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照片上，那些器官美丽得不真实，完全不像我们身体里的一部分，它们出自赵欣的镜头之下。
拍人头，拍健康的心脏、肝、神经，赵欣有技术关和心理关要过，站在标本前，她还时时忘不了，自己是学艺术出身……
因为她的工作，我国本土化的医学论著才配上了高质量的图片，在此之前，有的只是傻瓜相机的作品或是手绘图。全国那么多摄影师，把这个做好的人不多。
对我们而言，她让我们看清了自己的内在，看看那些照片，你会不会好奇自己、了解自己，爱惜自己更多一些?
她拍过的静物都是福尔马林浸泡过的人体器官——赵欣，瘦弱清秀的年轻女子，学摄影出身，在某医科大学的摄影艺术学院做老师，教书之外，从事着一份特殊的工作。
她的作品在好几个国家出版的医学图谱中被引用，注释文字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甚至捷克语。
2004年，她第一次把镜头对准器官标本，那个时候先生不愿意吃她做的饭。三年之后，他对她说：“这是可以当作事业来做的，你已经坚持了这么久，就不要放弃……”
【从艺术系讲台到解剖台】
赵欣做这一行，是从2004年5月开始的。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的教授们想出一本有关神经系统的教材，其中有一张照片，需要把大脑打开一个缺口，拍摄里面一根深层的神经。教授们很为难，开口又小又深，即使按照老方法把标本放在阳光底下转动角度，也没法让光照进去，拍到里面的神经。无奈之下有人建议：“咱们学校不是有摄影系吗?请他们派个专业老师来吧。”
大连医科大学是专业医学院校，之所以有摄影专业，还要从日军侵华说起。抗战结束后，许多在大连的日本遗孤被当地老百姓照料，其中一个日本孩子长大后，出于感恩之心，想资助一个大学摄影专业，一来二去，诞生了大连医科大学摄影系。“我们是纯粹的艺术专业，和医学一点关系也没有，不是学拍X光片、B超的”——这是摄影系老师出去招生时重复最多的一句话。
赵欣说：“不仅如此，我们也不是学拍摄人体器官标本的。”
只是因为那根大脑神经，作为摄影系的老师，赵欣被借给了解剖教研室救急。她把专业摄影灯支在解剖台旁边，拿硬纸板做了个纸筒，把光引进大脑的切缝里，一下就解决了问题。女孩子的聪明给解剖教研室教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有了摄影问题，他们也频频请教她，一来二去，干脆提出，希望赵欣能帮他们拍完整本教材的插图。
【“拍完这个我再也不拍了!”】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就想给他们帮帮忙，碍于人情，赶紧完成任务就算了，毕竟这不是我份内的工作。”赵欣回忆说，“而且你面对那些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大脑也没法积极。基本上是他们一边解剖，我一边拍，只有早上能吃饭，中午晚上都不可能吃了，你会觉得饭菜都是解剖台上的味道。”最开始拍片的那一周，她瘦了三四斤。
更让赵欣积极不起来的，还有艺术和科学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
作为摄影师，她注重表现一个物体的立体感和质感，会用光线来突出这些感觉，但解剖教研室的老师对此不以为然：“你这不行，暗的地方太暗，亮的地方太亮。”在标本拍摄上，一句“不行”不是简简单单的重拍就能解决问题，”我的照片是记录整个解剖过程的，浅层肌肉剥离了，我才能拍深层肌肉，你告诉我浅层肌肉拍得不行，那就意味着整个解剖过程重新返工。”
谁愿意在自己的专业上被人指着说“不行”呢?赵欣妥协了，她把器官四周的光都打得一样亮，一切细节清晰无比，教授们满意了，她却在心里“打鼓”：光太平，空间感就没了，甚至看不出来哪里是平面，哪里有转弯。这样的照片没问题吗?
当年夏天的一件事，让赵欣更加怀疑自己的工作了。
那天傍晚，学校解剖教研室的于老师来到赵欣家，说自己要出差，先把标本送来，请她赶紧拍摄。当时赵欣正在做饭，匆忙之中没有问是什么标本。等她做完饭，打开塑料袋一看，毛骨悚然——竟然是两个人头！
“搞解剖的老师拿着一条胳膊一条腿都是司空见惯，但对普通人来说，还是接受不了家里放着俩人头。”赵欣正在发愁，先生下班回家了，一看就急了，那是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吵得最厉害的一次。
同是搞摄影的丈夫说：“你拍点什么不行你拍这个！我非把这两个人头扔下去不可!”赵欣回答：“你不能扔，这标本很贵，咱赔不起。”
吵架归吵架，两人商量半天，说这东西不能在家里过夜。于是晚上8点多，大连的马路上出现了两个谨慎的身影，一人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塑料袋。“我们协商了一下，决定公平一点，一人拿一个，连夜送到学校去。”先生走着还气哼哼地说：”这要让警察发现还了得！”
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医学工作者的意见分歧，再加上家人的强烈反对，赵欣下定了决心，她对先生说：”你放心，我这纯属院系之间帮忙，拍完这本书，我再也不拍了。”
【豁然之后又进狭道】
不过赵欣没有说“不”的机会了。拍完神经系统之后不久，解剖教研室的老师们又希望她能帮忙再拍一本心脏图谱。“这些老师年纪比我大很多，我不好意思直接说不行。”更重要的是，赵欣发现，和教授们朝夕相处，自己也被他们的科学精神感染了。“看到一个标本，觉得特别标准的时候，高兴得和孩子一样。干活从来不考虑周六周日，完成了工作才会特别高兴。我学的是艺术，教的是艺术系学生，懒懒散散惯了，看到他们，就觉得特别感动。”
还有一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赵欣的想法，那是一次心脏解剖拍摄。平时的拍摄工作，赵欣身边一般只有一个解剖老师，而那一次，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二医院，以及学校里许多搞心脏研究的专家都到了。拍摄过程中专家们争论得很激烈。解剖专家说，解剖学对位置和角度有严格界定，比如说左前斜、右前斜、内侧、外侧、浅、深之类的解剖方位术语，都必须在固定的拍摄角度之下才有意义；临床医生们则不同意这种拍法，他们说图谱就是治病救人用的，拍摄必须按照在手术时能看到的实际角度为准，不能在手术时和病人说，劳驾您翻个身，我们看不见心脏的背面。
“其实他们争论的角度和方向，我的相机歪一点或者偏一点都很容易做到。”那一次争论让赵欣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他们为什么这么认真地争执，是因为我拍下来的照片，将来就是治病救命用的，一点都不能马虎。”
了解到工作的重要性，赵欣也不像以前那样消极妥协了。她向解剖教研室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光打得太平，立体感没了，这样也不利于临床应用。”她开始自己给自己“加码”，每次按要求拍一张，再按自己的想法拍一张，放在一起给教授们看。“慢慢地，他们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觉得我说的不无道理。”
解决了明暗光比问题，等于扫清了标本拍摄一大障碍。怎么打光，怎么选角度，也是特别关键的两个地方。人体器官如鬼斧神工，复杂，精妙，沟壑起伏，细节颇多，实拍前要特别认真地观察才能打好光，很练眼睛；另外角度也很重要，开始赵欣总是为了漂亮而选角度，教授说，是漂亮了，不是我们治病救人需要的！后来她调整了很久，才接纳了端端正正的拍摄角度。
工作越来越顺利，赵欣渐渐忘了自己曾经在科学和艺术两界间的茫然。2005年的一天，一个学雕塑的老同学到她家玩，顺口问她最近拍了什么作品，她拿出几张照片给同学看：“你猜这是什么？”
“是树枝，还是珊瑚?这么漂亮！能不能送给我，我想当作雕塑创作的题材。”
赵欣笑了：“这个，咱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那是铸型的血管和神经，在黑色背景下像宝石熔炼而成的河流一样熠熠生光。“我只是挑了一些我认为比较漂亮的照片，可是同学那么激动，我第一次觉得，也许这样的题材也有艺术创作的价值。再拍摄时，我也有动力多了。”
一切仿佛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着。赵欣拍完心脏，又开始接触塑化人体标本。
冬天的一个傍晚，赵欣正准备拍摄当天的最后一组照片——一个站立的标本。为了达到好的拍摄效果，摄影棚里其他的灯都关闭了，只留下一盏。棚里很安静，只有快门的咔嚓声，突然，她觉得被谁拽了一下。
“我往前走，走不动，就感觉后面有人拽我，特别特别害怕，根本叫不出来……后来发现是我大衣上的帽子挂在一个标本的手上了。”
惊魂略定，过了两天，她又开始了拍摄，这次是一个摆出投篮姿势的人体标本。“也是只有一盏灯，我离那个标本很近很近，在它身上测光，结果不知怎么回事，它手里的篮球忽然掉下来了，正好砸在我头上。”
被结结实实地吓了两次之后，赵欣绷不住了，她开始做梦，标本们和她说话，让她帮忙把身上盖着的布拿下来。“我想这工作我是没法儿做下去了，心理压力太大了。”
【夜路有人同行】
这时候，有人对赵欣说了一句话：“既然都坚持这么久了，那就不应该放弃。”说话的人正是她的先生，不吃她做的饭、为“人头”跟她吵架的那个人。
把时间倒回“人头事件”。赵欣曾经把这件事讲给解剖教研室主任隋鸿锦听，讲完了，隋教授找出一些书，让赵欣带回去给先生看。那是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大师画下的人体构造图。据说达·芬奇亲自解剖过30多具尸体，米开朗基罗做过12年尸体解剖，他们揣摩研究了人体结构，为日后画出栩栩如生的人像作品打下了基础。
“我拿回去给他看，然后我们俩就在家里聊起来。艺术和科学始终是关系紧密的，在他们的时代，做科学研究是为了艺术服务，那么现在，也应该可以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找到展现艺术的空间。”赵欣趁热打铁，又把那些自己拍下的“不像标本的标本照片”拿给先生看，“他也挺兴奋的，说我们自己对自己太不了解了，原来我们身上还有这些可供艺术创作的东西，这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反对了。”
赵欣被塑化人体标本吓着之后，曾经带先生去看过一次自己的工作环境：远离市区的偏僻工厂，仓库改造成的摄影棚，里面放满了各种姿势的人体标本，冬天连暖气也没有，必须穿着军大衣，一拍就是一整天。先生看完半天没说话，最后问赵欣：“这就是你的工作环境？”她点头，他又说：“看来你还有很多方面是我不了解的，我需要重新认识你。以后我多陪着点你吧。”
说到做到，之后，他开始经常陪赵欣一起拍照，两个人在现场有商有量，想法不同时也会争执。有了先生“壮胆”，赵欣不再那么害怕了，还忍不住幽他一默：”过去我刚开始拍摄的时候，他老嫌家里有标本味儿，每次我一回家，他就把我的外衣洗了，等到他自己开始拍的时候，严于律己，回到家内衣外衣都洗一遍！”
现在，赵欣涉及的拍摄题材更加广泛，过去只是拍正常器官，现在开始拍有病变的器官。她发现自己的健康观也渐渐发生了改变：”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有时会问问她们的第一计划是什么，她们说是美容减肥。我做了这份工作之后，慢慢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看到那些脑出血的实物，硬化的肝，你会觉得，外表漂亮与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健康。”
曾经看到解剖就吃不下饭，现在兜里老装着张小卡片，上面是她拍的“健康肺”和“吸烟肺”的对比照片，看到朋友抽烟，她就习惯性地把卡片拿出来给人家看：“还抽烟!你的肺就是这样的。”
“我学到不少解剖知识，开玩笑地说，我是医学本科生的水平，这是脑干，这是垂体，基本上全身的骨骼、内脏和一些血管拿来，我都能认识。这就是我们擅长的形象思维，看过的，拍过的，就能记住。”
学校解剖教研室的老师们，拍完心脏之后想拍神经，拍完神经了想拍运动系统，消化系统，想法越来越多，计划越来越系统。
赵欣也越来越安心地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医学摄影她会坚持做下去，作为一个教新闻摄影的老师，她还有自己的创作方向，日本节日民俗，大连基督教派的活动、城市新旧建筑、医生制作标本的过程……在那些题材里，她又做回让别人和自己都熟悉、开心的赵欣。
编辑 赵萍
拍人头，拍健康的心脏、肝、神经，赵欣有技术关和心理关要过，站在标本前，她还时时忘不了，自己是学艺术出身……
因为她的工作，我国本土化的医学论著才配上了高质量的图片，在此之前，有的只是傻瓜相机的作品或是手绘图。全国那么多摄影师，把这个做好的人不多。
对我们而言，她让我们看清了自己的内在，看看那些照片，你会不会好奇自己、了解自己，爱惜自己更多一些?
她拍过的静物都是福尔马林浸泡过的人体器官——赵欣，瘦弱清秀的年轻女子，学摄影出身，在某医科大学的摄影艺术学院做老师，教书之外，从事着一份特殊的工作。
她的作品在好几个国家出版的医学图谱中被引用，注释文字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甚至捷克语。
2004年，她第一次把镜头对准器官标本，那个时候先生不愿意吃她做的饭。三年之后，他对她说：“这是可以当作事业来做的，你已经坚持了这么久，就不要放弃……”
【从艺术系讲台到解剖台】
赵欣做这一行，是从2004年5月开始的。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的教授们想出一本有关神经系统的教材，其中有一张照片，需要把大脑打开一个缺口，拍摄里面一根深层的神经。教授们很为难，开口又小又深，即使按照老方法把标本放在阳光底下转动角度，也没法让光照进去，拍到里面的神经。无奈之下有人建议：“咱们学校不是有摄影系吗?请他们派个专业老师来吧。”
大连医科大学是专业医学院校，之所以有摄影专业，还要从日军侵华说起。抗战结束后，许多在大连的日本遗孤被当地老百姓照料，其中一个日本孩子长大后，出于感恩之心，想资助一个大学摄影专业，一来二去，诞生了大连医科大学摄影系。“我们是纯粹的艺术专业，和医学一点关系也没有，不是学拍X光片、B超的”——这是摄影系老师出去招生时重复最多的一句话。
赵欣说：“不仅如此，我们也不是学拍摄人体器官标本的。”
只是因为那根大脑神经，作为摄影系的老师，赵欣被借给了解剖教研室救急。她把专业摄影灯支在解剖台旁边，拿硬纸板做了个纸筒，把光引进大脑的切缝里，一下就解决了问题。女孩子的聪明给解剖教研室教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有了摄影问题，他们也频频请教她，一来二去，干脆提出，希望赵欣能帮他们拍完整本教材的插图。
【“拍完这个我再也不拍了!”】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就想给他们帮帮忙，碍于人情，赶紧完成任务就算了，毕竟这不是我份内的工作。”赵欣回忆说，“而且你面对那些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大脑也没法积极。基本上是他们一边解剖，我一边拍，只有早上能吃饭，中午晚上都不可能吃了，你会觉得饭菜都是解剖台上的味道。”最开始拍片的那一周，她瘦了三四斤。
更让赵欣积极不起来的，还有艺术和科学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
作为摄影师，她注重表现一个物体的立体感和质感，会用光线来突出这些感觉，但解剖教研室的老师对此不以为然：“你这不行，暗的地方太暗，亮的地方太亮。”在标本拍摄上，一句“不行”不是简简单单的重拍就能解决问题，”我的照片是记录整个解剖过程的，浅层肌肉剥离了，我才能拍深层肌肉，你告诉我浅层肌肉拍得不行，那就意味着整个解剖过程重新返工。”
谁愿意在自己的专业上被人指着说“不行”呢?赵欣妥协了，她把器官四周的光都打得一样亮，一切细节清晰无比，教授们满意了，她却在心里“打鼓”：光太平，空间感就没了，甚至看不出来哪里是平面，哪里有转弯。这样的照片没问题吗?
当年夏天的一件事，让赵欣更加怀疑自己的工作了。
那天傍晚，学校解剖教研室的于老师来到赵欣家，说自己要出差，先把标本送来，请她赶紧拍摄。当时赵欣正在做饭，匆忙之中没有问是什么标本。等她做完饭，打开塑料袋一看，毛骨悚然——竟然是两个人头！
“搞解剖的老师拿着一条胳膊一条腿都是司空见惯，但对普通人来说，还是接受不了家里放着俩人头。”赵欣正在发愁，先生下班回家了，一看就急了，那是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吵得最厉害的一次。
同是搞摄影的丈夫说：“你拍点什么不行你拍这个！我非把这两个人头扔下去不可!”赵欣回答：“你不能扔，这标本很贵，咱赔不起。”
吵架归吵架，两人商量半天，说这东西不能在家里过夜。于是晚上8点多，大连的马路上出现了两个谨慎的身影，一人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塑料袋。“我们协商了一下，决定公平一点，一人拿一个，连夜送到学校去。”先生走着还气哼哼地说：”这要让警察发现还了得！”
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医学工作者的意见分歧，再加上家人的强烈反对，赵欣下定了决心，她对先生说：”你放心，我这纯属院系之间帮忙，拍完这本书，我再也不拍了。”
【豁然之后又进狭道】
不过赵欣没有说“不”的机会了。拍完神经系统之后不久，解剖教研室的老师们又希望她能帮忙再拍一本心脏图谱。“这些老师年纪比我大很多，我不好意思直接说不行。”更重要的是，赵欣发现，和教授们朝夕相处，自己也被他们的科学精神感染了。“看到一个标本，觉得特别标准的时候，高兴得和孩子一样。干活从来不考虑周六周日，完成了工作才会特别高兴。我学的是艺术，教的是艺术系学生，懒懒散散惯了，看到他们，就觉得特别感动。”
还有一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赵欣的想法，那是一次心脏解剖拍摄。平时的拍摄工作，赵欣身边一般只有一个解剖老师，而那一次，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二医院，以及学校里许多搞心脏研究的专家都到了。拍摄过程中专家们争论得很激烈。解剖专家说，解剖学对位置和角度有严格界定，比如说左前斜、右前斜、内侧、外侧、浅、深之类的解剖方位术语，都必须在固定的拍摄角度之下才有意义；临床医生们则不同意这种拍法，他们说图谱就是治病救人用的，拍摄必须按照在手术时能看到的实际角度为准，不能在手术时和病人说，劳驾您翻个身，我们看不见心脏的背面。
“其实他们争论的角度和方向，我的相机歪一点或者偏一点都很容易做到。”那一次争论让赵欣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他们为什么这么认真地争执，是因为我拍下来的照片，将来就是治病救命用的，一点都不能马虎。”
了解到工作的重要性，赵欣也不像以前那样消极妥协了。她向解剖教研室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光打得太平，立体感没了，这样也不利于临床应用。”她开始自己给自己“加码”，每次按要求拍一张，再按自己的想法拍一张，放在一起给教授们看。“慢慢地，他们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觉得我说的不无道理。”
解决了明暗光比问题，等于扫清了标本拍摄一大障碍。怎么打光，怎么选角度，也是特别关键的两个地方。人体器官如鬼斧神工，复杂，精妙，沟壑起伏，细节颇多，实拍前要特别认真地观察才能打好光，很练眼睛；另外角度也很重要，开始赵欣总是为了漂亮而选角度，教授说，是漂亮了，不是我们治病救人需要的！后来她调整了很久，才接纳了端端正正的拍摄角度。
工作越来越顺利，赵欣渐渐忘了自己曾经在科学和艺术两界间的茫然。2005年的一天，一个学雕塑的老同学到她家玩，顺口问她最近拍了什么作品，她拿出几张照片给同学看：“你猜这是什么？”
“是树枝，还是珊瑚?这么漂亮！能不能送给我，我想当作雕塑创作的题材。”
赵欣笑了：“这个，咱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那是铸型的血管和神经，在黑色背景下像宝石熔炼而成的河流一样熠熠生光。“我只是挑了一些我认为比较漂亮的照片，可是同学那么激动，我第一次觉得，也许这样的题材也有艺术创作的价值。再拍摄时，我也有动力多了。”
一切仿佛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着。赵欣拍完心脏，又开始接触塑化人体标本。
冬天的一个傍晚，赵欣正准备拍摄当天的最后一组照片——一个站立的标本。为了达到好的拍摄效果，摄影棚里其他的灯都关闭了，只留下一盏。棚里很安静，只有快门的咔嚓声，突然，她觉得被谁拽了一下。
“我往前走，走不动，就感觉后面有人拽我，特别特别害怕，根本叫不出来……后来发现是我大衣上的帽子挂在一个标本的手上了。”
惊魂略定，过了两天，她又开始了拍摄，这次是一个摆出投篮姿势的人体标本。“也是只有一盏灯，我离那个标本很近很近，在它身上测光，结果不知怎么回事，它手里的篮球忽然掉下来了，正好砸在我头上。”
被结结实实地吓了两次之后，赵欣绷不住了，她开始做梦，标本们和她说话，让她帮忙把身上盖着的布拿下来。“我想这工作我是没法儿做下去了，心理压力太大了。”
【夜路有人同行】
这时候，有人对赵欣说了一句话：“既然都坚持这么久了，那就不应该放弃。”说话的人正是她的先生，不吃她做的饭、为“人头”跟她吵架的那个人。
把时间倒回“人头事件”。赵欣曾经把这件事讲给解剖教研室主任隋鸿锦听，讲完了，隋教授找出一些书，让赵欣带回去给先生看。那是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大师画下的人体构造图。据说达·芬奇亲自解剖过30多具尸体，米开朗基罗做过12年尸体解剖，他们揣摩研究了人体结构，为日后画出栩栩如生的人像作品打下了基础。
“我拿回去给他看，然后我们俩就在家里聊起来。艺术和科学始终是关系紧密的，在他们的时代，做科学研究是为了艺术服务，那么现在，也应该可以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找到展现艺术的空间。”赵欣趁热打铁，又把那些自己拍下的“不像标本的标本照片”拿给先生看，“他也挺兴奋的，说我们自己对自己太不了解了，原来我们身上还有这些可供艺术创作的东西，这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反对了。”
赵欣被塑化人体标本吓着之后，曾经带先生去看过一次自己的工作环境：远离市区的偏僻工厂，仓库改造成的摄影棚，里面放满了各种姿势的人体标本，冬天连暖气也没有，必须穿着军大衣，一拍就是一整天。先生看完半天没说话，最后问赵欣：“这就是你的工作环境？”她点头，他又说：“看来你还有很多方面是我不了解的，我需要重新认识你。以后我多陪着点你吧。”
说到做到，之后，他开始经常陪赵欣一起拍照，两个人在现场有商有量，想法不同时也会争执。有了先生“壮胆”，赵欣不再那么害怕了，还忍不住幽他一默：”过去我刚开始拍摄的时候，他老嫌家里有标本味儿，每次我一回家，他就把我的外衣洗了，等到他自己开始拍的时候，严于律己，回到家内衣外衣都洗一遍！”
现在，赵欣涉及的拍摄题材更加广泛，过去只是拍正常器官，现在开始拍有病变的器官。她发现自己的健康观也渐渐发生了改变：”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有时会问问她们的第一计划是什么，她们说是美容减肥。我做了这份工作之后，慢慢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看到那些脑出血的实物，硬化的肝，你会觉得，外表漂亮与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健康。”
曾经看到解剖就吃不下饭，现在兜里老装着张小卡片，上面是她拍的“健康肺”和“吸烟肺”的对比照片，看到朋友抽烟，她就习惯性地把卡片拿出来给人家看：“还抽烟!你的肺就是这样的。”
“我学到不少解剖知识，开玩笑地说，我是医学本科生的水平，这是脑干，这是垂体，基本上全身的骨骼、内脏和一些血管拿来，我都能认识。这就是我们擅长的形象思维，看过的，拍过的，就能记住。”
学校解剖教研室的老师们，拍完心脏之后想拍神经，拍完神经了想拍运动系统，消化系统，想法越来越多，计划越来越系统。
赵欣也越来越安心地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医学摄影她会坚持做下去，作为一个教新闻摄影的老师，她还有自己的创作方向，日本节日民俗，大连基督教派的活动、城市新旧建筑、医生制作标本的过程……在那些题材里，她又做回让别人和自己都熟悉、开心的赵欣。
编辑 赵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