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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引用“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指导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化发展，然而收效甚微。文章对梯度转移理论及其约束条件加以论述分析，将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与京津冀产业转移现状相结合，就阻滞京津冀产业转移的因素加以深层次研究，以期能为指导河北顺利承接京津产业转移，规避产业梯度陷阱提供有益指导。
【关键词】京津冀 产业转移 梯度陷阱
【中图分类号】UF061.5 【文献标识码】A
“京津冀”这一理念的提出已经有20多年，该理念提出后曾有大量学者就京津冀区域内实现产业梯度转移的可行性及其效果进行论证，业界对此一直看好。然而，在各地政府、行业、企业的多年努力下，“京津冀”的一体化或协同化发展之势并未如愿。有数据显示，近年来河北与天津、北京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正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可从三地的年度人均产值中看出一二。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2004～2013年十年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由6033.21亿元增长至19500.56 亿，北京的年末常住人口由1493.00万人增长至2115万，据此可以测算出2004～2013年十年间北京地区年度人均产值由40409.98元人民币增长至92201.23元，十年间北京地区年度人均产值增加值达51791.25元。同样，依据此测算方法，可以测算出2004～2013年十年间天津地区年度人均产值由38380.57元人民币增长至97623.37元，十年间人均产值增加值达59242.80元。2004～2013年十年间河北地区年度人均产值由12450.62元人民币增长至38594.59元，十年间人均产值增加值达26143.97元，2004年河北与北京的年度人均产值差为27959.36元，而2013年这一数值增加为53606.64元。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近十年间，京津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然而河北与京津的经济差距正逐步拉大。由此可以看出，现实与理论存在矛盾，说明简单套用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是走不通的。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在“京津冀”问题上出现失灵。
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与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被引入国内，国内经济学者运用该理论对我国施行区域经济差异化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证，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随后该理论逐步取代了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沿用的“平衡发展理论”，成为指导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甚至被冠以“中国模式”的高度评价，其背后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顺利实施密不可分，尤其是在我国的“七五”、“八五”计划工作重点及目标中所提到的“实行沿海地区优先开放战略，以部分地区的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可以说是“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中国化”。改革开放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被进一步深化。在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在内的经济圈、都市群的经济发展中该理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失灵问题的研究逐步升温。学者们逐步将研究视角转移到对“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的研究上来。其实任何理论都有其实现条件，即约束条件，“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也不例外。近年来，对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的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邹俊煜（2011）从古典经济学角度，借助生产函数理论，分析整理了“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认为“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大致可归纳为：一是经济运行采取市场经济模式;二是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产业输出与输入;三是从要素的流动性来看土地与劳动均不可流动，唯有资本是可以按照市场规则流动的。①
刘友金、吕政（2012）则认为“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包括：一是劳动力的非流动性，即各区域的劳动力只能在区域内，不能在区域间流动;二是同类产业在不同经济空间内组织效率几乎没有差别;三是政府不会直接干预经济的运行;四是经济技术处于高梯度的地区主导产业处于创新阶段，等等。只有当这些条件都具备时，由高梯度地区向次高梯度地区进行产业和要素的转移才能顺利实施，如果其中任一条件不具备，就会出现产业转移的障碍。②
京津冀区域内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河北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就已开始，多年来从未停止。然而，京津冀区域内的产业转移多年来一直处于“舍与得”博弈状态，即“大企业京津舍不得往外送，小企业河北不愿意要”。这一博弈直接决定了京津向河北转移的产业呈现以下特征：一是转移企业多为小企业，如今年公布的两批次北京市“外迁企业”共涉及239家企业，包括：建材、化工、铸造、服装纺织等门类行业。这些企业普遍规模小，大多已不在北京鼓励发展之列。二是转移企业多属于“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传统制造业的企业行列，如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北京焦化厂、第一机床厂铸造车间等。自2014年年初以来，京津冀一体化的速度突飞猛进。据相关资料显示，为了承接京津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转移，河北省目前已打造40个园区平台准备对接京津。然而，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在行政命令控制下的“京津冀一体化”中，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并未充分显现出来。
京津冀的产业梯度比较分析。本文选取了2013年度京津冀三地的年度地区生产总值，以及三地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各自的2013年年度产业增加值，在此基础上进行测算，从而得出三地的三次产业结构（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河北与北京、天津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较大，呈现出北京—天津—河北的产业梯度差，京津冀三地的产业结构优化顺序明显为：北京、天津、河北。具体来看，北京的产业结构为三二一型，北京的产业结构明显优于天津和河北。天津和河北虽然都是典型的二三一型产业结构，但是天津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明显高于河北，因此，河北的产业优化程度不如天津。 表1：2013年度京津冀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数据来源：以上数据均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测算得出
京冀、津冀产业转移现状。京冀产业转移大事件回顾。2014 年3 月13 日，石家庄市政府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在京签约，确定将在新乐境内新建以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和液态奶为主的河北三元工业园，该集团旗下的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在河北石家庄、唐山、天津静海等地建有乳制品加工销售一体化工厂。2014 年4 月16 日，京凌云公司（央企新兴际华集团下属子公司）—国内生产原料药碳酸氢钠的龙头企业，整体搬迁至河北省邯郸武安市。2014年2月和4月，北京市经信委公布和确定了2014 年首批和二批调整退出工业企业的奖励名单，一部分将落户河北省，其中作为北京市的明星企业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线材厂）将搬迁到河北迁安。截至2014年12月，共有419个北京项目和432个天津项目落户河北沧州，投资额分别为1885亿元和358亿元。
津冀产业转移现状。津冀的产业转移呈现出双向互动趋势。2013年5月20日，天津市与河北省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明确提出支持天津企业在河北环津地区建立天津产业转移园区。2013年5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安国市与天津市天士力控股集团签署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安国中药都。2011年8月25日，河北长城汽车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重要生产基地—天津基地正式启用，规划整车产能达40万辆。2011年3月，位于保定市的英利集团投资100亿元在天津宁河建设光伏产业基地。
河北承接京津产业滞缓因素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依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当前京津冀三地之间具备梯度差，且京冀、津冀之间的产业转移也已有序展开，因此可以说京津冀区域内进行产业梯度转移的基本条件已具备。然而，京津冀产业转移却收效甚微。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京津冀产业转移问题，还需追本溯源，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加以考虑。
劳动力流动性。对于“产业跨国家或跨地区转移”起因的论述，可从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找到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跨国家或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由于资本的跨国家或跨区域流动引起的，其原因是资本在流动时往往体现为产业的转移。而资本之所以要跨区域或跨国家流动，是由于市场“看不见的手”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时，资本会由劳动成本高的国家或地区流向劳动成本低的国家或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暗含“不同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劳动是不能自由流动的”这样一个约束条件。因此，梯度转移理论需要将“劳动力不能跨区域自由流动”也作为其约束条件之一。
然而，对于京津冀来说，资本和劳动在京、津、冀之间是自由流动的。依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于一体化的空间，资本与劳动的流动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当资本与劳动比较，相对来说资本比较丰裕，劳动相对紧缺时，则会出现资本的流动，其流动遵循由“劳动短缺的地区流向劳动丰裕的地区”这一轨迹，资本的流动直到地区间要素价格（即边际报酬）均衡时结束;另一种是当资本与劳动比较，相对来说当资本比较紧缺，劳动比较丰裕时，则会出现劳动的流动，其流动遵循由“资本短缺的地区流向资本丰裕的地区”这一轨迹，劳动的流动直到地区间要素价格（即边际报酬）均衡时结束。③据此，京津冀应该属于第二种模式。京津冀区域内劳动比资本相对丰裕，尤其是河北具有大量的相对廉价劳动力，因此依据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此时经常出现劳动力迁就资本的情况，即劳动流向资本所在地京津地区，这样一来京津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将有所提高。与此同时，尽管河北拥有过剩的劳动力，这一因素对京津的资本固然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在劳动流向京津带来资本回报率提高的影响下，资本由京津流向河北的激励有所降低，使京津冀区域内的产业转移难以顺利进行，即出现了京津冀之间产业转移滞缓问题。
产业集群粘性形成的产业组织效率差异。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并非同一概念，产业集群强调的是集群内的产业之间具有联系性、互补性，最终达到企业、产业的共生，这种集群机制可以推动规模经济的形成，可以促进技术扩散的发展，也有利于形成竞争合作关系和创新。④之所以集群经济能成为现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由于这种集群形式的产业集中，必然带来企业之间的竞合，这将激发产业链的形成以及集群内产业的升级，同时由于集群内基础设施、研发机构和市场都可为集群内的企业和部门共享，故而产业集群这种产业组织模式可以为集群中的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收益。⑤因此，产业集群是实现产业组织优化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京津冀处于长期的不平衡发展状态。北京的产业集群化水平高，而河北地区产业集群化水平较北京弱很多，与北京相关产业的配套能力弱。以北京中关村为例，目前已有中关村示范区的七个产业经申报被确定为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量的核心关键技术在中关村示范区取得突破，其中达国际标准的就有66项，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与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在内的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已形成。据悉，2013年这个占地仅488平方千米的中关村，创造了3万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其中近2万亿元的收入由中关村的六大优势产业和四大潜力产业创造。如此积聚的产业集群，所带来的优势及交易成本的节约，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产业集群粘性。
同时，比较而言，由于河北的基础设施较差、产业集群不足、产业配套能力弱等因素使得河北拥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被削弱，企业的交易成本大幅上升，对京津产业的吸引力也随之下降。⑥因此，京津产业集群粘性与河北的配套能力弱使得京津冀的产业组织效率存在差异。
政府之间的GDP竞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发达地区政府应积极努力将一些低端产业转移出去，这样将有利于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然而，在对各地政府的GDP考核制度安排下，各地政府将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充分就业作为主要工作来抓。因此，在诸多因素的考量下，地方政府不希望本地企业向外地转移。这就出现地方政府干预市场要素流动的行为，增加了产业转移的人为壁垒。 如天津碱厂目前所需的盐由外地输入，自然运输成本高与铁路运力不足的问题摆在面前，可以说该产业在天津已无优势，可考虑迁至河北或山东，然而至今尚无动作，据悉其主要原因在于天津和塘沽当地政府都在考量GDP的问题。2014年上半年北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3%，创年内新高，但仍未达到年度增长6.5%的目标，其中重点产业投资项目更是下降30%，降幅继续扩大。该形势下，北京向河北产业转移的难度自然加剧。显然，地方政府之间GDP的竞争，增加了区际产业业转移的阻力，影响了资源的最佳配置。
北京的主导产业为高新技术产业。当高梯度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中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发展成为该地区的主导产业或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时，就会自发的推动低端的产业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这时产业梯度转移才有可能大规模发生。从上文对河北与京津的产业梯度比较分析中得出，现阶段北京的产业结构为“三二一”型，说明北京产业结构优化，其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知识和技术要素的驱动。作为京津冀区域的发达地区，早在2000年，高新技术产业就已跃居北京的主导产业，据相关数据显示，北京市电子信息产业当年产值达到工业总产值的33%，取代黑色冶金业，成为北京市第一支柱产业。2013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6%，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则达到10%，科技服务业增加值为10%，中关村企业收入增长20%。这些数据显示出，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北京的主导产业正走在创新的道路上。由此可见，作为“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约束条件之一的，“经济技术处于高梯度的地区主导产业处于创新阶段”这一要求，京津冀的现实已满足该条件，可以说京津冀已经具备了进行产业梯度转移的内在动因。
（作者单位：邢台学院科研处）
【注释】
①邹俊煜：“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失灵的原因分析及其启示”，《科技进步及对策》，2011年第1期。
②③刘友金，吕政：“梯度陷阱、升级阻滞与承接产业转移模式”，《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1期。
④张治河，黄海霞，谢忠泉，孙丽杰：“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研究—以武汉·中国光谷为例”，《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1期。
⑤李扬，沈志渔：“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规律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10期。
⑥晁毓山：“国家高新区成区域创新体系核心载体”，《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4年4月17日。
责编/张晓
【关键词】京津冀 产业转移 梯度陷阱
【中图分类号】UF061.5 【文献标识码】A
“京津冀”这一理念的提出已经有20多年，该理念提出后曾有大量学者就京津冀区域内实现产业梯度转移的可行性及其效果进行论证，业界对此一直看好。然而，在各地政府、行业、企业的多年努力下，“京津冀”的一体化或协同化发展之势并未如愿。有数据显示，近年来河北与天津、北京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正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可从三地的年度人均产值中看出一二。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2004～2013年十年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由6033.21亿元增长至19500.56 亿，北京的年末常住人口由1493.00万人增长至2115万，据此可以测算出2004～2013年十年间北京地区年度人均产值由40409.98元人民币增长至92201.23元，十年间北京地区年度人均产值增加值达51791.25元。同样，依据此测算方法，可以测算出2004～2013年十年间天津地区年度人均产值由38380.57元人民币增长至97623.37元，十年间人均产值增加值达59242.80元。2004～2013年十年间河北地区年度人均产值由12450.62元人民币增长至38594.59元，十年间人均产值增加值达26143.97元，2004年河北与北京的年度人均产值差为27959.36元，而2013年这一数值增加为53606.64元。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近十年间，京津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然而河北与京津的经济差距正逐步拉大。由此可以看出，现实与理论存在矛盾，说明简单套用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是走不通的。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在“京津冀”问题上出现失灵。
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与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被引入国内，国内经济学者运用该理论对我国施行区域经济差异化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证，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随后该理论逐步取代了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沿用的“平衡发展理论”，成为指导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甚至被冠以“中国模式”的高度评价，其背后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顺利实施密不可分，尤其是在我国的“七五”、“八五”计划工作重点及目标中所提到的“实行沿海地区优先开放战略，以部分地区的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可以说是“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中国化”。改革开放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被进一步深化。在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在内的经济圈、都市群的经济发展中该理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失灵问题的研究逐步升温。学者们逐步将研究视角转移到对“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的研究上来。其实任何理论都有其实现条件，即约束条件，“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也不例外。近年来，对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的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邹俊煜（2011）从古典经济学角度，借助生产函数理论，分析整理了“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认为“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大致可归纳为：一是经济运行采取市场经济模式;二是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产业输出与输入;三是从要素的流动性来看土地与劳动均不可流动，唯有资本是可以按照市场规则流动的。①
刘友金、吕政（2012）则认为“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包括：一是劳动力的非流动性，即各区域的劳动力只能在区域内，不能在区域间流动;二是同类产业在不同经济空间内组织效率几乎没有差别;三是政府不会直接干预经济的运行;四是经济技术处于高梯度的地区主导产业处于创新阶段，等等。只有当这些条件都具备时，由高梯度地区向次高梯度地区进行产业和要素的转移才能顺利实施，如果其中任一条件不具备，就会出现产业转移的障碍。②
京津冀区域内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河北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就已开始，多年来从未停止。然而，京津冀区域内的产业转移多年来一直处于“舍与得”博弈状态，即“大企业京津舍不得往外送，小企业河北不愿意要”。这一博弈直接决定了京津向河北转移的产业呈现以下特征：一是转移企业多为小企业，如今年公布的两批次北京市“外迁企业”共涉及239家企业，包括：建材、化工、铸造、服装纺织等门类行业。这些企业普遍规模小，大多已不在北京鼓励发展之列。二是转移企业多属于“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传统制造业的企业行列，如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北京焦化厂、第一机床厂铸造车间等。自2014年年初以来，京津冀一体化的速度突飞猛进。据相关资料显示，为了承接京津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转移，河北省目前已打造40个园区平台准备对接京津。然而，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在行政命令控制下的“京津冀一体化”中，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并未充分显现出来。
京津冀的产业梯度比较分析。本文选取了2013年度京津冀三地的年度地区生产总值，以及三地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各自的2013年年度产业增加值，在此基础上进行测算，从而得出三地的三次产业结构（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河北与北京、天津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较大，呈现出北京—天津—河北的产业梯度差，京津冀三地的产业结构优化顺序明显为：北京、天津、河北。具体来看，北京的产业结构为三二一型，北京的产业结构明显优于天津和河北。天津和河北虽然都是典型的二三一型产业结构，但是天津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明显高于河北，因此，河北的产业优化程度不如天津。 表1：2013年度京津冀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数据来源：以上数据均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测算得出
京冀、津冀产业转移现状。京冀产业转移大事件回顾。2014 年3 月13 日，石家庄市政府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在京签约，确定将在新乐境内新建以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和液态奶为主的河北三元工业园，该集团旗下的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在河北石家庄、唐山、天津静海等地建有乳制品加工销售一体化工厂。2014 年4 月16 日，京凌云公司（央企新兴际华集团下属子公司）—国内生产原料药碳酸氢钠的龙头企业，整体搬迁至河北省邯郸武安市。2014年2月和4月，北京市经信委公布和确定了2014 年首批和二批调整退出工业企业的奖励名单，一部分将落户河北省，其中作为北京市的明星企业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线材厂）将搬迁到河北迁安。截至2014年12月，共有419个北京项目和432个天津项目落户河北沧州，投资额分别为1885亿元和358亿元。
津冀产业转移现状。津冀的产业转移呈现出双向互动趋势。2013年5月20日，天津市与河北省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明确提出支持天津企业在河北环津地区建立天津产业转移园区。2013年5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安国市与天津市天士力控股集团签署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安国中药都。2011年8月25日，河北长城汽车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重要生产基地—天津基地正式启用，规划整车产能达40万辆。2011年3月，位于保定市的英利集团投资100亿元在天津宁河建设光伏产业基地。
河北承接京津产业滞缓因素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依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当前京津冀三地之间具备梯度差，且京冀、津冀之间的产业转移也已有序展开，因此可以说京津冀区域内进行产业梯度转移的基本条件已具备。然而，京津冀产业转移却收效甚微。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京津冀产业转移问题，还需追本溯源，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加以考虑。
劳动力流动性。对于“产业跨国家或跨地区转移”起因的论述，可从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找到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跨国家或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由于资本的跨国家或跨区域流动引起的，其原因是资本在流动时往往体现为产业的转移。而资本之所以要跨区域或跨国家流动，是由于市场“看不见的手”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时，资本会由劳动成本高的国家或地区流向劳动成本低的国家或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暗含“不同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劳动是不能自由流动的”这样一个约束条件。因此，梯度转移理论需要将“劳动力不能跨区域自由流动”也作为其约束条件之一。
然而，对于京津冀来说，资本和劳动在京、津、冀之间是自由流动的。依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于一体化的空间，资本与劳动的流动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当资本与劳动比较，相对来说资本比较丰裕，劳动相对紧缺时，则会出现资本的流动，其流动遵循由“劳动短缺的地区流向劳动丰裕的地区”这一轨迹，资本的流动直到地区间要素价格（即边际报酬）均衡时结束;另一种是当资本与劳动比较，相对来说当资本比较紧缺，劳动比较丰裕时，则会出现劳动的流动，其流动遵循由“资本短缺的地区流向资本丰裕的地区”这一轨迹，劳动的流动直到地区间要素价格（即边际报酬）均衡时结束。③据此，京津冀应该属于第二种模式。京津冀区域内劳动比资本相对丰裕，尤其是河北具有大量的相对廉价劳动力，因此依据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此时经常出现劳动力迁就资本的情况，即劳动流向资本所在地京津地区，这样一来京津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将有所提高。与此同时，尽管河北拥有过剩的劳动力，这一因素对京津的资本固然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在劳动流向京津带来资本回报率提高的影响下，资本由京津流向河北的激励有所降低，使京津冀区域内的产业转移难以顺利进行，即出现了京津冀之间产业转移滞缓问题。
产业集群粘性形成的产业组织效率差异。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并非同一概念，产业集群强调的是集群内的产业之间具有联系性、互补性，最终达到企业、产业的共生，这种集群机制可以推动规模经济的形成，可以促进技术扩散的发展，也有利于形成竞争合作关系和创新。④之所以集群经济能成为现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由于这种集群形式的产业集中，必然带来企业之间的竞合，这将激发产业链的形成以及集群内产业的升级，同时由于集群内基础设施、研发机构和市场都可为集群内的企业和部门共享，故而产业集群这种产业组织模式可以为集群中的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收益。⑤因此，产业集群是实现产业组织优化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京津冀处于长期的不平衡发展状态。北京的产业集群化水平高，而河北地区产业集群化水平较北京弱很多，与北京相关产业的配套能力弱。以北京中关村为例，目前已有中关村示范区的七个产业经申报被确定为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量的核心关键技术在中关村示范区取得突破，其中达国际标准的就有66项，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与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在内的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已形成。据悉，2013年这个占地仅488平方千米的中关村，创造了3万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其中近2万亿元的收入由中关村的六大优势产业和四大潜力产业创造。如此积聚的产业集群，所带来的优势及交易成本的节约，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产业集群粘性。
同时，比较而言，由于河北的基础设施较差、产业集群不足、产业配套能力弱等因素使得河北拥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被削弱，企业的交易成本大幅上升，对京津产业的吸引力也随之下降。⑥因此，京津产业集群粘性与河北的配套能力弱使得京津冀的产业组织效率存在差异。
政府之间的GDP竞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发达地区政府应积极努力将一些低端产业转移出去，这样将有利于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然而，在对各地政府的GDP考核制度安排下，各地政府将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充分就业作为主要工作来抓。因此，在诸多因素的考量下，地方政府不希望本地企业向外地转移。这就出现地方政府干预市场要素流动的行为，增加了产业转移的人为壁垒。 如天津碱厂目前所需的盐由外地输入，自然运输成本高与铁路运力不足的问题摆在面前，可以说该产业在天津已无优势，可考虑迁至河北或山东，然而至今尚无动作，据悉其主要原因在于天津和塘沽当地政府都在考量GDP的问题。2014年上半年北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3%，创年内新高，但仍未达到年度增长6.5%的目标，其中重点产业投资项目更是下降30%，降幅继续扩大。该形势下，北京向河北产业转移的难度自然加剧。显然，地方政府之间GDP的竞争，增加了区际产业业转移的阻力，影响了资源的最佳配置。
北京的主导产业为高新技术产业。当高梯度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中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发展成为该地区的主导产业或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时，就会自发的推动低端的产业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这时产业梯度转移才有可能大规模发生。从上文对河北与京津的产业梯度比较分析中得出，现阶段北京的产业结构为“三二一”型，说明北京产业结构优化，其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知识和技术要素的驱动。作为京津冀区域的发达地区，早在2000年，高新技术产业就已跃居北京的主导产业，据相关数据显示，北京市电子信息产业当年产值达到工业总产值的33%，取代黑色冶金业，成为北京市第一支柱产业。2013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6%，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则达到10%，科技服务业增加值为10%，中关村企业收入增长20%。这些数据显示出，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北京的主导产业正走在创新的道路上。由此可见，作为“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约束条件之一的，“经济技术处于高梯度的地区主导产业处于创新阶段”这一要求，京津冀的现实已满足该条件，可以说京津冀已经具备了进行产业梯度转移的内在动因。
（作者单位：邢台学院科研处）
【注释】
①邹俊煜：“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失灵的原因分析及其启示”，《科技进步及对策》，2011年第1期。
②③刘友金，吕政：“梯度陷阱、升级阻滞与承接产业转移模式”，《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1期。
④张治河，黄海霞，谢忠泉，孙丽杰：“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研究—以武汉·中国光谷为例”，《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1期。
⑤李扬，沈志渔：“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规律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10期。
⑥晁毓山：“国家高新区成区域创新体系核心载体”，《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4年4月17日。
责编/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