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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迫切需要发展新经济来代替旧有增长动能。
近年来，我国经济从持续高速增长状态进入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出现资本回报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加剧等现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外需求疲软，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巨大挑战。越来越多证据显示，旧有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我国需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推动新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顺利转型。
为了客观理解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弥补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对中国经济中的新生部分做出度量和追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相关单位合作制定了财智BBD新经济指数，为理解我国新经济的发展状况提供新的视角。
推动供给侧改革.加快新经济发展，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质量增长模式至关重要。
转向新经济
中国面临的转型并非独一无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国也出现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现象。1972-1996年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0.56，比1913-1972年间的1.6低了一大截。但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革新的推进，美国走出这一瓶颈，实现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这一转型过程中，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是关键。
从国际经验看，我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实现向高质量经济增长转型的目标。应该看到，我国劳动力质量在不断提高，据人口普查数据，从1982年到2010年的28年间，我国受过高中以上教育人口比例已经从7.03%上升至22.96%，其中大专以上教育比例上升更快，从0.58%上升至8.93%，文盲和半文盲比例则从22.85%下降至4.08%。
从创新看，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换已经开始。我国专利申请数自2011年以来连续五年世界第一。特别是企业专利的占比从1985年的16%增长到2009年的49%，其中从发明专利看，企业作为申请的占比在2005年就超过50%，到2009年达到了75%，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新主体。
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一方面由于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我国迫切需要发展新经济来代替旧有增长动能;另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本快速积累、技术进步和创新推进，我国具备大力发展新经济的人力基础和技术基础。推动供给侧改革，加快新经济发展，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质量增长模式至关重要。
界定新经济
现有统计口径和方法是在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对于充分刻画传统经济发展变迁不可或缺，但要形成新的发展方式与发展机制，就不能忽略经济中一些新的、积极的变化。
我们主要使用以下标准来界定新经济的范畴：
一是高人力资本投入、高科技投入、轻资产。据2010年中国各行业投入产出表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选择劳动者报酬与营业盈余之和占增加值比重大于70%，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高于12年，R&D强度（即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最大，以及根据2008年经济普查，固定资产比例较低（固定资产占总资产30%以下）的行业。首先使用这三项标准确定新经济行业的大范围。
二是符合产业发展方向。选择标准是，这些行业不仅在中国得到政策扶持，主要体现在2011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2012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及2015年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同时，所选行业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要经历快速增长。
根据以上产业特点，最终进入我们新经济行业范畴的有节能与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高科技服务与研发、生物医药、金融和法律服务、高端装备制造业等九大类别、111个四位数代码行业。但由于目前无法从公开数据获得新经济在劳动力、资本、科技和创新等方面的直接度量，直接度量新经济GDP的绝对水平是未来需要进一步完成的工作。
在构造新经济指数过程中，我们侧重度量每生产出新的一元GDP时，新经济的贡献率是多少。根据生产方程，如果度量出新经济行业中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科技与创新投入各自占全部投入比重，以此估算新经济GDP占全部GDP比重。这是构造新经济指数的基本思路。
新经济难担稳增长重任
2016年5月，财智BBD新经济指数（NEI）为30.1，即新经济占整个经济中比重30.1%。该值较3月的32.1下降2个百分点，略高于2015年8月以来的平均水平（图1）。据估算，按照名义增长速度，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经济已进入或逼近衰退（即负增长），这部分经济主要是传统经济，主要为上游制造业、房地产和出口;约三分之一新经济（包括高端制造业和部分消费、服务业）仍保持两位数正增长;剩下三分之一经济保持个位数增长，主要为制造业中下游、部分消费和服务业。
目前，新经济上行增量还不能完全抵消旧经济向下调整的减量，也难以独自承担稳增长的重任。新经济包含的多个门类横跨二产和三产，但二产名义GDP增速从2011年后开始出现台阶式下滑，从平均约20%，下滑到平均7%，2014年中以来更是迅速下滑至零附近。新经济中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等行业的产业链短，对钢铁、水泥、石化等二产传统行业的溢出效应有限。
新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投入相对稳定，这是判断新经济中长期走势的一个关键指标。图2展示了新经济行业新招聘员工月平均工资水平和上市公司新招聘员工月平均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新经济行业新招聘人员的月平均工资水平高于主要由传统行业为主导的上市公司新招聘月工资水平，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存在拉大的趋势。可见，新经济是人力资本相对密集型行业，其增长将逐步改善高人力资本人群的就业，但目前尚难以完全抵消旧经济调整带来的就业下降。 在旧经济下行过程中，加强对传统行业就业人员的劳动技能培训，可以促进转岗和再就业，缓解转型过程中结构性失业的压力。同时，还需要快速灵活的发布新经济行业和传统经济行业在就业需求等方面的信息，减少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之间的错配现象，从源头上减少新就业人员大量进入衰退的传统行业的可能。
分行业看，新经济中占比最大的行业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产业，2016年4月为总指数贡献了9.8个百分点，其次为节能与环保业，贡献6.2个百分点，然后是金融和法律行业，贡献5.5个百分点。金融和法律服务业在新经济中的比重明显滑落，取而代之的是节能和环保业（图3）。新经济指数4月份的行业变化，表明该指数能够比较迅速地抓住我国经济中的短期波动。
另外，九个行业中目前占比最大的前五个行业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产业、节能与环保业、金融和法律服务业、生物医药行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这些行业不同程度受到政府较严格的管制，尤其是后三者在企业准入、监管乃至人事制度领域均存在不少体制遗留障碍及旧管制思路。过多管制妨碍新经济对资源的调用，也阻碍旧经济中的资源向新经济释放。
扶持新经济需政策发力
从政策层面来看，扶持新经济的政策力度需加强：
一是旧经济在短期稳增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要避免使旧经济过度加杠杆，信贷驱动的旧经济扩张无疑会挤出新经济，需在旧经济稳增长和新经济提高增长质量之间取得平衡。因此要加快去产能步伐，防止僵尸企业过度消耗优质资源，并改善新经济对稀缺资源的可获得性。推动保障房、城镇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旧经济调整的同时，带动产业升级和提升新经济有效需求。
二是应加快新经济领域开放力度，释放新经济潜力。新经济发展是在很多程度上是对新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的探索，应该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要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特别是对医疗、信息（包括征信、评级和有助于改善市场透明度方面的业务）、通信等行业的管制，在提高监管效率的同时，降低制度成本，强化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三是旧经济靠投资，新经济靠创新。旧经济企稳，意味着就业和收入的相对稳定，可以提高对新经济的需求，推动新经济的发展，此时应借力使力，为新经济创新发展营造包括减税在内的良好环境。
四是要加快改革政策落地，释放新经济的活力和潜力。国有企业改革、服务业开放、教育体制改革和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可以为新经济带来新鲜空气和营养，逐步壮大新经济规模。
五是要加强对新经济的统计工作，发布月度服务业数据，并将服务业中其他部分的统计明细化，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明确统计新经济业态。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应引导投资者关注增长质量而不是数量，而提高数据发布透明度可以增强市场对经济转型的信心。
近年来，我国经济从持续高速增长状态进入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出现资本回报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加剧等现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外需求疲软，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巨大挑战。越来越多证据显示，旧有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我国需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推动新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顺利转型。
为了客观理解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弥补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对中国经济中的新生部分做出度量和追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相关单位合作制定了财智BBD新经济指数，为理解我国新经济的发展状况提供新的视角。
转向新经济
中国面临的转型并非独一无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国也出现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现象。1972-1996年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0.56，比1913-1972年间的1.6低了一大截。但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革新的推进，美国走出这一瓶颈，实现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这一转型过程中，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是关键。
从国际经验看，我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实现向高质量经济增长转型的目标。应该看到，我国劳动力质量在不断提高，据人口普查数据，从1982年到2010年的28年间，我国受过高中以上教育人口比例已经从7.03%上升至22.96%，其中大专以上教育比例上升更快，从0.58%上升至8.93%，文盲和半文盲比例则从22.85%下降至4.08%。
从创新看，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换已经开始。我国专利申请数自2011年以来连续五年世界第一。特别是企业专利的占比从1985年的16%增长到2009年的49%，其中从发明专利看，企业作为申请的占比在2005年就超过50%，到2009年达到了75%，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新主体。
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一方面由于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我国迫切需要发展新经济来代替旧有增长动能;另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本快速积累、技术进步和创新推进，我国具备大力发展新经济的人力基础和技术基础。推动供给侧改革，加快新经济发展，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质量增长模式至关重要。
界定新经济
现有统计口径和方法是在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对于充分刻画传统经济发展变迁不可或缺，但要形成新的发展方式与发展机制，就不能忽略经济中一些新的、积极的变化。
我们主要使用以下标准来界定新经济的范畴：
一是高人力资本投入、高科技投入、轻资产。据2010年中国各行业投入产出表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选择劳动者报酬与营业盈余之和占增加值比重大于70%，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高于12年，R&D强度（即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最大，以及根据2008年经济普查，固定资产比例较低（固定资产占总资产30%以下）的行业。首先使用这三项标准确定新经济行业的大范围。
二是符合产业发展方向。选择标准是，这些行业不仅在中国得到政策扶持，主要体现在2011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2012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及2015年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同时，所选行业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要经历快速增长。
根据以上产业特点，最终进入我们新经济行业范畴的有节能与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高科技服务与研发、生物医药、金融和法律服务、高端装备制造业等九大类别、111个四位数代码行业。但由于目前无法从公开数据获得新经济在劳动力、资本、科技和创新等方面的直接度量，直接度量新经济GDP的绝对水平是未来需要进一步完成的工作。
在构造新经济指数过程中，我们侧重度量每生产出新的一元GDP时，新经济的贡献率是多少。根据生产方程，如果度量出新经济行业中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科技与创新投入各自占全部投入比重，以此估算新经济GDP占全部GDP比重。这是构造新经济指数的基本思路。
新经济难担稳增长重任
2016年5月，财智BBD新经济指数（NEI）为30.1，即新经济占整个经济中比重30.1%。该值较3月的32.1下降2个百分点，略高于2015年8月以来的平均水平（图1）。据估算，按照名义增长速度，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经济已进入或逼近衰退（即负增长），这部分经济主要是传统经济，主要为上游制造业、房地产和出口;约三分之一新经济（包括高端制造业和部分消费、服务业）仍保持两位数正增长;剩下三分之一经济保持个位数增长，主要为制造业中下游、部分消费和服务业。
目前，新经济上行增量还不能完全抵消旧经济向下调整的减量，也难以独自承担稳增长的重任。新经济包含的多个门类横跨二产和三产，但二产名义GDP增速从2011年后开始出现台阶式下滑，从平均约20%，下滑到平均7%，2014年中以来更是迅速下滑至零附近。新经济中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等行业的产业链短，对钢铁、水泥、石化等二产传统行业的溢出效应有限。
新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投入相对稳定，这是判断新经济中长期走势的一个关键指标。图2展示了新经济行业新招聘员工月平均工资水平和上市公司新招聘员工月平均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新经济行业新招聘人员的月平均工资水平高于主要由传统行业为主导的上市公司新招聘月工资水平，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存在拉大的趋势。可见，新经济是人力资本相对密集型行业，其增长将逐步改善高人力资本人群的就业，但目前尚难以完全抵消旧经济调整带来的就业下降。 在旧经济下行过程中，加强对传统行业就业人员的劳动技能培训，可以促进转岗和再就业，缓解转型过程中结构性失业的压力。同时，还需要快速灵活的发布新经济行业和传统经济行业在就业需求等方面的信息，减少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之间的错配现象，从源头上减少新就业人员大量进入衰退的传统行业的可能。
分行业看，新经济中占比最大的行业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产业，2016年4月为总指数贡献了9.8个百分点，其次为节能与环保业，贡献6.2个百分点，然后是金融和法律行业，贡献5.5个百分点。金融和法律服务业在新经济中的比重明显滑落，取而代之的是节能和环保业（图3）。新经济指数4月份的行业变化，表明该指数能够比较迅速地抓住我国经济中的短期波动。
另外，九个行业中目前占比最大的前五个行业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产业、节能与环保业、金融和法律服务业、生物医药行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这些行业不同程度受到政府较严格的管制，尤其是后三者在企业准入、监管乃至人事制度领域均存在不少体制遗留障碍及旧管制思路。过多管制妨碍新经济对资源的调用，也阻碍旧经济中的资源向新经济释放。
扶持新经济需政策发力
从政策层面来看，扶持新经济的政策力度需加强：
一是旧经济在短期稳增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要避免使旧经济过度加杠杆，信贷驱动的旧经济扩张无疑会挤出新经济，需在旧经济稳增长和新经济提高增长质量之间取得平衡。因此要加快去产能步伐，防止僵尸企业过度消耗优质资源，并改善新经济对稀缺资源的可获得性。推动保障房、城镇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旧经济调整的同时，带动产业升级和提升新经济有效需求。
二是应加快新经济领域开放力度，释放新经济潜力。新经济发展是在很多程度上是对新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的探索，应该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要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特别是对医疗、信息（包括征信、评级和有助于改善市场透明度方面的业务）、通信等行业的管制，在提高监管效率的同时，降低制度成本，强化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三是旧经济靠投资，新经济靠创新。旧经济企稳，意味着就业和收入的相对稳定，可以提高对新经济的需求，推动新经济的发展，此时应借力使力，为新经济创新发展营造包括减税在内的良好环境。
四是要加快改革政策落地，释放新经济的活力和潜力。国有企业改革、服务业开放、教育体制改革和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可以为新经济带来新鲜空气和营养，逐步壮大新经济规模。
五是要加强对新经济的统计工作，发布月度服务业数据，并将服务业中其他部分的统计明细化，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明确统计新经济业态。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应引导投资者关注增长质量而不是数量，而提高数据发布透明度可以增强市场对经济转型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