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墨家文化、法家文化等。传统文化是起源于过去、融合现在与未来的动态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广泛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墨家文化和法家文化，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精彩书评]
　　一本最切世用的书
　　文/李志茗
　　《韩非子》是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涌现出来的一部集法家学说大成的政治著作，共20卷，55篇。
　　后来尽管韩非死于非命，但他的文章并未因人亡而遭唾弃。相反，更受世人重视。李斯称它们为“圣人之论”，将之作为治秦的国策;而秦朝主管图书档案的御史则将它们编成《韩子》一书以存世。韩非排斥仁爱，反对复古，主张君主掌握大权，修明法制，以术御臣，厚赏重罚，奖励耕战，富国强兵。他的学说是统治者控驭臣民的政治哲学，即所谓帝王之学，因而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青睐。虽然秦以后的各个王朝表面上或推崇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或尊奉儒家学说，以孝治天下，但内里则无不以韩非的术治理论为圭臬。毛泽东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正因为韩非的学说直接促进了在中国延续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并成为支撑整个中华帝国大厦的理论基石，所以综观中国古代，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中，还没有哪一家的实际政治效应和政治影响能超过韩非的，这就难怪蒲阪圆在《增读韩非子题辞》中，慨叹“诸子中，唯韩非书最切世用”。
　　（选自《读书周报》）
　　开创说理散文的先河
　　文/王立群
　　《墨子》为墨翟及其弟子、后学所著，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汉代有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墨家的思想，就其對整个社会文化的看法来说，是提倡质朴和实用，所以对一切语言文字的表达，强调有切实的内容，以道理说服人，反对无益于实用的修饰与文采。这种观念，对于论说文自有相当的道理，对于文学作品，就不太适宜了。《墨子》一书的风格，也正是如此。语言质朴，逻辑严密，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理。如《非攻》篇，先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囿，窃其桃李，众闻而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以自利也。”然后再说攘人犬豕鸡豚者，取人牛马者，杀无辜人夺其衣裘者，再三说明“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的道理，最后归结到“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条理非常清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的论说文，就是从《墨子》开始的。就此而言，它在中国散文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选自《王立群文集》）
　　[今人观点]
　　墨子的不幸
　　文/张海晏
　　读先秦诸子，墨子总是让人产生莫大的同情。
　　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显学”，《墨子》一书是中国思想百花园中的奇葩。可是，在《墨子》中，墨子与其弟子的对话都是极端非人格化的，他没有刻意留下什么个人的身世，甚至其姓氏与国籍都没有明确的交代。关于他的姓氏，最通行的说法是姓墨名翟，亦有史家认为墨子姓翟名乌。关于墨子的国别，有的说鲁国，有的说宋国，更有奇者，说“墨”即“黑”，“翟”通“狄”，疑他为印度人。墨子没有留下足够的个人信息供后人寻根与缅怀，应该说是他的不幸。
　　墨子自称“贱人”，“北方之鄙人”，擅长于器械发明。这说明墨子本是地位低下之人，一个工匠，极可能是木匠出身。墨子早年虽“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但嫌其烦扰害事而弃之不继。他主要靠自学成才，并强调实用知识而非词章文采。所以，《墨子》的文风生硬、呆板、乏味而重复。“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大概是《墨子》失传的一个原因。若果如此，岂不哀哉？
　　“显学”墨家到了汉初突然销声匿迹。追其主因，胡适认为，一是墨家“兼爱”与“非攻”的学说与时代不符，二是战乱不利于科学研究与哲学思考（《先秦名学史》）。郭沫若则认为，一方面是墨后大多逃入儒道而失掉墨子精神，另一方面他们过分接近王公大人而失掉人民大众（《青铜时代》）。英国汉学家葛瑞对墨家的理性和科学精神给予了极高赞誉，认为中国的理性论辩始于墨子，而后期墨家则完全分享了使全部知识纳入理性范围的希腊理想。这里，我们不妨斗胆做一历史假设，如果墨家的理性主义与科学精神后来没有断绝而是发扬光大的话，那么中国中世纪的科学史和观念史恐怕早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此一假设若能成立，反过来说明墨家的衰歇远不是墨子或墨家一家一姓的大不幸。
　　（选自《光明日报》）
　　嫉性的腐蠹——韩非
　　文/唐书颖
　　总觉得历史上可以值得一说的人都死得太早。人，大凡拥有了大智慧之后，便溘然而逝了。像伍子胥，像霍去病，像比干，像诸葛亮……，但像韩非这样死去的似乎更多。
　　嬴政对韩王国发动的攻击，这一次侵略行动，是传奇性的，不是为了土地，而是为了人才，这个人正是韩非。
　　韩非是韩国的一个王子，面对国家的日益衰落，他忧心忡忡，在政治上主张变法图强，积极向君主献计献策，却不被采用，于是他十分郁闷地转而埋头于著述之中，写出了《说难》《孤愤》《五蠹》《说林》等五十六篇，共十余万字的作品。
　　当时秦王读到他的文章时，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足见韩非子对治国研究的程度之深。后始皇用韩非之说，兼并天下。也可见一斑。
　　都说韩非是进《存韩》而韩亡，著《说难》而以说身死，这实在是不能怪韩非，我们知道韩非子天生结巴，天造的如何能更改之。既然在那种时代无法靠做“说客”，不能像苏秦与张仪一般光张嘴就可以横扫千军，也只好像他的老师那般著起书来。 　　在韩非的法治观念中，强调重刑，“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就是这个道理。重法的目的是“杀一儆百”以达到利于国家的目的。这样，犯法的人少了，这样国家也就昌盛起来。
　　只可惜，秦始皇不识人才，就因李斯“不如以过法诛之”一句，“下吏治非”。后悔又能如何，眼睁睁地看着一代良才就这样毁了。
　　李斯其人文采飞扬，但为人阴险毒辣，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不择手段。
　　正是他痛下黑手才导致韩非为冤狱所害，事实上他们还是同学，不幸的是庞涓和孙膑的故事再次重演。当李斯下这个决心的时候，他似乎还念想昔日的同窗之谊？我们不得而知。
　　但当韩非喝下那毒酒之后，一切隐在李斯心中对韩的妒火逝去，秦王悔之，民痛之。人终归免不了一死，但要看怎样的死法。
　　韩非死，名义上死在祸从口出，是死在传统的“枪打出头鸟”下，实质上他的死，是因为他的法家思想。其光芒照到政体的黑暗处，会使一个阶层、一个团体，失去大部分的利益，使他们的勾当无处藏身，这就造成了他被“黑”了。他轻轻的走了……
　　（选自《读书周报）
　　[综合品评]
　　墨子与韩非子虽都是一代思想巨匠，但其结果均是不幸的。俗话说得好，幸运的原因大致是相同的，而不幸则各有各的不幸。墨子最大的不幸，当为他的思想不被同时代人理解，而最终使他光芒万丈的思想失传了。韩非最大的不幸，則是因为秦始皇的不识人才和李斯的嫉才，也使得一代良才就这样毁了。他们的人生结局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思考和启迪。
　　[比较深化]
　　墨子与韩非子
　　文/叶斌超
　　把墨子与韩非子放在一起，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两人都从儒家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固不必言，而由于韩非与李斯曾同学于荀卿，当然也可以划入儒家者流。二是他们属于儒家阵营中的“造反派”，而在批儒的历史潮流中也都算得上是顶厉害的角色。但两家也有同中之异，除了时间、地点、动机不同之外，由于“反传统”的具体内容及根本目的相去甚远，所以在相同的表象下也就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具体说来，大约有如下几点。
　　首先，尽管都是功利主义者，特别重视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但在如何获取财富的手段与方式上，这两家是完全不同的。按照一般的逻辑，财富的获得不外乎两种手段：一是通过辛勤劳动从大自然中获得，二是通过军事手段去掠取他人的劳动成果。如果说墨子属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类，那么韩非子对此则十分看不起，他不仅把劳动创造的财富看作是“小利”，而且还明确地表示过“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十过》）韩非子有一些著名主张，如“当今争于气力”（《五蠹》），如“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克而无齐”“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初见秦》）等，都意在强调军事工具在国家机器中是最重要的。这是韩非子“非周礼而越孔孟”，把政治理论的中心从生产斗争转向军事斗争的原因。
　　其次，两人对儒家最看重的“自然血缘”都持批判立场。墨子提倡“兼爱”而反对儒家的“亲亲有术”，韩非子更是把儒家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撕得粉碎，他举父母与子女的例子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六反》），出于父母的怀衽尚且如此，“而况无父母之泽乎？”在他看来，人际关系类似于“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备内》），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使儒家那种热心肠冷静下来、甚至变残忍的呢？
　　再次，作为一种沉重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也一致地压抑人的审美需要。这时他们的批判矛头不仅指向儒家，也有满眼瞧不起庄子的意思。什么情感需要、心理上的适不适呀？在饭都吃不上（这是墨）、在脑袋随时可能搬家（这是韩）的危机存亡境遇中，不都是胡扯淡吗？而这也是他们与儒家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
　　尽管墨子与韩非子表面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一个是心系百姓，另一个只关心最高统治者，或者说，一个是为了恢复远古大同世界而反对文明时代任何狭小的私人集团利益，而另一个则是在为一个人对天下苍生的剥夺与压迫进行理论上的证明与辩护，这就是他们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今天看来，尽管一个无比高尚，而另一个十分险恶，但由于在逻辑上都走向了极端，所以在现实中总是难免要全面失败的。
　　（作者：张坤，安徽省临泉县靖波中学）