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张超是新上任的部门经理。这几天,他要代表公司和一家供应商谈判。 雙方坐在谈判桌上,寒暄了几句后,张超从包里拿出手机,说道:“对不起,刚才我把手机调成震动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电话,我先接一下电话。”然后他站起身退到一旁,故意提高声音接电话:“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但如果你们不及时缴纳管理费的话,我們不会向你们提供任何服务。”接完电话,张超又满脸微笑地回到谈判桌前。 半个小时后,张超再次站起身来接电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超是新上任的部门经理。这几天,他要代表公司和一家供应商谈判。
雙方坐在谈判桌上,寒暄了几句后,张超从包里拿出手机,说道:“对不起,刚才我把手机调成震动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电话,我先接一下电话。”然后他站起身退到一旁,故意提高声音接电话:“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但如果你们不及时缴纳管理费的话,我們不会向你们提供任何服务。”接完电话,张超又满脸微笑地回到谈判桌前。
半个小时后,张超再次站起身来接电话:“像我们这样有信誉的老牌公司,管理费是不会进行优惠的。请你们三天之内将足额的管理费交齐,如果不能交齐,我们考虑解除合作关系。”
接完电话后,张超再次回到谈判桌前,向对面的供应商代表说道:“下面我们来谈一谈管理费的问题吧。”没想到张超刚刚开口,供应商代表马上回答说:“我们一定会按时缴纳管理费的。”听了供应商代表的话,张超知道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其实,在张超出发前,总经理曾将他叫到办公室里面授机宜:“谈判的时候,要在恰当的时候装出接电话的样子,要在电话里教训其他商家,这样有利于占据主动权。”
(摘自《你学会了幽默,全世界都会欢迎你》中国妇女出版社)
其他文献
生活中,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 譬如说,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写小说。第一个找我写小说的是当年《明报》副刊的主任,他也是找我写专栏的人。当他要我写小说连载的时侯,我不止一次地跟他说:“我不会寫小说啊,你找别人吧!” 他并没放弃我,反而鼓励我说:“你试试看吧。” 我写小说的生涯就这样开始了,它原本并不在我人生的计划中。 多年来,我一直想,要是当我说“你找别人吧”的时候,他并没有坚持要我写,那么我今天
有一次,我在朋友的推荐下参加了一堂关于自我成长的课程。课程本身并不是针对婚姻问题的,却歪打正着,纠正了我的婚姻的发展方向。 當时,老师要我们做一个游戏,学员被分成几组,我被选为其中一组的组长,带领组员参与游戏。我理解错了游戏规则,组员中有些人理解对了,但他们告诉我时,我却不听,坚信自己是对的,结果可想而知,我们输了。 老师点评时说:“永久,你根本就不聽别人的话,你那么自我,以为这是你一个人的小
李鸿章爱国还是卖国,是一百多年来都说不清的官司。作为一个卖国卖出品牌的人,以致西方列强找清朝政府签不平等条约,都得让李鸿章来。最典型的就是《马关条约》了,日本人点名让李鸿章到马关来签,简直要把李鸿章气死。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真的愿意去签不平等条约吗?只是因為打不过,没办法嘛! 李鸿章在签完《马关条约》之后的1896年进行了一次环球航行。他从中国到了俄国,然后又到了英国、普鲁士(现在的德国),接
中午时接到通知,下午要参加一个会议,我提前一分钟到了会场。在开会的两个小时里,我和其他的人一样聆听、提问和讨论,只觉得心平气和,并且常常控制不住唇边一抹笑意的流露。 因为在我快乐的心里藏着一个秘密,没有人知道我刚才去了哪里。 我去了一趟海边,那个来回有一个钟头车程的海边,那个在初夏季节里特别清爽、舒适的海边。 有太阳,但是也有厚厚的云层,所以阳光刚刚使我觉得暖和,刚刚使海水在岩礁之间闪着碎亮
但凡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能数出几对著名的师徒,例如曾国藩与李鸿章、翁同龢与张謇、章太炎与黄侃、胡适与傅斯年,他们的师徒情谊成为佳话。然而还有一对著名的师徒,早年,他们的学术观点相近、政治立场相同,虽然意见偶有不合,但二人结成的同盟牢不可破。不料,1912年初,宣统皇帝逊位成为二人情谊的一道分水岭。这对师徒就是康有为与梁启超。 1917年夏,张勋导演了一场复辟闹剧,康有为跟着他起哄。此前,梁启超
小聪是一个值得我敬佩的人。他在几年前策划了一场名人讲座活动。对那场活动,成千上万的人翘首以盼,结果出了纰漏,导致他被很多人责骂。 那場名人讲座的主角是蔡康永。那一年,他出了一本书,叫《蔡康永的说话之道》。小聪当时是一家杂志社的记者,同时也是《康熙来了》的忠实观众。 活动安排在一所著名大学的礼堂。那所大学的礼堂只能容纳几百人,但是想参加活动的人超过了一千人。大学的保卫处担心人太多不好管理,活动场
很多年以前,一个朋友问我:“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人会不会过得比现在更好?”当时我才二十多岁,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但是随着经历的增多,我发现尽管有这样和那样的准备,但当未来的大门真的在你面前打开时,你会朝着哪个方向走,有时候連自己都说不清。 年轻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要考上最好的大学、学最好的专业、进最好的单位,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可事实是,那些“最好”我一个都没能做到,但还是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
一个冬日,我背着双肩包到达北京。走进新租的房子,楼层很高,迎面有一扇很大的落地窗,我站在窗前,看到一个灰色的世界,寒冷、萧瑟而孤独。北京,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我开始请求它的接纳与包容。 刚开始,一切都不顺利。我在北京沒有什么朋友,除了柳岩请我去她家里吃过一次饭,几个陈年旧友为了迎接我聚过一两次,就没有其他活动了。我本来就是个不善交际的人。在杭州,满大街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宣传海报,公交车载着我们
耳机里不报速度的时候,我通常会播放一些歌曲。我在跑步的时候喜欢听一些硬摇滚,林肯公园就是一支不错的伴跑乐队。虽然在安静的时候我觉得听歌很吵,但是當我跑起来,似乎又不太一样了。 有一次,我设定了要跑十公里,在剩下最后差不多500米的时候,耳机里忽然传来林肯公园的《Waiting for the end(等待结局)》。这真是一首完美的歌,节奏和我的步伐配合得天衣无缝。这首歌高潮部分的歌词是这样的:“
1991年3月底,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女士从台北来上海,给我带来许多梁实秋的资料,其中有一宣纸册页,多处有蠹虫蛀食的洞孔,表明这册页上了年纪。 我逐页欣赏着那些已经泛黄的字画,忽地见到冰心的题词,文末写着“庚辰腊八书于雅舍为实秋寿”。冰心这么写道:“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好朋友。我的男性朋友之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据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