宜。但是接下来各种各样的税收、费用，慢性消耗能力是很大的。比如说在美国购买一个别墅，它的地方税、社区税，包括你院子里长的草过高，都会有罚款，雇人也非常昂贵。”刘宝成说。 海外房产的财富贡献率往往处于较低水平，然而其包含着众多社会原因的综合收益则造就其投资的合理性。“这些综合收益里边，很多不是直接的经济收益，而是一种情感的安全，也是一种潜在的便利和对家人的责任感。还有就是能够享受到更加清洁的空气和水源。所以说这不完全是一种作为经济人的决策，而更多的是一种作为社会人的决策。”
海外资产从硬投资走向软投资
富裕群体集体出海，境内外双向投资，这是全球资产配置时代的特色。业内人士分析，中国个人投资者热衷海外投资的主要动机，已由传统的移民及子女教育延伸至资产保值和增值。究其原因，与中国股市表现难如人意、国内金融产品品类相对欠缺、当前国内房地产投资处于下滑状态有关。然而就海外资产结构来看，中国人海外资产配置仍以房产为主。以美国为例，在住宅市场上，中国人在2013-2014年度已经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住宅地产的最大外国买家。
去年，胡润研究院与汇加顾问集团联合发布的《2014汇加顾问·胡润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显示，资产配置、分散风险和子女教育是高净值人群海外投资的最主要原因，分别占19.8%和19.4%。从投资标的来看，海外置业在高净值人群海外投资项目中占最大比重，超过四成。
在刘宝成看来，海外置业虽然在综合收益上有相当的理性意义，作为生活必需品是毋庸置疑的，但他特别强调在海外置业时一定要审慎判断，“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海外的许多硬资产大幅降价，也给了人们一个极为诱惑的信号，特别是相对于中国硬资产的猝然提升，加上人民币的稳步升值，二者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在北京买一套两居室可以到发达国家买一套别墅，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冲动性的错觉。”
除了直接收益外，对于发国家存在的各种税收和费用，如遗产税、房产交易税，律师、会计师等等相关费用，都需综合考虑。“很多移民服务机构都存在浮夸海外资产投资收益的情况，包括造成了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陷入了骑虎难下的状况，现在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刘宝成说。
如今国人的海外资产结构，近半数还是投资硬资产方面，特别是房产、地产，而对于海外企业式的投资、股权式的投资和流动性比较强的投资仍然较弱。“下一步就是如何在软资产方面，从期权、股票、债券乃至于知识产权等领域进行投资，这是接下来中国个人财富走出去一个的主攻方向”。
“对长期积极的投资来说，具有知识产权的创新创业项目，会有更好的回报。特别是要设法让海外投资机会和国内市场联动起来。”早在1998年，还在美国留学的刘宝成就与一位老师和同学三人凑了75美元，在特拉华州注册了一个公司，同时邀请了一个中国传统中医药的项目入股。七年前，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投资人参与的其中一个产品年营业额已经超过80万美元。“哪怕是在国外开发一个很小的技术应用，在国内就可能就有很大的市场”，刘宝成说。
在具体操作上，委托专业机构大势所趋。但是对于机构的选择一定要仔细辨别，“现在太多移民服务公司、理财机构，有很多虚假的泡沫。在辨别时，一要看人才素质，二要看对方在目的国家合作的团队，特别是在投资的目的国家有自己的分支机构，能够实现密切联动、统一管理的机构，比较值得信赖”，刘宝成建议。同时他特别提醒，对于家族式的财富外移，人们往往会采信亲朋推荐，实际上把亲情模式应用于理性的经济决策存在相当大的风险，甚至会落得情利双失的局面。
除了创业型投资外，专门金融产品投资也逐渐成为财富阶层的优选。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中显示，中国财富大幅增长的原因是受信托等专门金融产品的推动，2013年投资于信托产品的财富规模扩大了82%。“
在中国更为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大量的信托、理财、基金公司大进入国内。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带来了货币之间转化的便利性，使他们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资产配置。”刘宝成说。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此消彼长，在资产进军海外的同时，虽然爆炸性的高增长越来越少，但仍应看到国内市场的广阔前景，“近来股市表现强劲，加之大量创新创业项目的孕育，使得许多欧美的投资者也十分青睐中国市场。再考虑到文化、人脉、经验等因素，国内市场仍有很大的资产保值和增值空间”。
刘宝成 对外经贸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嘉诚旗下长实集团在英投资总额超过300亿英镑，已一跃成为英国最大的单一海外投资者。在众人惊呼李嘉诚“买下整个英国”之际，中国买家对购买英国房产的兴趣也在激增，英国也成为国人海外置业十大热门国家之一。
通过跨境资产配置来管理家族财富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内富裕阶层的青睐。如何选择合适的海外投资工具、优化投资结构是很多高净值人群面临的首要问题，为此，我们专访了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刘宝成教授。
高净值群体结构日益多元化
2014年5月27日，兴业银行携手胡润研究院在上海联合发布《2014中国高净值人群心灵投资白皮书》，报告中将 “高净值人群”定义为个人资产600万元以上的人群。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末，全国个人资产6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比上年新增10万人，达到290万人。根据最新预测，中国超高净值人群约17，000人，总计资产规模约31万亿元人民币，平均资产规模18.2亿元人民币。这部分人群中主要以企业主为主。
刘宝成对“高净值人群”概念解析为，“在满足中产以上消费水准和日常运营之外，仍保有可观剩余资产者。”家族企业的海外资产配置成为高净值人群海外资产投放的显著模式，“其中很大的动力就是规避风险，一个是体制上的风险，二是排除不确定性。孟子讲，无恒产者无恒心。实际上人们很大程度上是追求一种心理上的确定性”。在这一群体看来，尽管国内的机遇仍然异彩纷呈，但政策波澜起伏，经济日渐下行，而其偏好的投资领域，诸如房市、股市以及基金等，均在扑朔迷离中暗伏泡沫。
国人财富的外移，的确会削弱国内生产总值（GDP），但它不会冲减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它充实了国人资产的跨国性。刘宝成分析道。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世界高净值人群拥有54万亿美元的财富总量，这其中的24%投向了海外资产。相形之下，财富总量达到4.4万亿美元的中国高净值人群，其投向海外的财富却只有5%。“海外资产占本国资产的比例，是联合国贸发会衡量跨国性的一项重要指标。就该项指标而言，中国无疑尚属矮人系列，”刘宝成说。
除家族式企业外，近年来中高端的中产阶级在也是海外资产配置中非常具有活力的人群，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使得他们具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据《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的组成以企业主为绝大多数，占到61%;职业经理人、企业高管和专业人士也在迅速挤进来，占到17%。从需求差异来看，刘宝成认为，“后者在需求上会更加理性，子女成长问题是他们‘走出去’的主要动因，一方面是让子女接受更良好的教育，另一方面也通过移民来获得作为当地人在学费以及日后求职道路上的一些优惠。结果，发达国家的学区房价不断攀升，其中就有这一群体的贡献。”
就资产配置的方式来看，中产阶层与家族企业的选择也有较为显著的差异。专业人员的决策可能会更加理性，虽然财富积累相对有限，但其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国际经验更加丰富。“他们的投资决策中，硬资产的部分会少一些，而对股票、基金、汇率之类的软资产则更为青睐。有些人甚至会合伙成立小型的创投公司，或者购买专利、品牌等知识产权与国内市场对接，甚至参与一些社会型的创业。而且，他们对当地社区的参与和融入程度也较高。相反，家族型模式则更注重房屋、土地之类的硬资产投资，而且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度往往偏低”，刘宝成说。
有效规避风险是首当其冲要的出发点
有经济学家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经历了四波财富浪潮：第一波可以称之为商业财富浪潮;第二波可以称之为地产财富浪潮;第三波是互联网财富浪潮，方兴未艾;现在正在经历的则是第四波，金融创富浪潮，金融改革带动全民享受资本红利。
自第一波财富浪潮兴起，中国向海外资产进军的势头日益强健。“中国的海外财富是国内贸易、投资、移民潮这三大趋势推动起来的”，家族式的财富移民无疑成为了现今海外资产配置的热门模式，究其原因，特权获得、子女教育、风险管理都是其考虑的主要因素。“第一个动力源，就是为了购买特权和附加自由，对于经商者而言，他们经常在国际间游走，所以需要大量的免签护照，像英、美、法乃至于香港、新加坡的护照，都很受青睐。因此在这个阶段，他不考虑投资增值或收益的问题，而是一种消费型投资，就像购买会员资格一样。”
从财富管理的角度来看，在多元化体制内进行财富分配，从而实现财富的多样化，有效规避风险也高值人群海外投资的一大出发点。除此之外，刘宝成认为仍有几个显著原因值得注意，“有些企业家会担心第一桶金的前后算账问题，另外，对于国内经济忽冷忽热，飘摇不定，人们也会倾向于找到一个分散风险的渠道”。
在多种海外投资模式中，SPV模式尤受青睐。SPV指特殊目的的载体，也称为特殊目的机构，其职能是在离岸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购买、包装证券化资产和以此为基础发行资产化证券，向国外投资者融资，继而服务于对国内商业机构的控制。
“找一个海外自由岛去注册，反过来控股国内公司，这样的一个投资模式，”刘宝成解释，“比如在伯利兹、开曼岛，马云也是在开曼岛注册公司，反过来控股国内公司，这是在近十年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与此同时，不少人也选择了购买海外公司股权这种国内外相互联动的方式，其中既有独立购买，也有搭车购买。人寿保险的购买人群也在不断扩大。
任何投资都有一定的风险性，然而对于潜在风险或费用等要素的估计不足，成为了高值人群在海外置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投资短视，这主要表现为对法律、文化、长期投资等方面的盲目性，“就购买房产来说，除了全球超一流的大都市之外，哪的房子都比中国的大都市便宜。但是接下来各种各样的税收、费用，慢性消耗能力是很大的。比如说在美国购买一个别墅，它的地方税、社区税，包括你院子里长的草过高，都会有罚款，雇人也非常昂贵。”刘宝成说。 海外房产的财富贡献率往往处于较低水平，然而其包含着众多社会原因的综合收益则造就其投资的合理性。“这些综合收益里边，很多不是直接的经济收益，而是一种情感的安全，也是一种潜在的便利和对家人的责任感。还有就是能够享受到更加清洁的空气和水源。所以说这不完全是一种作为经济人的决策，而更多的是一种作为社会人的决策。”
海外资产从硬投资走向软投资
富裕群体集体出海，境内外双向投资，这是全球资产配置时代的特色。业内人士分析，中国个人投资者热衷海外投资的主要动机，已由传统的移民及子女教育延伸至资产保值和增值。究其原因，与中国股市表现难如人意、国内金融产品品类相对欠缺、当前国内房地产投资处于下滑状态有关。然而就海外资产结构来看，中国人海外资产配置仍以房产为主。以美国为例，在住宅市场上，中国人在2013-2014年度已经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住宅地产的最大外国买家。
去年，胡润研究院与汇加顾问集团联合发布的《2014汇加顾问·胡润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显示，资产配置、分散风险和子女教育是高净值人群海外投资的最主要原因，分别占19.8%和19.4%。从投资标的来看，海外置业在高净值人群海外投资项目中占最大比重，超过四成。
在刘宝成看来，海外置业虽然在综合收益上有相当的理性意义，作为生活必需品是毋庸置疑的，但他特别强调在海外置业时一定要审慎判断，“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海外的许多硬资产大幅降价，也给了人们一个极为诱惑的信号，特别是相对于中国硬资产的猝然提升，加上人民币的稳步升值，二者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在北京买一套两居室可以到发达国家买一套别墅，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冲动性的错觉。”
除了直接收益外，对于发国家存在的各种税收和费用，如遗产税、房产交易税，律师、会计师等等相关费用，都需综合考虑。“很多移民服务机构都存在浮夸海外资产投资收益的情况，包括造成了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陷入了骑虎难下的状况，现在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刘宝成说。
如今国人的海外资产结构，近半数还是投资硬资产方面，特别是房产、地产，而对于海外企业式的投资、股权式的投资和流动性比较强的投资仍然较弱。“下一步就是如何在软资产方面，从期权、股票、债券乃至于知识产权等领域进行投资，这是接下来中国个人财富走出去一个的主攻方向”。
“对长期积极的投资来说，具有知识产权的创新创业项目，会有更好的回报。特别是要设法让海外投资机会和国内市场联动起来。”早在1998年，还在美国留学的刘宝成就与一位老师和同学三人凑了75美元，在特拉华州注册了一个公司，同时邀请了一个中国传统中医药的项目入股。七年前，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投资人参与的其中一个产品年营业额已经超过80万美元。“哪怕是在国外开发一个很小的技术应用，在国内就可能就有很大的市场”，刘宝成说。
在具体操作上，委托专业机构大势所趋。但是对于机构的选择一定要仔细辨别，“现在太多移民服务公司、理财机构，有很多虚假的泡沫。在辨别时，一要看人才素质，二要看对方在目的国家合作的团队，特别是在投资的目的国家有自己的分支机构，能够实现密切联动、统一管理的机构，比较值得信赖”，刘宝成建议。同时他特别提醒，对于家族式的财富外移，人们往往会采信亲朋推荐，实际上把亲情模式应用于理性的经济决策存在相当大的风险，甚至会落得情利双失的局面。
除了创业型投资外，专门金融产品投资也逐渐成为财富阶层的优选。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中显示，中国财富大幅增长的原因是受信托等专门金融产品的推动，2013年投资于信托产品的财富规模扩大了82%。“
在中国更为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大量的信托、理财、基金公司大进入国内。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带来了货币之间转化的便利性，使他们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资产配置。”刘宝成说。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此消彼长，在资产进军海外的同时，虽然爆炸性的高增长越来越少，但仍应看到国内市场的广阔前景，“近来股市表现强劲，加之大量创新创业项目的孕育，使得许多欧美的投资者也十分青睐中国市场。再考虑到文化、人脉、经验等因素，国内市场仍有很大的资产保值和增值空间”。
刘宝成 对外经贸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