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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苏联著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因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帕斯捷尔纳克却拒绝领奖。帕斯捷尔纳克为何拒领诺贝尔奖？俄罗斯档案文件的解密，为我们准确了解这件事的真实原因提供了可能。
《日瓦戈医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帕斯捷尔纳克，于1890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很有教养的家庭，父亲是一位曾经为托尔斯泰的《复活》画过插图的著名肖像画家，母亲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钢琴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帕斯捷尔纳克就已经出版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和《在栅栏上》等诗集，渐渐地他开始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在苏联诗坛上享有一定的声誉。但是，苏联文艺界的多数领导人却不喜欢他，他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诗人，其诗作渐渐无处发表，于是不得不转而翻译外国诗歌。
从1948年开始，帕斯捷尔纳克用了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讲述了一个真诚的、专心于自己的业务的知识分子日瓦戈医生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理想、希望、期待、欣喜、失望、沮丧和坎坷经历。小说完成后，帕斯捷尔纳克将这部小说的手稿寄给了苏联《新世界》杂志编辑部，希望能在苏联国内出版这部小说。然而，出乎他的意料，《新世界》杂志编辑部将手稿退还给了他，并附了一封严厉谴责他的信。
1956年6月，帕斯捷尔纳克又将《日瓦戈医生》的手稿寄给了意大利出版商、意共党员费尔特里内利，希望在西方出版。同年11月，这部小说的意大利文版在米兰面世，接着又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西方媒体对这部小说的出版给予了极好的评价，意大利《现代》杂志主编尼古拉·奇亚洛蒙特认为这部小说概括了俄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时期，“继《战争与和平》之后，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概括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英国作家彼得·格林将《日瓦戈医生》称为“一部不朽的史诗”，“《日瓦戈医生》的出版使阳光穿透云层”。美国从事苏联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马克·斯洛宁则称赞道：“帕斯捷尔纳克的这本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的出版是文学界的头等大事。”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一时间，朋友们祝贺他获奖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帕斯捷尔纳克随后也给瑞典科学院拍发了一封感谢的电报：“无比感激。激动。光荣。惶恐。羞隗。”
苏共定性作家的获奖是西方的阴谋
然而，就在瑞典科学院宣布将195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同一天，即1958年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给苏共中央呈交了一份关于对帕斯捷尔纳克采取措施的报告，报告提出了5项措施，建议将西方把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认定为“是针对我国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旨在煽动冷战的手段”；“应当尝试通过作家康·费定向帕斯捷尔纳克说明因为授予他诺贝尔奖而发生的情况，并劝告他拒绝受奖，并在报刊上发表相应的声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331页。下文中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卷收录的“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专题档案。）
苏斯洛夫的报告迅速获得批准。还是同一天，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就做出了《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诽谤性长篇小说的决定》，该《决定》几乎完全采纳了苏斯洛夫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措施：认定西方“将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这样一部诽谤性地描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这场革命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是针对我国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旨在煽动冷战的手段”；“在《新世界》杂志和《文学报》上发表《新世界》杂志编辑部1956年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准备一篇文艺短评在《真理报》上发表，对帕斯捷尔纳克这部长篇小说本身进行尖锐的批评，同时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就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一事掀起的敌对性宣传活动的实质”；“组织并公布一批最著名的苏联作家的表态文章，其中要把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看作是煽动冷战的企图”。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上述决定很快成为苏联国内针对帕斯捷尔纳克及《日瓦戈医生》的讨伐和批判浪潮。10月26日，《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和7位编委联名给《文学报》写信，谴责帕斯捷尔纳克将手稿交给外国出版商去出版的做法，认为这一行为“玷污了苏联作家和公民最起码的荣誉和良心”，并要求《文学报》发表《新世界》杂志1956年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退稿信。同一天，苏联著名评论家萨拉夫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的文章，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作家协会则立即宣布开除帕斯捷尔纳克，高尔基文学院学生更结队到作家住宅门前闹事，投掷石块，击毁门窗，使帕斯捷尔纳克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重压之下，作家不得不公开认错
随后，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斯内在庆祝共青团成立四十一周年大会上宣称：既然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如此不满，那么他尽可以离开苏联到“资本主义乐园”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苏联官方有人主张将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
这使帕斯捷尔纳克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于是，他动笔给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请求不要将他驱逐出境。他在1958年11月1日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倾诉道：“我求助于您本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从谢米恰斯内同志的报告中，我得悉：政府‘将不会对于我离开苏联制造任何障碍’。而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出生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我同俄罗斯是不可分的。我无法想象我的命运会与俄罗斯分开”，“无论我的过失与迷误有多么巨大，我不可能设想到，我竟会处于西方一些人围绕我的名字而掀起的这样一场政治运动的中心。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通知了瑞典科学院，自愿放弃诺贝尔奖。离开我的祖国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死亡，因此我请求不要对我采取这种极刑。” 1958年11月5日，帕斯捷尔纳克又给《真理报》编辑部发去了一封公开承认自己错误的信。第二天，这封信便在《真理报》上公开发表了。作家在信中大包大揽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为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辩解：“《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曾警告我说：这部长篇小说可能被读者理解为一部矛头指向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基础的作品。可是，我却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现在我对此后悔不已……我似乎在断言：任何革命都是历史上非法的现象，这种非法现象之一便是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给俄罗斯带来了不幸，并造成了俄国正统知识分子的死亡。不过，我清楚这样的断言，而且竟把它们解释到了如此荒谬的地步，实非我的本意。而且，我的得到诺贝尔奖的劳动，竟授人以柄，做出如此令人伤心的解释，这才是我最终拒绝受奖的原因”，“我从来不曾有过损害自己国家和自己人民的想法”。
同时，帕斯捷尔纳克还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深深热爱之情：“我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在俄罗斯工作，我同它是密不可分的，被驱逐而离开它出走异乡对于我是无法想象的。”他还一再声明：自己发表这封公开信完全是“自愿的”，“我没有受到迫害，我的生命和自由均无危险，绝对没有”，“我想再一次强调说明，我的一切行动都是自愿的”，“谁也没有强迫我，我写这份声明时心灵自由”。在上文引述的1958年11月1日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帕斯捷尔纳克已经明确表示他“通知了瑞典科学院自愿放弃诺贝尔奖”，在11月6日《真理报》上发表的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信中他再次表示：这是“我自己作出的决定，并无任何人强迫我，寄出了表示自愿放弃受奖的声明”。
同年12月29日，帕斯捷尔纳克再次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并致电瑞典科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希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应当说，帕斯捷尔纳克还是一位比较单纯的作家，他的单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1956年，当他完成了《日瓦戈医生》一书的写作之后，他将手稿寄给了《新世界》杂志编辑部，希望能在苏联国内出版这部书，可见，他是认定他的手稿是没有问题的，否则他又怎么会自己主动将手稿交给《新世界》杂志去公开出版呢？他只是深信“我从来不曾有过损害自己国家和自己人民的想法”，于是便坦然地将手稿寄发了出去，而全然意识不到在当时两大阵营，包括意识形态对抗在内的“冷战"aE愈演愈烈之际的特殊性，以及他置身其中的苏联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文学被政治化。
第二，在《新世界》杂志社将他的手稿退还给他，并附了一封严厉谴责他的信之后，他竟然还将手稿送到了境外去出版，并且在获悉他的作品荣获了诺贝尔奖之后，比较欣喜，甚至还天真地想当然地认为他为苏联长了脸，苏联政府和人民会赞扬他，并且以他为豪。
当时的苏联克格勃主席谢列平在1959年2月20日呈交给苏共中央的有关帕斯捷尔纳克的调查材料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1958年10月23日，当得知授予他诺贝尔奖时，帕斯捷尔纳克曾对一名外国记者说，他得悉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并且认为苏联也会欢迎这件事，因为正是苏联社会的一员获得了这项荣誉。他期望苏联当局和社会人士会给予积极的反应。”
第三，在遭受国内有组织的批判、面对巨大压力之际，一方面他在《真理报》上发表公开声明承认自己的错误，拒领诺贝尔奖；另一方面他在自认为极其安全的私人信件中，又倾诉了他内心深处的哀伤，洞开了他的真实思想，却全然不知他的一切私人信件和私人交往早就牢牢地被克格勃掌控了。
上述克格勃主席谢列平1959年2月20日呈交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证实：在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1957年8月，“在写给姐姐斯列特的信中，帕斯捷尔纳克还告诉她说：‘东西已经写出来了，什么也无法妨碍它在亘古长存的生活中占领一席之地’”；当帕斯捷尔纳克获悉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不顾苏联社会公众的愤慨，不愿意放弃诺贝尔奖，而他在报刊上发表的声明可作双重解释。实际上，根据对帕斯捷尔纳克信件实行的监控得知，他曾试图向国外寄出若干信件，其中重申了对于授予他诺贝尔奖的欣喜，并全权委托他所认识的住在法国的德普鲁埃尔伯爵夫人为他代领。”自然，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一愿望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克格勃已经采取了相应措施。
张宁据《炎黄春秋》徐元宫/文 整理
《日瓦戈医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帕斯捷尔纳克，于1890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很有教养的家庭，父亲是一位曾经为托尔斯泰的《复活》画过插图的著名肖像画家，母亲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钢琴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帕斯捷尔纳克就已经出版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和《在栅栏上》等诗集，渐渐地他开始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在苏联诗坛上享有一定的声誉。但是，苏联文艺界的多数领导人却不喜欢他，他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诗人，其诗作渐渐无处发表，于是不得不转而翻译外国诗歌。
从1948年开始，帕斯捷尔纳克用了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讲述了一个真诚的、专心于自己的业务的知识分子日瓦戈医生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理想、希望、期待、欣喜、失望、沮丧和坎坷经历。小说完成后，帕斯捷尔纳克将这部小说的手稿寄给了苏联《新世界》杂志编辑部，希望能在苏联国内出版这部小说。然而，出乎他的意料，《新世界》杂志编辑部将手稿退还给了他，并附了一封严厉谴责他的信。
1956年6月，帕斯捷尔纳克又将《日瓦戈医生》的手稿寄给了意大利出版商、意共党员费尔特里内利，希望在西方出版。同年11月，这部小说的意大利文版在米兰面世，接着又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西方媒体对这部小说的出版给予了极好的评价，意大利《现代》杂志主编尼古拉·奇亚洛蒙特认为这部小说概括了俄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时期，“继《战争与和平》之后，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概括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英国作家彼得·格林将《日瓦戈医生》称为“一部不朽的史诗”，“《日瓦戈医生》的出版使阳光穿透云层”。美国从事苏联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马克·斯洛宁则称赞道：“帕斯捷尔纳克的这本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的出版是文学界的头等大事。”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一时间，朋友们祝贺他获奖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帕斯捷尔纳克随后也给瑞典科学院拍发了一封感谢的电报：“无比感激。激动。光荣。惶恐。羞隗。”
苏共定性作家的获奖是西方的阴谋
然而，就在瑞典科学院宣布将195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同一天，即1958年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给苏共中央呈交了一份关于对帕斯捷尔纳克采取措施的报告，报告提出了5项措施，建议将西方把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认定为“是针对我国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旨在煽动冷战的手段”；“应当尝试通过作家康·费定向帕斯捷尔纳克说明因为授予他诺贝尔奖而发生的情况，并劝告他拒绝受奖，并在报刊上发表相应的声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331页。下文中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卷收录的“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专题档案。）
苏斯洛夫的报告迅速获得批准。还是同一天，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就做出了《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诽谤性长篇小说的决定》，该《决定》几乎完全采纳了苏斯洛夫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措施：认定西方“将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这样一部诽谤性地描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这场革命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是针对我国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旨在煽动冷战的手段”；“在《新世界》杂志和《文学报》上发表《新世界》杂志编辑部1956年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准备一篇文艺短评在《真理报》上发表，对帕斯捷尔纳克这部长篇小说本身进行尖锐的批评，同时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就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一事掀起的敌对性宣传活动的实质”；“组织并公布一批最著名的苏联作家的表态文章，其中要把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看作是煽动冷战的企图”。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上述决定很快成为苏联国内针对帕斯捷尔纳克及《日瓦戈医生》的讨伐和批判浪潮。10月26日，《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和7位编委联名给《文学报》写信，谴责帕斯捷尔纳克将手稿交给外国出版商去出版的做法，认为这一行为“玷污了苏联作家和公民最起码的荣誉和良心”，并要求《文学报》发表《新世界》杂志1956年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退稿信。同一天，苏联著名评论家萨拉夫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的文章，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作家协会则立即宣布开除帕斯捷尔纳克，高尔基文学院学生更结队到作家住宅门前闹事，投掷石块，击毁门窗，使帕斯捷尔纳克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重压之下，作家不得不公开认错
随后，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斯内在庆祝共青团成立四十一周年大会上宣称：既然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如此不满，那么他尽可以离开苏联到“资本主义乐园”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苏联官方有人主张将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
这使帕斯捷尔纳克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于是，他动笔给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请求不要将他驱逐出境。他在1958年11月1日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倾诉道：“我求助于您本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从谢米恰斯内同志的报告中，我得悉：政府‘将不会对于我离开苏联制造任何障碍’。而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出生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我同俄罗斯是不可分的。我无法想象我的命运会与俄罗斯分开”，“无论我的过失与迷误有多么巨大，我不可能设想到，我竟会处于西方一些人围绕我的名字而掀起的这样一场政治运动的中心。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通知了瑞典科学院，自愿放弃诺贝尔奖。离开我的祖国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死亡，因此我请求不要对我采取这种极刑。” 1958年11月5日，帕斯捷尔纳克又给《真理报》编辑部发去了一封公开承认自己错误的信。第二天，这封信便在《真理报》上公开发表了。作家在信中大包大揽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为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辩解：“《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曾警告我说：这部长篇小说可能被读者理解为一部矛头指向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基础的作品。可是，我却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现在我对此后悔不已……我似乎在断言：任何革命都是历史上非法的现象，这种非法现象之一便是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给俄罗斯带来了不幸，并造成了俄国正统知识分子的死亡。不过，我清楚这样的断言，而且竟把它们解释到了如此荒谬的地步，实非我的本意。而且，我的得到诺贝尔奖的劳动，竟授人以柄，做出如此令人伤心的解释，这才是我最终拒绝受奖的原因”，“我从来不曾有过损害自己国家和自己人民的想法”。
同时，帕斯捷尔纳克还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深深热爱之情：“我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在俄罗斯工作，我同它是密不可分的，被驱逐而离开它出走异乡对于我是无法想象的。”他还一再声明：自己发表这封公开信完全是“自愿的”，“我没有受到迫害，我的生命和自由均无危险，绝对没有”，“我想再一次强调说明，我的一切行动都是自愿的”，“谁也没有强迫我，我写这份声明时心灵自由”。在上文引述的1958年11月1日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帕斯捷尔纳克已经明确表示他“通知了瑞典科学院自愿放弃诺贝尔奖”，在11月6日《真理报》上发表的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信中他再次表示：这是“我自己作出的决定，并无任何人强迫我，寄出了表示自愿放弃受奖的声明”。
同年12月29日，帕斯捷尔纳克再次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并致电瑞典科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希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应当说，帕斯捷尔纳克还是一位比较单纯的作家，他的单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1956年，当他完成了《日瓦戈医生》一书的写作之后，他将手稿寄给了《新世界》杂志编辑部，希望能在苏联国内出版这部书，可见，他是认定他的手稿是没有问题的，否则他又怎么会自己主动将手稿交给《新世界》杂志去公开出版呢？他只是深信“我从来不曾有过损害自己国家和自己人民的想法”，于是便坦然地将手稿寄发了出去，而全然意识不到在当时两大阵营，包括意识形态对抗在内的“冷战"aE愈演愈烈之际的特殊性，以及他置身其中的苏联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文学被政治化。
第二，在《新世界》杂志社将他的手稿退还给他，并附了一封严厉谴责他的信之后，他竟然还将手稿送到了境外去出版，并且在获悉他的作品荣获了诺贝尔奖之后，比较欣喜，甚至还天真地想当然地认为他为苏联长了脸，苏联政府和人民会赞扬他，并且以他为豪。
当时的苏联克格勃主席谢列平在1959年2月20日呈交给苏共中央的有关帕斯捷尔纳克的调查材料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1958年10月23日，当得知授予他诺贝尔奖时，帕斯捷尔纳克曾对一名外国记者说，他得悉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并且认为苏联也会欢迎这件事，因为正是苏联社会的一员获得了这项荣誉。他期望苏联当局和社会人士会给予积极的反应。”
第三，在遭受国内有组织的批判、面对巨大压力之际，一方面他在《真理报》上发表公开声明承认自己的错误，拒领诺贝尔奖；另一方面他在自认为极其安全的私人信件中，又倾诉了他内心深处的哀伤，洞开了他的真实思想，却全然不知他的一切私人信件和私人交往早就牢牢地被克格勃掌控了。
上述克格勃主席谢列平1959年2月20日呈交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证实：在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1957年8月，“在写给姐姐斯列特的信中，帕斯捷尔纳克还告诉她说：‘东西已经写出来了，什么也无法妨碍它在亘古长存的生活中占领一席之地’”；当帕斯捷尔纳克获悉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不顾苏联社会公众的愤慨，不愿意放弃诺贝尔奖，而他在报刊上发表的声明可作双重解释。实际上，根据对帕斯捷尔纳克信件实行的监控得知，他曾试图向国外寄出若干信件，其中重申了对于授予他诺贝尔奖的欣喜，并全权委托他所认识的住在法国的德普鲁埃尔伯爵夫人为他代领。”自然，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一愿望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克格勃已经采取了相应措施。
张宁据《炎黄春秋》徐元宫/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