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4日上午，成都某公司董事长在微信群里发了个红包。当天下午，公司下发处罚通知，抢红包的三位员工每人罚款500元，理由是上班时间玩手机。该公司的一位员工认为处罚过重，但“私人企业，老板说了算”。也有网友认为，该董事长的做法是“钓鱼执法”，用违规的手段引导违规，既不合规又失诚信。
　　据悉，这家公司的《工作管理制度》规定：“上班期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玩游戏、网聊、看电影、玩手机等，一经发现一次扣100元。”该公司董事长事后解释说，公司从事的是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行业，要求一直比较严，并且“抢红包的三名员工都是中层干部，收入不菲又屡教不改，因此罚得重些”。他还表示，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总，他无法跟踪管理每一位员工，用这种方式测试下属并没有错。
　　上班玩手机，为何不能惩
　　“上梁不正下梁歪”“最无耻的钓鱼执法”，无数网友对这位老总的做法愤愤不平，仿佛不骂几句就无法平息怒火。但如果仔细通读了新闻，恐怕就不会如此义愤填膺了。首先，其先有规矩后有处罚，而不是先处罚后立规矩。该公司已经在无数的大会小会上强调过不能在上班时间开小差的规定，既然有了规矩，就得遵守，无论老总还是普通员工，概莫能外。也因此，老总上班发红包也属玩手机，同样该处罚。其次，这是私企，在不违反相关法规的前提下，老总设置相应的企业管理规定，并无不妥。最后，处罚的并非普通员工，而是管理人员。如果连管理层都不遵守企业规定，又该如何管理下属？这些管理人员有责任以身作则，违规了更需受到严厉处罚。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可以罚，但是如何罚，应该遵守相关法规。公司处罚员工也要遵循《劳动法》，罚款更需要有评估、有上限，不能太随意。说到底，抢红包看似娱乐，但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就可能涉及法律和个人权益问题。而此事之所以备受关注，恰恰说明抢红包已是大众爱好，如何平衡工作与娱乐的关系，如何保证企业利益和个人爱好的关系，恐怕需要通过企业管理者与工人共同协商来解决。
　　老板的红包测出了谁的人品
　　实际上，抢红包和发红包通常都是一种双向交互的过程，抢红包可以测试出员工是否认真干活儿，而发红包则未必不能折射出老板的德行。说起老板发红包这种事，历史上也是可以找到典故的。据说在唐太宗即位之初，对下层官吏贪赃受贿之事时有耳闻，他为了查处贪官，便秘密派身边之人故意行贿。有个掌管关卡货物出入的司门郎没能经受住考验，受了一匹绢的贿赂，唐太宗便要杀了他。虽然这是出自一派澄清吏治的好心，然而民部尚书裴矩却表示反对，他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唐太宗后来接受了他的批评。
　　所谓“陷人于法”，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钓鱼执法”，动机虽然不错，但却有着明显的程序瑕疵。在古人看来都是不道德和不符合礼仪的行为，以此作为惩罚依据，自然名不正言不顺，更无法让人信服。太宗从善如流，成就了一段政治佳话；而在今天，“陷人于法”之事还在经常性地上演，不禁让人遗憾。以此事为例，公司固然有规定，禁止上班期间玩手机、聊微信，但老板以发红包的方式对制度效果加以测试，首先就坏了规矩。完全可以想象，当温暖人心的老板红包瞬间变成陷阱的时候，伤害的不仅是几名被罚的员工，公司内部的信任体系也会随之坍塌。领导者之所以会认为自己高明，很多时候是源于话语权的不对等。领导可以任性地破坏规则，而员工则无力反抗。老板的红包测出了谁的人品？答案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