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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第一次见他的名字是读一本手写的小说,小说是写在一个很大的本子上,名字很怪,叫《绿毛水怪》,她是见朋友读得很专注才借来看的。看完之后,她的心里隐隐有了躁动,就像是心里的那根弦被偶然拨动,她痴痴地想:这个人和我早晚会有点什么关系。
生发出这种想法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脸有些发烫,其实他的小说文笔很稚嫩,可她还是看出来背后有股才气冲腾而出,那上面的每个字符晃得她眼睛有些眩晕。
1977年,她预料中的“有点什么关系”终于发生了。这年他们有了第一次见面,是在她供职的报社。见到他的第一面,她心里暗道:“他长得可一点都不帅哟!”可坐下来聊天,她吃惊地发现二十五岁的他竟然如此率性童真,话语里闪动着让人无法捉摸的灵动光辉,就像是一道光束,那么干净透亮。
正在聊着的当头,他突然问她:“你有朋友没有?”
她先是一愣,继而很认真地摇了摇头。
他接着问道:“你看我怎么样?”
这句单刀直入的话语让她不由得呆住了,工作了这么些年,身边不乏有追求者,但从来还没有人这样直白地问过自己。望着他不算好看的黝黑面庞和一双孩子般纯洁无瑕的眼睛,她又无法说出拒绝的话来。
有了这次交往作为铺垫,他跟她就开始了通信和交往。
第一次收到他的信,打开看的刹那,她是愣怔住了,因为这封称得上情书的信竟然是在五线谱上。也许是这份特别让她变得饶有兴致,于是细细地看了下去:“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到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写在五线谱上的信她又收到了不少,每一封都是那样的感情炽热,似乎每个字都有了温度,烧灼得两个人的心都热腾腾的。但是她对于他始终不肯全盘接受,因为他长得确实不好看,让她心理上颇有障碍。有天她开玩笑地说起了他的相貌,没想到他竟然颇不服气地说:“那我到动物园爬行馆去比一比。”也许是这句孩子气的对比自知不妥,他赶紧补说一句:“你也不太好看嘛,这样咱们不就扯平了。”
看着他孩子般率真的话语,她不觉哑然失笑。
也许正是这样的性格和喷涌而出的才气,最终征服了她。1980年1月21日,经过三年多的交往之后,他们终于在这一天携手走到了一起。这年他和她都是28岁,而他因为正读大学,学校规定学生不能结婚,所以他们没有拍结婚照,也没有婚礼,只是两家各请了一桌客人,就给了爱情一个相当温美的归宿。
结婚后不久,她去了美国的匹兹堡大学读书。1984年,他也到了这所学校攻读。因为他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两个人的生活全靠她一个人的奖学金,日子自然过得紧紧巴巴的,他提出要去打工,但被她止住了,理由温软得令人陶醉:“那么一个智慧的头脑,我舍不得他去干粗活。”
日子就这么在惺惺相惜中一点点铺陈开来。四年之后,他们重新回到了相识的地方,在北京大学任教,虽然有了稳定的收入,可他们的日子依然过得简朴至极,但是在他们的心里,有对方相陪,都将是无比灿烂的。
1996年,她要远赴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不得不和他分开。在机场临别时,他没有说话,仅仅是走过去用力搂了一下她的肩膀,然后微笑着看她消失在登机口。坐在飞机上,她始终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作别。
在剑桥大学的日子里,有次收到他的邮件,话语显得格外忧伤:“最近特别显老,都不敢往镜子里面看呢!”她以为这同样是他的戏谑之语,四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能不显老呢?扫看了一下子旁边镜子里的自己,也同样显得老了许多。微微一笑后,她根本没有多想。
可灾祸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1997年4月11日,他却因为心脏病突发而离开了。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一下子蒙了,她想起了他一直紫着的嘴唇,想起了临别时搂她的肩膀,想起了他说的显得老的话语,原来这些都是预兆啊,只是粗心的她没有发现罢了。
把手头的工作简单做了料理,她就赶回去向他告别,无论如何她都要最后见他一面。
他就静静地躺在那里,可是他却再也无法跟她说话了。她想起了他曾经多次说过的话:“我和你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可现在,他永远无法再拿起汤匙舀这里面的甜了。
他叫王小波,近代史上特立独行的一位作家,她叫李银河,社会学中最灿烂的学者。从1977年相识,到1997年王小波离开,他们的爱情正好走过了20个春秋,20年相伴的日子里,他们饱尝了爱情的甜蜜,以至于后来李银河不止一次地说过:“作为他的妻子,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失去了他,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小波,你太残酷了,你潇洒地走了,把无尽的痛苦留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虽然后面的篇章再也看不到了,但是我还会反反复复地看这20年。这20年永远活在我心里。”
生发出这种想法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脸有些发烫,其实他的小说文笔很稚嫩,可她还是看出来背后有股才气冲腾而出,那上面的每个字符晃得她眼睛有些眩晕。
1977年,她预料中的“有点什么关系”终于发生了。这年他们有了第一次见面,是在她供职的报社。见到他的第一面,她心里暗道:“他长得可一点都不帅哟!”可坐下来聊天,她吃惊地发现二十五岁的他竟然如此率性童真,话语里闪动着让人无法捉摸的灵动光辉,就像是一道光束,那么干净透亮。
正在聊着的当头,他突然问她:“你有朋友没有?”
她先是一愣,继而很认真地摇了摇头。
他接着问道:“你看我怎么样?”
这句单刀直入的话语让她不由得呆住了,工作了这么些年,身边不乏有追求者,但从来还没有人这样直白地问过自己。望着他不算好看的黝黑面庞和一双孩子般纯洁无瑕的眼睛,她又无法说出拒绝的话来。
有了这次交往作为铺垫,他跟她就开始了通信和交往。
第一次收到他的信,打开看的刹那,她是愣怔住了,因为这封称得上情书的信竟然是在五线谱上。也许是这份特别让她变得饶有兴致,于是细细地看了下去:“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到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写在五线谱上的信她又收到了不少,每一封都是那样的感情炽热,似乎每个字都有了温度,烧灼得两个人的心都热腾腾的。但是她对于他始终不肯全盘接受,因为他长得确实不好看,让她心理上颇有障碍。有天她开玩笑地说起了他的相貌,没想到他竟然颇不服气地说:“那我到动物园爬行馆去比一比。”也许是这句孩子气的对比自知不妥,他赶紧补说一句:“你也不太好看嘛,这样咱们不就扯平了。”
看着他孩子般率真的话语,她不觉哑然失笑。
也许正是这样的性格和喷涌而出的才气,最终征服了她。1980年1月21日,经过三年多的交往之后,他们终于在这一天携手走到了一起。这年他和她都是28岁,而他因为正读大学,学校规定学生不能结婚,所以他们没有拍结婚照,也没有婚礼,只是两家各请了一桌客人,就给了爱情一个相当温美的归宿。
结婚后不久,她去了美国的匹兹堡大学读书。1984年,他也到了这所学校攻读。因为他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两个人的生活全靠她一个人的奖学金,日子自然过得紧紧巴巴的,他提出要去打工,但被她止住了,理由温软得令人陶醉:“那么一个智慧的头脑,我舍不得他去干粗活。”
日子就这么在惺惺相惜中一点点铺陈开来。四年之后,他们重新回到了相识的地方,在北京大学任教,虽然有了稳定的收入,可他们的日子依然过得简朴至极,但是在他们的心里,有对方相陪,都将是无比灿烂的。
1996年,她要远赴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不得不和他分开。在机场临别时,他没有说话,仅仅是走过去用力搂了一下她的肩膀,然后微笑着看她消失在登机口。坐在飞机上,她始终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作别。
在剑桥大学的日子里,有次收到他的邮件,话语显得格外忧伤:“最近特别显老,都不敢往镜子里面看呢!”她以为这同样是他的戏谑之语,四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能不显老呢?扫看了一下子旁边镜子里的自己,也同样显得老了许多。微微一笑后,她根本没有多想。
可灾祸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1997年4月11日,他却因为心脏病突发而离开了。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一下子蒙了,她想起了他一直紫着的嘴唇,想起了临别时搂她的肩膀,想起了他说的显得老的话语,原来这些都是预兆啊,只是粗心的她没有发现罢了。
把手头的工作简单做了料理,她就赶回去向他告别,无论如何她都要最后见他一面。
他就静静地躺在那里,可是他却再也无法跟她说话了。她想起了他曾经多次说过的话:“我和你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可现在,他永远无法再拿起汤匙舀这里面的甜了。
他叫王小波,近代史上特立独行的一位作家,她叫李银河,社会学中最灿烂的学者。从1977年相识,到1997年王小波离开,他们的爱情正好走过了20个春秋,20年相伴的日子里,他们饱尝了爱情的甜蜜,以至于后来李银河不止一次地说过:“作为他的妻子,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失去了他,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小波,你太残酷了,你潇洒地走了,把无尽的痛苦留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虽然后面的篇章再也看不到了,但是我还会反反复复地看这20年。这20年永远活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