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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恒武的小说《两半屯》将人性的矛盾置于黑土地上，在两元对立的冲突中塑造典型形象，追问性格之于命运的支配力，哀叹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道德属性之不可调和，诉说价值取向面临十字路口的困惑，描绘了一幅生动的人性故事图画。
[关键词]关恒武；小说；《两半屯》；人性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1 — 0100 — 02
松嫩平原是黑土地的摇篮。生活于这片土地的人们其性情恰如这里的自然景观粗犷疏朗。关恒武便带着他家乡这般况味和熟透的记忆，向我们通过他的小说《两半屯》说说唱唱道出一番人性博弈的故事。他将人性的矛盾性置于黑土地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考量，于是这部小说向我们展现了人性的自然属性之花与社会道德之花竞相斗妍、异彩纷呈的图画，通过这幅画面可以洞观人性的复杂与微妙以及当下困惑与焦虑的精神状态。
小说《两半屯》在书写着黑土地活色生香的乡土风情的同时，讲述了发生这里的生与死性格与命运、贫穷与富有的世间悲喜剧。
一、在两元对立的冲突中塑造典型形象
如果说，把东北男子汉那种彪形体魄粗野豪爽的特征视为美感的话，那么作者便将这种美感均赋予三爷这个人物身上。三爷这个人物在作者笔下似乎为一朵"恶之花"，但非邪恶。在剖析这个人物形象特征时，令人难从惯用以往形而上的评判标准加以归类定性。这个人物却非无恶不作横霸乡里的恶棍，亦非阴险毒辣害人害己的小人。他有似行迹于善与恶边缘丛林间觅食的狼。这位一生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三爷虽然藐视道德，但从不冒犯法律。在这个人物身上聚焦着过去闯荡江湖豪杰与现在投机致富淘宝者的影像，他是中国自古至今民间最底层生活群体适应生存能力最佳的强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最能体现出中国农民那种既勤劳又狡猾，既粗放又自私的复杂特质。就是这位为了活着做什么都不过分的三爷，为了活命忍痛卖掉自己亲生女儿的绝情，为了娶到心仪女人愤然剁掉自己手指的震撼力，反悔失信的他却断然扣掉自己眼珠的自残。这一系列骇人的刚烈行举，透出受传统的主流的意识压迫已久的人性自然欲望得以快意释放的气息。于是，作者心目中的强者与硬汉野性与血性等影像得到张目，草莽英雄情结的自恋得到满足。相形之下的王老好这个人物是善的化身，一腔乐善好施的古道热肠，一生为祖辈创立的积德碑增光添彩而极尽行善之能事。为此，他付出了受苦受穷一辈子的代价，却心甘情愿。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为其善举令人动容的情思，由然进而将中国农民勤劳善良、老实厚道的传统美德于这个人物身上浓彩重抹加以涂饰的同时，也将这个人物可化为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固有着安贫守旧偏执愚昧的典型灵魂。显而易见，王老好这位安贫乐道传统礼教的守望者与三爷这位恣意肆为的闯荡者形成异峰相峙的奇观，涵盖了人性双重属性对立统一关系。
二、性格之于命运支配力的图示与追问
三爷与王老好这两个人物水火难容的性格已然决定着各自命运迥然不同的指向与归宿。作者将这两个人物性格特征通过社会变革这一宏大背景中加以凸显，并以这两个人物性格相互对立纠葛突出各自鲜明的个性和广泛的社会概括性。土改前，逃荒到两半屯的三爷与坐地户王老好都是穷苦人。三爷凭其一身冲劲胆量与野心，开荒垦地，卖女儿买耕牛，割腿肉赌输赢等拼打，拓田殖业成了地主。老守田园的王老好尽管千辛万苦勤俭持家，节衣缩食施舍与人的善举有口皆碑，自家日子过的依然贫困潦倒。土改了，三爷这位地主一夜之间落魄成穷光蛋，翻身的王老好应是扬眉吐气了，可他的日子仍然不见起色，分得一件三爷的裘皮袄舍不得穿压了箱底，分到一头耕牛不知怎么饲养成病牛，却不忍心宰杀，牛掉泪，他也落泪。三爷瞧不起他那副心慈手软的样子，骂他窝囊，还是三爷愤愤然地替他一刀割掉那头牛的脑袋，将刀一扔走人了。改革开放了，三爷这位自我放逐的角斗士使出浑身解数，一路轻骑驰骋于贫富峰谷间游刃有余，他像当初许许多多万元户昼夜间发家致富。在两半屯里置了机动车辆，盖起赫然醒目的“小皇楼”，而且还雇了工。王老好的儿子当了三爷的雇工。为此王老好不无悲叹道：这是剥削！竭力阻止儿子为三爷打工。他怀恋土改那段均贫富心理平衡且舒坦的日子。虽然三爷成为屯子里的首富，成为呼风唤雨的显赫人物，但王老好鄙视他的为人处事歪邪，认为三爷的致富不正道。三爷对此却不屑一顾，尽管做了些鸡盗狗窃不屑小事儿而背负缺德做损的骂名，也因其蛮横逞强而令人侧目遭嫉恨，依然我行我素。他罔顾所有的规矩，名分等道德秩序，对风云莫测的事物敢于冒险，他是不规则游戏的高手，就是这样一位既豪放又狭隘的、野蛮且理性、冒险且狡猾的三爷，也是这样肆无忌惮为富不仁的道德虚无者，从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性格打造出自己物质生态的精品。从这个人物身上映照出改革开放以来那些淘金者、偷猎者摇身一变成新贵、新宠的隐秘之处。
改革时代中国农村巨变莫过于簇新砖瓦房如雨后春笋般覆盖村村落落。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老好仍然蜗居那间旧草房，那是整个两半屯里唯一遗留下来的如同“土地庙”的草房。他为了积德碑为了自己能进祖坟活的像个虔诚的清教徒。别人有难他心里难受，别人日子过好了他却心安理得；他见不得别人患难的眼泪，宁可自家挨饿受苦也要倾囊相助。他不顾家小饥肠辘辘将全家仅有半袋口粮悉数救济途中讨饭的母女俩。老天对于行善积德之人应有垂青馈赠有加，可是命运反倒有负于他，他一生勤俭执善到头来却弄得一贫如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作品的悲剧意味因此而深化了。这种以自身家小的幸福甚至性命为他的尽善为他的积德碑去买单，这种有悖常情常理且近乎于愚顽的善，这种以患贫患难透支出来的善誉，非但悲壮而且悲惨。隐含着作者对封建礼教化身的积德碑具有讽喻性的指控。因为积德碑犹如一块压制人性正常发育的巨石，它使善性畸形，是贫穷与不幸愚昧与落后的罪魁祸首，也是思想僵化的紧箍咒。作品通过这两个人物性格刻画透视出当今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贫富差距因缘揭秘的端倪。
三、 人性双重属性不可调和的哀叹与挽唱 理论上讲，人性的自然属性与社会道德属性既对立又统一，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两者相互融合相互转化。人性不是抽象物，而是具体的。作为具体的人性是有着潜在的善与恶、魔鬼与天使两面孔。这是道德范畴指称。作者便从这一范畴挖掘人性双重属性既复杂又剥离这一幽深的剖面。于是将三爷与王老好这两个人物分别赋予双重属性的象征意义，提炼到了极致。作者这种叙述的用意无非是将这种被封建礼教烹制出来的善性置于时代变迁特别是改革时代背景中给予拷问。至于三爷这个既善非善既恶非恶的中性化人物，是人性自由与解放中级关怀的幻化偶像。这两个人物虽然各自活法路程截然相反，但是彼此终究殊途同归于死亡这一结局。两者的死亡都是为自身避免放弃独立性的唯一选择。三爷自戕是因于女儿要嫁给王老好儿子这桩因缘而反悔扣瞎了自己双眼，丧失视觉的三爷再也看不见阳光和女人，那等于丧失了生的欲望，他六十岁生日那天醉卧荒野被狼吃了，狼也被醉死了，家人就将这条腹裹三爷遗体的狼埋葬了。叙述甚是荒诞却有深意。三爷就是一条人间食利的狼，他通过自戕来救赎自己省钱缺德做损罪错，同时也是对自身特立独行的生存模式自尊自觉的维护。慈善与清白一生的王老好不堪三爷的诬陷与羞辱，在自家小屋上吊自尽，这种以死雪耻以死雪怨的壮举，反映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古风。这位从善如流一生的王老好之死是对以三爷为代表的现实社会另种势力的抗争。这两朵自然之花与道德之花自我凋谢与毁灭，诠释着人性双重属性外在矛盾和内在缺陷与偏执达到了不可调和不可弥补的地步。而且因三爷与王老好都极力阻挠拆散两家儿女婚姻，导致两位年轻人双双殉情从而使三爷与王老好这对矛盾及其紧张关系推向万劫不复的绝境。这两个人物命运归宿应验了“遥遥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这句现实的咒语。现实是一幕讽刺剧，现实馈赠于王老好悲情的善往往口惠而实不至；赋予这位强势三爷的是高处不胜寒的境遇，这也倒映出当下人们那种怀旧与梦想，失落与不甘的躁动心迹。其可谓曲终人散，于是伴着为人性中本其的雄放阳刚之气与天使般的博爱之美渐趋缺失而感到无限哀伤与惋叹，并将人生所有梦想与追求均奉于生命之绚烂与死亡之壮美的祭坛之上，留给人们的是不尽的哀美的挽唱。
四、 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解构与颠覆
王老好一生行善不仅家徒四壁，而且弄得众叛亲离。贫困使人麻木不仁甚至绝望。王老好的媳妇月影经年累月病病歪歪的，疾病与贫困这万般愁苦使她心灰意懒只好整天打麻将来消磨时日，借此麻醉自己，解脱自己。她无回天之力来扭转这个贫寒家境了，为了不再拖累这个家，他只好绝望的跳井自尽了。这个人物之死与其说是贫苦所致，莫如说是王老好纯粹善性使然。寓意着这个与王老好厮守一生的女人对王老好的善和积德碑给予彻底的否定与决裂。贫穷使人的原欲受到严重的压抑。王老好儿子公羊已是男大当婚的年龄了，因家贫像农村有些穷光棍一样娶不起媳妇。年轻人美好向往与追求遭到摧残，长此以往的性压抑，犹如积蓄已久的火山，一种不可遏制的原欲就将牲畜幻化成宣泄的对象。非但如此，这位饥不择食的公羊还不顾舆情与王老好的责骂，依然决然的将屯子里名声狼藉的“半掩门”这个荡妇娶到家。公羊认为顾不了名分与否，只要她是女人就好。对这个大逆不道的儿子，王老好如雷轰顶，恼羞成怒交加气昏倒地，不无哀叹道：造孽呀，这是挖咱祖坟啊！公羊的叛举具有当代青年新潮的典型性。作品通过王老好媳妇月影自尽，儿子老蔫的殉情和儿子公羊公然反叛等一系列描述，从中看出以积德碑为荣耀的王氏家族由盛及衰的演绎图景，特别是王老好一生殚精竭虑守护着他心目中神灵般的积德碑被撼动了，预示着随着新时代的发展，中国从以往封建礼教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渐趋解构或颠覆。
五、 价值取向面临十字路口的困惑及其两元诉求
三爷与王老好这两个人典型意义，折射出传统与现代，主流与非主流的价值取向面临十字路难以选择的困惑。诚如作者在这部小说自序中写道：“自然与道德是人类最美的花朵，如果把他们比作两朵鲜花的话，真不知该采哪一朵。”我们企慕三爷的个性张力，但又忧于为此而消解了德性；我们敬佩王老好的美德，却又不情愿为此而背负着清苦的债务。这是否为至今困扰于我们精神世界难解之结呢？作者试图将三爷这种狼性的狂欢与王老好善性的行吟勾兑一杯人生美酒，即物质的富有与精神的满足劳动的付出与消费的享乐等人生两元诉求得以完美结合。然而，他的作品叙事逻辑不得不遵循这样的事实，即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灵与肉的分离恰巧似三爷与王老好为抽象的比拟。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消费的时代，在这不可抵御的高品质、高质量物欲前潮的诱惑下，人们遇到前所未有双重负压，物质的世界紧紧包裹着人的躯体的同时，也遮蔽了仰望星空的双眼；沉迷于物欲的奔波劳顿，也受着精神焦竭的煎熬。超前消费导致我们成了物欲的早泄者，同时也是精神缺乏自慰的阳痿者。在强大的物质面前，精神领地成为其婢女。在价值取向的路途中，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不是也不会成为强势的三爷或慈悲的王老好这两级人物，充其量不过介乎两者其中且迷失于钱钟书小说《围城》爬进爬出的可怜虫。城墙外那副疲惫的身躯渴望城墙内的安适，城墙内那颗孤寂的心灵向往墙外的精彩，我们就如此这般矛盾的生活着，萦绕于我们心头的挥之不去的是困惑与焦虑，这不是件坏事，至少由于这种彷徨心态的存在，才使我们有理由通过探索与沉思找到人生价值取向的正确出口，这就是这件作品通过人性分离与逆乱状态作一尝试性的梳理，给人启示的回应。
〔责任编辑：郭梅东〕
[关键词]关恒武；小说；《两半屯》；人性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1 — 0100 — 02
松嫩平原是黑土地的摇篮。生活于这片土地的人们其性情恰如这里的自然景观粗犷疏朗。关恒武便带着他家乡这般况味和熟透的记忆，向我们通过他的小说《两半屯》说说唱唱道出一番人性博弈的故事。他将人性的矛盾性置于黑土地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考量，于是这部小说向我们展现了人性的自然属性之花与社会道德之花竞相斗妍、异彩纷呈的图画，通过这幅画面可以洞观人性的复杂与微妙以及当下困惑与焦虑的精神状态。
小说《两半屯》在书写着黑土地活色生香的乡土风情的同时，讲述了发生这里的生与死性格与命运、贫穷与富有的世间悲喜剧。
一、在两元对立的冲突中塑造典型形象
如果说，把东北男子汉那种彪形体魄粗野豪爽的特征视为美感的话，那么作者便将这种美感均赋予三爷这个人物身上。三爷这个人物在作者笔下似乎为一朵"恶之花"，但非邪恶。在剖析这个人物形象特征时，令人难从惯用以往形而上的评判标准加以归类定性。这个人物却非无恶不作横霸乡里的恶棍，亦非阴险毒辣害人害己的小人。他有似行迹于善与恶边缘丛林间觅食的狼。这位一生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三爷虽然藐视道德，但从不冒犯法律。在这个人物身上聚焦着过去闯荡江湖豪杰与现在投机致富淘宝者的影像，他是中国自古至今民间最底层生活群体适应生存能力最佳的强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最能体现出中国农民那种既勤劳又狡猾，既粗放又自私的复杂特质。就是这位为了活着做什么都不过分的三爷，为了活命忍痛卖掉自己亲生女儿的绝情，为了娶到心仪女人愤然剁掉自己手指的震撼力，反悔失信的他却断然扣掉自己眼珠的自残。这一系列骇人的刚烈行举，透出受传统的主流的意识压迫已久的人性自然欲望得以快意释放的气息。于是，作者心目中的强者与硬汉野性与血性等影像得到张目，草莽英雄情结的自恋得到满足。相形之下的王老好这个人物是善的化身，一腔乐善好施的古道热肠，一生为祖辈创立的积德碑增光添彩而极尽行善之能事。为此，他付出了受苦受穷一辈子的代价，却心甘情愿。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为其善举令人动容的情思，由然进而将中国农民勤劳善良、老实厚道的传统美德于这个人物身上浓彩重抹加以涂饰的同时，也将这个人物可化为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固有着安贫守旧偏执愚昧的典型灵魂。显而易见，王老好这位安贫乐道传统礼教的守望者与三爷这位恣意肆为的闯荡者形成异峰相峙的奇观，涵盖了人性双重属性对立统一关系。
二、性格之于命运支配力的图示与追问
三爷与王老好这两个人物水火难容的性格已然决定着各自命运迥然不同的指向与归宿。作者将这两个人物性格特征通过社会变革这一宏大背景中加以凸显，并以这两个人物性格相互对立纠葛突出各自鲜明的个性和广泛的社会概括性。土改前，逃荒到两半屯的三爷与坐地户王老好都是穷苦人。三爷凭其一身冲劲胆量与野心，开荒垦地，卖女儿买耕牛，割腿肉赌输赢等拼打，拓田殖业成了地主。老守田园的王老好尽管千辛万苦勤俭持家，节衣缩食施舍与人的善举有口皆碑，自家日子过的依然贫困潦倒。土改了，三爷这位地主一夜之间落魄成穷光蛋，翻身的王老好应是扬眉吐气了，可他的日子仍然不见起色，分得一件三爷的裘皮袄舍不得穿压了箱底，分到一头耕牛不知怎么饲养成病牛，却不忍心宰杀，牛掉泪，他也落泪。三爷瞧不起他那副心慈手软的样子，骂他窝囊，还是三爷愤愤然地替他一刀割掉那头牛的脑袋，将刀一扔走人了。改革开放了，三爷这位自我放逐的角斗士使出浑身解数，一路轻骑驰骋于贫富峰谷间游刃有余，他像当初许许多多万元户昼夜间发家致富。在两半屯里置了机动车辆，盖起赫然醒目的“小皇楼”，而且还雇了工。王老好的儿子当了三爷的雇工。为此王老好不无悲叹道：这是剥削！竭力阻止儿子为三爷打工。他怀恋土改那段均贫富心理平衡且舒坦的日子。虽然三爷成为屯子里的首富，成为呼风唤雨的显赫人物，但王老好鄙视他的为人处事歪邪，认为三爷的致富不正道。三爷对此却不屑一顾，尽管做了些鸡盗狗窃不屑小事儿而背负缺德做损的骂名，也因其蛮横逞强而令人侧目遭嫉恨，依然我行我素。他罔顾所有的规矩，名分等道德秩序，对风云莫测的事物敢于冒险，他是不规则游戏的高手，就是这样一位既豪放又狭隘的、野蛮且理性、冒险且狡猾的三爷，也是这样肆无忌惮为富不仁的道德虚无者，从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性格打造出自己物质生态的精品。从这个人物身上映照出改革开放以来那些淘金者、偷猎者摇身一变成新贵、新宠的隐秘之处。
改革时代中国农村巨变莫过于簇新砖瓦房如雨后春笋般覆盖村村落落。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老好仍然蜗居那间旧草房，那是整个两半屯里唯一遗留下来的如同“土地庙”的草房。他为了积德碑为了自己能进祖坟活的像个虔诚的清教徒。别人有难他心里难受，别人日子过好了他却心安理得；他见不得别人患难的眼泪，宁可自家挨饿受苦也要倾囊相助。他不顾家小饥肠辘辘将全家仅有半袋口粮悉数救济途中讨饭的母女俩。老天对于行善积德之人应有垂青馈赠有加，可是命运反倒有负于他，他一生勤俭执善到头来却弄得一贫如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作品的悲剧意味因此而深化了。这种以自身家小的幸福甚至性命为他的尽善为他的积德碑去买单，这种有悖常情常理且近乎于愚顽的善，这种以患贫患难透支出来的善誉，非但悲壮而且悲惨。隐含着作者对封建礼教化身的积德碑具有讽喻性的指控。因为积德碑犹如一块压制人性正常发育的巨石，它使善性畸形，是贫穷与不幸愚昧与落后的罪魁祸首，也是思想僵化的紧箍咒。作品通过这两个人物性格刻画透视出当今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贫富差距因缘揭秘的端倪。
三、 人性双重属性不可调和的哀叹与挽唱 理论上讲，人性的自然属性与社会道德属性既对立又统一，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两者相互融合相互转化。人性不是抽象物，而是具体的。作为具体的人性是有着潜在的善与恶、魔鬼与天使两面孔。这是道德范畴指称。作者便从这一范畴挖掘人性双重属性既复杂又剥离这一幽深的剖面。于是将三爷与王老好这两个人物分别赋予双重属性的象征意义，提炼到了极致。作者这种叙述的用意无非是将这种被封建礼教烹制出来的善性置于时代变迁特别是改革时代背景中给予拷问。至于三爷这个既善非善既恶非恶的中性化人物，是人性自由与解放中级关怀的幻化偶像。这两个人物虽然各自活法路程截然相反，但是彼此终究殊途同归于死亡这一结局。两者的死亡都是为自身避免放弃独立性的唯一选择。三爷自戕是因于女儿要嫁给王老好儿子这桩因缘而反悔扣瞎了自己双眼，丧失视觉的三爷再也看不见阳光和女人，那等于丧失了生的欲望，他六十岁生日那天醉卧荒野被狼吃了，狼也被醉死了，家人就将这条腹裹三爷遗体的狼埋葬了。叙述甚是荒诞却有深意。三爷就是一条人间食利的狼，他通过自戕来救赎自己省钱缺德做损罪错，同时也是对自身特立独行的生存模式自尊自觉的维护。慈善与清白一生的王老好不堪三爷的诬陷与羞辱，在自家小屋上吊自尽，这种以死雪耻以死雪怨的壮举，反映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古风。这位从善如流一生的王老好之死是对以三爷为代表的现实社会另种势力的抗争。这两朵自然之花与道德之花自我凋谢与毁灭，诠释着人性双重属性外在矛盾和内在缺陷与偏执达到了不可调和不可弥补的地步。而且因三爷与王老好都极力阻挠拆散两家儿女婚姻，导致两位年轻人双双殉情从而使三爷与王老好这对矛盾及其紧张关系推向万劫不复的绝境。这两个人物命运归宿应验了“遥遥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这句现实的咒语。现实是一幕讽刺剧，现实馈赠于王老好悲情的善往往口惠而实不至；赋予这位强势三爷的是高处不胜寒的境遇，这也倒映出当下人们那种怀旧与梦想，失落与不甘的躁动心迹。其可谓曲终人散，于是伴着为人性中本其的雄放阳刚之气与天使般的博爱之美渐趋缺失而感到无限哀伤与惋叹，并将人生所有梦想与追求均奉于生命之绚烂与死亡之壮美的祭坛之上，留给人们的是不尽的哀美的挽唱。
四、 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解构与颠覆
王老好一生行善不仅家徒四壁，而且弄得众叛亲离。贫困使人麻木不仁甚至绝望。王老好的媳妇月影经年累月病病歪歪的，疾病与贫困这万般愁苦使她心灰意懒只好整天打麻将来消磨时日，借此麻醉自己，解脱自己。她无回天之力来扭转这个贫寒家境了，为了不再拖累这个家，他只好绝望的跳井自尽了。这个人物之死与其说是贫苦所致，莫如说是王老好纯粹善性使然。寓意着这个与王老好厮守一生的女人对王老好的善和积德碑给予彻底的否定与决裂。贫穷使人的原欲受到严重的压抑。王老好儿子公羊已是男大当婚的年龄了，因家贫像农村有些穷光棍一样娶不起媳妇。年轻人美好向往与追求遭到摧残，长此以往的性压抑，犹如积蓄已久的火山，一种不可遏制的原欲就将牲畜幻化成宣泄的对象。非但如此，这位饥不择食的公羊还不顾舆情与王老好的责骂，依然决然的将屯子里名声狼藉的“半掩门”这个荡妇娶到家。公羊认为顾不了名分与否，只要她是女人就好。对这个大逆不道的儿子，王老好如雷轰顶，恼羞成怒交加气昏倒地，不无哀叹道：造孽呀，这是挖咱祖坟啊！公羊的叛举具有当代青年新潮的典型性。作品通过王老好媳妇月影自尽，儿子老蔫的殉情和儿子公羊公然反叛等一系列描述，从中看出以积德碑为荣耀的王氏家族由盛及衰的演绎图景，特别是王老好一生殚精竭虑守护着他心目中神灵般的积德碑被撼动了，预示着随着新时代的发展，中国从以往封建礼教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渐趋解构或颠覆。
五、 价值取向面临十字路口的困惑及其两元诉求
三爷与王老好这两个人典型意义，折射出传统与现代，主流与非主流的价值取向面临十字路难以选择的困惑。诚如作者在这部小说自序中写道：“自然与道德是人类最美的花朵，如果把他们比作两朵鲜花的话，真不知该采哪一朵。”我们企慕三爷的个性张力，但又忧于为此而消解了德性；我们敬佩王老好的美德，却又不情愿为此而背负着清苦的债务。这是否为至今困扰于我们精神世界难解之结呢？作者试图将三爷这种狼性的狂欢与王老好善性的行吟勾兑一杯人生美酒，即物质的富有与精神的满足劳动的付出与消费的享乐等人生两元诉求得以完美结合。然而，他的作品叙事逻辑不得不遵循这样的事实，即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灵与肉的分离恰巧似三爷与王老好为抽象的比拟。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消费的时代，在这不可抵御的高品质、高质量物欲前潮的诱惑下，人们遇到前所未有双重负压，物质的世界紧紧包裹着人的躯体的同时，也遮蔽了仰望星空的双眼；沉迷于物欲的奔波劳顿，也受着精神焦竭的煎熬。超前消费导致我们成了物欲的早泄者，同时也是精神缺乏自慰的阳痿者。在强大的物质面前，精神领地成为其婢女。在价值取向的路途中，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不是也不会成为强势的三爷或慈悲的王老好这两级人物，充其量不过介乎两者其中且迷失于钱钟书小说《围城》爬进爬出的可怜虫。城墙外那副疲惫的身躯渴望城墙内的安适，城墙内那颗孤寂的心灵向往墙外的精彩，我们就如此这般矛盾的生活着，萦绕于我们心头的挥之不去的是困惑与焦虑，这不是件坏事，至少由于这种彷徨心态的存在，才使我们有理由通过探索与沉思找到人生价值取向的正确出口，这就是这件作品通过人性分离与逆乱状态作一尝试性的梳理，给人启示的回应。
〔责任编辑：郭梅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