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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新时期”“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等专有名词已经广为传播之时，当“真理标准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大事件被历史永远铭记之际，另一个与这些专有名词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却越来越因为主流政治有选择的叙事而成为历史记忆和叙事的缺席者，这就是发生在1979年初的那场“理论务虚会”。
理论务虚会于1979年1月18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召开，名称为“理论工作务虚会”，胡耀邦作“引言”报告，出席会议的包括在京的理论、新闻、宣传、出版、教育、文学、艺术、经济、国防、外交等各界人士长期在中共党内做思想理论工作的老人、中宣部和中央宣传系统的各单位的领导同志，以及各省、市、自治区来京的联络员，共166人，分为五个组，各组间的信息交流主要靠与会议几乎同步的《简报》。第二阶段会议从3月28日开始，名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新增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分管思想宣传工作的书记和宣传部长，共有四百多人，分为14个组。3月30日邓小平在总结大会上讲话，4月3日全体会议后结束。第二阶段共发布《简报》73份。
一般来说，理论务虚工作会召开前是1978年11月1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78年12月23日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个会议的主题是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复出以及开始现代化建设等问题，但是因为意识形态领域“左”的力量仍然强大，“拨乱反正”以及一些理论工作难于展开，于是在叶剑英的提议下，华国锋和邓小平同意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主持召开理论务虚会。
一、“左”“右”之争
因为有胡耀邦“引言”的鼓励和邓小平“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的保证，第一阶段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可以说是自由交流，“畅所欲言，所有的会议记录文字，都由自己定稿，不审查”（严如平：《胡耀邦 1915-1989》第二卷，第616页），这一点264期的《简报》可以证明。关于那一历史瞬间大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政争以及体制内“右”派对于“左”派的思想清算，有这样一个问题值得评说：
作为党内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汪东兴在这一时期无疑扮演了“左旗”的角色。
1978年3月，在最高领袖华国锋代表中央号召掀起批判“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时，汪东兴对中宣部长张平化说：“‘四人帮’有什么鸟理论，他们只是一些书呆子和流氓。”（《简报》：总006，以下只标序号）言外之意是，“四人帮”不值得批，那些批判者实际上是在“批毛主席”。（汪东兴针对王贵秀和张显扬联名在197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法西斯专政》说过：“‘四人帮’有什么鸟理论，他们是批毛主席！”）
1978年5月18日，汪东兴对张平化、熊复说：“理论问题要慎重。人民日报最近发表一些文章，不慎重，主要是‘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是错误的。报纸要有党性，没有这就没有共性。”（总013）
1978年6月15日，汪东兴向宣传部门的人反来复去不下十几次地讲要“把关”，批评“把得不严，把得不紧”。当人们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时，汪东兴下禁令只准批判文章里的错误观点，不能点出文章的题目，因为那些文章毛主席看过。还让李鑫传达不准再谈“全面专政”的问题。汪东兴批评和指责《人民日报》在批判“两个估计”、文艺黑线和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践》）文章时“没有党性”，“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总006，008，009）
汪东兴还强调：“个性要服从共性，共性就是党性”，“在理论问题上不能同毛主席唱对台戏”。（总030）1978年7月，汪东兴在山东讲过“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总043）
在团中央主持批判《中国青年》杂志的会上，汪东兴让韩英宣读关于“两个凡是”的文件，还提出为什么《中国青年》宣传韩志雄不宣传李春光？《中国青年》挑拨中央领导间的关系，分裂中央，把杂志的威信放到党中央之上。（总011、034）
尽管上述言行只是個大概，但也还是能够窥见汪东兴作为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最高领导的思想倾向和工作作风。
在汪东兴的领导和影响下，时任中宣部长的张平化在《人民日报》刊发《实践》文章后在一个会上警告说：“不要认为登人民日报，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总008）。在1978年8月4日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张平化借用香港报纸刊登《谁在捂盖子》的一个标题说《人民日报》“把矛头对着中央”，“这样搞法，无论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还说“随心所欲，想怎么登就怎么登，这确实是党性问题了”。（总040）张平化在1978年7、8月间的多个场合，一再宣传说国内外敌人都在反对毛主席，党内也有人要砍旗，否定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否认毛主席的神圣，正在搞“非毛化”，要宣传部门“不可以没有警惕性”，而且应当起来捍卫毛主席的旗帜和领袖地位。（总013、023、040）在张平化的影响下，湖南、江苏等省宣传系统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表现得很守旧。
作为这一时期的“左”派大将，时任毛著办公室副主任的吴冷西也有一些“不俗”表现。例如在《人民日报》发表《实践》文章后，他受命打电话给胡绩伟批评该文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更坏”，是“提倡怀疑毛主席指示，修改毛泽东思想”，一句话就是“砍旗”。在《人民日报》查清“全面专政”出自陈伯达、姚文元1967年的一个社论而非毛泽东之后，吴冷西仍然打电话批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简报刊登这个材料，后来又将“全面专政”的字样塞进十一大政治报告的草稿中。（总006、008、016）
这一时期，“左”派大将还有毛著编委会办公室的李鑫、胡绳和《红旗》杂志主编熊复等人。在此不一一例举他们的言论。 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下，以汪东兴为首的“左”派阵营不但遭遇了上至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等高级别领导的明确反对和批评，同时也遭到很多省委、宣传部门和理论人员以及民间人士明里暗里的抵制。
例如针对张平化的讲话，吉林省委宣传部局以上负责人组织了讨论，大家对他的讲话进行了批评。省委党校的一位负责同志提出：应当把他的讲话上报中央，以免受他的欺骗。省委宣传部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六条，上报了吉林省委。（总023）
人民出版社拟出版《批判“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集》，送审时中宣部的人让把《“四人帮”的反马克思主义代表作——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副标题删掉，出版社的同志回敬说：文章已经发表过了，不能改，要改得让发表原文的《北京大学学报》先改，并最终保留了原标题。（总009）
复刊的《中国青年》大胆涉及天安门问题、童怀周诗抄等敏感问题，汪东兴震怒要求停发杂志。杂志社当即向中央写报告据理说明，反对停发。在汪东兴恼火要求必须修改才能发行之后，杂志社顶着“分裂中央”“挑起中央矛盾”的罪名第二次向中央打报告，与主管自己的“顶头上司”据理力争，虽然妥协拟加上华主席题词，但是仍然坚持刊物内容不能修改。（总028）
《中国青年报》的钟沛璋等在起草共青团中央十大的报告第一稿中，对天安门事件使用了“野蛮镇压”字样，但筹委会和韩英根据“两个凡是”的精神，认为凡有损毛主席形象的都不能使用，起草人员不得不妥协让步，删掉“天安门广场”五个字，但还是坚持用四百字篇幅记述了天安门事件，并在最后写下这样的话：“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和全国各地举行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强大示威，庄严地宣告：党心、民心不可侮！不管是欺压还是高压，一切复辟、倒退的梦想在中国都注定要破产！”（总028）
正是这些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者，在“左”、“右”之争的民主大潮中，敢于发声、坚持真理，促成了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
乘着这股东风，这次务虚会上出现了更多、更强烈的反“左”声音。
例如汪子嵩在1月20日小组会上发言说：所谓“非毛化”的问题，应该讨论清楚，不然很多理论问题不能深入，实事求是地解放思想，因为总有人拿着压人。他举例说，自从抓了“四人帮”，国外媒体就一直在讲这是“非毛化”，如前法中友好协会主席贝特兰过去曾公开吹捧“四人帮”。他反问道：能不能因为他们这样攻击我们“非毛化”，我们就不要粉碎“四人帮”和肃清其流毒呢？（总046）
代表中宣部理论局等人发言的王揖在1月22日的小组会上说：“有人说：张平化同志的用意很明白，就是想借用所谓海外奇谈来反对或压制国内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总040）
1月23日下午吴江在小组发言中说：在党内斗争中利用海外奇谈一类东西整人，由来已久，1959年庐山会议后大规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开始，《人民日报》公布美国新闻处的材料和观察家评论，并下定语说：我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具有右倾思想的人，他们的世界观、观察问题的方法、对大跃进的观点，同美国老爷们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当时许多人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应声虫，无情打击。吴江为此议论说：我觉得，利用国外评论作为斗争的手段，毫无道理地整人，是一种很坏的作风。这种手法一直被沿用下来。这次熊复同志的《重温实践论》，也用这种手法，用以唬人、整人，但现在已经不是那种时候了。这一套还是收起为好。（总044）
1月22日小组会上，当王子野在发言中质问熊复等在编选毛选时连毛泽东明显写错别字却坚持不改的问题时，有几个人插话说：“这是帮倒忙，这是真正的砍旗。”（总041）
丁伟志在1月23日小组发言：如果按照主张“凡是”的同志的说法，涉及毛主席的，就不能检验，不能更动，那岂不是说，粉碎“四人帮”这件事也得推翻？----因为毛主席直到逝世也没有说过要把他们撤职、逮捕查办。（总050）
吴明瑜在19日上午小组会上说：被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搅乱的问题，应当澄清，应当正本清源，应当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面貌，也就是说“正毛化”。（总006）
赵福亭还针对吴冷西、李鑫的言行感嘆说：在我们那里，是万马齐喑，对一些正确观点，即使赞同也不敢讲，真有点类似一九七六年春天那样的状况。动不动就说“砍旗”“有损”于旗帜，在这种气氛下，谁还敢讲话？（总022）
何匡在19日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汪东兴同志对宣传工作的指示就是四个字：“高举”“紧跟”。且不说这种语言是林彪式的，究竟汪东兴同志怎样“高举”？无非就是两个“凡是”，“句句是真理”。所谓紧跟就是全国人民紧跟一个人，这个提法本身就违反历史唯物主义。（总014）
针对汪东兴的做法，钟沛璋在发言中议论道：有的同志官做大了，离开群众远了，忘记了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为自己的意志就是真理，我就是党，反对我的意志就是反对党，就是矛头针对中央。另一方面，我们许多同志还要解决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的问题，是不是谁的官大谁的真理就多？（总028）
应该说，尽管汪东兴等被批判对象处于政治斗争的下峰，但是他们毕竟身居要职，与会者如此不计后果，至少勇气是令人敬佩的。
二、华国锋与“两个凡是”
众所周知，“二·七”社论以及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的决议，我们必须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发表，当时普遍都认为这是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信号，例如1979年初的那场理论务虚会上滕文生就在22日下午的小组发言中说：如果说汪东兴1976年11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极力贬低和攻击小平同志，是向党内发出阻拦小平同志出来的工作的信号，那么，1977年2月7日提出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社论则是向社会上公开发出这种信号。（总043） 这等人事任免的大事，无论在当年还是现在的政治斗争中无疑都是无比重要的，那么作为时任党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究竟与后来成为他被迫退出政治舞台的两个“凡是”口号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妨来看看务虚会上的人是如何说的。
在19日小组会上，胡绩伟代表杨西光、于光远等六人发言说：“二·七”社论，名义上是两报一刊的社论，实际上不但两报一刊事先不知道，連当时的中央宣传口事先也不知道，是由李鑫同志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汪东兴在社论清样上批复：“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总004）
毛著编委会办公室的曾宪新在20日上午的小组会上发言说：“二·七”社论中的两个“凡是”，最先是在起草华主席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中先提出来的，但还没有定稿，李鑫提出要搞篇社论，把“两个凡是”的精神写进社论。华主席的讲话稿第一稿中没有两个凡是，是第二稿加上去的。（总011）
吴冷西在22日上午小组会上发言辩解说：自己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讲过，自己没有参与起草“两个凡是”的社论。“两个凡是”的社论是1977年1月20开始起草，前几稿没有出现“凡是”，最后一稿是李鑫叫一个同志加上的。自己参与的是一月中旬为华主席对中央各部门领导干部的讲话稿，当时叫讲话提纲。讲话稿最初没有“凡是”，第二、三稿才有，但这里的“凡是”与社论中的“凡是”不完全一样：“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背；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但这个稿子后来放下了，没有用。社论第五稿加上“两个凡是”后，只印了五份，李鑫拿走三份，不知发给谁了，其他参加起草社论的人都没发，自己也没得到。吴冷西还讲到：华主席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他在讲话中讲过“两个凡是”，是不妥当的，作了自我批评。这个讲话稿是在三月初重新起草的，自己参加了，后来听到一些不同意见，也提出要修改，但仍然没有改好。他为此检讨道：我负有重大责任，工作没有做好，辜负中央的信任，犯了错误。我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两天小组会上作了检查。（总022）
党史学家龚育之在1月22日下午小组会上这样分析说：华国锋同志的指导思想是在批判中要把“四人帮”与毛主席分开，维护和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受任起草的同志理应把华国锋同志的这个思想准确地、科学地表达出来。因此，不能因为华国锋同志承担了责任，受托起草的同志就可以推却或减轻自己的责任。这个事件的责任主要在于汪东兴同志将社论送华国锋同志和政治局其他同志审阅时，并没有提出社论先发合适不合适的问题。龚育之还指出：华国锋同志的指导思想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多做工作，准备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讲话稿中已经明确地写了这个思想。（总042）
可以说，上述人等的陈述基本澄清了事实，那就是华国锋与被批判的两个“凡是”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或者可以说，华国锋绝非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和幕后操控人。
翻查历史还可以发现，与会人员没有言及的史实还有很多。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在1977年1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确实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但是他同时代表中央强调“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虽然这个讲话涉及了两个“凡是”，但是在发言前常委们都看过稿子，并没有表示异议。
据学者韩钢在《“两个凡是”的由来及其终结》指出，另外一个不应忽略的事实是，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国锋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政治风向代表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已经成为过去时。学者徐庆全为此撰文《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阻碍了邓小平复出吗？》质疑道：“既然如此，说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发动的，就成为无源之水。”
至于，华国锋是否借两个“凡是”有意压制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其实事实也都摆在那里，例如吴德晚年在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中证实说：华国锋在1976年10月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韩钢等学者也做过大量细致考证，结论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但从来就没有反对过邓小平复出，而且积极地有策略有计划地为邓小平的复出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例如，“两报一刊”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即不再提“批邓”；1977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华国锋说过“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如果不是首先紧紧抓住对‘四人帮’斗争这个全局，在‘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还没有发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们批邓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乱还没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作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在这样公开场合做出这样的解释，应该说还不至于变相地为自己找托词、找借口，而是比较符合当时的政情，是一种稳健的政治策略和智慧。 或者不妨再来听听两个“凡是”的“罪魁祸首”李鑫在2月2日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解释：“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的方针是既要稳定局势，又要解决问题。对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我记得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中央就议过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到一九七七年一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在起草過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总102）
尽管李鑫在那一时期是以“左”的政治身份出现的，但是这样的解释完全能够印证华国锋的讲话，是比较令人信服的。另据熊蕾在《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中证实说，叶剑英曾对她父亲熊向晖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为此，学者韩钢在《“两个凡是”的由来及其终结》中这样分析说：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这两件事，“虽然都与‘四人帮’相关，但都是毛泽东定的案，一旦翻案，不可能不牵连毛泽东。既要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又不能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华国锋和高层面临两难”。韩钢还指出，“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应该说，关于华国锋与两个“凡是”、邓小平复出以及天安门事件平反等历史事件的关系是比较清楚了。
或许正因为这样，2008年8月22日华国锋辞世时，中央对华国锋主持党和国家工作那一段历史时期的评价不再与两个“凡是”联系。可见，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那么多人因为两个“凡是”严厉指责“左”派阵营抵制邓小平复出，那也就是六月飞霜了。
三、不应低估的理论务虚会
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在描述或议论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时，常常想当然地认为，那些体制中人在“极左”（极权主义）环境依然盛行时能说出什么惊人的高论，充其量不过是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致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的信中提及的要“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华国锋在1977年8月24日《人民日报》中阐释的“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的引言中讲的“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社会实践在唯物辩证论的认识论中的第一的地位”，也不过是两年后最终形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已。
不错，纵观整个理论工作务虚会，多数人的声音还是围绕着如何阐释毛泽东思想，如何切割毛泽东本人的言行与毛泽东思想，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后来主流历史叙事的层次，但是如果全面地盘点和扫描《简报》，可以说，离经叛道的观点和不合时宜的言论仍然不胜枚举。
例如胡耀邦当年就隐晦地提出：对毛泽东不要匆忙评价，但是理论上的是非问题要讨论，比如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从哪里来的？文革前是否存在“左”的倾向，像反右斗争、四清等。（总010）
丁伟志在1月23日小组会上发言说：不只是要总结文革，而且要总结三十年。建国三十年来，很多是非问题没有澄清。三中全会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问题还很多，很有必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澄清重大是非，统一全党认识。（总050）
何匡曾追问过：文化大革命执行的究竟是什么路线？几个小丑为什么能够长期横行无忌？这和毛主席的左倾有关系。（总035）
张光年在1月22日下午针对熊复的发言说：你把《红旗》办成党内外没有人要看的刊物，党的中央理论刊物和群众这么大的距离，大家讨厌它、骂它，简直是威信扫地，我们实在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总041）
丁伟志在1月23日小组发言说：群众为什么对《红旗》那么反感？就是因为它满篇官腔，一派假话。（总050）
这些仍然是属于体制内的声音，已经把关于十七年、文革（所谓前三十年）如何评价，文革何以发生，以及党报党刊说假话等迄今仍然未能解决好的问题揭示出来了。
当然，更强烈的质疑和批判的声音还在后面。
例如来自安徽的张春汉在发言中说：三中全会公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可推敲推敲。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新中国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性。当然，领导的正确可以快一点，否则就慢一点。有同志建议提“没有毛主席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比较好。（总013）
吴亮平在2月14日小组会上的发言：我们的监狱活活把人整死、整残，真是令人发指，我们的监狱连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监狱都不如。简直是兽道主义，法西斯的那一套。（总237）
昔日太阳社的李初梨在发言中说：从“两个凡是”出发，置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于不顾，不许人们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因而在新的长征途中，难于迈出新的一步。你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吗？那就是“丢刀子”“砍红旗”“非毛化”“否定文化大革命”。“两个凡是”禁区林立，你要解放思想吗？他就要禁锢人们的思想，搞愚民政策。（总012）
吴明瑜在19日上午小组会上发言说：现代化的东西在哪里？现在是在国外。我们不向人家做调查，不去向人家学习，我们就不会懂得现代化，不会搞现代化建设。（总006）
邢贲思在22日小组会上的发言说：“四人帮”被粉碎的两年多的历史证明它的阴魂并没有散，“四人帮”的那一条思想路线并没有随着他们的覆灭而退出历史舞台。这一条思想路线的实质，就是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一切从实际出发。（总031） 王桂五在1月24日上午小组发言说：我们的国家是并不完善的无产阶级国家，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民主，民主没有形成制度，人民没有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实行民主的关键，就是要实行民选干部，不搞英雄史观。（总057）
季德吉在1月24日下午小组发言中说：说我们没有经验，需要付出学费。进城初，没经验，三年恢复时期，搞得很好，为什么越搞越没经验，学费老付不完？要正确总结经验，就必须发扬民主，提倡说老实话。而这些年来，党的生活遭到很大破坏，谁敢说真话？！（总064）
李秀林在1月24日小组会上说：人民要自由，我们应该比资本主义更自由；人民要人权，我们应该比资本主义的人权更高更多。民主要发展，思想要解放，这是人民的需要，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总062）
王家福在1月24日小组会上发言说：个人迷信往往同权力过分集中是分不开的。党政军大权都在一个人身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容易引起一个人说了算……大权独揽是一种专制主义，即君权不能落在重臣手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权从人民手上落到个人手上才能说大权旁落。党的主席最好不要兼总理。我不同意搞一元化领导，党的组织不是国家机关，以党代政，党本身势必变成国家机器。（总245）
2月13日小组会上，赵福亭发言说：我们经常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只是个形式，可是我们连这个形式也没有。十大的代表名单是少数人事先拟定好送中央圈阅，选举中委和候补中委都是极端保密的，到开十届一中全会时有的派飞机临时接新选上的委员到北京开会，这是共运史上的奇闻。（总223）
李洪林说：资产阶级民主还允许批评总统、议员，我们的领导人为什么批评不得。有些人把封建主义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加以美化，难怪他害怕资产阶级，害怕人民民主。（总223）
何匡说：现在的做法很不正常，不仅是愚民，而且愚党。三中全会批评汪东兴、纪登奎，为什么只传达到省军级？难道广大党员都是阿斗、群氓、工具吗？现在党章上竟然没有规定党员的权利，太不应该了。党的历史文件应当定期公布。（总223）
张显扬在2月13日的发言中说，“文革”是“大民主”，还是超级无政府主义？是群众运动，还是运动群众？是普及马克思主义，还是践踏马克思主义？（总236）
甚至在这一时期始终以“左”的面目出现并处于被批判地位的吴冷西，也在2月13日小组会上几次插言说：中央档案馆只有汪东兴批准才能进，而且只许看，不许抄，不能引证。美国政府文件每过若干年都编成蓝皮书出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做得比资本主义国家好。党的文件、政府文件和经济统计等，应当有一个公开发表的制度；如果罢免形成一个制度，人们会认为是正常现象；我参观过英国议会，议员质问时，大臣都是毕恭毕敬站起来回答问题。我国开人民代表大会时，代表也应有权质询，部长要到场听取质询，当场回答问题。现在开人大会，代表慷慨激昂，但是部长根本不到场。（总223）
至于人们所熟知的王若水、滕文远、阮明、李洪林等在全面审视和批判1949年后的极左政治和毛泽东在个人崇拜方面的问题上的激烈言论，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尽管这些言论都属于朴素的感性认识，还未能上升到现代政治学的理论层面，但是自由、人权、宪政、法治等诸多全人类共通的价值都有所涉及。也正因为这些人的言论越来越超越会议组织者的预期，所以第二阶段的会议改变了第一阶段自由讨论、发言的会风，尤其是邓小平取代华国锋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与会者纷纷见风使舵，原定十天的会期改为七天，草草结束。
关于第一阶段的理论工作务虚会，邓力群晚年在自述《十二个春秋》中写到：邓小平说：“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胡乔木也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力群认为：“会开的时间越长，发言越多，离谱的东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这样的记述应该比较接近真实，因为会议一结束，组织者就通知全体与会者悉数上交会议《简报》，并要求大家以党性保证，一份不留。作为与会者的张显扬后来曾撰文《“四项基本原则”的由来——理论务虚会的前前后后》评判说：理论务虚会“从反对‘两个凡是’开始，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束，从反左开场，到反右收场”。“这场斗争，真正说来，不是‘实践派’战胜了‘凡是派’，而是‘四个坚持’取代了‘两个凡是’”。
因为会议超出最高当局的预期，也因为《简报》的悉数被收回，所以关于理论务虚会的记忆，只能靠与会者零星的个人回忆，难于形成整体的具体的历史建构，当然也就导致现今很多人对这个重要会议的模糊和淡忘。
应该承认，理论务虚会中途改辙，不全是因为会议本身，因为会外的言论和行为更加无拘无束而超越最高当局的心理承受力。
会场外的激进的不和谐因素，不仅影响和改变了理论务虚会的风向，促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出笼，而且导致整个1980年代的非正常政治生态，其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运动就是突出代表。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如何客觀、准确地评价1979年的这场极具思想解放性质的理论务虚会，我们不妨从这一角度来回看胡耀邦在4月3日闭幕会上应邓小平的要求不得不做的“结束语”：“我们的会今天算结束了。我本来没有什么讲的了。因为邓副主席都讲过了，大家要我讲，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们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让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来检验，过一段时间回头来看看，让历史来检验。”
理论务虚会于1979年1月18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召开，名称为“理论工作务虚会”，胡耀邦作“引言”报告，出席会议的包括在京的理论、新闻、宣传、出版、教育、文学、艺术、经济、国防、外交等各界人士长期在中共党内做思想理论工作的老人、中宣部和中央宣传系统的各单位的领导同志，以及各省、市、自治区来京的联络员，共166人，分为五个组，各组间的信息交流主要靠与会议几乎同步的《简报》。第二阶段会议从3月28日开始，名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新增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分管思想宣传工作的书记和宣传部长，共有四百多人，分为14个组。3月30日邓小平在总结大会上讲话，4月3日全体会议后结束。第二阶段共发布《简报》73份。
一般来说，理论务虚工作会召开前是1978年11月1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78年12月23日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个会议的主题是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复出以及开始现代化建设等问题，但是因为意识形态领域“左”的力量仍然强大，“拨乱反正”以及一些理论工作难于展开，于是在叶剑英的提议下，华国锋和邓小平同意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主持召开理论务虚会。
一、“左”“右”之争
因为有胡耀邦“引言”的鼓励和邓小平“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的保证，第一阶段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可以说是自由交流，“畅所欲言，所有的会议记录文字，都由自己定稿，不审查”（严如平：《胡耀邦 1915-1989》第二卷，第616页），这一点264期的《简报》可以证明。关于那一历史瞬间大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政争以及体制内“右”派对于“左”派的思想清算，有这样一个问题值得评说：
作为党内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汪东兴在这一时期无疑扮演了“左旗”的角色。
1978年3月，在最高领袖华国锋代表中央号召掀起批判“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时，汪东兴对中宣部长张平化说：“‘四人帮’有什么鸟理论，他们只是一些书呆子和流氓。”（《简报》：总006，以下只标序号）言外之意是，“四人帮”不值得批，那些批判者实际上是在“批毛主席”。（汪东兴针对王贵秀和张显扬联名在197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法西斯专政》说过：“‘四人帮’有什么鸟理论，他们是批毛主席！”）
1978年5月18日，汪东兴对张平化、熊复说：“理论问题要慎重。人民日报最近发表一些文章，不慎重，主要是‘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是错误的。报纸要有党性，没有这就没有共性。”（总013）
1978年6月15日，汪东兴向宣传部门的人反来复去不下十几次地讲要“把关”，批评“把得不严，把得不紧”。当人们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时，汪东兴下禁令只准批判文章里的错误观点，不能点出文章的题目，因为那些文章毛主席看过。还让李鑫传达不准再谈“全面专政”的问题。汪东兴批评和指责《人民日报》在批判“两个估计”、文艺黑线和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践》）文章时“没有党性”，“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总006，008，009）
汪东兴还强调：“个性要服从共性，共性就是党性”，“在理论问题上不能同毛主席唱对台戏”。（总030）1978年7月，汪东兴在山东讲过“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总043）
在团中央主持批判《中国青年》杂志的会上，汪东兴让韩英宣读关于“两个凡是”的文件，还提出为什么《中国青年》宣传韩志雄不宣传李春光？《中国青年》挑拨中央领导间的关系，分裂中央，把杂志的威信放到党中央之上。（总011、034）
尽管上述言行只是個大概，但也还是能够窥见汪东兴作为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最高领导的思想倾向和工作作风。
在汪东兴的领导和影响下，时任中宣部长的张平化在《人民日报》刊发《实践》文章后在一个会上警告说：“不要认为登人民日报，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总008）。在1978年8月4日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张平化借用香港报纸刊登《谁在捂盖子》的一个标题说《人民日报》“把矛头对着中央”，“这样搞法，无论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还说“随心所欲，想怎么登就怎么登，这确实是党性问题了”。（总040）张平化在1978年7、8月间的多个场合，一再宣传说国内外敌人都在反对毛主席，党内也有人要砍旗，否定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否认毛主席的神圣，正在搞“非毛化”，要宣传部门“不可以没有警惕性”，而且应当起来捍卫毛主席的旗帜和领袖地位。（总013、023、040）在张平化的影响下，湖南、江苏等省宣传系统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表现得很守旧。
作为这一时期的“左”派大将，时任毛著办公室副主任的吴冷西也有一些“不俗”表现。例如在《人民日报》发表《实践》文章后，他受命打电话给胡绩伟批评该文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更坏”，是“提倡怀疑毛主席指示，修改毛泽东思想”，一句话就是“砍旗”。在《人民日报》查清“全面专政”出自陈伯达、姚文元1967年的一个社论而非毛泽东之后，吴冷西仍然打电话批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简报刊登这个材料，后来又将“全面专政”的字样塞进十一大政治报告的草稿中。（总006、008、016）
这一时期，“左”派大将还有毛著编委会办公室的李鑫、胡绳和《红旗》杂志主编熊复等人。在此不一一例举他们的言论。 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下，以汪东兴为首的“左”派阵营不但遭遇了上至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等高级别领导的明确反对和批评，同时也遭到很多省委、宣传部门和理论人员以及民间人士明里暗里的抵制。
例如针对张平化的讲话，吉林省委宣传部局以上负责人组织了讨论，大家对他的讲话进行了批评。省委党校的一位负责同志提出：应当把他的讲话上报中央，以免受他的欺骗。省委宣传部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六条，上报了吉林省委。（总023）
人民出版社拟出版《批判“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集》，送审时中宣部的人让把《“四人帮”的反马克思主义代表作——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副标题删掉，出版社的同志回敬说：文章已经发表过了，不能改，要改得让发表原文的《北京大学学报》先改，并最终保留了原标题。（总009）
复刊的《中国青年》大胆涉及天安门问题、童怀周诗抄等敏感问题，汪东兴震怒要求停发杂志。杂志社当即向中央写报告据理说明，反对停发。在汪东兴恼火要求必须修改才能发行之后，杂志社顶着“分裂中央”“挑起中央矛盾”的罪名第二次向中央打报告，与主管自己的“顶头上司”据理力争，虽然妥协拟加上华主席题词，但是仍然坚持刊物内容不能修改。（总028）
《中国青年报》的钟沛璋等在起草共青团中央十大的报告第一稿中，对天安门事件使用了“野蛮镇压”字样，但筹委会和韩英根据“两个凡是”的精神，认为凡有损毛主席形象的都不能使用，起草人员不得不妥协让步，删掉“天安门广场”五个字，但还是坚持用四百字篇幅记述了天安门事件，并在最后写下这样的话：“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和全国各地举行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强大示威，庄严地宣告：党心、民心不可侮！不管是欺压还是高压，一切复辟、倒退的梦想在中国都注定要破产！”（总028）
正是这些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者，在“左”、“右”之争的民主大潮中，敢于发声、坚持真理，促成了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
乘着这股东风，这次务虚会上出现了更多、更强烈的反“左”声音。
例如汪子嵩在1月20日小组会上发言说：所谓“非毛化”的问题，应该讨论清楚，不然很多理论问题不能深入，实事求是地解放思想，因为总有人拿着压人。他举例说，自从抓了“四人帮”，国外媒体就一直在讲这是“非毛化”，如前法中友好协会主席贝特兰过去曾公开吹捧“四人帮”。他反问道：能不能因为他们这样攻击我们“非毛化”，我们就不要粉碎“四人帮”和肃清其流毒呢？（总046）
代表中宣部理论局等人发言的王揖在1月22日的小组会上说：“有人说：张平化同志的用意很明白，就是想借用所谓海外奇谈来反对或压制国内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总040）
1月23日下午吴江在小组发言中说：在党内斗争中利用海外奇谈一类东西整人，由来已久，1959年庐山会议后大规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开始，《人民日报》公布美国新闻处的材料和观察家评论，并下定语说：我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具有右倾思想的人，他们的世界观、观察问题的方法、对大跃进的观点，同美国老爷们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当时许多人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应声虫，无情打击。吴江为此议论说：我觉得，利用国外评论作为斗争的手段，毫无道理地整人，是一种很坏的作风。这种手法一直被沿用下来。这次熊复同志的《重温实践论》，也用这种手法，用以唬人、整人，但现在已经不是那种时候了。这一套还是收起为好。（总044）
1月22日小组会上，当王子野在发言中质问熊复等在编选毛选时连毛泽东明显写错别字却坚持不改的问题时，有几个人插话说：“这是帮倒忙，这是真正的砍旗。”（总041）
丁伟志在1月23日小组发言：如果按照主张“凡是”的同志的说法，涉及毛主席的，就不能检验，不能更动，那岂不是说，粉碎“四人帮”这件事也得推翻？----因为毛主席直到逝世也没有说过要把他们撤职、逮捕查办。（总050）
吴明瑜在19日上午小组会上说：被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搅乱的问题，应当澄清，应当正本清源，应当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面貌，也就是说“正毛化”。（总006）
赵福亭还针对吴冷西、李鑫的言行感嘆说：在我们那里，是万马齐喑，对一些正确观点，即使赞同也不敢讲，真有点类似一九七六年春天那样的状况。动不动就说“砍旗”“有损”于旗帜，在这种气氛下，谁还敢讲话？（总022）
何匡在19日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汪东兴同志对宣传工作的指示就是四个字：“高举”“紧跟”。且不说这种语言是林彪式的，究竟汪东兴同志怎样“高举”？无非就是两个“凡是”，“句句是真理”。所谓紧跟就是全国人民紧跟一个人，这个提法本身就违反历史唯物主义。（总014）
针对汪东兴的做法，钟沛璋在发言中议论道：有的同志官做大了，离开群众远了，忘记了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为自己的意志就是真理，我就是党，反对我的意志就是反对党，就是矛头针对中央。另一方面，我们许多同志还要解决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的问题，是不是谁的官大谁的真理就多？（总028）
应该说，尽管汪东兴等被批判对象处于政治斗争的下峰，但是他们毕竟身居要职，与会者如此不计后果，至少勇气是令人敬佩的。
二、华国锋与“两个凡是”
众所周知，“二·七”社论以及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的决议，我们必须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发表，当时普遍都认为这是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信号，例如1979年初的那场理论务虚会上滕文生就在22日下午的小组发言中说：如果说汪东兴1976年11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极力贬低和攻击小平同志，是向党内发出阻拦小平同志出来的工作的信号，那么，1977年2月7日提出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社论则是向社会上公开发出这种信号。（总043） 这等人事任免的大事，无论在当年还是现在的政治斗争中无疑都是无比重要的，那么作为时任党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究竟与后来成为他被迫退出政治舞台的两个“凡是”口号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妨来看看务虚会上的人是如何说的。
在19日小组会上，胡绩伟代表杨西光、于光远等六人发言说：“二·七”社论，名义上是两报一刊的社论，实际上不但两报一刊事先不知道，連当时的中央宣传口事先也不知道，是由李鑫同志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汪东兴在社论清样上批复：“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总004）
毛著编委会办公室的曾宪新在20日上午的小组会上发言说：“二·七”社论中的两个“凡是”，最先是在起草华主席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中先提出来的，但还没有定稿，李鑫提出要搞篇社论，把“两个凡是”的精神写进社论。华主席的讲话稿第一稿中没有两个凡是，是第二稿加上去的。（总011）
吴冷西在22日上午小组会上发言辩解说：自己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讲过，自己没有参与起草“两个凡是”的社论。“两个凡是”的社论是1977年1月20开始起草，前几稿没有出现“凡是”，最后一稿是李鑫叫一个同志加上的。自己参与的是一月中旬为华主席对中央各部门领导干部的讲话稿，当时叫讲话提纲。讲话稿最初没有“凡是”，第二、三稿才有，但这里的“凡是”与社论中的“凡是”不完全一样：“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背；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但这个稿子后来放下了，没有用。社论第五稿加上“两个凡是”后，只印了五份，李鑫拿走三份，不知发给谁了，其他参加起草社论的人都没发，自己也没得到。吴冷西还讲到：华主席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他在讲话中讲过“两个凡是”，是不妥当的，作了自我批评。这个讲话稿是在三月初重新起草的，自己参加了，后来听到一些不同意见，也提出要修改，但仍然没有改好。他为此检讨道：我负有重大责任，工作没有做好，辜负中央的信任，犯了错误。我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两天小组会上作了检查。（总022）
党史学家龚育之在1月22日下午小组会上这样分析说：华国锋同志的指导思想是在批判中要把“四人帮”与毛主席分开，维护和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受任起草的同志理应把华国锋同志的这个思想准确地、科学地表达出来。因此，不能因为华国锋同志承担了责任，受托起草的同志就可以推却或减轻自己的责任。这个事件的责任主要在于汪东兴同志将社论送华国锋同志和政治局其他同志审阅时，并没有提出社论先发合适不合适的问题。龚育之还指出：华国锋同志的指导思想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多做工作，准备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讲话稿中已经明确地写了这个思想。（总042）
可以说，上述人等的陈述基本澄清了事实，那就是华国锋与被批判的两个“凡是”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或者可以说，华国锋绝非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和幕后操控人。
翻查历史还可以发现，与会人员没有言及的史实还有很多。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在1977年1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确实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但是他同时代表中央强调“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虽然这个讲话涉及了两个“凡是”，但是在发言前常委们都看过稿子，并没有表示异议。
据学者韩钢在《“两个凡是”的由来及其终结》指出，另外一个不应忽略的事实是，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国锋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政治风向代表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已经成为过去时。学者徐庆全为此撰文《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阻碍了邓小平复出吗？》质疑道：“既然如此，说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发动的，就成为无源之水。”
至于，华国锋是否借两个“凡是”有意压制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其实事实也都摆在那里，例如吴德晚年在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中证实说：华国锋在1976年10月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韩钢等学者也做过大量细致考证，结论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但从来就没有反对过邓小平复出，而且积极地有策略有计划地为邓小平的复出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例如，“两报一刊”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即不再提“批邓”；1977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华国锋说过“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如果不是首先紧紧抓住对‘四人帮’斗争这个全局，在‘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还没有发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们批邓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乱还没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作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在这样公开场合做出这样的解释，应该说还不至于变相地为自己找托词、找借口，而是比较符合当时的政情，是一种稳健的政治策略和智慧。 或者不妨再来听听两个“凡是”的“罪魁祸首”李鑫在2月2日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解释：“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的方针是既要稳定局势，又要解决问题。对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我记得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中央就议过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到一九七七年一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在起草過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总102）
尽管李鑫在那一时期是以“左”的政治身份出现的，但是这样的解释完全能够印证华国锋的讲话，是比较令人信服的。另据熊蕾在《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中证实说，叶剑英曾对她父亲熊向晖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为此，学者韩钢在《“两个凡是”的由来及其终结》中这样分析说：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这两件事，“虽然都与‘四人帮’相关，但都是毛泽东定的案，一旦翻案，不可能不牵连毛泽东。既要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又不能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华国锋和高层面临两难”。韩钢还指出，“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应该说，关于华国锋与两个“凡是”、邓小平复出以及天安门事件平反等历史事件的关系是比较清楚了。
或许正因为这样，2008年8月22日华国锋辞世时，中央对华国锋主持党和国家工作那一段历史时期的评价不再与两个“凡是”联系。可见，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那么多人因为两个“凡是”严厉指责“左”派阵营抵制邓小平复出，那也就是六月飞霜了。
三、不应低估的理论务虚会
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在描述或议论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时，常常想当然地认为，那些体制中人在“极左”（极权主义）环境依然盛行时能说出什么惊人的高论，充其量不过是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致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的信中提及的要“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华国锋在1977年8月24日《人民日报》中阐释的“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的引言中讲的“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社会实践在唯物辩证论的认识论中的第一的地位”，也不过是两年后最终形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已。
不错，纵观整个理论工作务虚会，多数人的声音还是围绕着如何阐释毛泽东思想，如何切割毛泽东本人的言行与毛泽东思想，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后来主流历史叙事的层次，但是如果全面地盘点和扫描《简报》，可以说，离经叛道的观点和不合时宜的言论仍然不胜枚举。
例如胡耀邦当年就隐晦地提出：对毛泽东不要匆忙评价，但是理论上的是非问题要讨论，比如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从哪里来的？文革前是否存在“左”的倾向，像反右斗争、四清等。（总010）
丁伟志在1月23日小组会上发言说：不只是要总结文革，而且要总结三十年。建国三十年来，很多是非问题没有澄清。三中全会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问题还很多，很有必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澄清重大是非，统一全党认识。（总050）
何匡曾追问过：文化大革命执行的究竟是什么路线？几个小丑为什么能够长期横行无忌？这和毛主席的左倾有关系。（总035）
张光年在1月22日下午针对熊复的发言说：你把《红旗》办成党内外没有人要看的刊物，党的中央理论刊物和群众这么大的距离，大家讨厌它、骂它，简直是威信扫地，我们实在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总041）
丁伟志在1月23日小组发言说：群众为什么对《红旗》那么反感？就是因为它满篇官腔，一派假话。（总050）
这些仍然是属于体制内的声音，已经把关于十七年、文革（所谓前三十年）如何评价，文革何以发生，以及党报党刊说假话等迄今仍然未能解决好的问题揭示出来了。
当然，更强烈的质疑和批判的声音还在后面。
例如来自安徽的张春汉在发言中说：三中全会公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可推敲推敲。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新中国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性。当然，领导的正确可以快一点，否则就慢一点。有同志建议提“没有毛主席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比较好。（总013）
吴亮平在2月14日小组会上的发言：我们的监狱活活把人整死、整残，真是令人发指，我们的监狱连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监狱都不如。简直是兽道主义，法西斯的那一套。（总237）
昔日太阳社的李初梨在发言中说：从“两个凡是”出发，置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于不顾，不许人们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因而在新的长征途中，难于迈出新的一步。你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吗？那就是“丢刀子”“砍红旗”“非毛化”“否定文化大革命”。“两个凡是”禁区林立，你要解放思想吗？他就要禁锢人们的思想，搞愚民政策。（总012）
吴明瑜在19日上午小组会上发言说：现代化的东西在哪里？现在是在国外。我们不向人家做调查，不去向人家学习，我们就不会懂得现代化，不会搞现代化建设。（总006）
邢贲思在22日小组会上的发言说：“四人帮”被粉碎的两年多的历史证明它的阴魂并没有散，“四人帮”的那一条思想路线并没有随着他们的覆灭而退出历史舞台。这一条思想路线的实质，就是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一切从实际出发。（总031） 王桂五在1月24日上午小组发言说：我们的国家是并不完善的无产阶级国家，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民主，民主没有形成制度，人民没有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实行民主的关键，就是要实行民选干部，不搞英雄史观。（总057）
季德吉在1月24日下午小组发言中说：说我们没有经验，需要付出学费。进城初，没经验，三年恢复时期，搞得很好，为什么越搞越没经验，学费老付不完？要正确总结经验，就必须发扬民主，提倡说老实话。而这些年来，党的生活遭到很大破坏，谁敢说真话？！（总064）
李秀林在1月24日小组会上说：人民要自由，我们应该比资本主义更自由；人民要人权，我们应该比资本主义的人权更高更多。民主要发展，思想要解放，这是人民的需要，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总062）
王家福在1月24日小组会上发言说：个人迷信往往同权力过分集中是分不开的。党政军大权都在一个人身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容易引起一个人说了算……大权独揽是一种专制主义，即君权不能落在重臣手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权从人民手上落到个人手上才能说大权旁落。党的主席最好不要兼总理。我不同意搞一元化领导，党的组织不是国家机关，以党代政，党本身势必变成国家机器。（总245）
2月13日小组会上，赵福亭发言说：我们经常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只是个形式，可是我们连这个形式也没有。十大的代表名单是少数人事先拟定好送中央圈阅，选举中委和候补中委都是极端保密的，到开十届一中全会时有的派飞机临时接新选上的委员到北京开会，这是共运史上的奇闻。（总223）
李洪林说：资产阶级民主还允许批评总统、议员，我们的领导人为什么批评不得。有些人把封建主义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加以美化，难怪他害怕资产阶级，害怕人民民主。（总223）
何匡说：现在的做法很不正常，不仅是愚民，而且愚党。三中全会批评汪东兴、纪登奎，为什么只传达到省军级？难道广大党员都是阿斗、群氓、工具吗？现在党章上竟然没有规定党员的权利，太不应该了。党的历史文件应当定期公布。（总223）
张显扬在2月13日的发言中说，“文革”是“大民主”，还是超级无政府主义？是群众运动，还是运动群众？是普及马克思主义，还是践踏马克思主义？（总236）
甚至在这一时期始终以“左”的面目出现并处于被批判地位的吴冷西，也在2月13日小组会上几次插言说：中央档案馆只有汪东兴批准才能进，而且只许看，不许抄，不能引证。美国政府文件每过若干年都编成蓝皮书出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做得比资本主义国家好。党的文件、政府文件和经济统计等，应当有一个公开发表的制度；如果罢免形成一个制度，人们会认为是正常现象；我参观过英国议会，议员质问时，大臣都是毕恭毕敬站起来回答问题。我国开人民代表大会时，代表也应有权质询，部长要到场听取质询，当场回答问题。现在开人大会，代表慷慨激昂，但是部长根本不到场。（总223）
至于人们所熟知的王若水、滕文远、阮明、李洪林等在全面审视和批判1949年后的极左政治和毛泽东在个人崇拜方面的问题上的激烈言论，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尽管这些言论都属于朴素的感性认识，还未能上升到现代政治学的理论层面，但是自由、人权、宪政、法治等诸多全人类共通的价值都有所涉及。也正因为这些人的言论越来越超越会议组织者的预期，所以第二阶段的会议改变了第一阶段自由讨论、发言的会风，尤其是邓小平取代华国锋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与会者纷纷见风使舵，原定十天的会期改为七天，草草结束。
关于第一阶段的理论工作务虚会，邓力群晚年在自述《十二个春秋》中写到：邓小平说：“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胡乔木也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力群认为：“会开的时间越长，发言越多，离谱的东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这样的记述应该比较接近真实，因为会议一结束，组织者就通知全体与会者悉数上交会议《简报》，并要求大家以党性保证，一份不留。作为与会者的张显扬后来曾撰文《“四项基本原则”的由来——理论务虚会的前前后后》评判说：理论务虚会“从反对‘两个凡是’开始，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束，从反左开场，到反右收场”。“这场斗争，真正说来，不是‘实践派’战胜了‘凡是派’，而是‘四个坚持’取代了‘两个凡是’”。
因为会议超出最高当局的预期，也因为《简报》的悉数被收回，所以关于理论务虚会的记忆，只能靠与会者零星的个人回忆，难于形成整体的具体的历史建构，当然也就导致现今很多人对这个重要会议的模糊和淡忘。
应该承认，理论务虚会中途改辙，不全是因为会议本身，因为会外的言论和行为更加无拘无束而超越最高当局的心理承受力。
会场外的激进的不和谐因素，不仅影响和改变了理论务虚会的风向，促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出笼，而且导致整个1980年代的非正常政治生态，其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运动就是突出代表。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如何客觀、准确地评价1979年的这场极具思想解放性质的理论务虚会，我们不妨从这一角度来回看胡耀邦在4月3日闭幕会上应邓小平的要求不得不做的“结束语”：“我们的会今天算结束了。我本来没有什么讲的了。因为邓副主席都讲过了，大家要我讲，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们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让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来检验，过一段时间回头来看看，让历史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