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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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在中国通史、史学理论、史学史、民族史、宗教史、中国交通史等领域都有高深的造诣。《白寿彝文集》是白先生七十年学术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出版，全书共七卷，近300万字。除收录已结集出版的论著外，还增补了大量以前未曾出版的内容，是目前收录白寿彝著述最全面、最权威的大型文集。第1卷《论中国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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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在中国通史、史学理论、史学史、民族史、宗教史、中国交通史等领域都有高深的造诣。《白寿彝文集》是白先生七十年学术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出版，全书共七卷，近300万字。除收录已结集出版的论著外，还增补了大量以前未曾出版的内容，是目前收录白寿彝著述最全面、最权威的大型文集。第1卷《论中国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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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特别是目前的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里,流行着范畴研究（实即概念研究）的模式。不少著名的学者,都有范畴研究的专著。8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每期都在发范畴研究的论文：今天谈＂仁＂,明天谈＂性＂,后天谈＂天＂,接着再谈＂道＂……
在今本《白虎通.五经》篇中,存在＂《易》《书》《诗》《礼》《春秋》＂、＂《易》《书》《诗》《礼》《乐》＂两种＂五经＂说,其前后相抵,未知正谬,对学术界认识《白虎通》的经学立场以及东汉经学史带来了一定的困扰。根据唐代类书文献所引《白虎通》佚文以及《五经》篇中的内证,《白虎通》所指＂五经＂应为＂《易》《书》《诗》《礼》《乐》＂,至于《春秋》则不在其列。该＂五经＂说虽不列《春秋》,然实意在独尊《春秋》,是汉儒《春秋》＂为赤制＂之说的反映,体现了东汉时期经学谶纬化的发展方向。由于此举已脱离经学发展的正轨,缺少足够
保教问责是清政府保护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及其传教士的一项重要政策。它以中法《北京条约》签订为起点,以天津教案、庚子事变为标志划分为三个阶段,问责力度呈逐步加大的趋势。保教问责的实施取得了些许成效,但并非解决近代基督教问题的良方。
作为儒学名篇，《礼运》应当是孔子与其弟子子游对话的记录。但是，如果按《史记》所言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则当时子游不到十岁，由此，人们不能不质疑该篇记载的可靠性，对该篇的种种说解也随之产生。其实，《孔子家语》明确记述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只是由于人们对《孔子家语》的价值认识不清，而且《孔子家语》本身版本不一，致使这一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事实上，当时的子游应当早已年过十五而学于孔子，符合孔门教学的历史实际。
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国历运动，是以废除旧历来推行新历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直接冲击着中国历法文化传统及商业习惯，影响到民众的目常生活和商界的经营活动。上海市商会的态度是，既接受与国际历法接轨的新定国历，又减缓因改历对社会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及对工商业经营造成的波动。上海市商会通过向政府反映商情、提出建议乃至合法的抗争，推动了历法制度的调适。其结果，一方面推进了新历的实行，“逐步将中国时钟拧在了世界时钟的发条上”，另一方面避免了旧历的废灭及商业习惯的湮没，促进了中国历法文化的创新。
《恒先》在思想史上最大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提出“气是自生”命题，这一论断是对宗教和神话传说世界观的否定。从先秦两汉时期存在的“以气释道”、“道气合一”的思想史逻辑进程分析，《恒先》写作时间可能不晚于战国初期。《恒先》应是一篇在阴阳五行家产生之前就已问世的作品，既非道家类文章，也非儒家文献。
在日本、中国史学的专业化进程中，德国史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史学方法论》经过日本史家坪井九马三的改头换面，变为《史学研究法》。20世纪初年，伯伦汉史学通过坪井《史学研究法》间接流传到中国，但最初影响甚微。“五四”以后，伯伦汉史学始在我国现代史学建设中发挥作用，如陆懋德、傅斯年、姚从吾、孔繁霱、张贵永等史家积极推广伯伦汉的史学方法。民国时期，各大学历史系专业都开设了与史学方法相关的课程，讲授内容基本以伯伦汉史学方法为旨归。伯伦汉史学渊源于兰克，而他突显的是兰克的史料考辨方法，以致后来傅
罗马帝国边患集中表现为境外蛮族入侵，边境危机日益加剧。边境安全系数与军队实力成正比。当帝国国力强盛，军队强大，有能力、有实力抵御外来入侵时，帝国边防巩固，边患问题并不突出。当帝国内部混乱频仍（尤其是“3世纪危机”以后），国力下降时，边境安全随之缺失，边患加剧，国门洞开。考察罗马帝国边患，军队蛮族化是重要内容。军队堕落以及蛮族化的完成，使帝国“有边无防”，最终走向衰亡。
无论是人民出版社于1951年9月首次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还是1991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分析》）一文，都有这样的题注：
抗战胜利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原为协调大国利益关系而设计的雅尔塔体系，演变成以美苏对峙为标志的国际“冷战”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国共两党在选择和平与战争的战略方针的同时，也选择了自身的国际生存环境。战后的远东格局，一方面是美苏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斗争，一方面是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在中国内部围绕国家政权而进行的角逐。国际因素使国共两党的分歧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因素，同时由于美苏的对抗则削弱了其干预中国局势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