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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改革开放大计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进行。与此同时，城市中也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探索性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化，如何由农村改革和企业局部试点拓展为全面改革，成了全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近6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决定》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重大问题上，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澄清了许多人的模糊认识，引领中国向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目标奔去。在这一征途中，有两个人发挥过重大作用：一位是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推进者胡耀邦，一位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倡导者薛暮桥。
薛暮桥，最早倡导市场取向改革
1980年初，《参考消息》上转载了日本《经济新闻》的一条消息：中国有一本书，跑遍了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各相关部门、公司和各国驻华大使馆都想买，也买不到。
薛暮桥是中国市场改革取向的最早倡导者和坚定支持者。1948年在西柏坡时，他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筹备建立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正因为如此，他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验。他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系统批评总结了新中国成立20多年来经济政策上的“左”倾错误，强调了调整国民经济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在他看来，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是协调社会化大生产各个经济主体间行为的有效办法。从传统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就是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实现的。薛暮桥的学术观点引发了国内外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
1980年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从事经济决策咨询研究。同时设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与研究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薛暮桥既是研究中心总干事，又是体改办顾问。当时，每设计一项改革措施，中央高层就会习惯性地“先问一下薛老怎么说”。
1980年9月，国务院体改办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第一句话就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作为文件的起草者之一，薛暮桥代表体改办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作了说明报告。他表示，过去只有计划调节而无市场调节，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僵化体制。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必须以商品生产的高度发展为前提。这样的提法，在当时无疑是很大的理论突破。
文件形成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非常欣赏，鼓励薛暮桥把这个文件拿到中央正在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向关心改革总体方向的与会者通气。会议并未对这个文件进行深入讨论，但薛暮桥在会上作了一个说明，指出这种认识“是对30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究竟对不对，应当广泛讨论。如果对，这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新发展”。在当时的条件下，薛暮桥的这一改革思路虽然遭到部分同志的严厉反对，但对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小故事解决大问题
1980年，经济形势出现了两种相反的现象：一方面，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市场供应改善，城乡人民收入均有增加；另一方面，继1979年后，财政赤字再次超过百亿元，物价稳不住，商品价格上涨6%。这让不少人心里打鼓：计划经济确实有问题，但市场究竟灵不灵？
在这样的情况下，调整重新成为经济工作的重点，改革要为调整服务。薛暮桥和其他几位商品经济论者，也一度成为中央书记处内部点名批评的“敏感人物”。还是胡耀邦率先站出来对他的意见表示赞同，随后又有许多领导同志表示支持。当然，面对争议，经济学家们只能让事实说话，用老百姓生活里的真实例子来证明商品经济的好处。
1980年底，薛暮桥结束对香港的考察回京，路过广州时，应邀在中山堂做报告。他问地方领导，为什么不用香蕉，而用北京的苹果招待客人？对方回答说，统购价太低，香蕉才0.17元一斤，农民不愿意种。但据薛暮桥了解，当时，深圳乡下的香蕉0.5元一斤。他于是建议：“何不让农民按市价到城里来销售，也让他们多赚点钱。”这个意见很快被采纳，广东城区的香蕉供应问题从此得到解决。举一反三，整个广东的农副产品供应也繁荣起来。
另一个与市场息息相关的故事发生在江苏常州。以前，常州每几条街设一个烧煤的“老虎灶”，老百姓要喝开水，只能到那里排长队，1分钱打1壶。体改办调查组经过调研后提出建议：尝试允许老百姓自己垒灶。结果，排队现象很快消失了。这个故事后来被写成材料报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批示：看来，所有制问题不能扣得太紧，应当允许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
一个个小故事，为当时解决大问题提供了绝好契机。
胡耀邦，调整文件起草小组
有意思的是，不管政界和理论界有什么争论，农村改革却始终坚持着市场取向。1981年，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他的推动下，1981年的“四号文件”以及1982、1983、1984年的3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把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作为农村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
农业改革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支持了城市改革，也使改革的声誉提高、支持率激增。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城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改革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如建立统一市场制度，对价格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进行相应改革，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等等。
1983年1月7日到20日，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日，胡耀邦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报告首次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他还强调了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的改革总方针。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日后，有人将这个讲话与胡耀邦在1986年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并提，认为二者形成的总体布局，可理解为胡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宣言书。 1983年春节前夕，胡耀邦考察了深圳。1984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先后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3个特区，这是小平同志第一次到南方视察。回京后，邓小平立即提出扩大开放沿海城市的建议。据此，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省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掀起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二个高潮。
改革局面就此呈现出农村包围城市和开放倒逼改革的态势。1984年春天的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中央决定经济工作重点从调整转向改革，且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会后，中央成立了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
起草小组从5月底开始工作，花了一个多月拿出提纲，交到北戴河会议。7月中下旬，起草小组成员被叫到北戴河，又讨论了一整天。胡耀邦在听取汇报时，认为提纲还是没有脱离原来的调子，很不满意，调整了起草班子。这个调整进一步强化了组内市场改革取向。
此时，学术界的一些人也试图为商品经济“恢复名誉”。1984年7月，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马洪受命组织吴敬琏等人写了一份意见书：《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随后，国务院体改办和社科院一致提议，在即将出台的《决定》中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然而，要想将“商品经济”这4个字写进文件，谈何容易。在起草小组内，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高尚全等人多次提出“商品经济”的概念，但也有人表示反对，认为最多只能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双方常为这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9月9日，根据各方专家的观点，赵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4位常委写了封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信中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12日，该信经批阅后被批转到起草小组，为起草工作奠定了基调。
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突破
1984 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全会的决议公布后，人们就会看到我们全面改革的决心。”
10月20日，在经过了6天预备会议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胡耀邦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听取各方意见后，中央将原稿第四部分“改革计划体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标题，改为“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决定》完整而准确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正是从这个《决定》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才真正从目标和方向上取得了突破。
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在接见起草小组成员时，对《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讲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
人物简介：
薛暮桥（1904—2005），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市场经济拓荒者”，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近6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决定》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重大问题上，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澄清了许多人的模糊认识，引领中国向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目标奔去。在这一征途中，有两个人发挥过重大作用：一位是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推进者胡耀邦，一位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倡导者薛暮桥。
薛暮桥，最早倡导市场取向改革
1980年初，《参考消息》上转载了日本《经济新闻》的一条消息：中国有一本书，跑遍了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各相关部门、公司和各国驻华大使馆都想买，也买不到。
薛暮桥是中国市场改革取向的最早倡导者和坚定支持者。1948年在西柏坡时，他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筹备建立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正因为如此，他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验。他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系统批评总结了新中国成立20多年来经济政策上的“左”倾错误，强调了调整国民经济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在他看来，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是协调社会化大生产各个经济主体间行为的有效办法。从传统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就是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实现的。薛暮桥的学术观点引发了国内外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
1980年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从事经济决策咨询研究。同时设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与研究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薛暮桥既是研究中心总干事，又是体改办顾问。当时，每设计一项改革措施，中央高层就会习惯性地“先问一下薛老怎么说”。
1980年9月，国务院体改办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第一句话就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作为文件的起草者之一，薛暮桥代表体改办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作了说明报告。他表示，过去只有计划调节而无市场调节，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僵化体制。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必须以商品生产的高度发展为前提。这样的提法，在当时无疑是很大的理论突破。
文件形成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非常欣赏，鼓励薛暮桥把这个文件拿到中央正在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向关心改革总体方向的与会者通气。会议并未对这个文件进行深入讨论，但薛暮桥在会上作了一个说明，指出这种认识“是对30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究竟对不对，应当广泛讨论。如果对，这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新发展”。在当时的条件下，薛暮桥的这一改革思路虽然遭到部分同志的严厉反对，但对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小故事解决大问题
1980年，经济形势出现了两种相反的现象：一方面，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市场供应改善，城乡人民收入均有增加；另一方面，继1979年后，财政赤字再次超过百亿元，物价稳不住，商品价格上涨6%。这让不少人心里打鼓：计划经济确实有问题，但市场究竟灵不灵？
在这样的情况下，调整重新成为经济工作的重点，改革要为调整服务。薛暮桥和其他几位商品经济论者，也一度成为中央书记处内部点名批评的“敏感人物”。还是胡耀邦率先站出来对他的意见表示赞同，随后又有许多领导同志表示支持。当然，面对争议，经济学家们只能让事实说话，用老百姓生活里的真实例子来证明商品经济的好处。
1980年底，薛暮桥结束对香港的考察回京，路过广州时，应邀在中山堂做报告。他问地方领导，为什么不用香蕉，而用北京的苹果招待客人？对方回答说，统购价太低，香蕉才0.17元一斤，农民不愿意种。但据薛暮桥了解，当时，深圳乡下的香蕉0.5元一斤。他于是建议：“何不让农民按市价到城里来销售，也让他们多赚点钱。”这个意见很快被采纳，广东城区的香蕉供应问题从此得到解决。举一反三，整个广东的农副产品供应也繁荣起来。
另一个与市场息息相关的故事发生在江苏常州。以前，常州每几条街设一个烧煤的“老虎灶”，老百姓要喝开水，只能到那里排长队，1分钱打1壶。体改办调查组经过调研后提出建议：尝试允许老百姓自己垒灶。结果，排队现象很快消失了。这个故事后来被写成材料报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批示：看来，所有制问题不能扣得太紧，应当允许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
一个个小故事，为当时解决大问题提供了绝好契机。
胡耀邦，调整文件起草小组
有意思的是，不管政界和理论界有什么争论，农村改革却始终坚持着市场取向。1981年，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他的推动下，1981年的“四号文件”以及1982、1983、1984年的3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把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作为农村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
农业改革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支持了城市改革，也使改革的声誉提高、支持率激增。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城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改革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如建立统一市场制度，对价格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进行相应改革，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等等。
1983年1月7日到20日，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日，胡耀邦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报告首次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他还强调了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的改革总方针。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日后，有人将这个讲话与胡耀邦在1986年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并提，认为二者形成的总体布局，可理解为胡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宣言书。 1983年春节前夕，胡耀邦考察了深圳。1984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先后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3个特区，这是小平同志第一次到南方视察。回京后，邓小平立即提出扩大开放沿海城市的建议。据此，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省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掀起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二个高潮。
改革局面就此呈现出农村包围城市和开放倒逼改革的态势。1984年春天的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中央决定经济工作重点从调整转向改革，且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会后，中央成立了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
起草小组从5月底开始工作，花了一个多月拿出提纲，交到北戴河会议。7月中下旬，起草小组成员被叫到北戴河，又讨论了一整天。胡耀邦在听取汇报时，认为提纲还是没有脱离原来的调子，很不满意，调整了起草班子。这个调整进一步强化了组内市场改革取向。
此时，学术界的一些人也试图为商品经济“恢复名誉”。1984年7月，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马洪受命组织吴敬琏等人写了一份意见书：《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随后，国务院体改办和社科院一致提议，在即将出台的《决定》中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然而，要想将“商品经济”这4个字写进文件，谈何容易。在起草小组内，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高尚全等人多次提出“商品经济”的概念，但也有人表示反对，认为最多只能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双方常为这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9月9日，根据各方专家的观点，赵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4位常委写了封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信中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12日，该信经批阅后被批转到起草小组，为起草工作奠定了基调。
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突破
1984 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全会的决议公布后，人们就会看到我们全面改革的决心。”
10月20日，在经过了6天预备会议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胡耀邦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听取各方意见后，中央将原稿第四部分“改革计划体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标题，改为“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决定》完整而准确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正是从这个《决定》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才真正从目标和方向上取得了突破。
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在接见起草小组成员时，对《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讲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
人物简介：
薛暮桥（1904—2005），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市场经济拓荒者”，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